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子文:我们到底要什么?[1]

    ——危机视角下的中国现代化

    摘要  通过反思我们发展中的问题,提出现代化与传统文明、思想文化、生态环境之间的悖论。将我们走过的发展之路,依据各阶段的时代特征划分为“资源支撑”、“制度推动”、“文化促进”三个阶段,由此产生了生态危机、制度危机、文化(明)危机,并认为是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此基础上应用公共危机管理相关理论分析这些社会问题对我们的重要性。

    关键词  现代化社会问题危机管理制度危机;文化

    “中国社会的三个特点就是,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迅速进入高风险社会”,[2](周孝正,2008)而这个阶段正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似乎透视着中国社会最根本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反思,现代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和我们到底要什么,需要找到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作为经验。

    一、现代化所引发的几个悖论

    (一)现代化与传统文明的悖论

    传统文明,就是历史文化沉淀下来的精华部分。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和丰富的资源。比如,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来自于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在《唐律疏议》中就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阻秋相须而成者也”的论述,等等。我们的文明体系支撑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繁荣,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我们的经济总量也还占据着世界的1/3左右,并且深深的影响了印度文明、日本文明。[3]有关现代化的问题至今仍在争论。现代化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就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的过程,历史学家一般把它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从文化思想的层面看,现代性的精髓就是启蒙精神,人们渴望在这个社会里实现自由、平等和人的个性,真理、正义和美分化为三种不同层次的追求,大致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从生活方式看,大致是人口较大规模的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洋务运动”。[4]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化要求经济与人的现代化,反之则会走上畸形发展的歧途。

    那么现代化与传统文明之间的悖论是什么呢?一方面,“不破不立”的传统发展模式强调:要发展,要现代化必然要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另一方面,现代文明又是建立在传统文明基础之上,而且现代化的模式能否支撑起人们理想中的蓝图仍然是个疑问。现实中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化”为模式的,GDP、英语、高楼大厦等成了文明的标志,某些有钱的、有权的,把泡桑拿、开名车、包二奶当做追求,而很少思考社会责任与民族未来,少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意,也少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悲壮。传统文明和民族个性(特色)正在被一点点瓦解。

    (二)现代化与思想文化(历史文化遗迹)保护的悖论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在求索强国之路,思想文化一直比较活跃。建国后大量的政治运动使思想文化界万马齐喑。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此后,时代在功利化,时代在浮躁,更多的人为了社会地位的上升而放弃了自我,放弃了思考。

    今天我们实现了民族独立,踏上了复兴之路。单看经济总量,国富民强的目标似乎也不远了。浙江大学郑强教授说:“民富不等于国强”,国富也不等于民强。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我们的思想文化在现代化的经济浪潮中、在西学东渐中、在国人的文化自卑中衰落了。我们的历史遗迹正在被高楼大厦取代,我们热衷于看大广场、大草坪,在许多人眼里这是城市化水平的象征。我们的学术研究引进西方的话语(符号)体系,甚至连哲学也不例外,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可问题还是问题。社会科学需要引进一些我们没有的研究成果,但本土化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才是最根本的。我们高喊着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社会,但是要遵守别人定的规矩,等于做个跟班。

    比较可笑的是全民学英语,从幼儿园就开始一直到大学,先不说很多优秀的人才因为英语差而与大学失之交臂,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英语成为绝大多数学生的专业(我们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你的专业和你学的专业不是一个概念,好比一个外语系的学生他学的是外语,但他钻研的是政治学,那他的专业就应该是政治学)。问题是如果英语真的那么重要的话,所有的大学都改成某某英语大学,不用开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了,全开英语不就行了吗,那样大家都专业啊!当然客观的说改革开放也好、文化交流也好,语言很重要。但是如果连母语都讲不好,连民族最精华的东西都抛弃了,连自已的民族文化都舍弃了,能国富民强吗?大学教育是专业素养养成的重要阶段——为思想形成积蓄源材料,本科生为了考四六级、考研都去背单词了,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考研就是考英语,经典著作被英语单词取代了,能培养出大师吗?我们每年生产的paper仅次于美国,可是有近四成一次也没有被引用,这就是我们的水平。

    如果民族的经典被遗忘了,拿什么来凝聚民族之魂?而民族的思想正在一点点被阉割。

    (三)现代化与生态保护的悖论

    生态文明是进来提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我们都发现现代化过程中,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资源枯竭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生态很脆弱也是很难恢复的,有资料显示全球已有相当于美国领土两倍大的土壤受到严重侵蚀,正在沃土变脊地,而相当多的土地即使恢复地力也要花费高昂的代价。土地的恶化与人口成正比。[5]我们虽然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每年的自然增长率仍然达到12.1‰。[6]

    有人说要污染一个地方有两种方法:钱和垃圾。现代化首先是个人占有更多的财富,而财富最终要被消费掉。我们消费垃圾文化污染了心灵和文化生态(这是传统文明被遗忘的一个结果),消费过度包装的、有毒有害的产品危害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产生垃圾污染生态环境。如何消费成了一种困惑,而除了“既要满足需要,又要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似乎也没有更好的答案。

    现代化需要消耗资源,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资源总有一天会枯竭,即使花费高昂代价能找到新的替代品。我们要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必然需要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需要蓝天白云,但现代化正在剥夺我们享受大自然赐予的权利。这就是现代化与生态保护的悖论。

    综上所述,“我们到底要什么”已成为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反思现代化,我们不难发现:文化是我们的根,只有根深深的扎在泥土里,才会枝繁叶茂,历史不光是时光的风存,更是血与火、兴与衰的见证,凝结着先人的智慧;思想有多远我们才能走多远,思想文化的繁荣是一个民族强盛的保证;生态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保护生态就是延续民族的生命。现代化必然要和它们水乳交融,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二、演进与危机

    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已进入高风险社会。回顾经济发展走过的道路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是把握未来走向和进行有效社会治理的前提。

    (一)我们走过的路[7]

    从粗放式发展到内涵式发展,到底是什么推动着经济的增长?很显然是科技、管理水平等的提高。但传统经济学的这种解释太过于泛化,不利于看清问题的实质。以增长动力(阶段特征)为划分标准,大致可以作如下划分:

    1.以资源为支撑

    建国后,国家靠工农业剪刀差和掠夺性的资源开发支撑起了共和国的工业体系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期间的“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以粮为纲”、“英雄母亲”等决策,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一直到改革开放,这个阶段大致可以称作“以资源为支撑”的发展阶段,(这里的资源,指物质资源,因为“源”由“氵”和“原”构成,都是没有经过人工加工过的自然物,但人的社会化除外,一般意义上的资源也应仅指物质资源。)也就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控制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被压抑,供需极不平衡,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极其有限。为维护国内稳定,有必要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政府办不好的事交给市场、交给群众,改革者开始了探索。

    2.以制度[8](政策)推动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改革开放最根本的原因已成共识。但是为什么前苏联的改革失败了,而中国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都远远低于前苏联,我们却成功了呢?这就是我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以制度(政策)推动”的阶段。我们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逐步向政治领域深入的,是从比较容易控制的农村推向城市的,一开始是“帕累托最优”的(每个人都从改革中获益,并期望进一步的改革能带来更多收益),所以我们没出太大乱子。谢淑丽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一书中谈到:“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认为“地方分权化”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9]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一系列制度(政策)激发了人民的积极性,经济保持10%左右的增速。尤其是十五大肯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民营经济取得合法地位并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

    3.以文化促进

    大概到了世纪交替之际,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分配不公、“三农”问题等)摆在决策者面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群体性事件频发,我们进入了高风险型社会。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必须依靠发展,可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阻力重重,再给优惠政策又会引起利益受损者的不满,我们的经济增长点在哪呢?这个时候文化资源的开发热了起来,决策者也意识到“要做足文化这篇大文章”了,我们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以文化促进”,即以(传统)文化资源开发、文化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阶段不是决然分开的,而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只是说在各个阶段谁更能代表时代特征的问题。

    (二)演进与危机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总要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发展代价),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厘清各阶段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利于分析当下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

    1.生态危机

    在第一阶段,靠资源消耗支撑发展,必然遇到资源枯竭的威胁。以石油为例,就世界已探明的储量,学者们最乐观的估计其使用年限也不超过100年,据国土资源部预计,“中国石油开采年限为15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51年”。石油是不可再生的,很明显总有枯竭的一天。有人认为科技进步可以找到替代品,但这只是可能。前几年炒得很热的用乙醇混合汽油作为汽车燃料,似乎带来了一线希望。乙醇要靠玉米作为原料,大量的玉米被作为工业原料,国际粮价被抬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很多穷国弱国没有那么多美元买粮食,发生了严重的骚乱。威廉.恩道尔在《粮食危机》一书中更是认为,这是强国跟大资本集团勾结通过“粮食石油”对第三世界国和穷人的剥夺。东北某些资源型城市现在面临的困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二个问题是生态环境的恶化。石化燃料燃烧排放大量碳化合物(温室气体),破坏了臭氧层,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全球大气环流调整和气候带向极地扩展。西方国家现在讲发展中国家排放了过量的碳化合物,所以要求我们减少CO& #8322;的排放,可我们是以碳经济为主的,目前的客观条件下要转变也不太现实。这相当于说你污染了环境不用发展了,强盗式地剥夺我们的发展权。大量的森林被砍伐或开垦为耕地,草原饲养超过承载量的牛羊,草场退化,水土流失、土壤侵蚀、沙尘暴等成为严重的生态问题。日本国禁止砍伐国内树木,改从中国等国进口,他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0%,以致“墙壁屋顶都有绿”。[10]城乡生产生活垃圾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大致从1970年,我们的生态赤字就在持续扩大,见中国生态赤字图。[11]

    第三个是人口问题。我们都知道某些人鼓吹的“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是靠廉价的劳动力支撑起来的。一方面我们现在的发展方式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人口老龄化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来补充劳动力,公民的生育权也不可剥夺;另一方面,我们的耕地在减少,粮食成为随时会威胁民族生存的头等难题,就业压力增大,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环境压力越来越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人口问题,基本上构成了我们发展的生态危机。

    2.制度危机

    制度危机目前还较少系统论述。笔者认为,制度有两个根本的功能:指引和正义,即指引规范人们的行为,在必要的时候做出惩罚,以维护秩序;公正地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危机,可以理解为既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的时间点(段)或事件。当制度把人们引向不正确的方向,不能公平地平衡各方利益,必然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张力得不到释放,当遇到某个或然或必然的事件释放出来,就会给社会系统带来极大的破坏,这就是制度危机。“危机是一定时期内,潜在的社会制度问题的外化表现”(薛澜,2003)。

    以现代化进程中的旧城改造为例,大致会遇到如下制度性障碍:

    一是,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城市旧城改造中,首先遇到的就是土地和拆迁问题,土地国有与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带来一种困惑:土地国有,而国家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国家授权政府实施社会管理,人民要政府用公民的土地给自已谋利益,政府在用自已的土地为人民谋利益。问题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房屋是土地的附着物,不可能把房屋从甲地搬往乙地。有人说国家享有所有权,使用权归个人,但对于居住在那里的人来说有区别吗?他们就是在使用土地。即使有本质区别,他们会听你讲清楚吗?当要一部分人牺牲自已的利益为大多数享有时,很显然不可能。那么是不是可以私有化呢?私有化以后,很多人可能会在他(她)所有的土地上插上一面旗子,宣布独立(比如,达赖喇嘛的追随者),或者像今天的印度,如果我们的农民工兄弟搭个棚避风雨,很可能就会被乱棍打死,或者“贫者无立锥之地之地,富者连阡陌”。

    二是,城市决策中弱势群体的话语权的问题。很显然现在的民主集中制是强势阶层的民主与集中,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垄断话语权。民主的本质是公民直接参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穷者弱者很显然没有参与到与自已最利益相关的决策中来。把自已的利益交给不认识自已的人,不知道自已内心真正需要的人来管理,结果不言而喻。

    三是,社会分层与各阶层利益的协调问题。社会分层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客观存在着。既然弱势阶层没有话语权,那就只能通过较为合理的制度来公平利益。但我们似乎看到国民待遇是有差别的。比方说,曾经被列为禁书、毒草的《金瓶梅》,一开始是只有很高级别的干部和某些知名学者凭号才能购买的;比方说,花纳税人的钱建的公共图书馆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能办到借阅证的,而一般人和外来务工者被排除在外,一方面是他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不能成为现代化的人,另一方面是现有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比方说,旧城改造以后的黄金地段作为商业用地,虽然没说不许贫弱者参与,但他们没有参与的资本,等于把自已的利益让渡给了强势者,或者说是强势者对弱势者的剥夺。再比方说,东莞等制造业发达的的地方靠外来农民工的血汗支撑起来,但他们的工资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有所提高,加上货币购买力下降的因素,甚至是下降的;为整个社会提供食物(原料)的农民朋友,却享有极低的社会保障水平,只能在卑微中唯唯诺诺的讨生活。问题是没有他们现有的社会生态系统还会存在吗?杭州讨薪女工遭遇的暴力给了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注释。[12]

    第四个问题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陆学艺先生有一个判断,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相当于工业化中期,而社会发展仍处于工业化初期。也就是说我们的制度在过去一个时段忽视了社会发展。比如说,遭诟病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1958年颁布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没有实质的变化。城乡要一体化,却遭遇了“二元”体制的尴尬。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公民社会”[13]的形成,有较发达的第三部门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中产阶层在公共事务中拥有极大的权力。但我们正在遭遇着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政府职能没有理顺,第三部门非常弱小的尴尬。孙国华先生认为,“权利就是正当化的权力”,如果中产阶级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力,很可能就丧失了权利。更弱势的群体当然也就不可能很好的享有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制度性缺陷正在成为发展的障碍。有效的制度供给,是真正实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的保障,只有绝大多数人都过上好日子,社会才有和谐的基础。

    3.文化(明)危机

    文化或文明正在遭遇现代化冲击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一是,我们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破坏。比如说,旧城改造中对文物古迹的破坏;已成历史的政治运动对思想文化界的摧残。二是,当下国人普遍的信仰危机,很多人没有信仰。儒教文明被抛弃了,西方学说又不能解释中国特色。高层的某些言论或观点左右着整个社会的思想,但我们发现没有哪个国家是靠政治家的言论支撑繁荣的,起码思想文化领域不会有争鸣,不会繁荣。三是,我们的文化自卑。鸦片战争以后,我们被打败了。建国以后又持续落后于西方。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引进西方学说,至今也是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统治着课堂。洋快餐、美国大片也很迎合青少年的口味。我们的经典却被遗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特征越来越趋同于西方文明。由此带来第四个问题,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全球的文化生态多样性越来越趋向单一。我们都知道生态系统因为多样才稳定,才有活力,那么越来越单一的文明也就会因变得没有生机,而最终崩溃。

    之所以我们没有在西方列强的蹂躏中死去,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文化还在。今天要成为大国强国,不光要看经济力、政治力、军事力,更要看文化力。文化已成为沟通彼此、求同存异的重要媒介,这一点在外交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不会有民族竞争力的,回到过去是一种妄想,但文化(明)的延续关系着我们的未来。

    综上所述,“以资源为支撑”的发展,直接导致了生态危机;“以制度推动”的发展,又因存在某些制度性障碍与缺陷,带来了制度危机;“以文化促进”的发展,文化破坏、信仰缺失、文化自卑、趋同于西方文明,又引发出文化危机的问题。这三者都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制度影响着资源要素的流向,资源制约着制度变革;制度一定程度指引着文化的发展方向,文化的发展也会给制度变革带来新的思维。在某种程度上说,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更突出一些。综合起来大概可以看出当下我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如图1

    三、社会问题与公共(危机)管理

    “管理就是决策”,西蒙的这一观点受到了“关键在于落实”(刘玉瑛,2006)的挑战。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决策就无所谓执行。决策在公共管理中至关重要,而决策的第一步是发现(界定)问题。因此,作为一个公共管理者能否正确把握社会问题的症结,就直接关系着管理的成败。公共管理就是对社会问题的管理,因为公共事务的很大部分就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如果不能很好的把握社会总体趋势,就问题解决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社会问题有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不可控的阶段,社会张力需要释放出来,如果能有效管理,社会将回到常态;反之危机爆发,进入危机管理阶段。社会张力的释放大致可以概括为制度化变革和非制度化变革。制度化变革,就是在体制内,按照既定的方式,通过“依法维权”和“以理维权”的路径寻求解决,比如上访;非制度化变革,一般是在制度内问题得不到解决,采取非理性的方式,通过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给政府施压以求解决问题,比如骚乱、革命。很显然危机爆发是一种内耗,尤其是在危机处置不当的情况下,对社会系统的破坏更严重。当然危机也有利于社会机体的自我修正。

    危机是既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的时间点(段)或事件,也就是有两个方向:有效的管理,社会回到常态并自我修正;失败的管理,将导致社会系统的崩溃。因此,可以说危机管理决定着未来的社会走向,社会危机源于社会问题,即社会问题的管理决定着未来社会的走向。如图2

    四、结论

    现代化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与传统文明、思想文化(历史文化遗址)保护、生态文明之间的悖论。回顾我们走过的发展之路,生态危机、制度危机、文化危机正成为当下社会问题的根源。对社会问题的治理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关键,直接决定着未来中国的走向。

    注释:

    [1]这个标题,原本是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老师的一本论文集的名字,从中读到了一个良知学者的独特思考。每代人有每代人的责任,对于这个问题的求索,相信不会有终止。

    [2]周孝正:中国社会问题分析,http://zh.cnr.cn/whdjt/ztjz/200805/t20080512_504785207.html

    [3][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将世界文明划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同时认为或许还存在东正教文明和非洲文明。

    [4]俞可平:“游魂何处归——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洋务运动至1949年)”,天津社会科学,1996,(5)。

    [5]艾瑞克.戴维斯,《生态经济大未来》,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第二章。

    [6]http://www.gov.cn/test/2005-07/26/content_17363_3.htm,中国人口现状

    [7]“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洋务运动”,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近百年的历史跨度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断断续续的扭曲的过程,尤其是期间政治动荡不安,其本身就是个非常复杂的历史问题。建国以后的现代化进程有一个核心的政党领导,虽有过波折,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是一贯的。因此,本文只探讨建国以后的发展历程。

    [8]制度是个复杂的概念,诺斯把制度定义为“博弈规则”,分为两类:正式规则(宪法,法律,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本文主要讨论正式规则,尤其是权力机关或官方制定的规则。

    [9]甘阳:《通三统》,三联出版社,北京,2007,序言。

    [10]http://www.cnbg.net/inc/ArticleRead.aspx?ArticleID=2175日本森林覆盖率70% 墙壁屋顶都有绿。

    [11]资料来源,赵成美:《生态经济学》讲义,绿色为生态盈余,红色为生态赤字,横轴为时间,纵轴为经济总量。

    [12]2009年11月,杭州女工王鸿丽在讨薪时遭暴力凌辱,在网络迅速传播,引起很强烈的社会震动。

    [13]Civil society,又称市民社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定义为: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进行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非强制性团体。

    参考文献:

    [1]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2]温铁军.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3][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4]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5]甘阳.通三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6]艾瑞克•戴维森.生态经济大未来[M].齐克文,译.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

    [7]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8]韩红俊,魏东.制度危机与刑事司法系统的应对[J].河北法学.2005,(12).

    [9]于建嵘.“信访悖论”及其出路.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6646.

    [10]陆学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当务之要.http://www.southcn.com/nflr/llzhuanti/lzqh/jiedu/200701170197.htm.

    (作者单位,山东财政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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