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口流动对农村水环境的影响

    ——以皖南M村为例


    严登才 施国庆

     


        摘要:人口流出没有改善农村水环境,反而加剧了水污染:导致水塘管理和维护主体缺失;扩大了土地承包的规模,改变了传统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留守人口环境观念和水环境保护意识薄弱;水环境保护权利结构失衡,老人和妇女在维权行动中处于劣势地位;城市文化对农村的影响导致“卫生意识”和“环境意识”不协调;传统文化的断裂使得环境保护观念和生态伦理传承的空间被压缩。传统农村大转型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单靠技术手段就能解决的,环境问题也不例外。

     


        长期以来,中国环境保护的重点一直是工业污染治理,有限的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又放在河流和湖泊治理方面,村落环境保护十分薄弱。2008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推进农村生活污染治理,控制农业面源污染”。2009年两会提案中有代表呼吁,勿让农村成为新的污染源,农村水污染的治理刻不容缓。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通过google对“农村水污染”进行搜索,发现相关网页达706000条之多,报道主要是围绕农村水污染现状和各地区治理策略等。这些报道对于唤起人们对水环境保护意识和经验交流有较大作用。学术界对水污染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有关农村水污染研究多以城乡结合部农村为重点,讨论城市化和乡村企业发展对农村环境的影响。
        水污染与人类的居住、生产、生活等活动有关。人口流动必然会对所在社区的水环境产生影响,奇怪的是,对于处在人口大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内生水污染的研究成果迄今鲜见。前人研究认为,人口流动有利于迁出区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保护,人口迁出避免了毁林开荒、薪炭林的大量砍伐和环境的源头污染等;人口流动必然会改变原社区人口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平衡,打破原有关系的格局;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技术发生了改变,而农业技术的使用方式与农业面源污染有着密切的联系。上述研究对人口流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不能够全面反映人口流动所引起的社区结构、关系和观念等变化对环境的影响。村落作为边界清晰的生态系统具有特有的结构,人口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变化必然会对整个村落生态系统产生重大的影响。
        人口流动是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文以安徽西南部M村为例,探讨人口流动对农村水环境的影响,从中试图提出缓解农村水污染的措施。

     

    二、M村基本情况介绍

     

        TH县位于安徽省西南部、大别山区南缘。M村是该县东南部丘陵地区的一个村子。该地区气候四季分明,具有北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年平均降雨量1368.4毫米,水资源比较丰富,水系比较发达。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当地人形成了特有的水环境保护文化。
        M村基本上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村内聚居,村落形态依地势自然展开。村落内河流较少,但水塘较多。村居民点周围有八口水塘,均位于居民的住宅和农田附近,用于提供村民的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村民的生活用水主要来自两口饮水塘,分别位于村落东、西两头。M村有一座丰收水库,兴建于1956年11月。2002年,M村集资修建了一座水塔,通过水泵将水库的水引到附近山头上的水塔里面,村民用上了自来水。
        该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2亩,种植业只能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求,农民对农业的期望值很低。近十几年来,在农村人多地少、剩余劳动力多的推力和城市提供大量就业岗位、预期高收入的拉力共同作用下,M村形成了大规模的外出务工。2008年,M村在家务农37人,外出打工70人,流动劳动力占到了劳动力总数的65%。从一般意义上讲,人口的流出会减轻环境承载压力,有利于环境恢复。但是,笔者在M村实地考察发现:村落水污染的现象十分严重,水塘淤积,水体面积逐渐缩小;水体中到处漂浮着污染物,居民饮用水变质、发臭,接触过污染水体的人甚至出现皮肤红肿等现象。

     

    三、人口流动对农村水环境的影响

     

        本文中,人口流动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在今天的M村,社区人口分成了两部分,即外出务工人口和留守人口。人口流动导致社区内部结构、关系和文化观念等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又通过不同的方式作用于生产和生活系统,影响到人们赖以生存的水环境。具体细分,人口流动对农村水环境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1.劳动力减少导致水塘管理与维护主体缺失
        2008年,M村妇女劳动力占留守劳动力的83%,劳动力性别结构严重失调。“男工女织”的劳动分工导致水塘维护与管理的缺失。由于留守村子的成年人主要是老人和妇女,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时间和体力对水塘进行管理与维护。
        人口流动还导致了集体的“瓦解”,村集体不能够组织村民对水塘进行维修与清淤。管理和维护的缺失使水塘逐渐淤塞,水体面积缩小,水塘生态功能退化。
        由于家庭人手不足,M村的养殖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留守人口家庭养猪的数量明显少于以前,导致一些生活污水处理的难度加大。例如,洗碗、涮锅、淘米和洗菜等生活用水以前都用于猪食,现在一般都直接排入水沟。以前村民会将水塘里生长的浮萍和水葫芦捞出来作为猪的饲料,但是现在很少有养猪户需要浮萍和水葫芦。随着化肥(氮、磷)、人畜粪便和生活垃圾流入水塘,水体逐渐富营养化,藻类大量繁殖,水循环受阻。藻类的疯长降低了水中溶解氧的含量,导致水体发臭,鱼虾大量死亡以及浮游生物急剧增加。
        2.土地承包加大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
        人口的流动并没有导致田地的抛荒,流动人口的土地多被留守劳动力承包。在劳动力减少、总耕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人均承包耕种的土地面积是原先的3~4倍。对农村劳动力而言,省力、卫生和增效的途径是使用化肥。农业生产已由初始的配合有机肥增施化肥变成了以施用氮、磷化肥为主,化肥逐步取代了有机肥。据估算,中国每年农田氮肥损失率在33.3%~73.6%之间。不能被植物有效利用而流失到环境中的化肥,经过地表径流进入水体,造成水体内氮磷成分增加,使水体中亚硝酸盐含量增高,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根据太湖县农业信息网发布的病虫情报显示,2008年农民需要对早晚稻喷洒八次农药,需要对棉花喷洒十次农药。农药在喷洒时,只有5%的成份落在植物叶片上,95%的成份进入底层大气或落在附近的土地上,然后通过雨淋风吹进入水系,造成水源污染。M村就曾发生妇女在水塘中捞水葫芦时,由于接触污染水,产生皮肤红肿疼痛等中毒现象。
        有机肥使用率的降低使农村人畜粪便和生活垃圾的处理成为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水体污染。在劳动力充足的条件下,人畜粪便和生活垃圾能够得到及时的转化利用,而且在病虫害防治方面,人们能够依靠劳动力亲自到田间捉虫。但人口的流动扩大了土地承包的规模,改变了传统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土地承包经营户成为污染水环境的主体,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更是加剧了水环境的污染。
        3.留守人口环境意识的薄弱
        M村留守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分布为:留守人口中初中学历3人,读过小学的占14人,文盲占20人。留守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环境意识薄弱,是导致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自从用上了自来水,村民对水塘疏于管理,导致水变质、发臭、不能饮用和洗衣,水塘逐渐成为“垃圾场”。上述事实印证了陈阿江关于水的功能层次论的观点,即“随着污染的发生, 从利用水体的高级功能转到低级功能, 而这样的改变对环境是致命的”。1目前,在M村中,可以看到许多洗衣粉袋和塑料袋散落在水库周边,因为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是在水库中洗衣服,而没有考虑该水库也是村中最主要的饮水水源。
        留守人群的环境保护意识还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一般都是靠感官来判断水质的好坏。水污染作为一类社会问题,它同样是事实性和建构性的统一。约翰·汉尼根指出,公众对环境现状的关心并不直接与环境的客观状况相关。环境问题并不能“物化”自身,它们必须经由个人或组织的“建构”,被认为是令人担心且必须采取行动加以应付的情况才构成问题。2留守人口的社会属性使得他(她)们根本没有能力对水污染问题进行建构,所获得的信息也不能将污染问题“显性化”。在某种程度上,他(她)们同时是水污染的制造者和受害者,尤其是儿童和妇女。
        “农村精英”的流出导致水污染问题被搁置,没有上升到社会问题的高度。外出人口和留守人口环境观念和水环境保护知识的不对称,加剧了水环境的污染。
        4.水环境保护权利结构的失衡
        2002年,在M村人的共同努力下,村落里开始使用自来水,水源取自丰收水库。所谓的自来水供应,就是将水库的水抽到地势较高的水塔里,利用水压将水输送到每家每户。村民饮用水并没有经过处理,水质也难以保证。2004年,水库承包给了M村的严某,在每年向村里缴纳承包费后就可以养鱼。水库的容量比较大,清污能力也比较强。但是承包商(严某)在水库中撒了很多的饲料、菜籽饼和青草,出现了很多的漂浮物,散发出难闻的腥臭味。
        水污染出现了,怎么办?留守农村的都是一些妇女、老人和小孩,M村的权利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年村里开会,水污染的主要受害者妇女、老人没有机会参加,水污染问题很难得到反映和处理。他们没有利益表达的渠道和代言人,有的只是无声的怨气和谩骂。在笔者进行访谈过程中,一位老人谈到:“这孩子(严某)太缺德了,当初都说不撒饲料,现在害得水都不能吃了。乡里乡亲的,怎么好意思找人家理论呢?我们这些老人现在讲话也不起作用了,要是年轻人在家那还不把事情闹大了。”从访谈中可以看出,传统的道德观念失去了发挥作用的空间,老人丧失了在现代农村中的权威和地位。权利结构的不平衡导致水污染事件被搁置,村民寄希望于外出劳动力能够介入水污染问题的处理。是饮水重要还是水库的承包费更重要呢?在一个权利构成严重不协调的村落,民主的力量几乎被包办所替代,村民不能够形成一个团体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任凭承包商破坏饮水水源。
        5.外来文化对水环境的影响
        人口流动都是趋向经济发达的地区,流动不仅意味着个体经济收入的提高,而且意味着环境观念和知识构成的变化。流动经历导致外出人口的观念和行为或多或少会发生某些转变,随着他们在城市滞留时间的延长,现代性逐步加强。笔者认为,流动人口给村落带来的现代性更多的是体现在建筑设计上。
        越来越多的村民一方面离开村庄去外面发展,另一方面又将主要资金用在村庄修建新楼房。在M村,庭院和房屋设计外来化倾向很明显,带有很强的“别墅”风格,注重家庭卫生和功能齐全。流动人口家庭几乎都有一个庭院,形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格局。每家每户将垃圾和一些废物清扫到院子外,而不是像以前一样集中送到固定的垃圾点。生活垃圾中的固体废弃物可随地表径流进入河流和湖泊,或者随风飘落入水体,从而将有毒有害物质带入水体;固体废弃物产生的渗滤液进入河流和湖泊后,危害更大,造成水资源的水质型短缺。
        在这种外来化的建筑中,设施的齐全表现为房屋内部格局的多元化,不再是以前的单调样式。近五年来,M村流动人口家庭新建了14栋楼房,都有卫生间,安装了太阳能。以前M村是一个有“厕所”而没有“卫生间”的村落,现在是废弃的厕所和崭新的卫生间。卫生间需要一些配套设施,尤其是完善的排污系统。在M村,12户家庭直接将污水管牵到排水沟边,污水被直接排入住宅区附近的水塘。一般情况下,对于发达地区的农村而言,改水改厕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就M村而言,更多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笔者认为,一旦家庭卫生意识和个人主义结合,就会加剧对水环境的破坏。正如乐小芳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居民的“环保意识”还只停留在“卫生意识”这一层面。只注意保持周围环境干净整洁,而不是减少对周围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环保意识”。3
        6.“社会控制域”的变化
        在一个尚未完全“失去记忆”的村落,非强制性的控制能够充分利用舆论和伦理道德对社区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实行控制,使村民的言行与群体保持一定程度上的一致。在一个没有完全转型的农村社区,道德发挥作用的空间还没有受到压缩,通过内心的信念可促使人们自觉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
        权力关系只在关闭的领域内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人口流动导致关系系统的变化,进而导致“社会控制域”中双方或多方力量的不均衡。人口流动使得外出人口可以脱离农村水环境保护社会控制的作用,但这同时也减弱了对留守人口的牵制。留守M村的劳动力是农业系统中惟一的主导者,他们对水资源的使用缺少必要的监督和约束,遇上干旱少雨的季节,干脆就“涸泽而灌”将水塘中的水彻底放干。村民还将农药空瓶及其它包装弃入水中或水塘边,在水塘中清洗农药包装和喷药器具,水塘逐渐成为垃圾和废物的场所,其原有的生态功能丧失,整个村落的生态系统平衡也被打破。如此的越轨行为之所以得不到有效控制,与人口流动导致利益主体之间相互牵制作用的空间被压缩大有关联。
        7.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的断裂
        村落中生态伦理的保持和延续,主要是通过对儿童的社会教化,代代相传延续下来的。家庭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也是社会化的重要场所。通过家庭社会化能够将传统水环境保护的观念和行为规范灌输给下一代,使得他们能够自觉地维护水环境。社会化机制使个体意识到其在水环境保护中的角色和作用,逐渐由“他律阶段”走向“自律阶段”。在一个“子承父业”的社区,水环境保护的文化传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对水环境的保护也就是对基本生活的保障与维持。
        但是,人口的流动导致家庭社会化的失败。一方面作为父母的流动人口与留守乡村的子女接触时间减少,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认为子女不会留在农村,即使留在农村也不会从事农业劳动。由于水环境保护的习惯和观念缺乏传承的媒介,家庭社会化作用的空间被压缩。另外,人口流动还形成了隔代家庭的社会化——隔代家庭导致“代差”的出现,长者的水环境保护文化并不能得到下一代的认同。农村水环境保护的习惯、生态伦理等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当人们不期待子女依靠农业为生或者以走出农村为目标的时候,必然导致传统水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的断裂,结果就是留守儿童将玻璃、塑料袋废物和垃圾等丢弃在水塘中也没人管。

     

    结 

     

        随着人口的流动,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转变,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农村水环境的污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可缓解农村水污染。
        针对人口流动使部分农民逐渐富裕起来,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较大,但农村排污系统不完善的状况,首先应借助新农村建设的契机,修建污水处理设施,尤其是要将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实现污水处理一体化,减少投入的成本。
        其次,沼气是个好抓手。沼气具有能源、生态、环保和经济等多重功能。修建沼气池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生活垃圾和人畜粪便,形成“猪—沼—果”(茶、鱼、菜)生态农业。沼气池的建设可以改变农村卫生环境和农民的不良生活习惯,也可以有效地推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第三,根据农村人口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的现实,政府要对农民加强水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尤其要让每一个村民都知道环境恶化所造成的后果,并将水环境保护的知识和实践相结合,让村民掌握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的基本技能。例如,农村饮用水源地的保护、水污染的防治、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有机农业发展、有机肥使用,等等。
        第四,政府应认识到,传统农村全面转型中出现的包括环境在内的各种问题,都不是单靠技术手段就能解决的。因此,需要加强的是包括人口流动在内的全面转型背景下农村内外生水污染的综合研究,并调动全社会力量缓解农村水污染恶化的趋势。

     

    (责任编辑:杜建国)

     


     

    ● 严登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施国庆,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本文原来注释详实,因篇幅及本刊而割爱。

     

    1 陈阿江: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载《学海》2007年第二期。

     

    2 洪大用:《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二期。

     

    3 乐小芳:《我国农村生活方式对农村环境的影响分析》,载《农业环境与发展》2004年第四期。


  • 责任编辑: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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