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它事关全局,尤其是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平稳持续发展。从历史和发展代价的角度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坚持党对农村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重视农民的创造力,加快改革步伐,增强抵御各种(自然、市场、人为)不利因素带来的风险的能力,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路径选择。

      关键词: “三农”问题;农村改革;农民增收;途径

      “三农”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指导今后农村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出了“三个进入”的判断(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标志着农村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综观30年农村改革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取向。“农民增收困难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头等难题”(韩俊),具有战略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探索农民增收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已成为社会长期关注的焦点。关于其核心,有的学者认为是“两个基本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温铁军);有的学者认为农民长期以来没有真正享受国民待遇,是农民的权利问题(张英洪);还有的学者认为是城市化水平低,要加城市化进程,把农民变为市民。

      这些观点,都充分肯定了“三农”的现状,侧重于制度分析。人均可耕地少的确是农民增收困难的一大障碍和基本国情,制约着“三农”问题的解决,而一些人为的不合理制度又加剧了这种制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一个重要出路。但我们不能指望着把8亿多农民全变为市民,这是不现实的。“全世界无论大国小国、无论发展程度如何,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三农’问题,只是没有中国这么严峻罢了”(温铁军)。农民的权益长期得不到维护,没有真正享受国民待遇,这是事实,应该予以重视。但现阶段要完全解决,不仅客观条件不允许,而且制度变革触动利益太广,阻力重重。可见传统观点并未真正触及核心,至少可操作性较差。

      “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的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满足,核心是农民(普遍的)又多又快的持续增收。“生存——发展——享受”的需求历程是最基本的共识,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收入的不断增加才能满足这些需求。以人为本,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利益主体,只有较快的增加收入,才可能为制度变革提供经济基础,才可能有更多的经济社会发展投入,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不断解决“三农”问题。新阶段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三农”问题事关全局。“农村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失去了这三者,也就失去了立国之本。”[1]它是“始终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问题”[2]。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利益主体,农业稳,天下安,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第二,扩大农村市场,拉动内需增长,有力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整个80年代基本在35%上下波动,90年代以后,降到20%多”[3],进入新世纪也没有太大改观,根本原因是农民增收缓慢抑制了农村消费需求。消费性需求不足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增加农民收入则是保证内需扩大的关键。

      我国经济增长,以出口拉动为主,对外依存度高。2005年国内消费性需求仅占GDP的38%,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导致对外依存度过高以及普遍的产能过剩。全球经济寒流必将影响国民经济的平稳持续快速增长。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扩大内需是一个基本立足点。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短期比较稳定,重点必须放在农村。但巨大的农村市场和购买潜力必须依靠农民收入的增加才能得到释放。

      第三,从历史的角度看,改革初期(1978-1984年),农民大幅增收(年均17%),生产生活条件得到较好的改善,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粮棉产量不断增加,农产品供给不断丰富,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高。农民为城市改革和国家现代化事业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廉价劳动力和大量资金,为战胜各种困难保持社会稳定起到了基础性的支撑作用。遗憾的是,巨大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无形中剥夺了农民的大量财富。农民增收就是要缩小并还原这部分财富。

      第四,有利于实现社会发展代价的最小化。发展是要付出代价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交了不少“学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为)。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农民不是改革成果的最终受益者,他们承担了巨大的社会发展成本,却没有真正享受国民待遇。城乡割裂,收入差距扩大(“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要高3.33倍,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比这个数还要大”[4]。),社会公平和效率受到挑战;“386199”部队的出现(农民工大量外流,留下妇女“38”、儿童“61”、老人“99”,即大量留守人口,据中国农业大学2008年12月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总数高达8700万,依次约为4700万、2000万、2000万),农村经济凋敝,乡村文化缺失,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处于“边缘人”地位;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与“三农”问题联系在一起(比如,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胶农聚集和冲突,酿成40余名民警和10余名胶农受伤,两胶农死亡的惨剧);为了致富(实际是得不偿失的)使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造假贩假……无疑都是我们付出的沉重代价,如果持续下去代价会更大。值得深思的是这些问题都或多或少的与农民增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只有找到了问题的核心,才能开出解决问题的方子。尽管已有学者就农民增收问题做过很多探讨,但往往只谈到某些方面。“三农”问题是一个发展中的系统工程,必须树立系统解决的战略性思维,“要避免那种认为采取一两项具体政策就可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简单看法。要把农民增收问题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甚至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中去考虑”(陈锡文,2001)。科学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具体如下:

      坚持党对农村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要系统回顾总结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化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着力破除城乡二元机构、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多予少取放活地搞好农村经济建设。下大力气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关键是培养一大批有头脑、有技能、讲奉献的农村基层干部,使党的政策得到有效贯彻和落实,收到预期效果。

      要充分重视农民的创造力。农民是农村改革最主要的利益主体,农民增收关系到农民的根本利益。30年农村改革中,中国农民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创造力,“以按血印签‘生死合同’的小岗村农民为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明者是农民。1980年,广西宜山县合寨村的村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我国第一个村委会。这两项创举与中国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一起,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三大历史性创造。”[5]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农民脱贫致富的根本立足点。要尊重农民的意愿,顺应亿万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能够真心实意投入自己的劳动力、资金、热情以及其他资源,表达他们的改革诉求并且参与改革,改变现在很多地方‘等靠要’的做法,新农村建设才会真正蓬勃发展”[6]。在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农民以其特有的勤劳、勇敢、坚韧、智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始自农村更不是偶然。农民有改变自身命运的强烈愿望和能力,如何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民收入,应该多听听农民的声音,而不是侃侃而谈的专家、学者和官员,毕竟他们最清楚自已的利益指向,对“三农”最了解。

      因地制宜,合理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县域经济、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同时促进市场经济各种要素向农村回流。各地的经济水平、文化、自然(资源)条件差异很大,发展经济一定要因地制宜。合理开发当地资源,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发展县域经济、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的流动,增强经济活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开发就业岗位,带动涉农产业发展,有利于农民从根本上拓宽增收渠道。

      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科技进步,要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各地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成效明显。广西的“免耕马铃薯”技术,省工省本(不用翻耕土地、不用深埋种值,稻草覆盖)、商品率高、适应性广、肥田养地、生态环保,利用大片冬闲水稻田累计推广近294万亩,亩产高达1500—2500公斤,产值达1800元(1500元/亩,1.2元/公斤),超过两季水稻产值近三成,人均最少增收300元。[7]重庆大足县的“生态农业”推广稻菜轮作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单产,比单纯种植水稻要增收1000多元;建在稻田里的鱼凼,“虽然少种了一两分地,但每亩却能增收800元左右”。[8]山东荣成市西霞口村的海珍品养殖基地、农业生态游也是业界佳话。可见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推动农业从温饱型向效益型转变,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农民增收的可靠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的销售以及多种经营等市场信息需求,更需要科技投入。农民的贫困,从占有资源的角度分析,信息资源不足和信息滞后,以致把握不了市场脉搏,是极为重要的原因。江苏丰县通过建设网络信息资源库,全县农副产品的1/3借助网络实现产销对接,当地农民开始走上了信息致富的快车道。

      严格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创新、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本制度,耕地不仅是生产资料,而且承担着社会保障职能。“我国失地农民人数超过4000万,并且以每年300万的速度在增加”[9],耕地正以每年几百万亩的速度减少,造成大量失地农民,一些地方随意收回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改变土地使用性质,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种这种那,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紧张干群关系,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对农民增收极为不利。传统的小农经营模式,投入高效率低,不利于现代农业发展。有学者对全国2749个村庄的土地运转情况做过调查,其中有23%的农民已经把土地转包给他人耕种,发达地区比例更高;因为土地上访的农民占到65%[4]。规模经营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在湖北一户农家种地20亩左右,其收益就略微比外出打工高一点[5]。在农民进城过程中,如果土地不动的话,一是农民进城没有原始积累,二是留下来动的农民获不到更多的土地资源。严格土地管理制度,必须做到三个不得(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创新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制度,关键在于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自主经营权益,基本思路是:“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经营服务体系方向转变。”[10]

      培育新型农民。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改变的不仅仅是农村的面貌,更重要的是农民的意识。要培育懂技术、懂政策、会经营、点子活的新型农民。笔者曾对云南某县农民收入与文化水平的关系做过调查,基本上是成正比的。有文化、点子活的农民的收入是一般农民的几倍、十几倍。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全球经济日益密切的今天,作为市场的主体、作为新时代的农民,不能再延续昔日只低头种地,不抬头看天的习惯,奉行“等靠要”等观念,必须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发展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

      地方政府要重视发展农业合作组织。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户在市场竞争中是弱势群体,经营分散、规模小、农产品品质良莠不全、市场竞争力低,不能充分利用市场要素。农民只有联合起来,互助互利,才能规避市场和自然风险,便于新技术、新科技的推广,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市场)谈判地位,合理分成发展利润(益)。安徽定远的养猪协会,负责从仔猪、饲料到养殖技术的统一服务。10年来没有发生过疫情,这与刚刚过去的大范围猪瘟相比,值得深思。[5]加强对农业合作组织的引导和扶持,带动培育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体系,是政府应该做的事[11]。值得借鉴的是,“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小农经济可以搞合作社,但方向是综合性合作社而不是专业合作社。现在一些地方合作社发展好的,实际上就是综合性合作社的雏形,囊括了销售、技术、信息、金融等服务。”[5]

      统筹城乡发展,扩大就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1985~1988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0.1%,动力是乡镇企业发展,拓宽了农民的就业空间,表现为工资性收入的增长;1992~1996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22.4%,动力源于劳动力市场发育,进城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同时“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差距最重要的根源,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民,工资收入水平越高,在农户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也越高”[12]。我国现有农民工约2.1亿,“到2020年农村起码还有1亿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4],加上农村半劳动力(老人和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这个数量将更大。因此,要切实做好引导农民外出有序就业、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具体思路有:第一,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壁垒。农民工权益长期得不到保证,其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歧视、农村养老等是最重要的包袱。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加快不合理制度的变革,促进就业。基本思路就是要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农民工进城以后要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特别要扩大工伤、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对农民工的覆盖面。在城市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中小城市要放宽落户条件,真正让他们变为城里人。第二,我国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突出表现在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适应用人岗位的要求。要搞好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推广适应市场经济和农村实际的职业技术,加强针对性、实用性强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就业竞争力和取得较高收入的能力。第三,广开就业渠道,做好劳务输出工作,向第二、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转移。就业岗位、就业渠道多了,就业才可能更多,“开源”是根本。要把“经济发展的过程作为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创造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适应我国国情的多元化就业格局。同时充分发挥服务业容纳就业多、消耗资源少的优势”,而“我国服务业长期以来发展缓慢,去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才40%,发展潜力还很大。”[2]200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显示,我国共有5.3亿农村劳动力,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5%和13.6%,空间还非常大。第四,“继续鼓励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2],处理好劳动密集型和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强调科技进步,加快产业升级,不等于要取缔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是人力资源大国,就业形势严峻,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着大量的就业岗位,容纳了大量就业人口,是就业的大头,步子太快了,失业必然增多。要始终把扩大就业作为某些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过分强调资金、技术对人力资本的替代是不可取的。第五,要发挥政府的大型建设项目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投资具有极大的乘数效应,政府投资可以极大地刺激就业。第六,要千方百计的解决好外出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防止他们两栖流动。此外,减免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为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提供便利服务,帮助困难对象实现(再)就业等也是重要措施。

      继续增加政府投入,确保粮食生产的(紧)平衡,引导农产品(粮食)自身价值的合理回归。尽管这几年政府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但相对于整个农业、农村的发展来讲,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大多数农民增收主要靠种粮收入,惠农政策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强和改善粮食宏观调控。之所以要确保粮食生产的紧平衡,是因为:一方面,我国是人口大国,吃饭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必须保证粮食的有效供给。靠进口既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危害经济安全,也不现实。2007年全球小麦、大豆、玉米价格整体上涨分别为112%、75%和47%,截至2008年2月国际食品价格整体上涨83%,某些国家和地区发生骚乱,而中国虽然以95%的粮食自给率平稳度过了这轮世界粮食危机,但粮食安全再次牵紧国人的神经,中国人只有靠中国人自已养活。另一方面,粮食供给过剩会导致粮价下跌,出现卖粮难、“谷贱伤农”、增产不增收的现象。长期以来巨大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压低农产品价格,工业产品(化肥、农药、农膜、农机等)价格大幅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增高,甚至出现种地贴钱的怪事。“今年(2008)的粮价上涨,应该说是它本身价值的回归”(郭嘉轩),对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要予以合理引导。

      增强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能力,减少并避免人为代价。前几年的“蕉癌”传言和2008年10月初的“四川广源柑蛆橘子”,使农民遭受巨大损失,充分暴露了农业(民)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无力和无奈。一些捕风捉影、不负责任的虚假信息又加剧了这种损失,甚至是罪魁祸首,致使我们付出不必要的巨大人为代价。从某种程度上讲,不减收也是一种增收,自然灾害、市场波动和人为代价是农民减收的主要原因。

      要扎实做好扶贫开发工作。1978~2007年,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500万,人均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4140元,“扶贫攻坚”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农民增收起了重要作用。要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开发扶贫,自力更生,科学发展”的基本经验,进一步完善国家扶贫政策,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重点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使其早日实现脱贫致富。

      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有学者调查过,在5亿多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9.87%,初中文化程度占到48.54%,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到11.59%,文化素质偏低。尽管农村劳动力能够转移的大多数是当地有文化、相对素质较高的,但总体上绝大多数是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笔者曾在西部某县对农村的基础教育(义务教育)状况做过调查,师资不足尤其是优秀教师的缺乏和年龄结构偏大是一个普遍问题。在当地一所条件较好的村完小,130多名孩子只有5个老师,平均年龄46.6岁,一个老师说:“我上着二年级的语文、数学、科学,三年级的英语,有的单词我都不会读……又没有人愿意来村里。”我记得那所小学以前有13名老师,能调走的都走了。心酸啊,毕竟不是“放羊——卖钱——娶媳妇生娃——放羊”的时代了,农民也需要文化。基础教育跟不上,就入不了流(现代化潮流)、现代化就化不进去,一旦被边缘化,穷的就不仅仅是一代人了。

      完善各项制度,重点是提高待遇,引导优秀人才(大学生)面向基层面向农村就业,并长期扎根。农村发展离不开优秀人才,而农村尤其是贫困农村一直是人才的净流出地区,农村最缺的就是人才。部分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怀着建设家乡的热忱回到、去到农村,不仅要面对艰苦的生活工作学习环境,还要承受巨大的社会舆论和心理压力,甚至生出“为什么是我?”的困惑。他们有建设家乡的责任感、使命感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保护,但“感情留人,事业留人,适当的待遇留人”是永恒的法则,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发展空间必须的到保证。要把“出了一个大学生,穷了一个村”变为“来了一个大学生,富裕了一个村”。我们相信他们对家乡的那份深爱,但外面的世界除了无奈更多的是精彩和诱惑,他们也想闯世界。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奇迹,固然离不开吴仁宝老先生的杰出贡献,其重视人才的战略也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大批优秀人才(大学生)的加入,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的差距,财产增值相差很大。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一个有10万元存款的市民,财产增值额要比一个只有1万年收入的农民多得多。按国家统计局的解释,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动产,及房屋、土地等不动产所获得的收入。它与农产品销售收入、工资性收入、政府投入一起构成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从全国平均水平看,财产性收入只占农民平均收入的3%,而在较发达的江苏苏州已达10%。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尝试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以协议方式流转,经集中后,在不改变农业用途的前提下,用于大规模的招商引资,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高达22%,其中地租、股利(土地入股)等财产性收入功不可没。可见,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大有作为。土地(使用权)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要建立全国(地区)统一的土地市场,完善土地相关权益立法,减少公权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害,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流转的参与者,盘活土地,获取相应的征地补偿、地租、股利等收入。不断夯实农民的财产基础,把底子垒厚,提升农民的投资理财素质,积极稳步地推出一些与农村居民资产规模、专业知识和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投资理财产品,做好财富的保值增值。

      要下大力气铲除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毒瘤。村匪路霸、“黄色娘子军”、“现代媒婆帮”、封建迷信活动等的存在影响农村稳定,甚至损害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1]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良好的环境,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增收才更有保证。要经常性地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农村社会安定和秩序,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为农民的安居乐业提供保障。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自然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长期的农村实践,给了我理解“三农”的机会,也给了我许多促进农民增收的有益启发。当然农民增收、解决“三农”还有许多路径。有一大批学者、官员、社会人士关注农民的生存状况,不仅为他们说实话,而且做实事,相信在新阶段“三农”会有个新的气象。当然说话、做事还得靠大家共同努力。

      (本文曾刊载于“三农中国”网站)

      重要参考文献及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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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高远至.半月谈记者与专家对话深化农村改革[J].半月谈.2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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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郑新立.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J].求是.20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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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半月谈杂志社.《半月谈》特刊-农村改革[J].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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