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始于80年代中期,也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学术界普遍认为农村养老问题是中国养老事业的关键问题。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考我国传统社会中关于农村养老的文献资料,结合2009年8月于湖南省岳阳县进行的农村养老状况的社会调查,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野分析我国农村社会养老资源和关系的互动与博弈状况,对当前我国农村养老危机的病源进行新的省思。
一、传统社会养老主体是“家庭+家族”
大部分农村研究倾向于把我国传统社会的养老方式定位于“家庭养老”,并认为现在农村的养老方式不过是传统方式的回归和部分改变。笔者通过文献阅读和社会调查,发现传统社会的养老并不仅局限于个体家庭,家族在传统社会养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传统社会的养老模式是“家庭+家族”,即以个体家庭为依托,家族给与补充性物质资源、舆论监督、意识形态合法性维持和强化等社会支持,推动农村社会养老的正常有序发展。
家族制度是我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制度之一,家族是以家庭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传统社会,养老不是仅仅依靠个体家庭的力量,在物质资源、监督、意识合法化等方面,家族和个体家庭是养老的两个重要的支撑。
第一、家族资源为个体家庭的养老提供了多样化的物质支持。由于家族在个体家庭外掌握有相对独立的物质资源,所以家族可以在一定时间段内作为一个稳定的支持源。族田是家族内部能够介入个体家庭养老的基础条件。族田的收入的支出之一就是救济贫困族人。
第二、家族在宣扬“孝”等思想方面起了不可替代作用。“孝”的宣扬既有利于维持个体家庭和家族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也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孝”的宣扬为个体家庭内部的养老状况提供了强大的道德支持,为老人的生活状况提供了保障,养老超出了家庭的范围。
第三、家族在家庭养老情况的监督上起重要作用。由于家族掌握了一定的被政府和民间双重允许的权利和社会资源,所以其可以对内部个体家庭的养老情况进行必要的监督。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和公共权力的家族可以很好的克服家庭自我监督的不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传统社会的养老过程中,不仅存在家庭这个主体,由于家族和家族背后的政治力量的长期存在,家族作为合法主体存在于社会的养老之中,为养老的衣食、残病、思想宣传、民情监督等方面提供全面的支持和保障。
二、农村养老过程中“资源--关系”的博弈与互动现状
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再次发生改变,伴随着市场经济向农村社会的渗透,农村社会养老关系由传统社会中的“家庭+家族”养老开始朝向单纯的家庭养老转变。由于家族的消失和集体经济自身局限,农村社会中家庭养老的补充性资源和可替代性资源减少,农村社会的养老越来越依赖于个体家庭,家庭养老的本土性社会保障失去。快速的社会转型中,父母失去了传统社会里的优势地位,子女开始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和优势地位,以前“自上而下”的直线关系开始朝向“自下而上”的反向关系转变,农村社会的家庭养老问题凸显。
在一个资源贫乏且流动性低、以家庭和伦理为本位的传统社会中,父母不仅掌握了个体家庭里的资产,而且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情况也是子女可从个体家庭之外得到更多资源和生存条件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赡养老人包含了作为相对封闭的个体家庭中子女的发展空间和上升途径的理性考量,更多的可能是外在社会强加给个人的任务或标准,是个人与个体家庭之外的社会进行资源的互动和博弈的结果。
然而现在资源的互动和博弈的方向却发生了改变,年迈的父母被迫主动向子女博弈。个体家庭之外的力量已不能对家庭赡养情况产生明显且是有利于父母的积极作用。当前伦理道德已不是衡量个人社会地位和能力的重要指标,子女对家庭的依赖度下降,养老也开始被普遍认为是个体家庭内部的事情,与其所在村庄、亲戚网络等都不相关,与国家也直接联系。现在的农村社会,个体家庭的经济状况普遍较差,过早的分家进一步削弱了家庭的财产情况,老年人已不能够掌握家庭中的资源和话语权;加上国家对农村家庭养老没有进行实质性投入,集体经济发展困难重重,村集体也没有对家庭养老进行资源补充,所以现在的家庭养老的主体被迫减去了国家和集体这两个重要力量,家庭养老的补充性资源和可替代性资源严重不足,国家和社会失去了对养老的制约作用。现在赡养父母反而成了子女的一个负担,降落为子女的累赘。
在岳阳县农村,由于政府财力的限制,政府没有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额外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帮助;加之集体经济基本上一片空白,村集体自身运转的资金不足,在无法切实落实五保户政策的情况下已不存在为大量存在的家庭养老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在目前的国情下,也不存在NGO等公益力量介入养老。而且由于村委会等自治组织面临的现实困境,没有能够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据村干部反映一般情况下村委会不会主动介入养老纠纷,甚至介入了也起不到作用。至于村里面其他人也不会管这种事情,其他老年人虽然对这种事情不满,但也无能为力,只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发生在自己家里。所以笔者发现岳阳县农村真正在家庭养老中起作用的只有子女,养老局限于农村个体家庭之中。
三、家庭养老危机的原因分析
在历史比较法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岳阳县农村调查情况,笔者从资源、关系的博弈和互动的角度,将主要从以下5方面论述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当前面临的养老危机的原因:
第一、国家力量的退出
由于国情的制约,农村社会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加之特殊的历史时期,“孝”作为封建伦理思想而遭到批判。国家不仅在思想上长期退出,更重要的在资源的提供方面也退出了。赡养父母不再是个人与社会进行资源博弈和互动的手段,蜕变成了家庭内部行为,与国家开始无关。
第二、民间力量的消失
家族在建国后一系列的改革中退出了历史舞台,家族再也无法承担家庭养老的部分职能,但遗憾的是这部分职能没有另外的平台承担,民间力量开始在农村家庭养老中弱化。
受访谈老年人表示以前的养老工作做得更好,因为有集体和家庭双重照顾;另外80年代时期,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发展较快,集体的财政收入较好,且可提留税收,所以村集体在养老这方面的投入就相对要多些。集体经济的衰退甚至走向消失对农村养老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村集体在自身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无法向这个公益事业投入更多的资源。
第三、基层组织的弱化
随着90年集体经济的衰退和改革的推进,基层组织变得有名无实,集体所掌握的资源和权力消失,其管理作用逐步弱化,基层组织在农村的政治宣传、思想教育、物资管理、资金支持方面都无法起到作用,对自己社区内部的养老无能为力,养老问题在思想上也变成了家庭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
第四、孝道伦理的衰落
在全面的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我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利益至上”逐渐在社会中成为了重要的行为逻辑,孝观念开始淡化、亲情淡漠、家庭之间代际关系摩擦加大。在缺乏道德润滑和调节的作用下,家庭养老矛盾很容易激化。
第五、公众监督的沉默
在上世纪90年之前,家族和村集体直接承担了家庭养老状况的监督力量和奖惩力量,但随着这两个公共主体逐渐淡出,农村社会里关于养老状况的监督就走向了沉默和失语,大众的关注点已无法向家庭养老这一领域集中。
四、农村家庭养老成功个案
农村社会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但并不是否定农村社会也同样存在着赡养老人状况好的案例。
养老其实是一种家庭资源在家庭结构中的再分配和再利用。资源的多少及分配、运用的方式与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家庭内部成员的关系、家庭与社会的关系等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资源和关系两者是互动的。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岳阳县Z镇一位老年人的老年生活过得比较满意。案主A基本情况:男,74岁,妻子已去世多年,其身体较好;育一儿两女,均已结婚,儿子和儿媳现任教于中南大学,女儿均本科毕业后分别在长沙市和岳阳市工作;A从20多岁时就在村委会工作,担任过村长、村支部书记、镇敬老院院长,每月的退休金为1700多元,另外子女会不定期给他汇钱。
A对其现在的生活很满意,觉得现在的生活状况得益于自己擅长做政治工作,把三个子女培养得好。A说自己一直认为读书是硬道理,所以一直要求子女好好读书,坚持给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子女在恢复高考后都顺利的考上大学。A表示在农村社会里,老年人没有提前为自己养老做物质和金钱筹备的可能性,但他并不是没有提前考虑过自己的老年生活问题,他在40多岁的时候就决定一定要把子女都培养好,只有子女以后有出息,自己的养老就不成问题。据A的陈述,除了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外,在子女结婚问题上的投入并不大,三个子女在正式结婚之前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儿子和儿媳妇在家里举行了个仪式,两个女儿是长沙市和岳阳市结婚,现在A居住的房子,就是经过三次喜事维修后的老屋,里面有洗衣机、冰箱、电视机等。
在国家、社会、村集体甚至村民互助和舆论逐渐失去了作用的背景下,A的生活依然很好,按他自己的观点是得益于自己政治工作做得好、子女有出息,不如说是A在这场关于家庭养老的资源与关系的博弈和互动中取得了优势,在互动中为自己的生活提前做好了准备,他从自己的教育投资中收获了自己的地位、子女的尊敬和孝顺,赢得了自己老年生活的应有资源和与子女之间的良好关系。
养老其实需要的还是资源,但这种资源必须要有合适的关系来维持。传统社会里的关系有国家、家族、个体家庭不停的建构,但现在社会却出现了建构的主体真空,所以在这种持续的资源和关系的互动和博弈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开始上升为最明显、最重要的单线关系了。老年人需要考虑养老问题,以后将成为老年人而现在仍在抚养子女的年轻人们也需要考虑,可能这种考虑不关乎道德,而是因为农村人也有自己的行为逻辑。
五、小 结
现在农村社会的家庭养老已不存在传统社会中的那种“自上而下”的单线互动和博弈过程,而是一个长期的父母与子女在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资源博弈和互动的过程,家庭养老状况就是现在资源博弈和互动的结果。
现在我国中部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基本上从社会性事务转变到了个体家庭性的事物,社会性力量和主体都纷纷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退出了应是家庭和社会一起承担责任的平台,农村社会养老由一种社会性资源与关系的互动和博弈演变成了家庭结构内关系网在资源再分配上的互动和博弈,虽然博弈的空间变小和互动关系网络简单化,但矛盾却越来越突出。农村养老危机的化解需要国家和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同样孝道伦理的重塑亦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急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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