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介:廉思的《蚁族》描绘了北京普通大学生的生存现状,本文则是要白描外地进京务工农民的居住、生活样态。针对产生问题的根源,提出合理化建议。
  • 京城楼下的民工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杨靖邦

    内容摘要:北京城里有个特殊的居民群体,他们住在地下空间。楼下的城市居民和蚁族颇为相似,却又有不同。京城楼下的居民,年富力强,学历水平多为大学本科以下,较多从事低端的商业、服务业及制造业,收入千余元左右,职业流动性强等是其显著的群体特征。这群楼下的居民,在北京城市高房价、就业机会多的情况下,选择在京城生活、工作。如果城乡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得不到破除,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在专著里反复强调的,京城楼下的居民就不可能住到楼上去。

    关键词:地下空间;农民工;生存现状;社会结构;城乡二元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座历史文化悠久,国际化程度很高的超大型城市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巨大的社会机会和经济文化资源优势吸引全球的优秀人士来此发展圆梦。2009年年末业有1755万的常住人口。其中,外来人口有509.2万人,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9%[1]换句话说,北京常住人口十有其三是非北京户籍的外地人。除此以外,2006年公布的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还显示,截至2005年底,北京市的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573万人(北京市统计局,2006)。非北京户籍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与北京人一起为首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他们并没有能和北京市民一起享受相同的社会经济待遇。在北京的这些外地人中,有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之所以说他们特殊,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群体特征。这群体特征中,最为显著的就是他们都居住在北京当地人楼下的地下空间。笔者将他们称作“京城楼下的民工”。

    笔者拟在本文中把自己在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李君甫副教授的指导下所作的观察和访谈笔记作简单的梳理,用客观中立的实证笔法呈现京城楼下居民的生存实况,及寄居地下空间的主要理由,最后提出改进他们住宿条件的可能性方案。

    一、 文献回顾

        关于北京市地下空间外来人口的研究,在公开出版发行的电子出版物和互联网上,笔者虽然并未能检索到学术界的相关专题研究文章或者著作,可是却读到了以下六篇分别由北京市检察、公安、政协等职能部门的政府官员以及新闻媒体记者从各自特有的观察视角和职责范围撰写的热心改进的政策建议文章和带有预警性质的报道。

        李广森和贾国勇在2006年第17期《检察风云》上撰写的《北京城下城群落写真》的特稿中,围绕北京市地下空间管理规范化这个主题,一方面描摹出北京市地下室居民的社会群体归属困境、地下室存在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提醒政府和社会各界重视地下室居民居住环境恶劣的现状,希冀各方以现代文明社会的扶持、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的“首都风范”朝着规范有序的方向群策群力、通力合作,不断改善地下室外来人口的生存样态。

        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委员曾明在200566日的《人民政协报》中以《北京人防工程出租地下室隐患多》为题撰文,点出了人防工程防空洞改造成为地下室出租而引起的地上北京居民社区安全与安定的五个问题,并给出了合理化的对策。曾委员说的是如下这样的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治安问题;二是社区安全问题;三是卫生防疫问题;四是消防隐患问题;五是社区绿地秩序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他也相应地给出了四方面的建议。其一,政府的人防、公安、消防等相关职能部门通力合作、集体出台切实可行、可操作性强的规范化运营、管理实施细则;其二,对于属于国有资产的人防工程地下室,做到产权归属明确,管理和赢利的权责明晰;其三,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所有的地下室,政府职能部门要充分发挥好管理和监督职能;其四,分清地下室出租的主管和协管单位,避免政出多门导致的地下室监管混乱局面。

        20081月《现代职业安全》杂志的《城市的阶梯——群租房事故隐患凸现》一文中,新闻记者报道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外来人口居住的群租房存在的事故隐患的事实。作者亲自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附近的紫金公寓以及学院路周围地下室的群租者,反映了外来务工人员居住房间狭小,房价低廉和安全、卫生隐患多的状况,同时也认同群租房存在的现实意义,即担负着暂时缓解一线城市房价高昂、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多、收入低,仍然有居住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的实际作用。该记者呼吁政府能够把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记者盖东海在2006118日的《消费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归属权不明确导致问题层出不群:禁阻令难治地下室出租顽症》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阐述了北京市地下室存在的防火、防盗、卫生等安全隐患问题,认为归属权不明是导致地下室混乱局面、问题丛生的主要原因,建议政府明确地下室的产权归属,让地下室的真正所有者肩负起自身的责任,保证北京市民和外来流动人口双方的合法权利。

        刊载于19994月《时代风采》上的关明强撰写的《透视未婚妈妈》一文,讲述了曾经与作者自己一同住过北京地下空间的年轻女孩和已婚男子发生婚外情未婚生子而生活困难的悲惨遭遇的真实故事,尽管这样的事情在当下社会早已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社会问题。但是此文的意义不仅在于此,更为关键的是它的写作时间。通过这篇文章,笔者直接得知北京地下室的存在至少可以上溯到1995年,间接地从文章中推断出北京的地下室甚至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头几年就出现的。可以这么说,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北京城之日,就是北京的地下室产生之时。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刘燕光副局长在他写的《突出力量整合,强化主动进攻,最大限度地提升地下室的管控能力》报告中,强调了做好地下室管理和控制的重要意义和提高地下空间管控所应采取的标本兼治的管控措施。

    二、 研究方法

    在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李君甫副教授的悉心指导下,笔者和课题组的其他成员从样本代表性和普遍性的角度考虑分别选择了不同区位的样本点进行实地调查。笔者选择的参与式观察地点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劲松街道办事处的劲松一中校门前的地下空间。

    该地下室是在笔者先后走访了鸿雁、双龙、潘家园、松榆里、慈云寺等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的不同居民小区后,然后基于笔者自身的研究能力、项目课题本身的特点、调查地点实际介入的可操作性等诸多方面权衡利弊、综合考量后的优化选择。

    李君甫副教授还从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中抽出时间邀请两名地下室管理员,并亲自主持召开了北京地下室外来人口基本情况的典型个案座谈会。这次座谈会让课题组的成员明了了北京市地下空间的基本状况,为本文的写作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三、 北京地下空间居民的基本状况

    1. 基本概貌

    北京地下室的大体数量规模。2006年的一项引用官方统计数据的调查表明,北京市当年大约有3000多个独立的地下空间。如果以每个地下空间住有50户人家测算,在这3000多个独立的地下空间中就容纳了15万户外来务工、求学、就医人员(李广森&贾国勇,2006)。

    北京地下室的分布范围。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大首都功能核心区和朝阳、海淀、石景山、丰台四个城市功能拓展区普遍存在地下空间。特别是西城区复兴门、宣武区的北京儿童医院,海淀区中关村、学院路,朝阳区的国贸等公司、学校、医院聚集的区位地下空间尤多。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大兴5个北京市的城市发展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地下室。

    北京地下室的居民社会经济特征。居住在京城地下空间的人,都是外地的务工、求医、求学人员。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而以北京临近的省份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为多。这些人都是青壮年劳力,从18岁到50岁都有,平均年龄在35岁上下。所受教育程度也是初、高中者居多,鲜有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者。月收入都是基本维持生计,少有余钱。这也是他们选择居住地下空间的原因之一。有个被访个案告诉笔者,自己的女朋友来北京了,都没有地方住。

    2.居室的物理条件

    笔者走访的地下空间的居住条件大体一致,差异不大。从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的双龙小区到劲松一中附近的私下空间,它们大体有诸多一致的地方。一是都是人民防空工程,在和平时期,为了筹措维护防空设施的经费,政府主管部门允许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结合北京房价高昂、进城务工人员有大量居住要求的现实情况租赁出去。防空洞往往有很大的面积,而且别划分为若干个区。例如,潘家园社区下面的一家地下室就被划分为ABCD四个区。每个区大概有50户人家,分别是从入口往里的四个不同的方向。进去的道路是很长的,最长的估计有200米左右。二是房间内部条件。地下空间最小的只有4平方米,最大的也只有10多平方米。房间的高度有2米上下。有些靠近边缘的还有通风的窗户,大多是密不透风的。室内有简陋的木板床一块,有些有衣柜,大点的房子。有几家也有电视、网线和电话,这是要额外计费的。电话可以买201等卡,也可以包月。电视和电脑都是包月的。

    2. 居民的家当

    地下室居民室内实在没有太多的摆设,可谓简约得很。一是炊具。电饭煲、电磁炉、烧开水的电热壶等吃喝用具,多是居民的生活必备品。这些电器没有什么品牌可言,都是些使用价值居上的用具。二是生活用品。如被褥、衣服、化妆品、梳子、镜子、鞋子、袜子等物件。三是生产资料。如书籍、电脑(少数有)、电动车等。

    3.盥洗室

    地下室居民的厕所与洗浴室空间很狭小,也很不清洁。读者可以想见得到,200人居住在一起,彼此不相往来,没有共同的联系纽带,共用一间只有4个蹲位的厕所。这厕所能干净到哪里去!洗浴间常见的是套在厕所里边,并没有单列出来。洗澡每个人一次只有30分钟,花费510元不等,视各家地下室收费的情况而定。厕所,据居民讲,常常热闹非凡,早上更是人声鼎沸。这是居民排队上厕所的情景。这其中还有不少小小的争夺资源的故事呢。

    4.职业状况

    他们从事的大都是二、三产业的简单的底端劳动。这是他们的学历水平低的直接后果。有在商场做收银员、销售员、导购的;也有做业务代表,推销产品的;还有做厨师、理发师等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收入的微薄。这是地下室大军的主力。

    地下室还有外地来京寻求机会的北漂。他们最初也会选择栖身此地。然后,去追寻自己的明星梦想。还有,患了疑难杂症的重病寻医人家,他们的陪同家属也有选择住在廉价、便捷的地下旅馆的。末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复试和艺术高考的时节,也会有进京赶考的学生住进地下空间。

    5.业余活动

    这里的人们都是早出晚归,朝九晚九,大部分时间在上班中度过。回到住处,常见的情景是一边开着电饭煲煮饭,一边眼睛瞄着电视屏幕。也会有些年轻人守着电脑,边听音乐边补充业务知识。然后,就是大量的睡觉。白日的工作让人们的身体变得疲倦不堪,很享受的就是躺在床上。居民之间,很少往来。没有熟识,便如同地上的社区人家一样关起门来。各自在自己的围城里玩着自己的“游戏”。

    四、 居住现状的原因浅析

    京城米贵,居之不易。这是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白居易初进长安谋职时,当时的一位高官对他的言语。千年以后,京城的米不再那么贵了,可是房价可谓“危楼高百尺,常人难够得”。为什么会有房价居高不下,虚火难去的症状呢?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原因有以下方面。

    一是城乡二元的社会经济结构。这是诸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城市和农村发展的不协调,也导致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农民的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导致了农业发展和工作发展的结构不合理问题。因此,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指出的,要解决这诸多问题,应该从根子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协调统一。

    二是城市化水平低于经济发展的断裂。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可是城市化率却很低,跟不上经济社会的大跨度前进。城市化率低,以至于住房紧张,供不应求,房价飙升。在北京、上海、重庆、天津这样的一线城市,低水平的城市化率更是影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和流动。事实上,这样的大城市特别需要农村劳动力承担一定的劳务。需求的牵引力招徕大量的外来人口,而他们的相应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生活保障措施又没有得到配套的保证。

    三是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太低。在我国当下的收入分配机制中,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体力劳动者的收入份额都较低。尽管各大城市都相继出台了最低工资制度,但是和高额的生活成本相比,仍有相当的距离。相比较而言,智力劳动者得到的收入却是很高的。所以才出现了任志强式的房地产开发商大胆声称自己是为有钱人建房子的。提高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和遏制高价房一样的有现实的经济社会意义。

    五、 改善的可能方案

    事物的存在总是有理由的、有价值的。北京的大量地下空间的存在也有自己的合理的经济社会价值。在经济上,它一方面为人民防空工作的浩大经费开支筹措了经费,另一方面,又活跃了房屋租赁市场。在社会层面,它给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了安身之处,为地方留住了需要的建设人才。

    事物的存在又总是螺旋式上升的、曲折式前进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原理。显而易见,我们不能因为北京的地下室现在存在这样那样的价值,就让它长期存在成为民工的居所。这和我国正在进行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是不相吻合的。为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社会和企业各界应该携起手来,共同采取措施,解决北京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条件问题。笔者从社会学的视野出发,拟提出以下建议,供各界学人批评指正。

     一是政府部门出台政策规范房地产市场。当下的房地产市场不是没有足量的房子,而是都是高档次的房子、高价位的房子。即房地产市场没有形成合理有层次的消费结构。房地产商在追求高额利润的推力下,只去建造富人居住的房子,而不去建造一般民众消费的房屋。这样一方面是培育底端房地产市场,政府出台优惠、有利的政策;另一方面政府自身应该肩负起公共福利的重任,出台类似城市居民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政策。

    二是逐步取消二元的社会经济制度,首先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差别待遇。[2]这是根本的措施。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出台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也在多个场合从社会发展、社会管理的角度谈到了统筹城乡、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广州市取消非农和农业户口的试点工作已经在全国率先开展起来。北京市情况更为复杂,但是统筹城乡、和谐发展已经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不远的将来也会在北京实行开来。这样,外来务工人员就可以和北京市民一起通过统一的市场经济购买住房了。

    三是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提高体力劳动者的薪酬待遇。[3]确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待遇,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政策,在当下资本、技术、劳动、管理等多个生产要素都参与分配的现实状况下,是相当有意义的。这样,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普通劳动者也增强了购买力。内需扩大了,房价也就掉下来了。来北京的务工人员也就可以租住地面上的房子了。

    希冀笔者的文字能够让读者朋友们对生活在北京城的农民工兄弟的生活状况有所了解,支持三农事业,关心务工农民,共促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 《北京常住人口高达1755万人》,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0-01/21/content_12852655.htm.

    [2]  李广森,贾国勇:《北京城下城群落写真》[N].检察风云,200617):14-17.

    [3]    明:《北京人防工程出租地下室隐患多》[N].人民政协报2005-6-6B03.

    [4]  晓薇:《城市的阶梯——群租房事故隐患凸现》[N].现代职业安全,200877):62-63.

    [5]  盖东海:《归属权不明确导致问题层出不群:禁阻令难治地下室出租顽症》[N].消费日报,2006-11-8A01.

    [6]  关明强:《透视未婚妈妈》[N].时代风采,19994.

    [7]  刘燕光:《突出力量整合,强化主动进攻,最大限度地提升地下室的管控能力》[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66):95-96.

    [8]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

    [9]  李培林:《完善社会建设  增进民生福祉》[J].前线,20103):14-16.



    [1] 《北京常住人口高达1755万人》,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0-01/21/content_12852655.htm

    [2]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3] 李培林:《完善社会建设  增进民生福祉》,《前线》,20103期,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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