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中国的希望在农村
吕 植
摘要:工业文明带来的消费主义让人类陷入了发展的困境,中国要想脱困,就一定要到自己主要的财富——传统文化里面寻找根据,在“好”字上下工夫,树立新的价值观——这可能是中国未来能给世界做出的重要贡献。而无论是探索新价值观,还是应对气候变化,都要充分重视和挖掘农村的作用——走低碳道路,最大的潜力在农村。
一、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背后是消费主义价值观
2009年年底参加哥本哈根会议,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人类现在走的是一条回不了头的道路。全世界都在说减排,但实际上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愿意减的和应该减的量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因为减排意味着让出一部分GDP,除了调整能源结构,最终还要减少消费和生产。这跟可持续发展提出来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
这么多年我们喊着可持续发展,但我们所做的是在往越来越不可持续的方向走。所以我最近也在思考:这到底是人本身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问题?有没有可能停下来或者减慢速度?现在地球病了,人类也病了,我们能不能自己把这个病给治好?这都是非常让人困惑的事情。有一个朋友打了个比方,说对于人类而言,环境问题一开始就好比是阑尾炎,这个病不大,但是要治好就必须动手术把它割掉。然而困难的地方在于,得这个病的是人类,能动这个手术的也是人类,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动手术,下不了这个手啊!于是阑尾化脓,慢慢变成了肠道粘连、腹膜炎等,最后就可能致死。
反思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原因,我想与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在观念上的巨大转变分不开。工业化进程中,机器的利用使得人的能力仿佛得到了无限的延伸,从而让人类产生了妄想,觉得自己可以主宰世界,只要想干,就什么都能干。而随着我们对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和利用强度的大大提高,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了,于是大家都认为“好”的生活必须通过占有更多物质、通过消费来体现。今天,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所向往和崇拜的模板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房子很大、车很大,消耗的东西很多。美国是个非常强势的国家,这个“强”无形中就变成了“好”的代名词。大家都想学美国,甚至把它上升为了一种人权的诉求:美国人能过这样的生活,为什么我不能?
但是我们都忘了或者说下意识地不去想,这样的发展是有限度、有条件的,地球的资源量摆在那里。当然肯定会有人说,凭人类的智慧,可以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资源,把原来不是资源的东西也转化成资源,比如说可以对垃圾进行循环利用。可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发展都仍然是一个开放的而非循环的体系。如果是封闭循环的体系,所有的生产生活都在一个既定的框架下循环,这样的确不会加重地球的负担,但是我们还远远没有到达这一步,我们对资源的整体消耗一直在高速增加。未来的工业和技术发展是不是能够让人类实现彻底的循环?这很难说。
有人算过账,说世界人民要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10个或15个地球可能都不够;别说美国,就是让现在中国的所有农民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地球也已经承受不了。所以,并不是我们要不要选择过美国人的生活的问题,而是我们别无选择。这是否公平?从人权和发展权的角度来说,肯定不公平,但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不管你是不是应该具有这个权利,这个地球已经不可能让每个人都过美国人的生活。
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据在传统文化中
反过来我们应该思考,那种疯狂地占有和消耗物质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就真的“好”呢?这是需要好好讨论的问题。现在我们认为钱多、GDP高、物质生活丰富、可以随便浪费就是“好”,中国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过的基本上都是美国式的生活:开大车、住别墅,甚至开始买飞机了,用的东西也都是全球化的产品,什么最贵用什么,就像电影《大腕》里面那句很经典的台词所形容的,“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好”很大程度上是人的感受,但“贵”是市场哄抬起来的。我们今天的很多观念以及消费模式,实际上都是舶来的,是工业文明的附加价值观,而中国的传统中并不是这个样子。过去,中国人崇尚节约为好,即使是富庶人家,孩子吃饭如果糟蹋了粮食也是要挨打的。虽然历代都有一些富人争豪斗富、很奢侈浪费,但那被认为是非常可耻的事情。比如说《红楼梦》里面说茄子要怎么做,经过多少道程序,那也是在嘲笑大户人家的生活铺张繁琐,并不是说那是值得向往的东西。而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清朝的时候,中国人口4亿左右,占全球人口的1/4,但是GDP占到了全球的1/3;现在中国人口13亿多,占世界人口的将近1/4,而GDP只占全球的5%。也就是说,相对于过去而言,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穷得多的国家。在中国是富国的时候,我们一直保持着节约的习惯;在今天相对贫穷的情况下,我们却被外来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同化了,而我们所向往和信奉的这些东西又恰恰是不可持续的,它把整个人类推向了一条死胡同。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除了以“钱多”为“好”,就是以“快”为“好”。快速是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的,因为慢的时候大家还可以琢磨这些东西到底好不好,出了问题也能够及时消化,一快,就根本没时间思考,所有的矛盾和问题只能捱着,越捱越深,最后集中爆发。比如说工业化,西方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很多经验教训的,但是由于我们的工业化速度太快,以致于连那些经验教训都没来得及去学习,环境问题就是如此。我们惟恐一慢了就会落后挨打,因此拼命地往前赶,一口气也不喘,却没有回过头来想一想,很多东西是否真的有必要。
人类自私的本性是根深蒂固的,这一点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就能看得非常清楚:那些小岛国都要被淹没了,大国却还守着自己的减排底线不松口。但是人也是一个群体,它必定具有群体性的价值观,而这一点蕴藏着改变的希望。
今天中国的困境,包括全人类的困境,实际上是工业文明带来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所导致的。这个问题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思考和寻找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而探索这条新道路,对中国人来说有一些额外的便利和优势,因为我们有宝贵的文化财富。如果说中国还有可能走出一条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强国之梦,我认为就一定要从文化上来挖掘,要到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里面寻找根据,特别是在“好”字上下工夫,树立新的价值观。
世界上其他一些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可能也有与中国文化相类似的东西,但是中华文明延续的时间最长,根基最深厚,只有它才能够形成非常强有力的体系。而且中国现在有一些很有利的条件——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强的购买力和这么大的市场,加上中国真正工业化的时间并不长,充其量几十年,所以我们的老一辈人尤其是农村人身上,传统的东西仍然保留得比较深,农民们还没有习惯奢侈和浪费。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所做出的选择必将对世界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今天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中国确实要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才能向“强国”迈进,而价值观可能就是中国未来能给世界做出的重要贡献。
三、走低碳道路,最大的希望在农村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的态度一直备受世界瞩目。如果别国都低碳了,而中国不低碳,中国也强不了、富不了,因为国际上很多经济制裁就会开始。
二氧化碳的排放权是国际谈判的焦点之一,其实说到排放权,中国的城里人和发达地区的排放已经和发达国家差别不大了,人均碳排放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这是由生活方式所决定的。我们城市里的生活方式跟美国差不了太多,而且我们的能源效率更低,创造一块钱的GDP所消耗的能源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
中国真正在人均碳排放权上有空间的,实际上是农村人,因为目前农村的生活方式仍然比较低碳,乱花钱乱消耗东西还没有在农村形成风气。所以,中国如果要走出一条更加低碳的道路,最大的希望在农村。
当碳排放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之后再想办法往下降,成本就会更大,做起来也会更困难。而如果在中国农村尽量通过技术创新和观念革新,以农业和相关的低碳产业为基础,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低碳乡村发展模式,那么中国的碳减排就会更有实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低碳的农村是中国可以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贡献,也是有可能做到的。因此,无论是在探索新的价值观方面,还是在真抓实干地节能减排方面,我们都要充分重视和挖掘农村可以发挥出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现在对农村的重视程度和各方面的投入都不如城市大,如何走好低碳农村之路,这是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加以考虑的问题。
(责任编辑:齐澧*)
● 吕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
* 本文据齐澧访谈录音编辑而成,经作者审订。
2010年第1&2期(合刊)
http://blog.sina.com.cn/greenleafxp
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主动“绿色”
江晓原
摘要:环境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不可能依靠科技手段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未来世界最大的政治是环境问题,中国已经加入了全球激烈的环境资源竞争之中。为保障自己的发展权益,对外我们要争取更多的资源,对内我们要主动“绿色”:探索绿色科技,倡导绿色生活——少追求物质生活,多追求精神生活,才是最环保的。
一、环境问题本质上不是科技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环境问题本质上不是个科技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有的科学知识其实早就已经告诉我们,很多做法是会导致环境破坏、产生不可控的后果的,解决今天绝大部分污染问题的技术手段也已经被人类所掌握,但是问题在于,大家都不愿意去做。比如说,发达国家的所谓“治理污染”,就是把污染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为什么他们不在当地治理呢?因为那是需要花很大成本的,自己去治理多不划算!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以邻为壑,直接把它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我看过一个印度女科学家写的一本书,她在书里面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发达国家的人要吃对虾,但是养殖对虾非常破坏环境,不仅会污染附近的海滩,而且要耗费大量的木材。所以发达国家自己不养,而把养殖技术输出到了印度、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让它们养,然后自己再从这些国家购买。发展中国家因为穷,也就愿意接受这个东西——既得到了技术,又挣到了外汇,不是挺好的吗?其实,发展中国家是吃亏的,它们为那么一点收入付出了巨大的环境资源代价。
在国际上,发达国家把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一国内部,发达地区把污染转移到相对贫困的地区,其中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中国,山西省煤多,就靠输出煤炭资源来发展。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煤老板等富人,但是整个山西变成了污染大省。
当然,忍受污染的这一方并不完全是被强迫的,它们是想以此为代价,加入到爬升现代化的金字塔的序列里面去——只有接受这些东西,当地才会有工业和产业,老百姓才能挣到钱,即使吃了亏,至少也算加入了奔向现代化的游戏;要是你完全拒绝接受,就会连游戏资格都没有。
除了污染的转移,还有对于资源的争夺。今天的所谓“资源”,除了通常所说的物资、能源,还包括容纳污染的空间。地球上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已经基本上探明了,就剩那么一点,而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便宜地买来用;木材最好用别人的,少砍伐自己国家的森林;应对气候变化,也最好是别人去减少碳排放,而自己快活地过现代化生活。这些事情都说明,环境问题实际上不是科技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崩溃》一书的作者戴蒙德说,环境问题在我们有生之年终会被解决,或者是在谈判桌上解决,或者是通过战争、瘟疫、饥馑、灾难的方式解决。后一种方式显然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所以他说,我们应该坐下来协商解决。但是,今天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对外,任何一个国家都只会进行本位主义的考虑,让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大化,要是牺牲本国人民的幸福来满足别国人民的幸福,没有这个道理;而对内,没有一个政治家敢劝说自己的人民放弃对现代化生活的追求,那样肯定会被轰下台。为什么哥本哈根会议开不出什么名堂来?原因就在这里。对于在这种冲突之下进行的政治协商和博弈,谁也不敢乐观。
二、科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环境问题
未来世界最大的政治是环境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只依靠科技就能从根本上解决。
当两个人或两个国家为了环境资源而展开竞争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寻求“合作”,说我们不要互相争了,而应该把蛋糕做大,对外争取更多的资源,把污染弄到别的地方,这样我们的矛盾不就缓解了吗?这种思路是不错,但它的实现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有地方和空间来继续扩大蛋糕。
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整个地球就是一块蛋糕,没法再扩大了的时候,情况就变成了零和游戏——你赢的就是别人输的;你占的资源多,别人就占得少;你的污染大,别人就受损害,不可能有一种策略使大家都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寄希望于通过科技的发展来做大蛋糕:能源不是不够吗?那我们就利用高科技开发出新能源;污染不是严重吗?那就发明出更环保、更高效的技术。这些措施的确可以暂时缓解矛盾,把它往后推延,但是整个地球的资源就那么多,空间就那么大,人们渐渐还是会走向新的竞争,最后的结果仍将是零和。
当然,人类总相信自己的智慧是无穷的。地球的资源不是快耗竭了吗?那我们就去别的星球找,不就又把蛋糕做大了?那么矛盾有没有可能就这样一直向未来、向外部推下去,永远也达不到那个爆发的临界点呢?根本不可能。首先,我们不考虑技术手段的问题,而纯粹作理性的推论。这样不断地向外推,到宇宙这个量级也就到头了,那么在全宇宙范围内,就成了零和游戏。当然你也可以说,要到那一步,还不知道是多少亿年以后,离现在也太遥远了!那么好,我们往近处看看。
现实的情况就是地球资源正在急剧减少,我们必须在地球资源耗竭之前,获得抢夺其他星球资源的能力。但现在,人类离这个目标还差得很远很远,因为我们还无法进行长距离的星际航行。而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到附近的星球上去找资源。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阿凡达》,它里面想象的是人类到达了一个离地球最近的恒星系统中叫作潘多拉的星球,这个星球距地球4.4光年,人类的反物质宇宙飞船速度是0.7倍光速,航行6年能够到达。但实际上,人类现在能达到的宇宙飞船速度还不到光速的万分之一,算下来跑到那里去要几万年,这顶什么用呢?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即便人类真的具备了长距离星际航行的能力,也不一定就能获得资源,因为到那时,人类肯定会遇到很多新的“邻居”。我们迄今为止没有到达过任何一个类地行星,我们总是想象它们都处于蛮荒状态,人类去那里就像是发现新世界一样,可以进行侵略和殖民。但如果那些行星上的文明比地球先进呢?还会轮得到我们去开采资源吗?万一邻居们又强大又凶恶,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电影《阿凡达》里面,就是人类要去掠夺潘多拉星球上的矿石,结果被打败了。
所以从这两个层面来说,把蛋糕扩大到地球之外还纯粹只是想象而已。
三、相对绿色的中国靠什么来实现?
知道环境问题有可能导致人类末日,我认为这是一个理性的态度。但是知道这一点,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只管今天不管明天,不负责任地挥霍资源了,而是说应该努力把今天的生活过好,就好比人生短暂,但仍要追求活得健康和幸福一样。
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再来观照现实的中国和我们自己的生活。毫无疑问,中国已经加入到了全球环境资源的竞争之中,而且今后这种竞争还会越来越激烈。中国这些年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过上了现代化生活,比如说东部发达城市的市民,他们的衣食住行跟欧洲、美国的一些城市相比,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照这样发展下去,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中国人也过上现代化生活。
这样的发展势头当然引起了发达国家的不满和恐惧,它们开始拿环境问题大做文章,说资源不够用了,地球供不起所有中国人过现代化生活。但是我们也应该理直气壮——发达国家通过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过了那么多年的现代化生活,凭什么轮到我们能够过上的时候就不让我们过了?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意识到了环境资源的危机,为什么他们自己从来没有丝毫减慢在世界上争夺资源的步伐?
因此,对外我们一点都不能放松继续争取资源的努力,一定要为我们国家争得更多的资源,包括排放权,这是今后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现代化生活不会千秋万代地过下去,它是有危机的。所以,在不向发达国家退让、不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前提下,我们也要主动地“绿色”。例如,政府要制定出合理的制度,规范引导全社会为可持续发展做贡献;同时,我们要切切实实地加大力度发展绿色环保技术和新能源技术,在这方面领先了,我们的资源需求压力就会减小。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尽可能地过绿色、节能的生活。由于不可能要求大家放弃现代化生活,都回到农村去,所以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努力,主要就是提倡节水节电、少用塑料袋、少开车等等。这些事情的效果当然很有限,但做总比不做好。
其实,我觉得过绿色生活是存在很大的契机的。因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大家都吃饱了穿暖了,物质的重要性就会越来越降低。一个人所能够享受的物质是很有限的,有肠胃和健康约束着,人一天能吃的东西就那么多;居所再豪华,晚上也只不过需要一张床而已。所以,今后绝大部分人会慢慢转向追求精神生活。而过精神生活才是最环保的生活方式。
这一点我个人也有一些体会。我不开车,也不打算买车;我不贪美食,一天只吃两顿饭,这样已经过了十多年;我不喜欢穿好看的衣服,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对旅游也已经没有兴趣。总体来说,我在物质上的嗜欲比较小,消耗的东西也比较少,我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看书观影写作之类的事情上。我觉得人类最大的追求空间是过精神生活,因为它是无限的,可以让人一直追求下去。因此我一直主张:少追求物质生活,多追求精神生活。这不仅有益于环境,更有益于自身。
中华文明延续了数千年而从来没有中断过,根基非常深厚;中国人民既聪明,又勤劳。只要我们政治上稳定,经济上能够继续保持现在的势头,并在发展过程中积极解决环境问题,中国就有可能在可预期的将来成为最后一个挤入世界强国之列的国家。
(责任编辑:齐澧*)
●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科学史系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前副理事长。
* 本文据齐澧访谈录音编辑而成,经作者审订。
2010年第1&2期(合刊)
http://blog.sina.com.cn/greenleafxp
中国的改革大有潜力,远没结束
樊 纲
摘要:现在我们面临很多腐败问题,这与经济转轨有密切联系,是因为没有把公权力私有化,而不是因为搞了市场经济。现在有人想再回到政府大包大揽的计划体制,这实际上是在走老路,最终的结果一定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中国还没有建成市场经济,现体制中还有许多由于旧体制没有改革造成的效率损失。中国的改革远没有结束,通过缩减政府支出、深化产权改革、推进金融国际化,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增长源泉。
如果前30年就搞市场经济,成就可能更大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为今天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尽管人均GDP只有3000多美元,但按照汇率计算,我们不久就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分析中国的经济奇迹,就不得不回顾新中国成立的这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1949年到1979年,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计划经济。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从1979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改革开放,逐步走出崩溃边缘,而后是一路腾飞,在1979年到2009年这第二个30年中,GDP年均增长率9%以上;人均GDP按汇率时价计算,从原来的100美元上升到现在的3000多美元。虽然第二个30年的经济体制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但我们实行了面向市场的改革,在很大范围内实行了市场经济的制度。
现在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前30年?即计划经济的30年。现在有人说,我们在前30年取得了很大成就——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工业体系,“两弹一星”,同时人民教育、医疗卫生水平大大提高,人们的寿命也有很大提高——这些成就足以证明过去的体制也是一个不错的体制。
但是经济学怎么分析这个问题呢?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是回答过去有成就或者没有成就,不是去论证过去30年是不是一无是处。你想,当时八九亿人进行了大量辛苦的劳动,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当然会取得很多成就,这些劳动不是完全白费的。因此谁也不能否认前30年取得的成就。但是经济学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假如我们换一种体制,能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是不是能让人们的创造力得到更大的发挥?是不是能让人们少做一些无用功?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发展经济上,是不是可以少浪费一些资源?是不是可以更合理地配置资源,是不是我们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总之是不是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经济学不承认有十全十美或一无是处的东西,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在各种可替代的方案中,在各种经济体制或者各种政策方案中,选择一个成本相对较小而收益相对较大的方案或者体制。因此对于前30年,要问的问题不是取得了什么成就,而是换一种体制能否获得更大成就?是否有可能少走弯路、少付不该付的成本?从这个角度说,计划经济不是更好的方案。如果当时不是实行计划经济,而是搞了市场经济,我们这60年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这里不是在脱离历史讲问题,那几十年的历史有政治、社会、国际方面的各种因素,导致我们走计划经济的道路。我们现在再回顾这段历史,尽管当时实行的体制和政策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得出历史上发生的就是正确的。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后30年我们要走的市场经济道路。我们改革和开放,摆脱过去计划经济的束缚,也就是说我们得不出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好的结论。相反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假如前30年也实行了后30年执行的制度和政策的话,我们现在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回到计划经济,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
前面讲了前30年存在的问题,那后30年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体制,我们选择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只不过是因为在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中,它的问题更少一点,可能的成就更大一点,而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与早年有些学者的幻想或者错觉不同,即以为市场经济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以为市场经济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实际上市场经济也有它的问题。在实行市场经济以后,我们发现市场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来市场经济也可能失去理性,也可能导致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等。我们发现市场经济如果没有保障制度的话,很可能导致巨大的收入差距。这些问题我们能看到了,那这些问题是不是刚刚发生呢?在上一个世纪,上上个世纪,上上上个世纪,人们就发现了这些问题。例如马克思、恩格斯也发现了我们现在所发现的这些问题。市场经济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两大问题:第一,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第二,社会差距拉大。问题不在于市场经济是不是十全十美的,而在于我们怎么解决市场经济可能产生的问题。当年的政策主张就是搞计划经济,不仅中国,其他一些国家也实行了相当一段时间的计划体制。结果各个国家都证明了,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解决市场经济产生的问题不是出路,最后人们又回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把市场经济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体制——这已经被各国的实践证明。现在有些人的想法是再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回到政府大包大揽,这实际上是在走老路而已,而走老路最终的结果一定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
那么怎么办呢?不断探索寻找新的办法,不断改进、调整市场经济体制,这才是应该做的事情,也是最近100多年来世界各国不断努力所在。迄今为止,基本的改进方法是增加一些公共服务,来对市场经济的某些趋势进行校正或者抑制。比如在市场经济基本配置资源的体制上,加上更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机制,来防止收入差距拉得过大以及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即解决市场经济产生的两大问题——收入差距拉大与市场无政府状态。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设想,就是我们去想更多的办法对市场经济进行校正和补充,使人类的制度变得更加完善更加完美。
人类需要探索、需要继续努力寻找新的更好的体制,尽管我们也不相信有十全十美的体制,但总是会有更好的体制。迄今为止,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各国实践都证明,回到计划经济不是解决市场经济产生的各种问题的办法。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两个30年的对比中,我们应该明确,我们不能再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用政府大包大揽、用计划管制来解决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确必须朝着市场化方向继续改革,使市场经济有更多补充体制建立起来,我们的经济才能有更快发展。
转轨时期,公权力私有化方能遏制腐败
现在人们经常会把中国目前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发达国家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比较,从中指出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很多人把我们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归为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其实这里有重大的误差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仍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当中,而不是已经建成了市场经济。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出现若干丑恶现象,例如腐败等等,这和我们所处的转轨时期有密切的联系。
所谓经济转轨特指的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完全由政府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现在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时期。它们都是从中世纪自然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在私有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建成了所谓的市场体制。而我们的前提是前30年的计划经济,在1979年后我们才从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开始搞市场经济。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还有大量的国有企业,还有大量政府管制的体制存在,我们仍然需要进行进一步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认识到过去发展和改革的前提是政府掌控着大量的公权力,有大量的资源掌控在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手中,从这样的起点进行过渡,我们就面临一个重要的制约,公权力在市场经济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腐败现象。
人们一说起腐败,很多人认为腐败是因为搞市场经济才产生的,市场经济使得人们贪婪,用权力谋私利。但是要说贪婪和道德,在现在的市场经济国家里面,人们也贪婪,有机会也会腐败,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腐败现象特别严重?我们可以想一想,腐败的定义是什么,腐败的基本定义是用公权谋私利。在这个定义下,我们就可以推理,假如没有公权力的话,假如都是私有产权,也就无所谓有没有腐败,用自己的钱谋自己的私利是合情合理的。当然结果是有的人更富有,有的人更贫穷,这是市场经济需要解决和防止的一个问题,但它不是腐败。腐败的根源在哪儿呢?不是因为人们贪婪,追求利润最大化。产生腐败的根源是公共权力的存在,是公权存在的同时人们又贪婪才产生了腐败。
那么公共权力是怎么来的呢?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企业都是公共企业,一切资本都是国有资本,因此一切权力也就都成了公共权力。例如一个售货员卖给你肥肉、瘦肉,都是一种公权力的使用。在这个例子就可能产生腐败现象,他可能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切一块更好的肉,本质上这就属于利用公权谋私利的问题,这就是腐败问题。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不是因为搞市场经济才有腐败,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各种权力私有化才产生了腐败,是因为大量公权力仍然存在,没有完全改革才产生大量的腐败。在转轨时期,由于腐败能够货币化,使得用公权谋私利的行为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实现,腐败变得更加醒目。因此,我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在于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把国有企业民营化,进一步减少政府管制,减少政府部门的各种权力,使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有我们的公权力减少了,腐败才能减少。
有人说其他国家腐败少,是监督体制好,有各种有效的监督机制防范人们腐败,当然这个没有错,但问题是监督防范腐败,在经济学看来是有成本的。如果大量公权力存在,你需要建立多大的监管监督惩罚部门?要有多少的社会成本来进行监督和监管,我们才能防止腐败?这一系列社会成本也使得在公权力大量存在的情况下腐败难以抑制。因此根本在于要削减公权,而不是如何建立防范机制。只要公权力少了,少量的社会成本就能建立监督机制抑制腐败。
小政府+产权改革+金融国际化,中国改革大有潜力
经过60年的建设,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有些人认为经济改革开放已经走到头了,下一步就是经济发展了。当初在1980~1990年代时,体制改革释放了大量生产力,使经济增长有了巨大动力,并以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现在改得差不多了,没什么好改了。这一点只要我们看看现在体制当中,还有多少由于旧体制没有改革造成的效率损失,就可以理解改革还有多大潜力可以释放。
根据我们的研究,近年政府部门过大造成支出成本高昂,是对经济增长的一个重大扣除。首先,我们这些年政府的行政支出,在整个GDP增长中所占份额有非常明显的加大,也就是说政府成本有明显加大。如果这个成本能够减少的话,那就能释放出一大块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潜力。第二,我们的产权体制。尽管许多中小国有企业已经民营化,但仍然有大量大型的国有企业存在很多效率低下的问题。尽管现在大型国企的利润率还是比较可观,但考虑到这些企业多数是在资源性垄断性行业,大量资源性、垄断性收入应该归为国家所有而不是表现为企业利润,但现在这些都表现为企业利润。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这些大型国企的实际效率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进行产权改革的话,这些企业的效率会更加提高,我们就能从中挖掘出增长的潜力。第三,我们的金融体制落后。尽管这次在金融危机中,由于我们此前比较稳健没有急于推进金融国际化,因此受到冲击较小,但我们金融市场、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应该说是比较低的。如果进一步改革,使得我们资本配置效率提高,我们的增长潜力还会得到进一步发挥,特别是如果大量中小企业能够在发展当中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中国经济将会有更大的增长。第四,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过程中有很多制度性的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过去一些限制和阻碍劳动力转移、人口流动的制度,例如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土地制度等,如果能够取消的话,资源的转移与配置将更加符合经济规律,我们的增长潜力将更大。
从各个方面看,中国的改革远远没有结束,中国改革大有潜力,我们能从改革当中获得更大的增长的源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不仅需要应对经济危机这种短期问题,同时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更应该着眼长远,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经济结构得以调整,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在今后的10年、20年,甚至下一个30年,才能继续高速、稳定、平衡地增长,中国人的福利才能提高得更大。
(责任编辑:邓守亮*)
● 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
* 本文初刊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内刊,本刊发表时做了新编。感谢CCWE李稻葵、陈随的支持;感谢作者允许本刊发表。
2010年第1&2期(合刊)
http://blog.sina.com.cn/greenleafxp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挑战权贵资本主义
吴敬琏
摘要:中国的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国有垄断企业、政府部门能否进行自身改革,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推动这一改革?时下,“国进民退”争论再起,党政经大公司垄断进一步强化;行政力量干预微观经济,腐败猖獗、寻租庞大。而旧路线旧体制的捍卫者将腐败猖獗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力推去市场化。深化改革派强调,权贵资本主义的根源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能否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使公共权力受到法律约束、民众监督,攸关中国未来30年的命运。
采取增量改革的战略,目的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积蓄改革力量,缩短改革进程,最终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因此,改革终归要推进到国有部门。过去的在“体制外”改革已经为全面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准备了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应当抓住时机,对占用国民经济中大部分重要资源的国有部门进行整体配套改革,实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
多年来的经验证明,改革如果不彻底,在推进至某个特定阶段的时候,往往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进一步破除原有格局时,这些利益集团将成为妨碍改革推进的重要阻力。由于改革不彻底而产生的种种弊端,包括腐败、寻租、社会不公等,都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去除。因此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其进程更加不容耽误,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于没有能够及时实现改革战略的转变,国民经济中已经搞活的“体制外”部分与仍受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的“体制内”部分之间出现了剧烈的摩擦,经济体系中存在着许多漏洞,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经常受到威胁。
正如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在《比较制度分析》①一书中指出的,一个体系中的各种制度具有战略互补性,某一项或几项制度发生变革,其他的制度要么进行相应的变化,要么就会与新制度难以配合,对新制度的实施产生阻碍。因此,制度变革本质上就应该是整体推进的,虽然在实施上可以分步进行,否则,就会存在巨大的制度运行成本。
“国进民退”,改革进入艰难的攻坚战
20世纪80年代双轨并存引致的诸多矛盾表明,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双轨体制下,“国家辛迪加”(The State Syndicate)中政府控制和支配基本经济资源的遗产尚未得到消除,使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要消除这些遗产,就不能不彻底进行国家体制的改革。正是由于认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邓小平在1986年再次要求启动以“党政分开”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的政治体制适应于市场经济的需要——“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遗憾的是,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没能进行下去。由于丧失大步推进改革的时机,行政腐败、通货膨胀等问题愈演愈烈,改革最后以1988年的抢购风波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告终。
在1988年的经济危机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次经济和政治动荡归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发生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又一次回潮。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作了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南巡讲话以后,才迎来新的改革开放热潮。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在宏观经济体系建立和所有制结构调整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标志是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有了比较大的下降。不过从全面建立市场经济所有制基础的角度看,改革的大关并没有过。直到1993年,虽然国有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不到一半,但政府和国有企业仍然是稀缺经济资源的主要支配者。以资金为例,国有部门占用了70%以上的信贷资源。此外,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适合市场经济的金融、财税等体系难以健全。发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旧有的国有经济体制,亦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国家辛迪加”,或者用现代语言说,党政经一体化的大公司(The Party-State Inc.),乃是整个旧体制的核心或基础,以此为依据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如果在旧体制中既得利益者不能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为重,就会以种种口实(包括政治借口)阻碍国有部门改革和改组的进行。于是,改革和改组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与反改革的力量交锋日益激烈。从某种意义上讲,此后的改革比改革初期更为艰难。改革初期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而此时则主要来自既得利益;改革初期的措施有帕累托改进的特性,而此时国有垄断企业和政府部门已经享受改革的成果,进一步改革会损害它们的利益。推动国有垄断企业和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政府要对自身进行改革,改革由此进入更为艰难的攻坚战,进度明显放慢。
近年来,围绕重要行业中国有企业究竟应当“进”还是应当“退”的争论又起。有些论者提出,在这些行业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不但不应当降低,还应当提高。2003年,国资委有的官员宣传一种“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的观点,引起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直到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政领导对此做出了澄清,但类似的论调在一部分人中间仍然很有市场。2004年爆发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是否正确的争论以后,社会上又出现了被媒体称为“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现象。这种“回潮”的趋势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有些领域在已对民营企业进入发放“许可证”的情况下,又往后退缩,不让民营企业继续经营;二是一些国有独资和国有绝对控股的公司对民营中小企业展开了收购兼并,使这类企业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强化。
“宏观调控”产生庞大的权力寻租规模
另外,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从2003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现象。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措施促使经济降温。宏观经济是一个总量的概念、全局的概念。在发生了宏观经济过热,即总量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的情况下,就理应按照市场经济的常规,以汇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为主,进行总量调控。当然,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还有必要运用某些行政手段,例如对银行信贷的“窗口指导”作为补充。但是,必须明确,它们只能是辅助性的手段,而且应当在运用这种手段时,对它们的局限性和副作用有充分的估计。但是,当时,在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判断时,主流意见却把问题的性质确定为“局部过热”,采取的主要措施也是由主管部委联合发文,采用审批等行政手段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的投资、生产活动进行严格控制。从那时起,“宏观调控要以行政调控为主”就成为正式的指导方针。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英国的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说:“权力易于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腐败”。行政权力的扩张,导致寻租活动制度基础扩大,使腐败日益盛行。
更重要的是,政治改革滞后。邓小平在1980年发动全国农村承包制改革的同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八一八”讲话,启动了政治改革。1986年他又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进行下去。邓小平逝世以后,新一代领导人在追悼会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问题。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这一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十年来进展十分缓慢。例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由于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1988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中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四万亿至五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新左派”: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
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既得利益者积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动力去阻挠可能影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这一点在中央决策层已经明确,并指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但要将改革深化推进,还需要有更切实、有力的措施。
由于实行“双轨制”的社会存在法治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于是,近年来就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又如,当世纪之交包括大量“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实现“放小”改制,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时,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为,满意的声音仍然占有优势。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或者改革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时,就会造成腐败活动猖獗,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面对这种形势,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
支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去。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将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极现象的正当不满,南辕北辙地引向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轮改革大辨论。
在这场争论中,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发表讲演,印发书刊,组织“学习”,重弹他们在1989年-1991年大争论中唱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旧调,指责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他们把中国改革说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责改革的领导人是“背叛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走资派”和“资改派”:“一是经济上继续推行私有化”;“二是在政治上继续推行自由化”,“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例如什么‘以人为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三是在外交上继续实行投降妥协的路线”,“根本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了”,“反而跟着帝国主义的屁股后面污蔑那些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什么‘恐怖主义组织’‘破坏稳定的力量’”,“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并且一再借改革开放在制度上肯定下来,培养了一些亲美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还攻击说,当前医疗、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两极分化乃至矿难频发等问题,都是由这种市场化的“资改路线”造成的。
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对中国现状所作的这些主张,不论就他们的“诊断”,还是就他们的“处方”来说,都是不正确的。
洞见谬误:贫富分化的原因是权力、还是市场?
深化改革派和新左派,孰是孰非?以贫富分化为例。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宣传说,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而市场化改革也正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中国收入差距过大,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社会注意的。
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着力点又应当在哪里。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断言,这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们,以便拉平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业的行业垄断所造成。根据这种分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打破对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当然,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有大小,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中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对于这种结果不平等,也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补救。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
如果说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对中国社会问题所作的“诊断”属于“误诊”,他们开出的“处方”,即回到“全面专政”时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强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专政”权力,不正是强化腐败的制度基础,和他们所宣称的目标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这样,虽然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煽情和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优势,在对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国企改革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中,通过蒙蔽蛊惑大众,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一当他们亮明底牌,即扭转历史车轮,回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灾难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的时候,那些虽然对于改革开放的某些具体做法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怀有意见,但能够理性思考问题、并不反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大方向的人们,也就离他们而去了。
未来30年续写辉煌
对于这种开倒车的主张,中国的党政领导也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中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对那种走回头路的主张进行了正面的批判。这份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的30年续写辉煌,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应对新一轮的挑战。
(责任编辑:邓守亮*)
●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①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中文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 本文初刊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内刊,本刊发表时做了新编。感谢CCWE李稻葵、陈随的支持;感谢作者允许本刊发表。
2010年第1&2期(合刊)
http://blog.sina.com.cn/greenleafxp
哥本哈根协议不能签
——兼论后哥本哈根国际气候政治
张 山
摘要:哥本哈根协议有违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展中国家让步增多,发达国家责任减少,却并不能因之实现全球减排目标;中国即使签署,西方也会得寸进尺,将中国当作替罪羊,因此,不能签。下一步,中国不能贪图G2虚荣,应该一方面继续尽量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相对公平的碳排放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必须利用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强大的国际力量,合纵连横,要求西方尤其是美国深度减排,从而推动气候政治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进化。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评估,地球对温室气体排放只有有限的容量,即有限的“排放量预算或碳的收支预算”。尼古拉斯·斯特恩在其新书中断言温室气体排放的年预算保守估计价值至少1.2万亿美元。气候谈判就是为了解决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如何分享这个资源,其重要性据称可能已经超过世贸谈判,成为现阶段不仅环境方面,而且经济方面最重要的国际谈判。国内有些头脑不清者以为可以在这方面向西方作让步以换取其他利益,无异于拿西瓜换芝麻。
刚刚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在美国主导下出台了一个“哥本哈根协议”,此协议与过去的京都议定书和巴厘岛路线图相比,要求发展中国家让步增多,发达国家责任减少,但并不能因之实现全球减排目标。不幸中的万幸,此协议仅仅出笼,并没有如美国所愿的那样成为大会的共识,只是被注意(being noted)。失败本身并不可怕,正视失败、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就可以扭转失败,并为走向成功做准备。比失败更糟糕的是要把失败伪装为成功,并沿着失败的方向继续走下去。根据大会的决议,在2010年1月31日之前,附件一国家将决定是否签署并提出承诺减排量。同时,西方竭力渲染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在1月31日之前决定是否签署,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签署期限其实还可以另作解读。是否签署,是摆在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中国在哥本哈根让步再多也一定会挨骂
此次哥本哈根谈判相当程度早就注定了谈不成,除非发展中国家单方面做出自杀性让步,甚至即使这样做了也还不够。美国毫无减排诚意——奥巴马政府在这方面和布什一路货色,只是公关做得更好,更有欺骗性而已。说穿了,哪怕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减到零,美国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减,因为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不可侵犯”。因此美国千方百计为自己找借口——中国就是其最大的借口。由于没有和发展中国家合作,欧洲对美国毫无办法,而且因为美国不做,其国内许多力量也不愿意全力去做,乐得躲在美国后面三心二意地做减排。但是全球一定要大力减排,否则将来大家一起深受其害,那么,就逼着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大力减排,哪怕逼得他们“去工业化”也在所不惜——欧美国内本来就有相当一部分力量想借此限制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西方相当一部分环保主义者,没有原则,没有骨头,完全放弃公平原则,也已经在这个问题上主动或者被动地选择了和欧美政府穿一条裤子。所以从欧美国内来讲,哥本哈根一开始就注定很难谈成。于是他们早就布置媒体到时候全面开动,包括大量对欧美政府小骂大帮忙的NGO,要把这个道义责任尽量推给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者至少是让中国和美国分担——美国本来就是最大责任方,把中国抓来陪绑当然也不亏。
既然中国不管如何做,都会被当作替罪羊,那么,更好的应对可能是,不理会西方压力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时改进公关,加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纵连横,尽量揭露西方玩弄双重标准的嘴脸。
二、哥本哈根协议出台前后和内容分析
2009年12月18日晚上11点,奥巴马在记者会上宣布达成哥本哈根协议。更确切地说,这个草案应该叫做“奥巴马提案”而不是哥本哈根协议,由奥巴马主持起草,26国首脑或者谈判代表参与(苏丹代表一开始参与,后来撤出,不包括在内)。在11点之前,26国之外的国家代表根本没有见到这个文件。于是,我们看到在奥巴马宣布哥本哈根达成共识的同时,许多国家的代表冲向复印机,复印这个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却正被奥巴马宣布为共识、而且主办国丹麦告知他们只有一个小时来决定是否接受文件。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联合国协商一致机制和各国平等原则的极大蔑视和践踏。而且,奥巴马的记者招待会时间正好选在77国集团闭门会议期间,打断了77国内部的通报和协调,现场不少NGO观察员都怀疑美国是有意为之。
在19日凌晨3点多开始的讨论中,争论激烈,阵线分明。以美、英为首力推把协议变成共识,而且一再强调只有协议变成共识,许诺的援助才有可能实现。一些被收买的小国,或者被空口许诺的援助所诱惑的国家高声附和。关键时刻,图瓦卢、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古巴等几个小国代表站出来明确反对,他们以减排力度不够或者违反民主规则等理由批评美国提案时,包括“基础四国”不少代表团成员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代表拼命鼓掌。当发达国家占尽上风的时候,“基础四国”中巴西和南非代表撑不住了,说了一些服软的话,比如这个协议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也可以是进一步谈判的基础。最后尘埃落定时,这个协议只是被注意(being noted),而不是成为会议共识,于是这些国家又试图往回扳:比如南非代表又发言说,这个协议是奥巴马总统的提案,尽管其他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参与帮助了起草,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一定全盘同意和愿意签署。这些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发言,凸显了发展中大国面临的状况:他们之所以没有像苏丹那样出走,只怕更多的是不愿意被无端指责要为哥本哈根失败负责。西方媒体公开报道的“基础四国”首脑会议被奥巴马强行破坏,也是发展中国家被胁迫的另一个旁证。
简单分析一下哥本哈根协议,就会发现,比起京都议定书和巴厘岛路线图,发展中国家不断让步,而发达国家责任减少很多:
第一,发达国家没有近中期(2013~2020)量化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整体和国别的减排指标。每个发达国家自行填入承诺减排量,且发展中国家也要将国内减排行动目标和政策纳入附件,在同一协议文件下与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一并予以反映。这进一步模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界限,是对京都议定书和巴厘岛路线图中所一再重申的“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极大削弱。而坚持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双轨机制,一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底线。
第二,发展中国家自我减排(没有任何国际资金和技术援助的自我减排)“每两年通过国家信息通报进行汇报……准备为国际咨询和分析(提供方便)”(奥巴马在其新闻发布会中四次强调了最后一句)。尽管协议也说了国家信息通报要确保国家主权得到尊重,但这已经为西方借此提出更多要求和干涉主权开了一个口子。
第三,尽管协议把2度目标写入,但完全是画饼充饥。发达国家现在提出的目标是如此之低(比如美国2020比2005减14%~17%,只比1990年减0%~4%),有不同的NGO和科学机构都估计协议结果是直奔3~4度而去。中国和印度都属于全球变暖的十大受害国,将因此大受其害。更不必说77国中大量没有什么碳排放可减,但深受全球变暖危害的小国,更是觉得被出卖。
图瓦卢、委内瑞拉等几个小国的坚持,居功至伟,使哥本哈根协议没有成为共识,只是被注意,在2010年1月31日之前由各个国家自行决定是否签署。包括参与起草的“基础四国”,也有了再次仔细考虑重新决定的机会。
现在,一部分美国主流媒体依然大力赞扬奥巴马在谈判最后几天力挽狂澜,打破僵局,领衔起草了哥本哈根协议。但一部分美国媒体,以及绝大部分欧洲媒体,都不得不承认哥本哈根失败。尽管发展中国家做了大规模让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的责任重点却开始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提出的减排目标以及相应的全球减排量是如此之小,远远低于IPCC计算的升温不超过2度所需要的减排量,甚至没法向支持环保的那部分西方民众交代,所以他们不得不承认失败。
现在舆论宣传的焦点之一,就是谁要为哥本哈根的失败负责。其中以英国的媒体最为典型。一方面,英国大力赞扬奥巴马的正面作用,并试图以此进一步削弱联合国的作用;另一方面,对减排量太小,推出能源与气候变化部长米利班德、马克·莱纳斯(英国人,由欧盟付钱作为马尔代夫代表参会)等人大造舆论无端指责中国要为此负责。
同时,现在一些作为气候变化受害者的小国和弱势群体,以及自认为和他们站在一起的NGO,也开始大力谴责协议。他们中头脑比较清醒的一部分把火力集中在美国和西方,也有的把所有参与的26国都一起谴责,更有人指责参与协议的“基础四国”出卖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欧洲内部关于哥本哈根会议的评价也开始有种种不同声音,如果操作得法,也许可以引导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政治变化,但其前提条件是“基础四国”尤其是中国不要因为哥本哈根协议和美国绑得太紧。
三、“基础四国”为何不能签哥本哈根协议
现在摆在被裹挟参与起草的“基础四国”面前的问题,就是签还是不签这一个两难,以及如何签,在什么样的前提下签。在我看来,签的结果是:
第一,落实了在协议中对发达国家的单方面让步。
第二,依然会继续受西方媒体攻击,被欧美当作哥本哈根协议不足之处的替罪羊。在西方生活有年的人大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温良谦恭让不会被感激,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这一次已经有了前车之鉴。中国拿出最大诚意,提出了40%~45%的强度减排目标,其力度之大连许多欧美相关专业人士也不得不同意:比如在12月16日的一次讨论会上,英国气候大使斯特恩就承认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某些方面的规划目标已经超过欧盟现有规划。但西方依然找到种种借口围攻中国。
第三,作为气候变化受害者的小国和弱势群体,将更多地把中国和美国作为他们共同的施害者加以谴责。
第四,“基础四国”本身也会因为西方实际减排量太少而深受其害。中国和印度都是气候变化十大受害国之一。空谈2度,但实质上直奔3~4度而去的哥本哈根协议,将使这些问题雪上加霜,也是对已经受到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广大农村弱势群体利益的过大损害。
第五,落实了“基础四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卖”的猜测,失去盟友,制造可能的敌人,对下一步谈判非常不利。对一些碳排放很低但深受全球变暖危害的小发展中国家,承认这样一个口头上说力争全球升温不到2度但实质上直奔3~4度而去的协议,将是对他们利益极大的侵害。本来这些国家更有可能和“基础四国”联合要求欧美进一步深度减排,同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转移和资金援助力度——这是苏丹的立场,如果方法得当,我们其实可以争取更多的小国到这个立场,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而战。但如果通过哥本哈根协议落实了对发达国家的让步,他们对发展中大国失望,同时发达国家减排力度太小已经难以改变,那么他们将来更可能和欧美联手,给发展中大国过大而不公正的减排压力。这将对“基础四国”都非常不利。
第六,欧美将利用“基础四国”对协议的支持进一步削弱联合国,把谈判重点更多地转移到双边或者经济大国论坛(MEF) 之类更方便其施加影响的场合,这同样对“基础四国”不利。
如果不签,结果是:
第一,协议中的让步作废,在墨西哥重头再谈。这应该不是坏事,无论是对让步太多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对许多因为减排力度太小而失望的环保主义者。
第二,继续受西方谴责,但和签的结果没有本质区别,顶多是挨骂的方式有所不同。
第三,气候变化受害者的小国和弱势群体,有更多的理由把中国和美国分别对待。
第四,不会失去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盟友,不会给发达国家进一步分化发展中国家以口实。
第五,需要对参与协议起草、而不是像苏丹那样撤出做出解释。这个应该不算太难,正如南非代表所说这个协议是奥巴马总统的提案,尽管其他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参与帮助了起草,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一定全盘同意和愿意签署。这也是谈判现场的事实。欧美一些媒体这一次极力打造G2印象,这其实是把中国架到火上烤,让我们和美国分担失败的责任,对中国非常不利。我们应该把事实说清楚,其实许多事情是美国主导甚至胁迫,中国并没有参与共谋——比如“基础四国”首脑会议被奥巴马强行打断就是明证。把这些事情说清楚,打破欧美媒体打造的G2虚幻光环,也符合我们一向韬光养晦的外交传统。
两相比较,个人认为不签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四、中国可以做的实事和公关
一方面,中国要有西方舆论攻势的思想准备——反正不管做什么都会被西方主流媒体找到理由谴责,那就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坚持我们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怕挨骂。但另一方面,也要改善公关,把立场明确友善地表达出去,尽量建立广大的统一战线。
1月31日之前中国如果不签哥本哈根协议,西方估计会发动下一轮媒体攻势。中国可以做出以下应对:
第一,团结好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支持他们坚持立场,反对哥本哈根协议出台的不透明、不民主,强调西方减排力度不够、技术和资金转移不足,等等。
第二,凸显中国作为气候变化受害者的一面,比如青藏高原因气候变化而造成的冰川消融、草地退化,宁夏等地由半干旱向干旱发展,等等。指出接受一个实质上远远超过2度的协议将极大地损害中国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
第三,中国可以考虑建立中国气候基金,投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和适应。中国做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但本身要大力减排,现在也有能力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一份贡献。同时,中国超过两万亿的外汇储备与其大量放在美元债券上缩水,不如拿出其中一部分投资于中国气候基金。这可以帮助中国的低碳技术和企业(风能,太阳能热水器和发电,沼气池,等等)走出去,同时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和环保的双重目标。这是真正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赢的事情。
五、从三个要求1.5度的小国的不同作用看“基础四国”谈判策略的改进
谈判期间,图瓦卢、另一岛国和苏丹三个小国强烈要求1.5度,在谈判中起到了四两拨千斤而又截然不同的作用,值得我们深思。
图瓦卢在谈判前期提出1.5度目标,被西方用来大力打压“基础四国”(要求发展中大国同样有国际减排目标),让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观察者都怀疑该国代表(此人乃英国律师,出身绿色和平组织)是否代表西方利益。但在奥巴马推出糟糕之极的哥本哈根协议之后的大会讨论中,图瓦卢代表第一个站出来大力抨击。他引用圣经故事,说正如犹大被许以30金币出卖耶稣,他现在也被许以30金币出卖国家,但他的良心不容许他做出犹大的选择。如此有原则有尊严地争取生存权,值得尊敬。图瓦卢为了自己的生存权,至少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高标准严要求,所以现场大量发展中国家代表为他鼓掌,包括有不计前嫌的“基础四国”代表团成员。确实,当时的情况下图瓦卢站出来质疑美国和哥本哈根协议的道德合法性,发出了对气候变化问题责任很小却深受其害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的真实声音。
而另一个小岛国则完完全全被西方收买用来打击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在最后讨论期间,这个国家的代表先是声泪俱下讨伐某些发展中国家(暗指中印)只肯2度,而不是1.5度,置小岛国生死不顾。但马上又说奥巴马领衔的哥本哈根协议,尽管也只是2度,却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开端,恳请大家一定要通过。前后一分钟内自相矛盾都不带过渡。
而且前面也说了,奥巴马的2度完全是画饼充饥,根据发达国家自己现在提出的减排目标(比如美国2020比2005减14%~17%),全球升温现在是直奔3~4度而去。该小岛国如此赤裸裸地被西方当枪使,对中印高标准,对西方低标准,冠冕堂皇言辞之下出卖本国人民(3~4度该国早就不知道淹到哪里去了),现场为他鼓掌的大多是发达国家代表,也是事出有因。当时欧美一些代表立刻跟进,给哥本哈根协议大唱赞歌,一度现场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
也许有人会说图瓦卢等小岛国都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提出了要求,它们对发达国家持何种立场已经不重要,未必如此,看看苏丹就知道了。
苏丹这一次对维持77国集团的团结极为重要。前期欧美用图瓦卢打压中印时,是苏丹大使卢蒙巴·迪亚平站出来强力反击,指出欧美政府以及一些西方NGO试图把发展中国家分而治之,把危害控制到了最低。其实,苏丹也同样要求1.5 度,但苏丹同时大力强调公平原则,说1.5度意味着西方应该2017年减52%, 2020年减65%,2030年减80%, 2050年100% 以上(不但减到0,而且要有碳汇)。而且西方除了自己做这些,还要大力对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转让。
图瓦卢被欧美拿来打击中印,但其实它只是要求全球减排力度增大,并没有像某小岛国那样自己跳出来帮助西方把减排责任的大头转移向发展中国家,而且最后是图瓦卢自己站出来反击欧美。这样比较中立的立场,如果“基础四国”和它真诚沟通,可以把它拉向苏丹立场,要求大力减排的同时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统一战线。这些小国,只要不是像某些小岛国那样完全被西方收买,他们自己或者稍加沟通就明白,他们要求西方国家强力减排的立场,只有和“基础四国”联合才有实现或者至少部分实现的可能。
发展和减排,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中印两国,由于国内发展的巨大压力以及西方技术转移口惠而实不至的现实,都把这个妥协点选在了2度,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在谈判策略的操作上,可以更加灵活一些:苏丹1.5度的表述方式,不但不损害发展中大国利益,甚至可以互补。比如在技术转移的谈判方面,苏丹和图瓦卢等小国如果利用其道德优势挑战西方知识产权制度实质上造成的知识垄断,将会是对“基础四国”立场的巨大帮助。这些小国也能够明白这是真正的互惠互利:许多西方高价的环保技术,只有经中印等大国消化和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后,才有可能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负担。现在有不少最前沿的减排科技,由于其过于高昂的专利费用,使用范围往往局限于西方。全球变暖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挑战,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创造来消解危机。如果有更多的环保和减排技术能够向公共领域开放,全面推广,对全人类都是共赢。但目前的西方知识产权制度,造成知识和科技过分商品化垄断化,这是气候谈判中技术转移问题进展微小的本质原因。要打破这个僵局,需要发展中国家结成统一战线,同时和西方国家中的进步力量联手,共同挑战西方大公司和大财团所坚持的知识和技术垄断。
另外,一些人把气候变化简单地理解为阴谋论,由此认为“基础四国”的谈判底线只是不被逼减排更多就行,哪怕为此放纵美国的不负责任,个人认为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前文以及提到,中国和印度都在气候变化十大受害国之中。在青海、宁夏、云南等地,本人都看到、了解到了气候变化对农业的负面影响,国内林而达等专家在这方面已有更为系统而详细的研究。中国政府的强力减排措施,绝不是某些人理解的做做样子对付外界压力,而是因为政府确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中国发展的严重威胁。
哥本哈根协议空谈2度,但欧美短期减排承诺如此之小,不但抵消了中国减排的巨大努力(相比之下中国现在的减排力度不小,欧美都不得不承认,所以这一次只好在“三可”上做文章),而且实质上直奔3~4度而去,中国因此受到的气候变化危害将大大加剧。尤其是农业方面,可能对中国的粮食安全造成难以应对的威胁。林而达、居炜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全国平均温度升高2.5~3度之后,气候变化将导致中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产量持续下降。在温室气体高排放情景下,中国基本粮食供给可能在2030年前后出现缺口;在中低排放情景下,基本粮食供给将不存在问题,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粮食需求仍将可能无法得到满足。而世界粮食市场稻米年交易量只是中国年消费量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中国粮食供给因为气候变化等原因出现大的缺口,从世界粮食市场购买只怕也是杯水车薪。
美国人少地多,农产品过剩,所以这方面它短期内不在乎气候变化对农业的负面影响。人多地少的中国粮食安全至今仍然是紧平衡,农业方面丝毫疏忽不得。如果只是为了中国自己有足够的碳排放空间而对美国以及美国带动的整个西方减排力度太小有所纵容,只怕是过于短视。
所以“基础四国”在国际谈判中的既定立场,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尽量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相对公平的碳排放和发展空间——这方面做的不错;另一方面是利用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强大的国际力量,合纵连横,要求西方尽量减排,同时加大资金和技术转移,在要求发展中国家足够和公平的碳排放空间同时对美国减排力度太小不能纵容——这方面做的不够。
这两方面的诉求,看似矛盾,其实对立统一,如果操作得当其实可以互补。
据了解,这两方面的不够平衡,已经在印度国内引发争议。其政府内部和NGO圈里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批评印度首席代表为了“基础四国”自己足够的排放空间过于忽视全球减排量(尤其是放纵美国方面),实质上是忽略了印度国内大量因为气候变暖受害的弱势人群。同时因为印度人均排放大大低于中国,NGO圈中有人已经开始提议推动将来在谈判中将中印分开处理。印度国内这种试图和中国分道扬镳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只怕危害不小:这正中西方分而治之之计,将不利于中印两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
国内潘家华等专家碳预算、碳公平方面的工作,也许可以进一步完善和推动成为中国谈判正式提议(同时和玻利维亚气候债的提议互为补充和呼应),促进上述两方面诉求的对立统一。
六、G2之害
美国在气候谈判方面一直以来力图打造并获得相当成功的G2印象,这一次让中国受害不浅。本来,中美作为两大排放国,在减排技术方面当然应该大力合作,但在谈判和政治方面,中国一直坚持应该在联合国框架和原则下的多边谈判。可惜,中国的这个立场,被美国政府、媒体以及一些其支持的NGO刻意抹杀。美国这一策略,在这一次收获甚丰。哥本哈根进展微小,实质原因是美国毫无减排诚意,并引发西方国家向底线赛跑, 却被西方媒体成功地扭曲报道为中美之间的僵局才是问题的焦点。中国很难左右谈判期间议题(比如中国关心的技术转移问题完全被美国阻止得毫无进展),却“被G2”了,有苦难言。
美国的下一步,自然是继续削弱联合国谈判轨道,把谈判重点进一步转移到双边、经济大国论坛(MEF)或G20等更有利于美国施加其影响的地方。中国要避免继续受害,必须对此做出应对,坚定支持联合国这一多边谈判框架,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和美国划清界限。
欧洲这一次多少也有苦难言,其环保和减排诉求被美国大力削弱。会议主办方丹麦急于求成,多次扭曲或违背联合国规则以迎合美国,丑态百出。欧洲关于哥本哈根有种种不同声音,基本上都承认失败,有批评中国的,也有批评丹麦的、欧洲的、美国的,不一而足。英国作为美国喉舌大骂中国,多少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英国的根本利益,究竟是和美国一致,还是和欧盟一致,其自身定位一直犹豫不决,所以这一次作为美国枪手出头骂中国也是表现之一。所幸欧洲其他国家并没有全力跟进。其实,欧洲在过去几年气候政治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严重不足。欧洲作为发达国家减排努力的先行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减排努力的先行者,应该通力合作共同向没有减排诚意的美国施压,并由此推动全球的减排行动。这一次哥本哈根的失败,有助于欧洲部分有识之士看清欧洲的错误,反思并调整方向。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欧洲人至少对这类批评更有开放心态。但如果中国为了G2之类的虚名,继续和美国捆在一起,将不利于欧洲心态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化。
七、NGO内部的争论及将来的走向
在气候方面做工作的世界各地的NGO组织,有各种不同的联盟和网络,其众多的成员里面聚集了相当一部分专家,多年来紧跟谈判,专业分析能力相当强,还有不少人是各国专家团成员。同时不少NGO善于公关,对媒体影响力不小。所以公民社会在谈判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一些国际大型主流环保NGO,在多年与欧美政府既对抗又合作的过程中,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公平问题、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如何理解等——不断让步,有时候甚至到了对欧美政府小骂大帮忙、联合打压发展中国家的地步。公民社会中就此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在巴厘岛谈判期间就已经达到白热化地步。当时在一次NGO闭门会议上,一位印尼NGO活动家质问多名西方NGO关键人物:“你们和西方政府联手,要求中印大力减排,对此我没有异议。但我不满你们的双重标准,你们为什么不也和77国联手,对美国施加同等压力?如果发展中国家的NGO能够让中印的自我减排目标达到京都议定书和IPCC建议范围的上限,你们发达国家NGO能不能保证美国减排目标也达到类似的上限?”西方NGO领袖哑口无言。一语成谶,这次“基础四国”提出的自发减排目标都达到了IPCC所建议的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比照常情景减排15%~30% 的上限,而发达国家提出的减排量远远低于IPCC所建议的2020年比1990年减排25%~40%:美国只有3%~4%,发达国家累计只有8%~12%。
奥巴马上台之后,许多环保组织对美国新一届政府寄予厚望。但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在NGO的内部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坦言失望,认为新政府比起布什政府换汤不换药,并无实质性改变。但同时不少人强调奥巴马至少名义上关注气候变化,NGO应该与其合作而不是对抗。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公民社会内部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包括对哥本哈根协议本身的评价。一些主流环境组织试图继续为美国和哥本哈根协议涂脂抹粉,但不少组织和个人直言哥本哈根失败,并指出一些主流环境组织对西方政府妥协太多,放弃公平原则,对美国的问题视而不见,也是哥本哈根失败原因的一部分。更有组织重新提出了“没有公平,就不能实现环保”的议题,提出环保运动需要反思自身的问题。哥本哈根失败了。是否直面失败,以及反思环保组织在其中的作用甚至错误,是现在公民社会内部争论的焦点。
从公民社会正在进行中的争论来看,哥本哈根的失败揭露得越彻底,美国的破坏作用被暴露得越多,美国和“基础四国”的立场被区别得越清晰,将越促进环保运动反思其不足,重新评估公平和环保的平衡,推动其政治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的方向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