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县域经济是特色经济吗

    在很多专家学者看来,县域经济就是特色经济。实际上,经济活动的特色化,既是县域生产要素差异性所自然形成的本质特征,也是县域经济得以超越常规发展的必然要求。

    什么叫“特色经济”?根据我个人的理解,特色经济应该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因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而形成的特别质量、特定品牌、较大市场占有率、较高社会信誉度、具有某种明显的比较优势,甚至是独一无二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国的县域确实太复杂,塞北尚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江南却已经百花吐艳、草木争晖了。2000多个县,犹如“星罗棋布”,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生产要素、文化传统和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各有千秋,互不尽同。从类型上看,既有城郊县、山区县,还有丘陵县、平原县和海岛县。从产业来看,既有工业县、农业县,还有林业县、牧业县、渔业县和矿产县。因此,人们认为这就是县域经济天然地具有特色经济性质的根本理由。

    而问题却在于,县域的地方差异性和县域之间经济活动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并不能简单地与“特色经济”划等号。自古以来的中国,一直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广大中西部的绝大多数县域,仍然还是农民“当主角”、农业“唱大戏”。在农业的范畴中,各地虽有农、林、牧、副、渔的分类,但基本上都是大而全之、兼而有之的普通种植和养殖,相互之间真正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特色经济活动并不很多,谁也不敢说自己是独一无二!所以,从宏观角度看,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域范围内,各县域的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一般都具有极高极强的趋同性与重合性。

    前些年,湖北枣阳市种了近10万亩桃树,四月桃花盛开之时,方圆几十里地一片花的海洋。枣阳人豪迈之情油然而生,对外宣称自己就是中国的“桃之乡”。结果在网上一查,面积达20万亩以上的产桃县市不下50个。北方产苹果,农业部有个统计数字,说全国年产量在1000万公斤以上的县市多达70多个。于是,许多地方改种山楂,结果山楂红遍整个长城内外。河北省去年西瓜大丰收,当地卖不出价钱,省长要求各地放开“绿色通道”加大外运力度,但瓜商们一打听,全国西瓜都在合唱“卖难”之声。

    在人们的心目中,东北有“三大宝”,特别是盛产珍贵中药材———人参。正巧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领导组织13个粮食主产省的政研室主任去吉林省开会,看到很多的集贸市场上卖人参就像卖胡萝卜一样论“堆”,令孤陋寡闻的我瞠目结舌了好半天。吉林省委政研室的同志告诉我,现在东三省各县域,漫山遍野到处都是人工种植的人参,以至人参产量激增,供应大大超过需求,价格自然一落千丈,大家不得不相互拆台,忍痛“跳水”。这个在关外本来极富特色的经济活动,于东北的各个县域之间却成了毫无特色甚至是灾难性的大比拼。

    认定县域经济就是特色经济的说法,给我们在县域工作第一线的同志很可能造成这样一种错觉,即扎扎实实地搞好常规性的经济活动并不是有效推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正途,而应该甚至是必须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采取“打歼灭战”的办法,去追求“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优、人优我特”的战略目标,才能通过梦幻式的“时光遂道”去实现富县的目标。但从绝大多数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效果来看,这种办法往往有点像“猴子掰包谷”,特色的东西没有很好地搞起来,常规的东西却被基本上丢掉了。

    在许多县域领导人的心目中,“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乃属毫无疑义的至理名言。于是,置农业为累赘,视工商为通途,千军万马拥挤在工商业的“独木桥”上。此举虽然冲击了传统而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为县域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开辟了道路,也有效地促进了本地区经济总量的膨胀扩张。但是,以“短、平、快、小”为典型特征的工商业项目作“骨架”搭建起来的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使得各县域之间又明显地呈现出新一轮的趋同与重合。它们到处争资金、抢原料、瓜分市场,低水平重复和低效率运行的现象十分普遍。你不让我活得舒服,我也不让你过得痛快。结果,特色经济反而越来越少,比较优势越来越弱,由此产生的地方经济保护主义也越来越严重。

    这种状态似乎成了县域经济无可奈何的“顽疾”。为什么“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壮大特色经济”的调子喊了多年,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鼓励发展特色经济和消灭地方经济保护主义的政策与措施也出台了不少,很多地方仍然还是“我行我素”,老是不见有大的成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在照葫芦画瓢,一窝风地跟进,形成砖坯配瓦楞,要么“方”,要么“圆”。我不大相信全国2700多个县(市)都能够做到一县一,50000多个乡(镇)都能够形成一乡一品,从而打造出独具自身特色的战略产业和名牌产品。因为,你的那个某“业”或某“品”,放在一县或一乡的范围看好像是特色经济,但放在全省、全国的范围来看,则是有它不为多,缺它不为少的“沧海一粟”。

    我从不反对县域经济应该具有鲜明的特色,并认为这是一个地方的经济建设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获取比较优势的可靠途径。但我想提醒人们必须弄清楚一个基本的概念:县域经济的本质不是特色经济,而是以城镇乡村为范围、以自身的资源禀赋为条件,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为起点,以满足本地生产生活的日常需求为导向,以促进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不断富裕为根本目标的一种“民生经济”或者叫做“草根经济”。像普通老百姓过日子一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哪样都少不得,很难说有什么特色。县域经济的这种民生性或草根性,从本质上讲,也就是一般的、常规的、平凡的社会经济活动。因此,县域经济不要片面地、刻意地去追求所谓的特色化,而是应当坚持为本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服务的方针路线,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统筹兼顾为基本原则,先把一般的、常规的各项社会经济活动扎扎实实地深入开展好。

    关于县域经济如何发展,恐怕很难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我想,有一条基本法则应无大错,即必须与本地的历史地理、资源禀赋、人文环境等重要因素紧密结合起来综合考虑、统筹安排。根据各地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来看,县域经济的繁荣发展其实有许多路径可选择: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农则农、宜旅游则旅游,并不是非要“吊死”在某一棵树上。特色往往寓于常规之中。常规经济活动的繁荣发展,必然为特色经济活动提供坚实基础,使我们比较容易选择某些具有主导意义的产业领域,通过有关政策的正确引导和大力支持,逐渐形成特色经济的发展格局。

        县域经济最终能不能形成一定的特色,不仅要看县域经济建设者们的智慧与造化,更要看本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时,任何具有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经济活动,都将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积累、厚积薄发的历史过程。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所以,不要指望在短时间甚至本届任期内通过一场“运动”式的突击,就能够形成“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大好局面的。县域经济的建设者们,一方面要有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历史紧迫感和熊熊燃烧的业绩创造激情,一方面又要牢固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在困难中打基础,在平凡中求实效,在常规中出特色,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县域经济不断前进。

    二、县域经济是开放经济吗

    许多专家学者包括我们一些基层干部都普遍认为,县域经济应该也必然是开放经济。实际情况恐怕并不都是这样。在我看来,多数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社会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严重缺乏这种开放基因,而且对市场经济的许多内在法则一直表现出某种或明或暗的抗拒甚至是叛逆行为。这种状况是好是坏?需要依据时间和空间条件来判断。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到处是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生产。老百姓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几千年来一直在田园牧歌中守望,甚至困顿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式生活之中。以山川地势、道路交通和水利体系为核心纽带的每一个县域,几乎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始终是在沿着一条“内生型”的古老河流“随波逐流”,很少与外界有开放式的汇通。县域在社会经济的整体生活中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可以不相互联系、不相互依存的“独立王国”。因此,县域经济自古以来所表现出的综合性、独立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封闭性,这是自然地理条件和小农经济社会等因素延续而来的历史遗产。

    有人会说,如今时代不同了,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早已把整个地区、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连为一体,地球都变得越来越小了,不要说是县域,任何一个地方再也不可能游离于统一的市场化体系之外。但是,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逻辑分析,或者是一定条件下的推演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县域经济的生存空间虽然正在遭遇强大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经济的不断渗透和挤压,但其形态特殊,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样,整体上仍旧是综合型的。从计划经济年代到改革开放以来,下有“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农业经济基础,上有“小而全、大而全”的工商业经济体系,第一、二、三产业领域相对完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环节链条紧密,加之县级政府财税体制的独立运作,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山高皇帝远、万事不求人”的经济格局。用俗话说,这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三国时期赤壁大战的古战场是我生活了22年的老家,也是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一个县级市。那里的城关与乡村,至今还有许多传统的诸如酿酒、制糖、造鞋、家具、印刷、陶瓷等手工作坊。他们的生产领域很宽,规模却很小。还有一些由县乡政府兴办的现代小工厂,如小五金、小日化、小机械、小食品等企业,从上世纪7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起,就一直在与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里来的大工业产品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抗争。但是,这些产业领域近似原始的产品在本地仍然拥有广阔的市场。相当一部分企业像沙家浜的“芦荡火种”一样顽强地坚持下来了。现在,这些原来属于集体所有的手工作坊和地方国有的中小企业,通过改制基本上成了民营性质或者干脆就是私人所有。据我的调查和了解,这些在县域经济总量中占有重要比例的经济活动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像满天的星斗更加繁多。

    既然县域经济的主要成份已经是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负盈亏的民营经济,那么,拥有主体地位的投资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想投资什么领域、兴办什么产业、生产和经营什么产品,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律与政策,政府就没有任何理由横加干预。县域范围内的这些形式多样化、主体多元化、层次多级化的社会经济活动,往往不可避免地表现出非理性的投资行为、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无秩序的竞争局面,必然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损失,如果真正纳入国家乃至全球的统一市场体系中,严格按照开放竞争的法则去优胜劣汰的话,县域经济早就应该寿终正寝了。我敢说,就算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们,也很难解释清楚明显违反经济学常识的这些县域经济活动非但没有死亡,反而活得很新鲜的“窍门”到底在什么地方。

    严格地讲,这种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严重不符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在现代城市的经济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在县域范围内却能够长期艰难地存在着。原因是什么?就在于县域经济是一个地方性、内生型的经济形态,很大程度上并不以服从国家的统一市场需求来作为自己生存的理由,只按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开展活动,紧密围绕本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具体需求来获取发展的动力。虽然这些多元化的经济活动相当的原始落后、粗放经营,少有技术含量,不能在开放的条件下与城市里的现代化“产业”进行平等竞争,但它们非常灵活,切合本地多层次的有效需求,劳动成本低廉,流通环节少,市场信任度高,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边际效益。因此,在现代工业和城市经济的长期“围剿”中,县域经济表现出了极为顽强的生命力。同时,这种顽强的生命力也是对市场经济某些法则的挑衅和调戏。

    市场机制本来就不是万能的,并且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又是明显“二元”的。虽然市场的法则从表面上看具有平等、公正、统一的属性,但实际生活中,城乡经济之间、工农产业之间从来就没有完全的平等和公正的竞争。对于以“三农”为主体的县域经济来说,这种“平等与公正”往往掩盖着一种残酷的剥削和无情的掠夺。如工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农用与非农用土地的价格剪刀差等。同时,许多生产要素与生俱来的那种唯利是图和“嫌贫爱富”的本性,对长期欠发展的县域经济往往很容易产生一种强烈的离心率。例如,金融资本向城市工业的涌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事业因投资周期长和回报率低而无人问津等。这些问题的产生除一定的政策因素之外,很大程度上都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所惹的“祸”,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现代化步履艰难、城乡之间的差距不能弥缩,从而引发出县域经济对于市场经济一体化的自然抵触情绪和各种抗拒行为。因此,县域经济对于某些市场法则一定程度上的抗拒、斗争、不合作,对于市场一体化的抵制、封闭、不开放,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劣根性。美国、欧盟和日本,都是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地方。他们振臂高呼“开放”的口号,往往只是强烈要求别人对自己开放国门,并经常对外来产品找茬儿采取贸易壁垒政策。西方国家连同亚洲日本、韩国的农产品市场,从来就没有按照全球一体化的要求真正地敞开过,即使是在本国内部,也是始终享受着国家有关优惠政策的眷顾。在以传统的农业经济为主的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县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本来就比较低,经济活动的“抗震”能量很差,一直处在弱势地位。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的政策倾斜加以适当的保护和支持,而是教条主义地套用市场一体化的要求来强调开放的“伟大意义”,任由弱肉强食的市场法则去蹂躏与摧残,只能导致县域经济的日益萧条与不断破败。

    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作为某个具体的经济单位如工厂、企业,它可以唯利是图,以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必须严格遵循市场法则来运作,以市场为导向,走开放式经营的道路,甚至可以“冲出中国、走向世界”。而县域经济不一样,它是一个区域经济总和的概念,维持地方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满足广大公众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以合理方式抵御可能引发内部危机的外来竞争,努力扩大就业渠道,积极促进经济繁荣,为政府承担社会安定与事业进步的政治责任提供财力支撑等等,都是县域经济神圣不可歧义的理念。严格地讲,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虽然要服从市场经济内在原则“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但更多更重要的是接受地方政府经济政策与发展规划“看得见的手”的调控。在表现形式上,县域经济更多更主要地是紧密围绕本地群众息息相关的生产生活需求“随心所欲”地来展开自己的活动。所以,县域经济的建设者们切莫迷信市场的某些机制与法则,盲目追求不能形成双赢局面的开放行为。

    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发展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和发展状态的相对封闭性,折射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性。尽管这种落后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迟早将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进步与融合会逐渐弱化,最终还是要形成在开放中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促发展的态势。因此,县域经济的建设者千万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简单地采取行政干预的手段去人为地闭关自守,搞地方经济保护主义,而是必须善于通过政府规划的手段和充分运用政策调控引导的方法,来顺应市场经济方向,积极调整本地区的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有效地减少和努力防止资源的浪费、无序的竞争和低效益的运行,去努力促进县域社会生产力发展和逐步融入国家的统一市场体系。

    三、县域经济与“三农”经济是“两码事”吗

    目前,关于县域经济是“三农”经济的说法争论最大,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县域经济与“三农”经济完全是毫不搭界的“两码事”。他们的证据是:不仅沿海发达地区早就不存在“三农”问题了,即使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农业领域所创造的GDP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小,农业经济对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率越来越少,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步伐越来越快,农村劳动力中从事纯农业生产活动的比例越来越低,县域经济与“三农”的瓜葛越来越远。从上世纪90年代起,全国各地都在强调县域经济必须走“一主三化”(即以民营经济为主,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这个“路线图”表明了县域经济在性质上要与传统的“三农”经济彻底“决裂”的鲜明态度。

    但是,县域自古以来就是山乡农村的代名词。在整个计划经济年代,无论是“红头文件”还是领导讲话,包括毛主席的“雄书五卷”里,也压根儿找不到“县域经济”这个说法,更没有人使用过县域经济是什么连接城市与农村的“桥头堡”,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市民生活与农民生活的“纽带”这一类华丽的形容辞藻。在城市与农村、居民与农民这一长期对应的两大阵营之中,县域的概念在人们的心里始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社会、完完全全的农业经济和确确实实的农民家园。最近,国家统计局有两个关于县域的重要数据:一是全国县域国土面积(陆地)874万多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94%;二是全国县域内人口达9.1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0.9%。这两个数据也正好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被作为农村面积和农民人口的基本数据。常识告诉我们,在县域范围内的国土和人口并不都是农村和农民,但为什么又都算成了农村和农民呢?看来决不是统计的方式方法上出了什么差错,更不仅仅是巧合,而是历来我们就一直习惯于把县域纳入农业、农村、农民范畴的缘故。

    必须承认一个客观事实,即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不少县域内部涌现出了一批建设规模比较宏大、工商业经济比较繁荣的中心城镇,特别是县府所在的城关镇(俗称“县城”),更是被当地人自豪地形容为“小武汉”、“小上海”、“小北京”。这些中心城镇的迅速崛起和工商业经济活动的兴旺发达,大大地提升了此地居民日常生活的滋润度和幸福感,不仅觉得自己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早已与贫穷的农民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也丝毫不亚于大中城市里的居民。因此,不少人理直气壮地认为,县域目前已经明显地分化为“两个世界”:一个是原来的传统农村,一个是新兴的现代城市。对于城镇工商业已经占居主导地位的县域来讲,县域经济也自然而然地应该“鲤鱼跳龙门”,货真价实地属于城市经济的性质了。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沿海发达地区一些县域经济今天之所以能够与城市经济靠拢甚至形成相互竞争的发展局面,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通过对“三农”问题顽强地突破才得以逐步“修成正果”和实现“功德圆满”的。就全国而言,绝大多数地方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县域,仍然还处在传统的农业时代。农村范围大、农民数量多,并以农业生产作为绝大多数老百姓居家度日、维系民生的主要收入渠道。因此,县域经济很大程度上仍然还在“三农”的困境中挣扎,农业经济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亦是个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

    在一些人们的眼中,农村就像一个出身卑微的“下等人”。为了改变贫贱的血统,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全国很多地方都曾经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县改市”、“县改区”(还有“乡改镇”)的风潮。人们期待县域一旦穿上这件时髦的“马甲”或贴上“贵族”的标签之后,落后的传统农村就会摇身一变成为先进的现代城市,贫穷的农民兄弟也会在一夜之间都成了富裕的市民,“三农”问题眨眼的功夫便仿佛无影无踪了。实际上,在这些改市改区的县域里,除了少数中心城镇之外,汪洋大海般的山乡农村照样山河依旧。交通靠走、通讯靠吼、治安靠狗,能否有个好收成,全凭老天爷保佑。这些演绎了数千年的故事,并未因城头上飘扬着“市”或“区”的旗帜而有根本性的变化。自以为小城镇建设比较发达就可以与农村“划清界线”而跻身于城市行列的想法,就像把本属于蔬菜类的西红柿插上水果招牌来卖一样令人滑稽可笑。

    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两大板块———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本来就一直存在不平衡、不协调的诸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拥有强大物质基础和突出优势的城市经济,凭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机遇(也有国家政策上的“格外开恩”)而一路高歌猛进。可以说,我国正在进行的热火朝天的现代化建设,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城市现代化的运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集中体现在依靠城市经济的急剧扩张和膨胀。与高速发展的城市经济相比,业、农村、农民不断被社会边缘化了,甚至成为了被城里人遗忘的角落。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社会进步的严重滞后,极大地影响到了国民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健康、协调、持续发展,也严重地威胁着国家的社会安全与政治稳定,成为了上自中央领导下到平民百姓都十分关注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正因为如此,自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后,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提出了“发展县域经济”的口号。2004年,温家宝同志在对《经济日报》下辖的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中批示:“县委、政府要以农村工作作为重点。县级经济要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中心。”2005年,中央再次强调,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就是要突破“三农”问题的困境,建设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村经济的繁荣。在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和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又明确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把稳定粮食生产、确保农民增收、严格耕地保护、加强环境治理、维护和谐稳定作为县域经济工作和考核县域领导班子绩效的重要内容。

    这也应该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路线图”。但是,全国绝大多数县域甚至连同那些根本不具备客观条件的偏僻农村为什么又都在“一窝风”地抓工业经济与城镇建设呢?原因大约有两条:一是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业领域不仅不能贡献财源,反而成了财政包袱。县域政府要保“吃饭”、搞建设,钱从何来?油水最丰厚的当然就是抓工业经济与城镇建设了;二是“三农”经济基础差、矛盾多、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纵使倾注了大量心血亦往往难以形成有目共睹的彪炳政绩。于是,集中力量并借助招商引资手段在工业与城建领域奋力“突击”一下,说不定真可能出奇制胜。对此,我认为有两点需要注意:(1)就像长期以来人们所认为不合理、不公平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一样,农业价值的“缩水”和占GDP比重的“下垂”,应是现代城市经济“一边倒”条件下被人为扭曲与异化了的产物,并不意味着农业就真的不值钱、农村真的无所谓、农民真的无作为。否则,中央始终坚持把仅占GDP份额15%的农业经济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显然就是不可理解的小题大作。(2)农业的概念与内涵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如食品安全、生物能源、休闲旅游、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等一些过去未曾重视与拓展的许多功能作用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正在崭露头角、令人刮目相看,新的产业链正在锻造中被拉长拉粗并向城市延伸。任何事情都会物极必反,谁也不敢说今后的“三农”就命中注定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搞清楚、弄明白县域经济所具有的“三农”经济的本质属性,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争议和理论分歧问题,而是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目的在于给县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第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一个清晰而强烈的信号:县域经济姓“农”而不姓“城”。县域经济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就是有效促进农业繁荣、农民富裕、农村进步。因此,县域经济建设的决策层应保持长远的战略眼光,认真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切忌片面地追求工业化与城镇化,特别是要坚决杜绝急功近利的浮燥心态,防止为追求显性“政绩”而把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集中在少数中心城镇特别是县城的建设上,搞什么“城市”广场、“世纪”大道、“欧式”街区、“休闲”花园等那种“引来一个项目,污染一方水土;扩大一片城镇新区,制造一群失地农民”的短期行为。我估计,随着农村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育,今后肯定有越来越多的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会逐步把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锁定在以现代化工商业为主导的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上。到了那个时候,县域经济也就自然而然地会与时俱进,真的可能与“三农”经济是“两码事”了。

    四、县域经济是宏观经济之“末”和微观经济之“首”吗

    还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即县域经济在国家的整个经济运行秩序中,既属于宏观经济之“末”,又是微观经济之“首”。犹如一根扁担,一头挑着政府,一头挑着社会,起着承上启下、平衡协调的功能作用。

    所谓宏观经济,是指涉及到社会整体经济运行水平与质量的全局性活动。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消费、储蓄与投资总量的关系,社会再生产中的物资平衡、信贷平衡和财政平衡的关系,货币流通量与物价水平的关系,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关系等等。也就是说,宏观经济的根本性质是国家对于全局性社会经济生活进行调控管理的动态过程。所谓微观经济,是指企业、法人团体、家庭、个体为单位所开展的各式各样具体的社会经济活动。如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工厂制造产品、公司经营贸易、大老板做进出口生意,个体户开餐馆办洗脚店等等。这些广泛涉及到各个领域和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具有分散性、个量性、自主性和直观性,虽然也对社会经济总量产生一定的变数和影响,但仍然还是微观经济的范畴,从事的主要还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具体经济活动。

    常识告诉我们,宏观经济的活动主体只能是政府。任何一家企业,即使是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国计民生如中国电讯、中国电网、中国石化、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那样“巨无霸”型的国有企业和像美国微软那样“老子天下第一”的大集团,不管如何富甲天下,顶多也只是宏观经济大棋盘中的一棵小小的“棋子”,只得老老实实地在国家主导的发展规划与方针政策的调控下小心翼翼地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一般情况下,微观经济不大可能操控国民经济的盛衰更替,更没有资格在宏观层面上成为政府的“冤家对头”。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本是西方经济学家从管理学的角度提出的两个完全不同内涵的理论范畴。但是,就像建桥与筑路无法脱节一样,宏观与微观在社会实践中又是紧密“捆绑”在一起的。比方我国的中央政府在从事宏观性质的经济活动的同时,还从事有大量微观性质的经济活动。如国家直接投资兴办、直接经营管理的涉及到许多行业领域的各种企业,都是微观性质的以追求直接的经济利润为主(当然也注重社会效益)的经济活动。凡有过证券买卖经历的人都知道,那些经常在沪、深股市上翻江倒海的所谓“牛皮股”,  绝大多数都是直属于国务院和各部委的上市公司。不仅中央政府有国有企业,省、市、县、乡各级政府也都有自己规模大小不等的国有企业(上世纪90年代,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曾经提出过“抓大放小”的口号,各级地方政府也都层层跟着喊“抓大放小”,即是各层级政府都有微观经济活动的明证)。无论是从质还是从量上考察,中央政府创造的微观经济活动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一直占据着很大比重。县域经济活动则以其“数量少、块头小、占比轻”而总是处在微不足道的地位。按常规讲,县域经济应该属于微观经济之“末”才算合情合理!

    那么,为什么说县域经济是宏观经济之“末”和微观经济之“首”呢?原因无非是:虽说宏观经济的活动主体是政府,但并不是各个层级的政府都具备承担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真正能够负责任的是国家行政体系中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中央政府,也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够拥有如制订法律法规和产业规划,出台财政、税收、金融政策等“杀手锏”来实施宏观经济的调控管理,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平衡、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有人便理所当然地认为,统领全国经济工作的中央政府就是宏观经济之“首”。作为行政体系末梢的县域基层政府则不同,既无权出台财政税收的法律法规,更不敢印制钞票、发行债券和从事产权交易,连监管市场运行的职能都被上收垂直到省,只能把主要人力、物力和精力直接放在争资金、争项目、争技术、争市场等微观经济活动上。所以,有人把县域政府调控效能不断弱化状态下的经济现象称之为宏观经济之“末”,也可以说是有根有据了。

    然而,县域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紧密围绕本地区广大老百姓的生产生活而具体展开的社会经济形态。这种“民本性”、“草根性”品质的微观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会经常产生诸如产业与产品结构不合理、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市场无秩序恶性竞争、资源得不到有效开发、生态环境被不断破坏、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甚至敢于与国家统一的市场体系“叫板”等一系列非理性现象,从而制约着县域经济协调、平衡、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县域政府不仅仅只是被动地要去贯彻执行中央政府的对全局性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而且还要本着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主动地对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活动实施宏观调控。所以,宏观经济活动与微观经济活动在任何一级行政区域都是有机结合的一个整体,我们很难以行政层次的高低和政府级别的大小来区分谁是宏观经济之“首”而谁又是宏观经济之“末”的。

    问题在于,很多县域的宏观经济活动与微观经济活动之间不是一种亲密的鱼水关系,而往往就像油与水一样很难融合在一起,经常相互脱节、相互扯皮,甚至是相互障碍、相互对立。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根源,即过去我们上上下下都普遍认为宏观经济活动只是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的责任,作为宏观“末梢”的县域政府,大可不必为宏观层面上的调控监管费力操心,其任务就是老老实实地恪守微观之“首”的本份,将主要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集中到具体的直观的微观经济建设活动中。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县域政府用以宏观调控管理的许多职能被肢解取消或被垂直上收,手段更少了、能力更弱了。久而久之,大家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好,不该做的事情却做了一大堆。

    到底应该由哪一层级行政区域的政府来从事宏观经济活动,还是应该由哪一层级行政区域的政府来从事微观经济活动,抑或究竟是以谁为“首”还是以谁为“末”,我认为都不是问题的要害。真正的核心与关键,就是不管哪一级政府都不应该直接从事微观经济领域的经营活动。虽然我们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但是,这不等于说政府就应该在微观经济建设第一线冲锋陷阵。政府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而是凌驾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之上的公共利益维护者、公平环境的创造者和矛盾纠纷的裁判人。以常识论,国事如家事,政府像父母,各个不同利益的阶层和群体就像膝下众多的孩子。孩子之间自然避免不了会相互扯皮甚至打架斗殴,做父母必须按照公平公正的规则去对待他们,这个公平公正的规则便是统一的政策与法律。所以,政府的职能就是编制规划、修订政策、营造环境、裁判纠纷。如果政府直接从事微观经济活动,不仅有与民争利之嫌,严重影响到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而且会损害政府的公正形象和扼杀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

    从管理学的角度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来看,任何一级行政区域内的社会经济总体活动都应该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紧密结合部,需要统筹兼顾和协调平衡。县域经济作为一种块状经济,具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特征。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市场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宏观调控管理的客观要求也越来越迫切、越来越强烈,我们必须尽快从县域经济是宏观经济之“末”和微观经济之“首”的这一思想误区中解放出来。因此,“首”与“末”的止纷定争或拨乱反正,对于明确县域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定位,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有效转换政府的管理职能,改变传统的领导方式方法,不断提升以县域为单位进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从而努力推进当前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地繁荣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需要提醒县域领导者注意的是,强化宏观经济层面的管理,提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千万不能迷信政府必须拥有“无孔不入、无微不至、无所不能”的行政权力。当微观经济活动出现困难、混乱甚至面临重大危机之时,以为只要发几份“红头文件”、开几个动员大会、设几家专门机构、加几项行政审批项目便能万事大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甚至情急之中从看台上冲下来一边替裁判员吹哨子,一边与运动员抢球的传统搞法,现在已经明显地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党的十四大早就确立了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并坚定不移地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所以,县域政府要摆脱长期陷在微观经济活动中不能自拔的被动局面,将工作重心转移到逐步完善和不断强化宏观经济管理上来,这种过程实质上就是政府自身改革与转型创新的艰难过程。

    县域政府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归根到底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认真遵循县域经济运行的内在的客观规律,并按照这个客观规律来具体实施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一是通过制定科学的中长期规划,为微观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科学的经济预期;二是通过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为微观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三是通过严格的市场监管,为微观经济活动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四是通过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微观经济活动提供优质的公益服务;五是通过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有效调整,为微观经济活动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家园。这些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工作做好了,微观经济层面的繁荣昌盛就会指日可待,竞争有序、宽松有度、进出有方、督管有力、富有生机与充满活力的县域经济发展局面就会水到渠成。

  • 责任编辑:朱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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