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关于我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内容的理解。在这本书中作者比较论述了东西方的文化和哲学,把西洋、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及其哲学论述得很清楚,可以对东西方的文化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梁漱溟说,文化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是没尽的意欲,即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
西方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科学”与“民主”两大异彩的文化。比如,我们的制作工程都专靠那工匠心心传授的“手艺”,西方却一切要根据科学—用一种方法把许多零碎的经验、不全的知识,经营成学问,往前探讨,与“手艺”全然分开,而应付一切、解决一切的都凭科学,不在“手艺”。这种一定要求一个客观公认的确实知识的,便是科学的精神;而那种全然蔑视客观准成规矩,而专要崇尚天才的,便是艺术的精神。大约在西方便是艺术也科学化;而在东方便是科学也是艺术化。科学求公例原则,要大家公认证实的,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贵便在新发明,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逐步前进,当然今胜于古;艺术在乎天才秘巧,是个人独得的,前人的造诣,后人每觉赶不上,其所贵便在祖传秘诀,而自然要叹今不如古。因此说,西方的文明是成就与科学之上的,而东方则为艺术式的成就。
在中国,这句句都带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学,凡是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者说学术不分。虽然直接说中国全然没有学问这样东西亦无不可,因为唯有方法的乃可为学,虽然不限定是科学方法而后为学问的方法,但是说到方法,就是科学之流风,而非艺术的趣味。中国人的那套方法可以说是玄学,总是不变更现状的看法,囫囵着看,整个着看,就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而科学总是变更现状的看法,试着换个样子来看,解析了看,不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来看,却拿别的东西来作它看。所以,科学的方法所得是知识,玄学的方法天然的不能得到知识,顶多算它是主观的意见而已。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能算事。若与西方比看,固是论理的缺乏而实在不只是论理的缺乏,竟是“非论理的精神”太发达了。非论理的精神是玄学的精神,而论理者便是科学所由成就。科学所讲的是多而且固定的现象,玄学所讲的是一而变化、变化而一的本体。中国人所用的有所指而无实定的观念,是玄学态度,西方人所用的观念要明白而确定是科学的方法。
因此,西方的学术思想,处处看去,都表现出一种与我们截然两样的“科学的精神”。西方人的社会生活出处看去也都是表现一种与我们不一样的“德谟克拉西的精神”,也就是“民主”的精神。
在西方,人们无论有权无权,都会被打成两截,而在中国,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西方人觉得,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做主的权,而个人的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在中国,掌控天下的事是君王官员的事,与老百姓没有关系。
人必要有了“人”的观念,必要有了“自己”的观念,才有所谓的“自由”的。大家彼此同是一个个的人,谁也不是谁所属有的东西,大家的事便大家一同来做主办,个人的事便自己来做主办,别人不得妨害。所谓“共和”、“平等”、“自由”不过如此而已,别无深解。因为以前的人通没有“自己”,不成“个”,现在的人方觉知有自己了,渐成一个个起来,这便是人的个性得到伸展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动,这种变动从组织的分子上看,便为个性伸展,从分子的组织上看便为社会性发达。所谓个性伸展即指社会组织的不失个性,而所谓社会性发达亦即指不失个性的社会组织。所谓组织不是并和为一,是要虽和而不失掉自己的个性,也非是许多个合拢来,是要虽个性不失而协调若一。
他们都当人类是被动的,人类的文化之被动于环境的反射,全部认创造的活动,意志的趋往。其实文化这样东西点点俱是天才的创作,偶然的奇想,只有前前后后的“缘”,并没有“因“的。生活中呆实的制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中抽象的样法是文化。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文明是在生活中的战绩品。
在作者看来,人生不外乎三种路向,第一种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结果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这是生活本来的路向,是一种奋斗的态度,是向前面要求的;第二种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并不想奋斗去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罢了,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第三种就是遇到问题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即转身向后去要求。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则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考究西方文化的人,不能单看纳西访问的征服自然、科学、民主的面目,而须着眼在这人生态度,人生路向。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却也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印度于生活上是三方面成了精神生活的畸形发展,而于精神生活各方面又为宗教的畸形发达,这实在是特别的古怪;所以他与西方人非一条线而自有其所趋之方向不待说,而与中国亦绝非一路。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的安逸知足,他是努力于解脱这个生活的,既非向前,又非持中,乃是翻转向后,即第三条路向。
西洋哲学的宗教起初于思想甚有势力,后来遭批评失势,自身逐渐变化以应时需,其形而上学起初很盛,后遭批评,几至绝路,今犹在失势觅路中;知识论则甚盛,有掩盖一切之势,为哲学之中心问题。而印度的哲学,其宗教占思想之全部,势力且始终不坚,亦无变化;形而上学与西洋为同物,但研究之动机不同,随着宗教甚盛,且不变动。知识论有研究,且颇细,但不盛。人生哲学归入宗教,几乎舍了宗教没有别的人生思想,因此伦理念薄。西洋人研究哲学是出于知识的动机,科学的动机,出于好知,“爱智”。印度人研究哲学则是出于行为的动机,宗教的东西,解脱生活夫妻清净本体。宗教都是以超绝于知识以外的事物,谋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的,是一个人的生活得以维持而不只崩溃横决,这是一切宗教之通点。科学是知识,宗教是行为。知识并不能变更我们的行为,行为是出于情志的。由科学进步而人类所获得值之“得意”、“高兴”是打倒宗教的东西,却非科学能打倒宗教。在印度宗教里,众生的生活都是相残,众生的生活都是无常。印度的怕老病死与中国的怕老病死很不同,从印度的怕老病死里产生出了慈悲勇猛的佛教,从中国的怕老病死产出了一般放浪淫乐唯恐不遑的骚人达士,同访药求仙的修炼家,宗教即是出世,除非是没有世间,才没有出世,否则你就不要想出世是会可以没有的。
而中国的哲学,宗教素淡,后来模仿他方,关系亦泛,形而上学自成一种,与西洋印度者全非一物,势力甚普,且一成不变。绝少注意知识论,几乎可以说没有,人生哲学最甚且微妙;与其形而上学相联,占中国哲学之全部。中国形而上学的大意就是“调和”,其大意以为宇宙间没有那种绝对的、单的,极端的、不调和的事物;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也一定是隐而不见的。凡是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双、中庸、平衡、调和。而双、平衡、调和、中,都是孔家的根本思想。孔子以前的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文化差不多都由孔子那里出来,孔子的人生哲学是中国文明最重要的部分,却非即中国人适用之文化。作者还说,中国数千年以儒家之天下,而实际人生一般态度皆有黄老气,然非其杂引搅扰之功,亦不能使中国数千年来成了人生态度混乱的时代,不有此活动混乱的时代,亦不能开此后之新局—如我所测,或者中国人三数年间不能不求得一新人生路向耶!
关于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在物质生活上是安分守己,享受眼前所有,物质生活简单朴素,没有种种发明创造,中国人一起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有一点就享受一点;中国人对自然和人都是持容让的态度,所以古代制度始终没有改革,人没能从种种在上的威权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没得到伸展,社会性也不发达,而中国文化一成不变之根本在中国古圣人由其观察宇宙所得的深密思想,开头便领着大家去走人生第二路向,到老子孔子更有其一盘哲学为这路向做根据,从此以后无论多少聪明人转来转去总出不了他的圈,而人生路向不变,文化遂定成了这等样子不能再变。中国文化只是由于出了非常的天才,没有别的什么缘故。一个社会实在受此社会中天才的影响最大,天才所表现出来的成功虽必有假于外,而天才创造之能力实在无假于外。
总之,西洋、中国、印度这三方生活各有其真解: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而印度生活则是理智运用现量的。西洋人就是崇尚理智,什么问题都是运用理智解决,中国则是靠直觉,印度是最排斥理智和直觉的,所以佛教的路才是印度的路。
照他看来,人类文化要是有一根本变革,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只为由第一种问题转入了第二种问题了。人类文化发展是有三个步骤的:先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次则着眼于研究者在内界生命,其所用的是直觉;再其次则着眼于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其所用的是现量,初指古代的西洋即在近世之复兴,次指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而此刻正是从近世转入最近未来的过渡时代。这是他对世界未来文化趋势的推测,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对这本书基本内容的理解就这么多了,作者当然是很推崇儒家文化的,在作者那个时代,大家对于东方化和西方化的争论,都是含混不清的。作者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把孔子的人生贡献给那些从未尝过人生的真味的人,就是作者所说的,生活的猥琐狭劣的西洋人和荒谬糊涂的东方人。
而对于书中关于印度宗教的论述,几乎是没看懂的,印度哲学和佛教是很难看懂的,本来还想看看他的《印度哲学概论》的,估计不用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