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亲族”的认同与行动

    ——皖中薛桥村调查随笔之一

    欧阳静

    在皖中薛桥村访谈时,“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薛桥村民对这一字的解释是“同一个老太太门下的家户”,或“不出五服的兄弟、堂兄弟”。与这一字相联的词有“近份”和“大份”,“近份”一般是指三服内的兄弟、堂兄弟所组成的血缘共同体,而“大份”一般则是指五服内的以兄弟、党兄弟关系为基础的认同单位。但“大份”与“近份”没有严格的限制范围,如果兄弟、堂兄弟数量较少,“近份”则将血缘关系较远的家庭涵括进来,所以五服内的兄弟、党兄弟也可以形成一个“近份”。“近份”的规模一般只有十户左右,“大份”则有数十户。

    事实上,薛桥村的“份”与我们在黄淮海地区发现的“小亲族”[1]属同一个村民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即指超越核心家庭以上的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对内合作对外抗御的认同与行动单位。薛桥村的日常生活、村庄秩序和村庄治理中均能看到小亲族的作用。访谈中,当问及“如果遇到突发事情急需借钱,最先想到向谁借”时,绝大多数村民的回答是 “向近份中的兄弟借”。薛村王中组的陈二妹为了说明她所在“近份”的团结程度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去年,她不慎从自家楼上摔下来,在家的兄弟、堂兄弟赶忙将其送往医院,入院交钱时,每个兄弟都掏出匆忙中从家带来的现钱,合计几万元。事后,她向自己的丈夫说,要不是出事,还不知道每家兄弟都存了这么多钱。

    薛桥村红白喜事的互助与合作范围是以小亲族为单位。在办红白喜事时,“近份”的兄弟、堂兄弟则全家停伙前往帮忙,“将兄弟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每个“份”几乎都有一个专门掌管红白喜事的“办东”,这个“办东”一般是“份”内能说会写、办事能力强、辈份不一定高的中老年男子。通常情况下,每个“办东”只负责本份内的红白喜事,但如果东家想将红白喜事办得更隆重、更体面,则会邀请其他份内的“办东”前往帮忙主持,比如被薛桥村认为最有学问的、读了许多年私塾的王永顶老人则担任过其他的“份”的“办东”。

    “将兄弟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还体现在婚姻市场的合作与互助上面。小亲族通常会竭力合作以避免份内的兄弟成为光棍,薛村种类繁多的婚姻形式足说明这一点。换亲是当地最为常见的一种婚姻形式,即将男方的姐姐或妹妹互换为对方的媳妇。在一些男多女少的家庭中,则会用兄弟的女儿换亲。东二组王华国的妻子则是用其堂妹换回来的。而东二组原组长王永典有六兄弟,他排行老三,父母过世后,他为了帮三个弟弟娶妻或换亲,自己却成了光棍。在我们去薛村调查的前几天,王西组的王永华刚刚将养女与儿子结配成夫妇。养女原本不同意与自小一起长大的哥哥成婚,但在父母和“近份”的劝导下,她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婚姻安排。薛村也有不少来自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等落后山区的媳妇,但这些异地婚姻并非因打工形成的,而是通过托人从外地介绍过来的,其中不少是买或骗来的。王东二组王华仁的媳妇则是“近份”中的一位堂兄于1994年从贵州骗来的,这位骗来的媳妇前两年才第一次回娘家,在此之前,娘家人都以为她早已不在人世。

    当然,也有人利用小亲族内部的高度信任谋取私利。薛村民兵营长的爱人是邻村的杨湾村人,前不久回娘家时听说村里的杨胜荣被“近份”内的一个堂兄骗走了2万多元的婚礼钱。杨胜荣的弟弟、弟媳都是聋哑人,但生有两个健康的儿子,大儿子今年26岁,正值成婚年龄,无奈家庭太穷很难找到对象。今年六月份,“近份”中的一个堂兄给杨胜荣介绍了一个外地姑娘,并带着杨胜荣和侄子去了姑娘的娘家进行了实地考察,男女双方均满意。杨胜荣拿出自己2万多元的积蓄作为侄媳妇的财礼、并摆了十几桌酒席,但结婚三天后,新媳妇消失得无影无踪。杨家人财两空。杨胜荣悔恨道,虽然他知道堂兄长年在外“混”,但根本没想到他居然会骗自己人!

    薛村村民生男孩的欲望十分强烈,用村民的话说,“即使倾家荡产也要多生几个儿子”。1998年左右,薛村一村民为了生儿子举家外逃,在离家之时他在自家大门上贴了幅对联:“拔我房子牵我牛,不生儿子不回头。”目前,薛村只有两户纯女户,且这两户的男方或女方都是无法“逃计划生育”的残疾人。

    村民强烈的生育动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因小亲族而形成的“拳头”与“势力”的秩序机制,用村民的话说“份大、户多的人说话就有力量,没人敢欺负”。自1991年担任公安、调解干事的现乡镇司法所所长孟利好曾下派到薛桥村担任村支书,先后任职四年,对薛桥村的情况十分了解。他对薛桥的评价是“民风不纯、爱出风头”,“一有事情则一起上、形成一股势力”,“村班子不团结,相互拆台、派系斗争严重,造成工作难以展开”。

    以小亲族为基础的“拳头”与“势力”在村民之间表现为“民风不纯、爱出风头”,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往往能引发群架。当打架发生时,“兄弟、堂兄弟是绝对要上的”,如果争斗发展到小亲族与小亲族之间的群殴,那么“份内能拿得动东西的人都要上”。小亲族与小亲族之间的群体性竞争在1990年代体现的犹为明显。一些“份”大且出过不少“风头”的村民总会津津乐道地讲述他们“英勇事迹”。薛桥王东组的王国中因为坐车争坐位与邻村一村民发现口角,几分钟内,双方份内的年轻人纷纷上阵,王国中所在的份最后以40余人对决20几个人的优势获胜。而同一村民小组的朱永华是独子,其父亲又是1952到薛村落户的佃农,在薛村无兄弟,朱永华因此被王姓中“份”大的村民打跑了无数回。深受“拳头”之欺的朱永华此后发奋图强,生了7个儿子,如今才得以“抬得起头,说得起话”。

    在村庄政治权力的争斗中,小姓或“份”小的村干部是被排挤和打压的对象。1993年,时任副书记吴长云被另一派村干部“份”内的几个“混事”的年轻反锁在自家屋里暴打了一顿,几个月后不幸去世。虽然吴的去世与被打时间相隔了近半年,但绝大部分村民认为,吴长云是被另一派村干部打死或气死的。而时任包村干部孟利好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吴受打压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个性太强,对份大的村干部不服气”。吴是退伍军人,在部队时入了党,文化水平较高,个人能力很强,不把老支书精心培养的接班人放在眼里。1993年,老支书抓住吴长云在宅基地分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用“拳头”教训了他一番,并将其排挤出村庄权力结构。

    1997年至1998年这两年以外,薛村由于“村班子不团结,相互拆台、派系斗争严重”而难以产生村支书,均由乡镇下派干部担任村支书一职。薛村1997年至1998年的支书叫吴庆如,是退伍军人、年轻党员、文化水平等各方面素质较高。据说,吴庆如是由县公安局、组织部驻村考察两个星期后才选中的村支书,但即使这个被上级多方考察、高度认可的村支书也被另一派“势力”拉下台。1998年,离任村干部王华天联合了王姓几大份中的“能说得上话”的人组织了一场惊动全市的集体上访事件。在积极分子(绝大多数是原任村干部)的组织下,上百名村民打着红旗开着拖拉机前往合肥市上访,理由是农民负担过重,村干部贪污腐化。上访后,吴庆如主动辞职,其他村干部则被罢免,乡镇再一次下派镇干部到薛村担任村支书并重建村班子。此后,在历任下派支书的领导下,薛桥村几乎没有再发生过集体性上访事件,村庄权力结构较为稳定。

     

    一般而言,小亲族之间的竞争在诸如选举、上访这样的焦点性“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以往的研究也主要是通过考察选举及其呈现出的派系斗争来发现与论证对小亲族这一认同与行动单位。然而,自1999年村委会实施选举以来,薛村所在乡镇的选举没有表现出激烈的竞争状态,拉票现象也不明显,并且,在这十年中,大部分村庄的村主任职位被同一个人长期占有,村庄政治呈现出长期稳定的局面。除薛村于1998年发生过一起集体上访事件外,在罗兴佐老师调查的枣林村、张世勇调查的孟村以及陈柏峰调查的李庄村几乎没有发生过针对村干部的群体上访事件。这种政治稳定的现象似乎不符合小亲族的行动逻辑,以致有人对当地村庄性质(即以小亲族为认同与行动单位村庄)的判断产生质疑,认为当地村庄不存在小亲族这一结构性力量。

    小亲族在选举、上访等事件中并没有张显出其应有的行为特征是因为这一村庄结构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以往考察小亲族的行动逻辑时,重点关注的是村庄内部的结构与选举、村庄权力结构的关联而忽视了国家与村庄结构关联性。事实上,小亲族只所以能在选举中表现得极为活跃是因为村庄实施了真正的选举,即选举不被乡镇操控,这种选举用乡镇干部的话说是“放开选”。而“放开”的选举会“搅动”村庄中的各类力量,从而使观察者易于发现类似于小亲族、宗族等村庄结构。然而,在薛村地区的村庄几乎没有实施过真正的选举,在我们调查的四个村,自1990年代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均由乡镇干部担任村支书。我们在乡镇的访谈进一步证实,将镇干部下派至各村任村支书是本区域的普遍现象。这说明,在薛村地区,无论是在村民自治实施之前还是实施之后,乡镇对村庄政治一直进行着强有力的控制。而乡镇对村庄政治的控制正如司法所长孟利好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民风不纯”,“一有事情则一起上、形成一股势力”,“村班子不团结,相互拆台、派系斗争严重,造成工作难以展开”。

    乡镇对村庄政治的控制压抑了小亲族之间对村庄权力的激烈竞争。曾经在薛村任村支书的农办主任孙国民和孟利好均认为,乡镇干部担任村支书利于村庄稳定,因为村民一般不敢挑战国家干部,绝大部分村民认为“服从国家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天经地义的”。但这两位镇干部也认为,“书记可以是上面下派的,但干事情仍然要靠村里的干部,要靠村干部个人的能力和‘势力’,下派支书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合理地配备村干部”。镇干部认为,下派支书配备村干部时必须考虑以下两个因素,一是该村干部所在的“份”的大小,即该村干部“势力”;二是该村干部个人能力及其在“份”中的威望。村民则认为,“下面有人和上面有人”是成为村干部的必备条件。村民说得“下面有人”指的是基于“份”所形成势力的大小,而“上面有人”则是指乡镇的认可。乡镇通过控制和操作选举将符合以上条件的人选为村干部,从而压制了其他小亲族竞选的欲望。镇农办的孙主任给我们详细介绍了乡镇如何利用选举以确保“组织意图”的一些方法,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乡镇的派往各村的选举工作小组和各村由村支书(大部分是由镇干部担任)组建的村级选举委员会。镇上的选举工作组名义上是监督者和中立人,实际上只是竞争者的监督者和已定人选的拉票人,而选举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与乡镇党委组织的意图保持绝对一致”且在各自的“份”中“能说得上话”的人。镇干部说,“选定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是搞定了整个选举的关键环节”。因为选举委员会成员是抬流动票箱的人,在选举时他们可以引导选民的选举意向,同时为已定人选拉票、代填选票等。

    当乡镇对村庄政治具有绝对的控制力时,不仅有效地压抑了小亲族对村庄权力的竞争欲望而且压制了村干部间的派系斗争。乡镇可以随时将不配合工作的村干部撤换,从而树立主要村干部的绝对权威,这一点在罗兴佐老师调查的枣林村可以得到更好的说明。枣林村是省级示范村,大量资源的输入及其特殊的政治地位(省市县重要领导挂点村)客观上使该村必需具有一个政治觉悟、讲话水平和社交水平等各方面均较高的主要村干部和一个团结有力的村班子。而该村的副书记兼村主任孟青桂恰好具备了一个明星村所需的村干部素质,乡镇因此将他培养成主要村干部并通过选举、撤换其他村干部的方式为其树立了绝对的权威和稳固的权力结构,虽然他所在的“份”并不算大。

    抑止小亲族之间斗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现代法制。现代司法下乡重塑了维持村庄秩序的机制,村民认为现在是法制社会,“以前打架讲份大、户多,讲势力、讲拳头,势力大的欺负势力小的是常有的事;现在讲法制,你打我,我就拨110,报告派出所,现在的110很管用,几分钟就来了”。由于罚款是调解纠纷的主要手段,村民对 “拳头”和“势力”的使用将承受高额的代价,村民因此认为“打架就是打钱”。薛村东二组的组长说,他化解纠纷时的主要方法是叫当事人考虑打架的成本:“你家人比他家多,是不是钱也比他家多?如果人差不多,钱也差不多就可以打”。当事人一般会在“打架就是打钱”的事实面前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由于国家对村庄权力的控制以及现代法制下乡,一个或几个小亲族一致对外的行动被压制,以致我们在薛村地区看到小亲族间的竞争表现得并不明显,一致对外的群体事件也较少,村庄层面缺乏合作。但从日常的生活与生产方面看,小亲族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认同单位,只不过这种认同更多地体现在小亲族内部的合作之中。

    总之,在薛村的调查并不在于是否发现了小亲族这一结构,而在于发现这一结构本身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进而在村庄的哪个层面、哪些方面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1] 申端锋:“小亲族简论”,《三农中国》第5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贺雪峰:“农民行动逻辑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开放时代》2007年第1期。

  • 责任编辑: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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