个体小农的生产生活
张吉星
在自上而下的乡村治理政策执行中,有三个层级至为关键,一个是乡镇政权,一个是村级组织,再一个就是单家独户的小农了。中国有将近九亿农民,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无疑是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他们行为举止关系到自上而下乡村治理政策能否真正得到落实,关系到“三农”问题能否迅速得到解决,更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不了解农民的所思所想,就不能科学合理的进行决策,一切大而无际的论道都将是一种空谈。那么,个体小农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以及心理活动到底如何?隐藏在九亿个体小农行动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个体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支配个体小农行动的逻辑能给乡村治理带来那些启示?解读农民,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无疑将为乡村治理政策的制定和三农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从内容上讲,个体小农所热衷关注的范围是比较狭窄的。从血缘关系的角度讲,个体小农所真正用心关注的范围不外乎子女、父母和兄弟姐妹,出了这个圈圈,利益衡量的因素往往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有利益关系就关注,没利益关系,就基本不关注。一般而言,自己的衣食住行和子女的生活、教育和工作基本上是所有个体小农共同关心的,在此基础之上,青年农民也往往比较关注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基本情况,中年农民对于兄弟姐妹和父母的关注程度就比较微弱了,老年人更是如此。从地缘关系的角度讲,个体小农并不是极端原子化的小农,合作现象广泛存在,但这种合作的规模是很小的,仅仅局限于周边要好的两到三家,因为单家独户并不能完成农忙时期的工作。这种合作往往也基于利益衡量的考虑,也就是说,我帮你做农活的目的是希望你也能帮我。
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比较的角度讲,经济利益是所有小农最关心的,他们生产生活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提高经济收入,所以,但凡遇到经济方面的事情,他们会很积极,对于各种惠农的经济政策,他们往往很热心参与。这里笔者不禁要提到一件事情。笔者曾组织参与过两次农林部门组织的农业技术培训,这两次镇农技部门都邀请了县里的专家为广大农民授课,而效果却是大相径庭,第一次因为会赠送洗衣粉等礼品,所以在讲座开始的一两个小时,村部门口就门庭若市,好不热闹。而第二次因为没有礼品赠送,直至讲座开始后的半个小时也就十几个人,其中还有几个是村干部为交差而叫的家里人。文化活动相比较经济利益而言,个体小农的关注程度就比较微弱,乡村组织举办的文化活动中参加的农民往往也不多,农村的文化活动无外乎抱孩子、看电视、打麻将、打牌等几种方式了。个体小农对于政治的关注几近冷漠,村庄基本上处于无政治状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关注自己、子女、父母和兄弟姐妹、基于经济利益考虑以及日复一日的生产生活是个体小农行动的核心逻辑。每个个体小农都把自己固定在一个极为狭小的范围之内,他们最关注和自己关系最亲近的人,对于其他人来讲,除非有个人利益上的衡量,否则他们很少给予关注。和经济利益沾边的事情是个体小农主要所从事的,出了经济活动这个圈子,个体小农就极为冷漠,村庄文化是非常单一的,村庄政治更是极为罕见。当然在此基础之上个体小农也会基于人情和面子而行动,但人情和面子要服从于经济利益上的算计,一旦人情和面子会带来利益上的缺失时,个体小农就会撕破脸,为利益而“战”。个体小农行动的逻辑是市场经济与乡土中国相碰撞、融合的产物,必须引起极大的关注。
个体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支配个体小农行动的逻辑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特质,是党和政府制定执行政策的基点,不了解中国农村的这种基本特质,制定好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偏差,就会违背政策制定者的本意。个体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支配个体小农行动的逻辑给我们提供如下启示:首先,要认真把握农民幸福的含义。农民幸福是指农民由于获得自己获得经济利益、自己最亲近的人获得幸福等因素才感到幸福,而不是治理一下环境、搞一下讲座、举办一次活动而让他们幸福。作为乡村治理政策的受体,政策制定者的本意往往是想让农民获得幸福的,而结果事与愿违的原因在于他们没能真正把握农民幸福的含义。其次,政策制定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只有农民自己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因此,应该在广泛征求农民意见、吸纳农民代表的基础之上进行乡村治理政策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