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威胁
萨拉·邦焦尔尼(Sara Bongiorni)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记者,也是成千上万美国家庭主妇之一,她说服家人,从2005年元旦起在自己家里尝试抵制"中国制造"。一年以后,萨拉感叹说:"以后10年我可能都没有勇气再尝试这种日子。"没有中国商品的生活让萨拉一家的生活一团糟,她告诉大家,没有中国你也许不至于活不下去,"但是生活会越来越麻烦,而且代价会越来越大。"(《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载2005年12月20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转引自2005年12月21日《参考消息》第1版。)2007年夏天,邦焦尔尼女士根据她家庭的这次"历险"出版了《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家庭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生活历险》(A Year Without "Made in China")一书。尽管书中有不少表达不满的潜台词,出版商也为封面选择了病态的黄色,但萨拉坚称,她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科学探索精神,而不是出于恐华情绪。她把中国"踢"出家门只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她想搞清楚一个问题:"中国制造"与普通美国人的生活究竟紧密到何种程度?这里面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或政治方面的意图。她并不敌视中国,实际上,她自己身上就有中国血统。(见《不买"中国制造"过一年》,载2007年8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
华盛顿国会山上的那些议员们很少有执着而可爱的萨拉身上这种勇气,尽管她以身体力行得出的浅显道理,见识广博的议员们一定懂得更多、更深,但他们还是装腔作势地对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发出了越来越严厉的抨击。
针对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西方各界近年来从许多不同方面作出过汗牛充栋的评论。一般而言,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这种"威胁"大致沿着下述逻辑展开:中国通过人为操纵压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赋予中国制造的产品以压倒性竞争优势,从而导致了美中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这又造成美国大量企业倒闭或外迁,数不清的就业岗位流失--中国人就是这样"不光彩"地"窃走了美国人的饭碗"。类似的推理在其他西方富裕国家同样存在,法国政府统计机构估计,从1995年到2001年,法国每年平均有1.35万个就业机会流向海外,据称中国是最大的得益者。2004年法国地方选举时,极右势力的宣传说:"中国已经剥光了我们身上所有的衣服,留下来的唯一遮羞布是'中国制造'"。
根据持上述看法的人士估计,人民币应当升值30%到40%,才能正确地反映真实币值。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莫里奇(Peter Morici)认为,中国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相当于给了中国的出口产品33%的补贴,这位任教于马里兰大学的教授责问道:"如果这还不算是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那么美国财政部官员心目中的不公平竞争又是什么呢?"莫里奇还用耸人听闻的口吻宣告,中国的入世协议是失败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及它在货币、外国投资和其他行业奉行的政策,正在破坏世界贸易体系。世贸组织在中国重商主义的重压之下最终可能会解体。"(转引自2006年12月6日《参考消息》第4版。)但这种言论在WTO当家人拉米(Pascal Lamy)总干事听来无异于天方夜谭,他在中国入世五周年之际对新华社记者说,"就市场开放和法规调整而言,中国较好地履行和实施了入世承诺。当然,事事不可能完美,中国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同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不可能百分之百、完美无缺地履行承诺。但总的来说,中国的表现非常好,原因是中国使自己的改革议程与世贸组织规则进行了很好的结合……"(2006年11月30日《参考消息》第12版。)
遗憾的是,拉米的评论并不能阻止美国参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和格雷厄姆(Lindesy Graham)提出一项法案,要求联邦政府与中国就币值重估问题举行谈判。如果两年后仍不见成效,美国将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物品征收27.5%的关税。2005年,有关这项法案的程序表决在参议院得到了63票支持,足以推翻布什总统的否决。(见《为什么人民币关系重大》,载2006年5月16日《参考消息》第4版。)而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统计,本届美国国会(2007年1月7日-2009年1月7日)的第一年里提出的涉华法律提案已超过100条,其中大部分是针对中国的贸易、汇率、知识产权等的"大棒"。(见《美国国会"中国提案"包罗万象》,载2008年2月21日《参考消息》第13版。)不过,即使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里,除了想通过打口水仗赢得选票的政客外,真正内行的经济界和学术界主流人士都不相信这种逻辑。在他们看来,上述推演过程中没有一个环节是站得住脚的。
首先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尽管美国国会和政府中有些人一再施压,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却一直认为,中国并没有操纵汇率。大多数经济学家和IMF都认为,人民币即使被低估了,真正的低估比例只有10%-15%。令西方制造业界不寒而栗的所谓"中国价格"并不是依靠操纵汇率而形成的,它的真实成因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中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二是中国超大型的生产规模及完善的生产供应链;三是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考虑到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已开始逐渐失去,后二者才是形成中国产品强大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其次是美中贸易的巨额逆差问题。经济学家们认为,美中双边贸易的不平衡被过分夸大了。第一,自1995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美国总的贸易逆差中的比例一直徘徊在1/5上下。虽然美中贸易逆差的绝对值是增加了,但所占比例并未明显增长,因此,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增加是美国总的贸易逆差增加的一个正常表现而已。第二,自2001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大陆逐渐取代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最终装配车间。美国进口的"中国制造"主要是把来自其全世界的原材料和他亚洲国家(地区)的零部件在中国加工组装成的产品,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实际上是美国对全亚洲的贸易逆差。很少有美国政客关注到下述互为消长的关系:伴随着与中国贸易逆差的扩大,美国与其它亚洲国家(地区)的贸易逆差正在缩小,而同一时间中国对这些亚洲国家(地区)的贸易逆差却在增加。此外,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美国早就不再生产或从未生产过的,不从中国进口就得从其他地方进口,指责中国是不可能削减贸易逆差的。此外,美国由于过分担心中国发展军事技术而禁止大部分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国,对贸易逆差无疑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再次是就业岗位流失问题。来自中国的竞争确实使美国的制造业丧失了一些就业机会,但分析机构和相关智库的研究表明,从2000年到2010年美国制造业所丧失的工作机会总共不过50万个,而由于从中国进口导致的美国每年工作岗位的净流失在总共失去的工作岗位中仅占大约1%。(见《令人盲目的关系》,作者:美国凯托学会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多恩,香港《南华早报》2007年5月1日,转引自2007年5月6日《参考消息》第8版。)长期以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一直在减少,导致这一结果的真正"罪魁祸首"不是"中国制造",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在历史上所有重大的结构变革时都会出现的:当猎人和采集者变成农民时,九成的猎人工作消失了;当农民变成产业工人时,超过九成的农民工作被勾销了。我们的时代也一样:产业工人正在向服务业者和一些人所说的"科学工人"转变。有经济学家还指出,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的帮助,美国经济结构调整所造成的工作岗位减少将更为剧烈。一般而言,中国商品出口的价格都极其低廉,通常仅有欧美超市中零售价的一个零头。这其中大量的利润是被欧美的中间商赚走的,制造业固然创造就业机会,流通业也同样创造就业机会,而且是高附加值的就业岗位。事实上,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中国也同样剧烈,而且造成了比美国更为严重的就业岗位流失,中国自2000年以来已经失去了450万个制造业就业机会,但从没有听到贸易保护主义者说起过这些。
最后是中国在贸易顺差中所获得的真实收益问题。正如前面提到的,中国只是全世界的原材料以及亚洲零部件的"加工组装车间"。根据美国研究机构的分析,在中国制成品的市场价值中,仅进口原材料的平均价值就占去了2/3,还不包括零部件。因此,中国本地所获得的实际增加值是极其有限的。即使这样,向美欧出口的这些设在中国的工厂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西方和美国的跨国公司所拥有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蓝普顿(David M. Lampton)在2007年1/2月号《外交事务》双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
美国人往往夸大中国作为销售国和出口国的角色,而低估它作为购买国、进口国和投资者的作用。实际上,标着"中国制造"字样的商品并不意味着它真的是在中国制造的。在中国完成的只是最后组装阶段,而生产环节中赚钱的部分都是在其他国家完成的。换句话说,中国在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只获得了产品的很小一部分价值,却因此遭受了全部批评。此外,虽然出口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上,但外资公司占到了总出口额的57.3%,在高科技出口中约占85%。因此,如果美国对名义上是中国的出口产品设置壁垒,那它在惩罚北京之外,还等于惩罚了自己的朋友、盟友和自己。(见《蓝普顿:美错估中国实力后果严重》,载2006年12月30日《参考消息》第8版。)
上述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为不是它造成的后果背负了太多的指责"。事实上,在中美经贸关系问题上,中国有理由受到指责的也许只有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一项。但这个问题也必须历史地去看,19世纪的美国曾经是世界上侵害知识产权最严重的国家。直到20世纪初美国已跃居全球第一经济大国时,来自美利坚的假冒劣质商品仍然经常令讲究品位的大西洋对岸的欧洲人切齿痛恨。只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它成为全球技术领头羊以后,才开始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况且,中国已经颁布了大量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政府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也并非不得力,但现实已经证明,只有在努力确保经济发展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实效,否则只能事倍功半。西方各国与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动辄就对中国挥舞大棒、施加压力,不如设身处地地站在中国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帮助中国克服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一些关键性难点,这样或许效果会更好一些。
在西方民主政治的现实运作中,相比于长期不懈地下力气真正解决问题,找一只替罪羊大加鞭挞要容易得多。由于地理空间、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三重阻隔,中国则正好为西方政客掩盖自身经济政策失误和弱点提供了近乎理想的靶子。每当遇到重要的选举投票时刻,面对着急切关心就业保障的西方选民,打"中国威胁"这张牌无疑是一件最简单、最保险的事情。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说,"缺乏理由的'中国威胁论'正在美国蔓延,而祸首是政治。一些别有用心的美国国会议员,利用民众的无知随意攻击中国,想以此代替解决本国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总而言之,这是在转移舆论焦点。"(见2006年8月22日《参考消息》第16版。)说到底,那些扬言要对中国实施严厉制裁的政客们内心并不一定真的认为是中国人抢走了他的选民的饭碗,他们不过是试图通过夸张的"作秀"来掩盖他们没有能力真正兑现对选民的承诺而已。这里有一个绝佳的现成例子:2005年5月27日,欧盟在WTO规定的15天磋商期未满之时,一反过去强调与中国对话的一贯立场,突然宣布启动对中国T恤和麻纱这两类纺织品的"紧急特保"程序。十分微妙的是,此后一天正是法国就《欧盟宪法条约》举行全民公决的日子,民调则显示反对的保守派略占上风。而当《欧盟宪法条约》被法国否决,以及眼见随后也无望在荷兰通过之后,欧盟贸易会又回归正常轨道,称实行特保并不是欧盟初衷。同样,最近这次美国总统选举又是另一个绝好例证。
事实上,中国既不是美国当前遇到的所有棘手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原因,因而也不可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么问题的真正症结在哪里呢?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主要是民众过度消费、储蓄过低和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增加所造成的,因此单靠人民币升值不可能解决问题。相反,如果对中国采取严苛的贸易规定,最终将重创的是美国经济而非中国。按照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看法,即便人民币升值幅度达到10%,也不会对当前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起到显著的改善作用。尽管格林斯潘一贯支持人民币汇率自由化改革,但他头脑清醒地指出,人民币贸然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对中国来说无异于"经济自杀",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害的,因为它不但会提高美国的通胀率和利率,而且会导致失去眼下十分重要的一个资金来源,即用来弥补美国巨额财政赤字的中国资金。(见《中国,被错怪的替罪羊》,载2005年8月16日《参考消息》第16版。)
事实上,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在当前的中美经济关系中,中国非但没有损害美国的利益,反而对美国提供了双重补贴。
首先,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大大提高了一般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这是对他们的一种间接补贴。摩根士丹利的一个报告称,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亿美元。1998-2003年间,仅童装一项,美国家庭就因购买中国货而节省了4亿美元。另一个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报告也指出:"虽然我们还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但是有迹象表明由于能够购买中国低价的出口货物,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毫无疑问,影响还不止这些。中国的竞争使得其他国家为我们的消费者生产出更加便宜的货物。"沃尔玛在最近10年中之所以能够坐上世界最大零售企业的宝座,正是受惠于"中国制造"--全世界向沃尔玛供货的6000家企业中,80%在中国。(见2006年9月13日《参考消息》第16版)墨西哥《改革报》2005年11月27日的一篇文章使用了这样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标题:感谢中国让我成了中产阶级。文章说,我们"赚的钱少了,为什么却能买到更多的东西呢?答案就在'中国制造'。"(转引自2005年11月29日《参考消息》第8版)不仅如此,来自中国的便宜商品还降低了美欧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使它们能够延长商业周期曲线向上走的时间,因为政府不用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而那么快地提高利率。如果没有"中国制造",整个世界都有可能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
其次,中国用贸易顺差所得的外汇赢余持有了市场上美国国债中的大部分,这又是一种对美国财政的变相补贴。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已跃居世界首位,这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一半以上购买了美国国债。如果没有了中国这个最大的"债主",美国的财政收支缺口是根本不可能平衡的,真的到了那一刻,现在正在世界各地耀武扬威的庞大的美国战争机器就将面临"熄火"的危险。经济学家预计,如果中国真的满足舒默和格雷厄姆两位参议员提出的要求,其结果不仅是美国将出现急剧通胀,利率将大幅上升。这还将迫使国会提高税收或减少开支,以减轻赤字。美国可能由此出现滞胀,也就是萧条和通胀同时出现;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当然也会感受到重创,最终的前景很可能是全球经济严重衰退。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可能比双方愿意承认的还要深:中国需要美国的投资和美国消费者的不断消费,美国需要中国来降低包括资金、商品和劳务在内的所有东西的价格。因此,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2004年3月的一篇分析文章将美中两国比喻为"绑在一起的古怪的一对登山者"--两者中任何一个有什么三长两短,另一个一定被拖着一起坠落万丈悬崖,而且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可能会维持很长时间。另一位学者马克斯o弗拉德o沃尔夫十分具有洞见地将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定义为反向的新"马歇尔计划"。(注:这是"二战"后美国为帮助欧洲经济复苏而制定的一项政策,以当时美国财政部长马歇尔的名字命名。"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向欧洲提供财政资助(通常为贷款),欧洲用这些资金重建被战争摧毁的经济。而欧洲重建所需要的大量商品又刺激了美国的生产和出口,为美国的许多复员军人和从战时工业中被裁减的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马歇尔计划不仅成为欧洲战后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同时对美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即:为了帮助维持其对美国的大规模出口,中国以购买国债和收购资产的形式把从出口中获得的美元再投入美国。在这种模式中,中国这个穷国借钱给美国富国,资金是反向流动的。中国为美国提供的美元贷款使美元汇率维持在一个必要的水平,在此水平下,中国可以继续保持对美国的大规模出口。沃尔夫认为,中国的"反向马歇尔计划"的伟大历史意义将在未来逐渐体现出来。(见2006年3月10日《参考消息》第8版)
同样的事实用不同的视角和立场来看,却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有美国国会议员声称:中国通过低估人民币币值,使美国贸易赤字问题不断恶化,并诱导美国在房地产过度投资,中国的大量出口又造成美国在制造业上投入不足,"扭曲"了美国的整体经济。中国动用大量外汇购买美国债券,让美国可以维持低利率,这又使美国人能继续购买中国产品。因此,中国在不断挣美元的同时,美国还必须向中国支付利息。美国因此"一天天更深地陷在了债务堆里不能自拔……"事实虽然并没有改变,但在这个版本的描述中,中国却一下子从慷慨的补贴者变成了阴险的放高利贷者。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了解到,个人先入为主的价值立场对他看待事物的影响有多么大!
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中美之间这种奇怪的经济依存关系是极不正常的。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美国变成了这样一个国家:人们靠卖房为生,而人们买房的钱又来自中国。"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变成了这样一个国家:人人靠省吃简用攒点微薄积蓄,而我们的积蓄却被拿去补贴了铺张浪费的美国富人。"
在2007年11月7日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以学者身份建议,中国应该调整外汇储备结构,用强势货币的升值来弥补弱势货币的贬值。演讲一经媒体报道,立即被国际金融市场解读为中国官方决心抛售美元资产的信号,在外汇市场上掀起巨浪,导致美元汇率当天暴跌,并一度探至26年来的新低。为了稳定市场,中国央行不得不专门就此作出公开澄清。实际上,早在2006年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一句"要优化外汇储备"就曾引起强烈反响,并随即引发当时美国财长斯诺(John Snow)的高调回应"不怕中国减持美国国债"。过去几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因中国外汇储备问题而引发的"美元危机"发生在2007年夏,8月8日,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威胁以抛售美元作为"核选项"》(China threatens "nuclear option" of dollar sales)的文章。文章开头即称:"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了一场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行动,一旦美国采取贸易措施向人民币施压,中国可能会大量卖出其持有的美国国债。"报道称,中国可能会将1.33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作为"政治武器"应对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而报道的主要依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的言论。报道引述夏斌的话称,中国的外汇储备应该作为和美国谈判的"筹码"。此文一出,如同投下一颗舆论"核武器",顿时在北京和华盛顿炸开了锅。从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到下届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全美政要都作出了强烈反应。在舆论压力下,布什总统也最后不得不站出来发话:"如果中国指望以打压美元作为打交道的筹码,那我只能说他们有勇无谋,中国所受的伤害绝对比美国更大。"(见《何帆&夏斌:一场误读引发的外储"核风暴"》,载2007年11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T18版。)虽然这一风波最终还是像此前和此后一样,通过中国央行的公开声明得以平息,但从国际外汇市场的这一次次"地震"中,人们看到的是美中两国经济的依存关系是如此紧密而又脆弱。
鉴于此,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2006年3月20日在美国《财富》杂志上撰文指出,全球经济的两个主角美国和中国活动在储蓄领域的两个极端。节俭的中国人储蓄过度,而挥霍的美国人举债开支。这两种趋势无一是可持续的,它将导致两国政治经济局势动荡,因此必须加以妥善平衡。中国需要将过度的储蓄变成消费,而美国需要结束无节制的购买,重新发现储蓄的诀窍--
中美储蓄态势存在着有害的关联。中国储蓄者实际上是在为美国消费者的无度开支提供补贴。为了刺激出口拉动的增长,中国决定将货币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而且紧紧盯住美元。做到这一点,中国必须不断将大量储蓄转化为美元金融资产:这种投资战略助长了美国保持低利率以及对利率敏感的住房市场处于永久的泡沫状态。这对美国来说很危险。它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日益危险的问题,因为它增加了中国的货币供应。这种过剩流动资金溢入中国金融系统,导致资产泡沫,比如沿海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一旦美国货币贬值,中国还面临着美元资产大幅缩水的潜在财政成本。继续保持目前这种状态不符合任何一个国家的最佳利益。相反,现在必须进行角色转换:中国的储蓄者必须变成消费者,而美国的过度消费必须转化为储蓄。这对两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它无疑将战胜日益危险的变数。(转引自2006年3月15日《参考消息》第4版。)
罗奇的担心说到了点子上,未来如果不能逐渐转向"内需主导型",中国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的,而这正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
一段发生在不久前的针对"中国制造"集体"喊打"的小插曲,构成了中国人视角中的另一种变形的"中国威胁论"。2007年9月21日,全球最大的玩具商--美国美泰公司向中国道歉,公开承认其召回的绝大多数产品是由于美泰公司的设计缺陷所致,而不是中国制造商的问题,并表示愿为玩具召回事件负全面责任。这声迟来的道歉,使得这一年春夏之交在全球商品市场上甚嚣尘上的"中国产品有毒论"终于暂时偃旗息鼓。从2007年初开始,由于中国出口的一部分玩具、牙膏等日用商品在北美和拉美等地国家被检测出铅、甲醛等有毒添加剂含量超标,一时间关于中国出口商品质量和安全问题的报道充斥欧美主要媒体的黄金版面和时端。从食品、服装、玩具到轮胎、家具、家电……"中国制造"这个标签成了劣质、有毒、对利润的贪婪和不负责任的草菅人命的代名词。美国美泰公司大批召回在中国制造的玩具,更是将上述对"中国制造"产品的全球性质疑与围堵推向高潮。在这几个月的风波中,西方媒体的所作所为是有失检点的,即使不是刻意的恶毒攻击,也至少反映了他们不能用相同标准看待不同世界的狭隘心胸。产品质量和安全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为本国制造、输出的一切产品与服务打包票。因此,对于产品的质量和安全问题,人们只能就事论事地探讨,决不能将讨论焦点放在生产这些产品的国家上。这在西方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政治正确"底线,与当人们讨论某人品行时不能将重点放在他的种族、性别与宗教信仰方面一样。况且,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之一,中国产品发生质量、安全问题的概率自然也会因出口产品总量的庞大而相对提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以往一向被认为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突然间在整体上变得劣质和有害。不过,这一小插曲也从两个不同层面再次提醒了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随着"中国制造"在世界范围内的散播,它所遭遇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政府和各种行业联合体有责任通过有技巧的国际间博弈,逐渐掌握有关产品质量与安全的话语权--就像美泰那样,当它宣布召回之举时,威严得像保护千万儿童幸免受害的救世主;待其发言道歉时,又一锤定音,使千万中国企业得以解脱,并还世界以真相--为"中国制造"撑起有力的保护伞。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加强对自身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并且这种监管应当是对内对外一视同仁的,而不是专注于出口,因为国人安全健康的价值并不低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消费者。
此外,中国的"经济威胁"还有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叙事,即对发展中国家的"威胁"。论者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一方面会吸走发展中国家急需的外国投资,另一方面还会将这些国家生产的商品挤出国际贸易主渠道,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多重伤害。
应该看到,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因为在经济结构上与中国有比较大的接近性,因而确实更容易受到庞大的中国经济的冲击。但最近10多年来的事实已证明,中国经济的崛起给它们带来的机遇要远远大于威胁。这是因为,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而言,"今日的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这是英国《金融时报》驻京记者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提出的一个重要看法,金奇在他所著的畅销书《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2006年出版)中正确地预言,"大约两三年后,中国的消费者能力就会对我们造成影响。到那时,很多担心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人,也许会开始变得更为乐观。"(安德鲁·希尔《中国再次震撼世界?》,2006年11月8日《金融时报》,转引自2006年11月14日《参考消息》。)
率先提出"金砖四国"概念的全球著名投资银行美国高盛集团20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10年前,人们普遍担心中国的成功会吸引走亚洲邻国的贸易与投资,从而使他们变穷。而事实上情况完全相反,由于中国的竞争所带来的刺激,亚洲国家吸引外资的总量反而大大扩大了。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家发现中国的需求使它们避免了经济衰退。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这一点怎么说都不夸张。日本巨额的债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国有力的帮助下,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中国的全球化很有可能带给全世界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使我们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免受大萧条之苦。还有很多人从中国的需求增长中受益:原材料生产商已经习惯于贸易条款年年无情地恶化,但澳大利亚突然发现目前的贸易条款是历史上条件最好的,而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需求;世界上很多最穷的国家,包括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和非洲的大部分国家恰恰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受益。没有一个援助项目--IMF的黄金买卖--都不能像中国那样帮助这些国家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这源于中国对他们产品不断增加和持续的需求。中国的崛起所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与美国崛起以及日本和欧洲经济恢复对世界的作用是一样的。比起和一个贫民窟的人做邻居,你和一个富人做邻居会变得更加富有。高盛的报告最后总结说,正是中国,给予了全球化以压倒性的支持。它甚至认为,"中国实行全球化是美国外交征程历史上最大的成功之一。"
为此,斯蒂芬·罗奇向全世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感谢中国?他给出的主要答案是:中国已成为周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见斯蒂芬·罗奇《我们为什么要感谢中国》,美国《财富》杂志2004年3月号。)罗奇指出,虽然中国的GDP总值仅占全球的5%,但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却达到1/3。此外,就经济敏感商品--石油和金属原材料--在过去4年价格的累积增长而言,有大约50%要归因于中国。作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中国还向国际金融市场注入了大笔资金。因而,如果中国未来放慢发展速度将会造成全球性的影响。假如中国经济增速下降3到4个百分点,将使全球经济增长率至少降低0.5%。(见2007年3月19日《参考消息》第4版。)
《纽约时报》2006年4月8日的一篇社论言简意赅地总结了中国经济增长给全世界带来的福音:"中国越富裕,世界其他地区就会随之越富裕:贫困国家变富是因为它们得到了从中国流失的工作机会;富裕国家更富是因为中国有更多人终于能买得起美国制造的昂贵商品。"因此,在2007年夏天,1000多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上书国会,向美国国内愈演愈烈的对华保护主义情绪大声说"不"。
事实上,在更多西方有识之士看来,与上述现实的好处相比,中国经济崛起更加长远和深刻的意义在于,中国的成功是在现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实现的。中国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由西方最初创立的这套体系是行之有效的,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给世界上很多国家树立了榜样:如果他们希望在全球经济中确立一席之地,就应当加快改革而不是惊慌失措地关起国门。这种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对发达国家来说,就是要努力保持自己在创新方面继续领先;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调整国内政策,争取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许多国家已经开始这么做了,经过过去10年的试探和摸索,日本和其它东亚国家早就停止了喋喋不休的徒劳抱怨。现在,与其说它们害怕中国经济继续迅速增长,倒不如说他们担心中国的经济减慢速度。而要保住现有的竞争能力,这样的改革对中国自身来说更是至关重要。正如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所说的,"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中国将超越美国,而是中国停止推进保持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改革。"(2006年9月15日《参考消息》第8版。)
在任何时代,任何一种变化,如科技进步等,都会带来挑战。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可能将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场景,并注定要改变世界经济的版图。规则原本是西方制定的,中国并没有改变规则,而是在这一规则的框架内行事,并赢得了遵守规则所应该得到的回报。令人遗憾的是,当初制定了规则的西方现在却想要推翻它,以此掩盖自己的怯懦和无能。世上不可能有常胜将军,在竞争中受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一时受挫就背弃倡导了200年的自由市场经济理想。对于像斯宾格勒这样的预言者来说,这应该才是"西方没落"的真正开始。英国现任首相、原财政大臣戈登·布朗(James Gordon Brown)的一段话应该被广泛地倾听:
我不把中国的崛起和下一阶段的全球化视作一种威胁,而把它看作一种机遇。它之所以提供机遇,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市场,给英国企业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它还是一个迫使英国为新世纪作好准备和作出回应的、充满活力的市场;它之所以提供机遇,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有助于我们认识改革的必要性,有助于我们说服英国人民实行改革。(见英国《独立报》2005年2月23日,转引自2005年2月25日《参考消息》第8版。)
2.政治和军事威胁
2005年6月初,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正式向其竞争对手--美国能源公司优尼科(Unocal)发出要约,以全现金方式并购后者。中海油的出价比与其竞购优尼科的美国雪佛龙德士古公司(Chevron Texaco)整整高出了大约10亿美元。这是截止当时中国公司参与的最大一起国际并购,在此之前,关于这桩引人注目的收购案的各种猜测已经在国际上沸沸扬扬地传了半年。
此后两个月的事态发展十分出人意料: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则在中国国内并未引起太多关注的"纯"财经新闻却在太平洋对岸掀起了轩然大波。它唤醒了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渐趋蛰伏的美国对华鹰派,并刺激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迅速结成紧密联盟。与大多数中国人看待这则信息的"经济视角"截然不同,这些美国人几乎全部以政治军事眼光打量它。在他们看来,中海油此举的目的是窃取美国的尖端技术,形成石油供给垄断,破坏美国能源安全……而背后主使则正是中国的"集权政府"。由此引发的"无限上纲"的过激反应差点把整个中美经济交往一网打尽,甚至连稍早的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案也再度受到拷问。据说,与中国的经济交往可能会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对美国造成战略上的威胁:第一,中国会由此获得通过其他方式不可能获得的尖端技术,从而迅速且极大地提高其军事实力;第二,中国会成为一些关键商品的重要生产地,从而形成对美国的影响力,使自己有能力在危机发生时"胁迫"美国。
类似这种收购本是国际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寻常财经事件,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在美国却演变成了一场不小的"政治危机"。危机最后因中海油主动宣布放弃收购而告平息,但"中国威胁论"却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夏季被推上了最高潮,此后余波荡漾。
自从拿破仑的那句关于中国的预言被广为传播以后,来自中国的"威胁"就像一个恐怖的咒语,时时折磨着一部分敏感的西方人的神经。200年来,预言的一再落空似乎非但没有削弱这种恐怖力量,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人对关于中国的新咒语的需求。自100年前的"黄祸论"以后,最新一波"中国威胁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开始发酵,《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注:该书出版于1997年初,由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首任记者理查德o伯恩斯坦和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罗斯·芒罗合著,中文翻译版由新华出版社同年出版。)等书的出版和一定程度上的畅销基本反映了10多年前西方对"中国威胁"的认识。不过,由于当时在西方提出和研究"中国威胁论"的绝大多数人士对中国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而且他们的分析框架停留在"冷战思维"中,只是根据意识形态的划分,简单地把中国理解成正在崛起中的又一个"苏联",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其想象成分远多于基于客观现实的理性分析,因而大多可以划入不着边际的妄想之列。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西方与中国在各个层面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和深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出于现实需要大大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中国威胁论"也渐渐摆脱幻想色彩,成为一种相对冷静和实际的战略考量。
当前流行于西方、特别是流行于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主要基于下述推论:由于中国经济对国际的依赖度越来越大,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中国必须确保能源、原材料和粮食进口供应的安全。这将迫使中国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国外,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为了能够更好地确保贸易航路免受威胁及保护越来越多的海外利益,中国将大力发展军力,"资源和原材料,特别是石油的利益会促使中国海军走向世界各个角落。"而当中国对地区和世界的主导权提出更强硬的要求时,就将不可避免地与目前的主导者美国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总有一天会上升到不可调和的地步,随着中美两国实力的消长,当中国确信自己已足够强大时,它就会对美国发起全方位的挑战,中美两个"当下"和"潜在"的超级大国之间有可能为争夺未来世界的霸主地位而发生全面冲突。西方的一些鹰派战略家甚至"预见"并描绘了这一全球争霸的线路图,在他们看来,中国当前的第一步诉求是建立自己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因为这不仅事关中国自身的安全,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有效途径。而要实现这一步目标,首要前提就是必须将美国"赶出"这一地区,以目前的情势来看,美国很有可能在东亚的"争夺战"中输给中国。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并为几十年以后的全球争霸奠定必要的基础,中国将与俄罗斯结盟,控制中亚能源生命线,并对中东石油出口地区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中国还将"强势"进入非洲,并很快使那一地区传统上处于优势的欧美力量边缘化;最后,中国将试探性地在拉美扩张地盘,由于这一地区一直以来是美国的"后院",眼下中国力量"渗透"的主要目的是"牵制"美国的精力,从而使美国无暇顾及中国在东亚的崛起。
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逻辑,很多在中国人看起来十分正常的事情,如中国学生反日游行、"神六上天"、"嫦娥奔月"等等,到了一些西方人眼里就变成了一种"威胁"的信号。建立在反恐和区域安全合作基础上的"上海合作组织"被视为"东方北约";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被看成是古代东亚朝贡体系的复活;中国与俄罗斯双边关系的持续改善则更是被联想成"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阵营";而中国与拉美的经贸发展已经使得美国国会在过去几年里多次举行关于中拉关系的专门听证会……除此之外,中国还"窃取"西方技术;中国的巨大能源需求促进了不民主的能源生产国如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的实力增长,使得"莫斯科、德黑兰和加拉加斯得以巧妙地利用能源武器为政治目的服务";中国还利用经贸关系把更远地区的经济体拉进它的经济和政治轨道……坦率地说,若不是今天的美国被反恐议题所困扰,"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社会恐怕会有更大的市场,西方人对"中国威胁"的感受也一定会更强烈。
这种弥漫于西方社会的受到"威胁"的感觉,最直接地反映在西方对于中国军力增长的各种猜测上。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说法,苏联解体后,美国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将国防预算削减了10%以上,而中国自1992年以来军备支出每年增长10%至20%,中国目前每年用于军队建设的资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以上。(见《美专家称中国军力发展"超出预料"》,载2007年5月12日《参考消息》第1版。)中情局用购买力平价(PPP)方式计算得出,中国目前的军费开支是10年前的3倍,虽然与美国尚有很大差距,但考虑到中国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只需再过10年到20年,依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国防费用将与美国大致相当。而且,中国的军事建设正在发生质变,即从过去对"量"的依赖转向对"质"的要求:中国军队日益强调空战、海战和太空战,这些正是目前美国处于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的领域。(见马克·赫尔普林:《一个崛起中的中国》,2005年12月14日《亚洲华尔街日报》,转引自2005年1月6日《参考消息》第16版。)过去几年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出炉的各类"军力分析报告"也在反复重弹着上述调子。五角大楼2006年2月初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在主要的新兴大国中,中国最有可能在军事上与美国抗衡,并采用破坏性的军事技术,如果美国没有相应的战略,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抵消美国传统的军事优势。"(见《五角大楼视中国为最大潜在对手》,2006年2月5日《参考消息》第1版。)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的话最典型地代表了持"中国军事威胁"的西方鹰派人士的猜忌和忧虑。2005年6月4日,他在新加坡举行的一个会议上说:"中国的国防开支远远高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据估计,中国的国防预算位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既然没有哪个国家对中国构成威胁,中国为什么要持续增加军费预算?"
于是,我们看到,一些未雨绸缪应对"中国威胁"的乃至战略部署已经悄悄做出,而各种出谋划策的主张更是频繁地见诸公开报道,其当下的重点便是加大对中国的"围堵" (Hedge trategy)。从新世纪开始,美国明显强化了中国周边的战略联盟,除了传统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澳大利亚以外,又试图拉印度和蒙古入伙,甚至还动起了它长期的敌对国家--越南--的脑筋。其中的重点突破口自然是日本和印度,因为这两个中国的庞大邻国历史上都与中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仇,在当代又都存在现实的领土纠纷和相互追赶的"大国情结"。
过去是因为"冷战"的需要,今天是出于"遏制"中国的潜在考虑,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听任甚至助长日本对其历史上军国主义罪行的错误认识,而近年来日本似乎也越发甘心情愿地充当西方世界防御所谓"中国威胁"的马前卒。即便在"中国威胁论"如此甚嚣尘上的今天,至今也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在任高官公开宣称过中国是一个"威胁",唯一的例外便是时任日本外交大臣的麻生太郎,还有另一位日本在任内阁成员竟声称,日本今后有可能被中国吞并。由于历史上的东亚从未出现过中日两国同为平起平坐的大国的时期,可以预见,只要日本不改变百多年来对待中国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宰制心态,同时随着日本与中国之间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日本社会面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将日益增长,而它对"中国威胁"的夸张而过激的反应倒真的有可能酿成针对整个东亚的巨大"威胁"。
与日本的情形有点类似,在很多中国学者和华盛顿的南亚问题专家看来,美国在新世纪开始积极与印度交好是别有用心的。美国甚至不惜违反"核不扩散"的国际公约,在2005年7月印度总理辛格访问华盛顿期间,同意协助印度发展其民用核项目,并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球伙伴"关系。事实上,这一国际公约是允许西方向中国输出核技术的。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不扩散计划负责人约瑟夫·奇林乔内说:"宣布这一计划的关键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的这一重要战略,另外还隐含着,美国正在为同中国展开大规模冲突做准备,并在着手构建反华联盟。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印度作为核国家要比作为非核国家更有价值。"(见《美为何改变对印核立场》,载2005年7月25日《参考消息》第3版。)这一用心也能够从近年来西方传媒对所谓"龙象之争"的渲染上清晰地看出来,正如印度一位学者指出的,西方经常利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相互制衡来谋求自身的利益。(见《中印崛起并非零和博弈》,载2004年10月21日《参考消息》第14版。)
不过,从最近的形势看,长期来同样是奉行亲西方政策的印度似乎并不愿意步日本的后尘。越来越多的中印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正是百年前英国殖民者麦克马洪在地图上随意一挥("麦克马洪线"),才是过去一个世纪里中印争端的祸根,当前横亘在中印之间的障碍并不是谁"威胁"谁的问题,而是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此,"龙"、"象"之间的互补与合作空间远大于竞争与对立。就连1998年曾因一句"中国是印度头号威胁"而掀起不小波澜的印度前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Shri George Fernandes)后来也否认了当初的说法,他在几年后称自己从没说过中国是印度的威胁,"这是一些政敌阴谋把我逐出政府而通过媒体耍的伎俩"。(见《"我从没说过中国是印度头号威胁"》,载2005年7月14日《参考消息》第14版。)
同样是美国极力拉拢的"盟友",东南亚国家在过去10多年中对待"中国威胁"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巨大转变。上世纪90年代"中国威胁论"最初出现时,在东南亚最有市场,但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表现出来的负责精神,以及近年来从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得到的切实好处,这些国家眼下大都收起了对中国的怀疑和惧怕,转而寻求更好地搭上"中国崛起"的顺风车。菲律宾总统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 Arroyo)的话精确地表达了这种转变,2007年1月14日,她在中国与东南亚10国首脑会议的开幕式上说:"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成了地区老大哥。"她说:"我们相信,中国会在推动友好邻邦关系以及地区合作方面发挥带头作用,会秉着平等、尊重、协商和互利的精神处理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敏感问题。"(见《菲总统乐见中国成"地区老大哥"》,载2007年1月16日《参考消息》第8版。)
当然,分析西方社会中的"中国威胁论"只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看清楚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历程中面对的外部环境。我们不能由此而轻率地认为,将中国视为"威胁"是当今西方世界看待中国的主流意识。事实上,对于"中国威胁论",西方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和不同阶层的意见是存在很大分歧的。笼统地说,在对待中国发展的态度上,美国的态度比欧洲要强硬;政治理论界及媒体比政界及财经界要强硬;议会的态度远比行政当局强硬。而在美国政府内部,军人的态度要比文职官员强硬;在野政治家通常比当政者强硬。此外,西方的精英阶层往往比较关注中国的政治军事"威胁",而普通民众则更多关注"经济威胁"……
在如何看待中国发展的问题上,当今西方的主流意见大致可以用所谓"中国不确定论"来概括,即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但中国崛起的内政外交的方向则是不确定的。因此,对西方国家来说,未来中国既可能是"威胁",也可能是"机遇"。而到目前为止,中国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布什总统曾经将中美关系描述为一种"复杂关系",其含义是:美国不希望与中国对立和冲突,但也难以消除对中国的戒心。
前美国副国务卿、现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对中国的新定义更加精确地概括了这种"复杂关系",他在2005年9月21日举行的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的演讲中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注:stakeholder原意是指赌场里代管赌金的人,管理学中借用这个词来形容彼此之间关照面较广的"利害关系人"。)佐立克正确地看到,中国和以前美国的冷战敌人苏联之间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形态,不认为自己正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最重要的是,中国并不认为它的未来取决于推翻国际体系的根本秩序。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断定,中国的成就取决于是否跟现代世界建立密切联系。"(见《佐立克:美对华政策"需要突破"》,载2005年9月23日《参考消息》第16版。)佐立克表示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这一新定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美国政府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对华政策的基本判断和取向,它隐含了下列意思:第一,中国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一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第二,中国是有可能扮演"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角色的;第三,美国要做的是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手段"帮助"(必要时不排除逼迫)中国完成上述角色转变,从而"将其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引导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见《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蓝本》,载2006年8月16日《参考消息》第16版。)
在这幅针对中国的战略蓝图中,美国是有两手准备的:一方面美国将加深与中国的接触,推动中国更彻底地融入国际社会,促使中国发生更大的改变;另一方面,美国也将继续强化自身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并加强与其盟国的关系,以便制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力量。这显然与简单的"遏制"、"围堵"或"拥抱"、"融合"都不同,如果说美国政坛的对华政策历来在所谓的"拥抱熊猫派"或"接触派(engagement)"和"屠龙派"或"遏制派(containment)"的主张之间摇摆的话,那么这一最新战略毋宁是一种更为务实的折中。而对持这一态度的美国政界人士,有人送上了一顶有趣的帽子:"熊猫骑墙派",亦有人生造了一个单词,称之为"遏制加接触(congagement)"派。(见《美对华政策的三条道路》,载2005年10月11日《参考消息》第16版。又见《美国妄图"对冲"中国崛起》,载2005年7月21日《参考消息》第16版。)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R. Lilley)的话很有代表性,在他看来,把中国说成"威胁"或"机遇"都是不当的,比较合适的应当是"挑战"一词。(见《美国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载2005年12月28日《参考消息》第16版。)因为"挑战"所带来的结果归根结底取决于如何应对,应对无方"挑战"就会演变成"威胁",而应对有方则"挑战"就会转化为"机遇"。
这种对中美关系的新型定义目前看来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但它是非常不稳固的,其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隐忧。
首先,虽然中国认同美国提出的"利益攸关方"的提法,但对这个概念,双方存在着不同的解读。焦点当然集中在"负责"的"对象"上,即"对谁负责?"这个问题。对美国来说,答案非常简单:中国应当对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负责,说穿了,也就是对西方负责,对美国负责。很多诸如贸易、知识产权、人权、伊朗和朝鲜核问题等都是在这个责任领域展开的,易言之,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行为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是美国衡量中国是否"负责任"的指标。但中国对"责任"却有着自己的看法,因此中国的定义不见得合乎美国的标准。正如戴维·蓝普顿所指出的,"中国希望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因为它认识到该体系符合其总体利益。但是像华盛顿一样,北京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确定自己的责任。"(见《蓝普顿:美错估中国实力后果严重》,载2006年12月30日《参考消息》第8版。)以当下的表现而论,在中国眼里,所谓"负责任"主要是指尊重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的权威,并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处理国际事务。这样一来,中国的一些国际行为--如与伊朗、委内瑞拉等美国的"敌人"开展贸易等--经常被美国视为"不负责",或者"负责不够",甚至是"威胁";但反过来,美国的许多行为也被中国看作是极度不负责任和不能接受的。
其次,不同于相对稳定的"敌友"关系,这种"利益攸关方"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动态关系,需要双方时刻把握平衡。维持动态平衡本身就已很不容易,而在双方的实力又明显不对等的情况下,就更加难上加难。坦率地说,美中双方虽然都在努力地向对方释放自身的诚意,但对对方的战略意图的疑虑、猜忌乃至防备是不会在短时期内轻易改变的。戴维·蓝普顿称之为 "战略性相互猜忌",即两国均对于对方的动机持有负面的判断。(见《中美应努力消除"战略性猜忌"》,载2005年9月13日《参考消息》第16版。)在这种情势下,实力相对强大的美国这一方会试图给自己"上好保险",以确保事态变得最坏时也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害。这就是蓝普顿所指出的过去七届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带有保险的融合"的对华政策,(见《中美对抗将是极大的战略错误》,载2005年10月12日《参考消息》第16版。)中国古语中也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之说。换一句大白话来说,当前中美之间的真实关系很可能是这样的:美国认为中国现在还不是威胁,但不可不防;中国则既无能力也不想挑衅美国的现有地位,但同时又坚定地认为,如果美国一定要逼得我们走投无路,那我们也不得不奋起反击。这种相互之间的防备本身就极有可能破坏原有的平衡,使之朝坏的方向演变。因提出"软实力"概念(注:"软实力(Soft Power)"一词是约瑟夫·奈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它主要是指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奈的核心理论是:"软实力"发挥作用,靠的是自身的吸引力,而不是威胁和强迫别人做不想做的事。奈论述了美国艺术和观念在全球的传播,指出美国过分依赖武力而忽视其在文化知识领域的影响力的危险。近年来,约瑟夫·奈对中国"软实力"增长较为关注。关于约瑟夫·奈与"软实力"的问题,读者可参见《硬权力与软权力》一书,【美】约瑟夫·S·奈著,约瑟夫·S·奈、门洪华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而闻名于世的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曾引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两千多年前的一句话来告戒政治领导人和公众,不要将分析家的理论模型与现实混淆,从而制造"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如果把中国当作敌人对待,它就会成为敌人。"
认为冲突必然爆发的想法可能会成为导致冲突爆发的主要原因。双方都认为最终会与对方交战,于是做了充分的军事准备,在对方看来,这样的准备工作恰好印证了自己最担心的事情……有时,力量较弱的国家在觉得自己被逼到墙角时也会发动进攻。比如,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可能会不计经济或军事代价,动用武装部队干预。(见约瑟夫·奈《中国使人意识到和平的可贵》,载新加坡《海峡时报》2005年3月18日。)
最后,互为"利益攸关方"的美中关系新定位本身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一方面,下一届美国政府会如何处理布什政府的这一政策遗产,特别是如果民主党当选以后是基本继承还是大幅度地改造现行的美国对外政策?是一个难以预料的变数;另一方面,中国这一边也存在类似的变数,这将主要取决于中日关系和台海局势的走向。
要在未来避免发生冲突和对抗,并推动这种动态平衡关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光在口头上说"加强了解、加强信任"是远远不够的,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恐怕有两方面:第一,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中美双方都应当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加强相互沟通、了解和协调,尽量避免单方面改变现状;第二,在几乎所有方面,双方不仅要加强交流,更需要努力地去主动寻找、发现甚至创造共同利益,因为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增进信任的可靠保证。对于第一点,美国方面要做的是:放弃在中国周边建立起一个反中国的"围堵"战略联盟的努力,并尽量清晰地表明自己在各方面的一些基本底线,例如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中国军力的增长等等;而中国方面也应当努力使自己的意图变得更加透明和可预期。值得庆幸的是,最近一、两年里中美军方的交流和互动明显增多,显示了一种良性的态势。2007年11月4日,中美两国正式同意在两国军队间开通热线电话,这迈出了双方军事沟通的重要一步。事实上,美国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与中国建立军事热线的设想,但中间却几经波折。美国现任国防部长盖茨(Robert Gates)为此专程出访中国,与其前任拉姆斯菲尔德的鹰派作风形成鲜明对比,温文尔雅的盖茨在启程前对西方媒体说,"我不认为中国对美国现在构成军事威胁",为此他谋求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见《中美防长敲定开通军事热线》,载2007年11月6日《参考消息》第1版。)后一点相对难度较小,也更容易在较短时期里见到成效。事实上,无论是经贸往来、国际反恐还是朝核问题等,中美之间广泛地存在着合作的需要及可能,这种互利双赢的合作基础今后将会进一步扩大,同时也需要双方有意识地去构建。2007年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35周年,罗伯特o佐立克在为此撰写的纪念文章中指出,当前中美需要新的上海公报:"1972年,美中共同反对的东西界定了当时的双边关系。而在2007年,两国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它们共同追求的内容上,从而界定它们现在的关系。"(见《佐立克:中美需要新的上海公报》,载英国《金融时报》4月17日,转引自2007年4月18日《参考消息》第8版。)
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西方明智之士已开始认识到,试图阻挠中国的崛起"就好像用绳子绑住火箭一样徒劳",那样做的唯一结果就是为自己的未来制造一个强大的敌人。更加本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才是中国真正的"威胁"?无论是对中国自己还是对世界来说,如果说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威胁"的话,倒不如说真正的威胁是中国的失败。可以想象,一旦中国不能很好地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从而在其漫长的现代化过程中再度受挫而陷入混乱,那么,考虑到中国的巨大规模,整个世界都将受到极大的考验。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早在20年前就曾说过,"即使今日我为美国公民,也要告诉所有美国人,如果中国不能适当地找到它的历史地位,决非人类之福。"(见《放宽历史的视界》第267页,黄仁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说:"中国的利益就是世界的利益……世界应当共同努力,保证中国能够成功地融入国际社会,帮助中国实现和平崛起。"(见《"中国的利益就是世界的利益"--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外交学院演讲摘录》,载2005年11月24日《参考消息》。)
当然,伴随着中国的重新崛起,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很多时候还是十分痛苦的。但对西方来说,真正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不是将这种竞争看成"威胁"并试图堵塞中国的民族复兴之路,而是如何保持和进一步提高过去300年里西方赖以成功的那些优势。戴维·蓝普顿问道:"中国已成为美国耗费了极大力气才建立起来的全球竞技场上的一个能力越来越强的竞争者,中国想与美国比赛。问题是:美国会在这场比赛中并在它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场地上好好表现吗?"(见《中国进步将促进美国发展》,载2005年3月15日《参考消息》第8版。)
3.人口、资源、环境威胁
2005年9月,中国企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投资建设的"波罗的海明珠"超大型住宅工程正式开工。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外国投资的热切启盼截然不同,"波罗的海明珠"项目在获得圣彼得堡市政当局批准时曾引发激烈的反对。示威者打着"不给中国人一寸土地!"的口号举行游行,一些市议员发表演讲,称中国人正"对全世界进行人口扩张"。为了平息这些愤怒情绪,"波罗的海明珠"项目的协议中有一条歧视性的奇怪条款:建成后入住居民中的中国人将只有1%,即不到400人。差不多与它同时开工的同样由中国企业投资的莫斯科一个商务项目也遭到了类似的抵制,以至于莫斯科市政府官员不得不再三保证,"莫斯科绝不会出现唐人街"。俄罗斯移民局也表示,不会允许大量中国人在俄罗斯集中聚居,"对俄罗斯来说,像唐人街那样的华人聚居区是不可接受的。"但这些似乎很难说服那些持极端反对意见者,圣彼得堡的一位市议员坚信,"中国人不过是在俄罗斯领土进行曲线扩张。"(见《中国对俄投资项目在争议声中开工》,载2005年9月25日《参考消息》第8版。)
随着对外经济贸易的快速增长,中国人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地活跃在世界各个地方,这在国际上引发了一些关于"中国人口对外扩张威胁"的议论,而对这种想象中的"威胁"反映最为强烈的是与我们有数千公里陆地边境线的北方邻国。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与俄罗斯这两个毗邻大国的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稳定上升的发展期。可以说,目前的中俄关系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历史上最好的,双方的经贸往来也持续升温。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国内近年来却涌动着一股有关"中国对俄罗斯进行人口扩张"的莫名恐惧。
这种恐惧建立在下面这一不平衡的数量对比上: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中俄边境线的中国一边,汇聚着成千上万的满怀对富裕生活的渴望却又苦于资源匮乏的中国人;而另一边,少得可怜的俄罗斯人却守着资源丰富的广袤土地。比静态的数据对比更可怕的是两国人口互为消长的长期趋势,中国的人口还在迅速增加,俄罗斯人口却在持续减少。于是,结果不言自明:"中国人将蜂拥而至,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按照"中国威胁"鼓吹者的悲观预计,可能数十年后,俄罗斯的远东领土就将被中国移民占领。俄罗斯2005年的一个调查显示,有将近2/3的俄罗斯人认为,中国人参与开发俄罗斯远东地区是一种"威胁";而在它的远东地区,持这种观点的民众比例超过80%。(见《俄罗斯怎么看中国移民》,载2005年9月27日《参考消息》第16版。)一些俄罗斯学者对历史的回顾进一步加剧了这股恐惧,因为俄罗斯远东的大片国土在历史上原本就属于中国,是清朝末年在当时沙俄帝国的武力胁迫下被迫割让的。一位俄罗斯女作家说,"中国人对历史是如此念念不忘",其潜台词自然是:中国政府会因此而支持和鼓励旨在占据俄罗斯远东领土的有计划的移民迁徙活动。(见《中国究竟是敌是友?》,载2007年3月24日《参考消息》第8版。)据俄罗斯前驻华大使罗高寿回忆,有一些高官对他说,"似乎有2亿中国人打算迁居远东,目的是侵占我们的领土。"(见《罗高寿:中国人是"出色的邻居"》,载2007年2月7日《参考消息》第16版。)
事实上,这样的恐惧几乎是百年前类似情绪的翻版。20世纪初的著名远东问题政论家梅尔库洛夫曾出版过一本题为《滨海边疆区的殖民化问题》的轰动一时的小册子。在他看来,这一地区未来将无可救药地被"黄种"劳工所占据,而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平庸无能以及俄罗斯人缺乏适应能力又使得问题更加严重。
然而,所有这些夸张的恐惧感都是建立在臆测基础上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忧心忡忡的"中国人口扩张论"者似乎对当下的实际情况并不关心,他们甚至根本没兴趣搞清楚目前在俄罗斯的中国人数量究竟有多少。不同渠道披露的数据之间的误差大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2004年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俄罗斯境内的常住中国人有3.5万人;俄罗斯内务部提供的资料却说,全俄共有40万到70万中国人;而媒体则引用一些知情人的话说,有300万到1200万中国人生活在俄罗斯……(见《俄罗斯远东存在"中国威胁"吗?》,载2005年12月15日《参考消息》第16版。)目前比较能够被大多数研究者接受也只是一个极不精确的估计:全俄罗斯生活着50万中国人,其中远东地区大约有20万。正如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科济马指出的,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华人在美国全国人口中的比例。而且在俄中国人中绝大多数是不带家属的单身,很显然,他们是做生意的,并没有长期在俄罗斯呆下去的打算。(见《"中国对俄威胁论"是无稽之谈》,载2006年10月24日《参考消息》第16版。)事实上,目前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数量甚至比历史上俄罗斯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远东大开发时期要少得多。
那么,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早就有俄罗斯学者理性地指出,造成近年来俄国内"中国人口扩张威胁论"甚嚣尘上的根源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俄罗斯经济的低迷;其次俄罗斯人口的老龄化和负增长,而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远东大量年轻劳动力迁居俄西部地区乃至欧洲其他国家,使得这一地区的人口数量下降尤其剧烈;最后是政客的煽风点火,因为人们对生活现状不满时总需要找到一个出气阀。
汉学家纳塔利娅·内罗娃无奈地说,人们之所以对"黄色威胁"有恐惧感,只是因为俄罗斯在各方面处于弱势,这种弱势在东部与边境地区可以说已经长期化。而且这种弱势不仅体现在经济、财政和人口领域,还体现在政治和心理方面。生活在这片广袤富饶土地上的居民常常并不觉得自己的根在这里。(见《"中国威胁",俄罗斯人怎么看?》,载2005年12月21日《参考消息》第16版。)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和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卢金认为,俄罗斯人还不习惯于看到二三十年前比自己贫穷的中国人现在逐渐富裕起来,"我们很习惯把韩国人和日本人看作办事认真的有钱人,但却不想把中国人看作与自己完全平等的人。"对这种历史转折的忿忿不平引起了恐惧,这些担心是由西伯利亚和远东一些地方政治家煽动起来的,他们不能改善自己选民的生活,需要找一个替罪羊,煽风点火的还有一些居心不良的专家和民族主义政治家,他们靠廉价的排外情绪来捞分。(见《俄罗斯官民不了解现代中国》,载2006年11月11日《参考消息》第8版。)中国问题专家科济马也认为,地方政客通过叫嚷"中国威胁",可以给本地区多争取一些额外的拨款。他们完全是为了让中央更加关心地区的建设和得到中央的拨款。"甚至可以说,这是在以某种温和方式讹诈中央。"(见《"中国对俄威胁论"是无稽之谈》,载2006年10月24日《参考消息》第16版。)根据卢金的看法,对中国的恐惧完全是凭空想象的。因为即便在局势最错综复杂的年代,中国都没有对俄正式提出过领土要求,当下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鼓励其居民向俄罗斯移民。即便是部分在俄中国人有时卷入一些非法活动,从根本上说也是俄罗斯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是俄罗斯人自己贱卖了自己的木材,是俄罗斯人自己不生孩子,不去建筑工地和从事农业劳动,是俄罗斯人在海关收受贿赂,放进走私货,是俄罗斯人对雇佣中国合同工时违反签证制度视而不见。"(见《俄罗斯官民不了解现代中国》,载2006年11月11日《参考消息》第8版。)
事实上,如果俄罗斯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得不到有效改善,这个国家今后每年将减少70到100万有效劳动力。因此,俄罗斯的当务之急正是竭力争取移民而不是排斥它。根据俄移民研究中心主任然娜·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的预测,为实现今后20年的经济发展,俄罗斯每年需增加80万移民。"如果我们拒绝接受移民,那么现在40岁的俄罗斯人将根本无法指望增加退休金"。(见《俄罗斯怎么看中国移民》,载2005年9月27日《参考消息》第16版。)根据这些学者的看法,俄罗斯的中国人数量不仅会像"中国威胁"的鼓吹者说得那么可怕,长远来看,还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因为到2020年之前中国本身的人口也将出现零增长并开始下降。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开始,中国经济的发展将面临向本国吸引劳动力的问题。换句话说,未来中国很可能不是俄罗斯的移民输入国,而反过来与俄罗斯竞争其它国家的移民。
至于眼下,正如罗高寿所言,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前途取决于是否能同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加强合作并从中获益。(见《俄中边境地区合作前景广阔》,载2005年12月13日《参考消息》第16版。)这一点,远东地区的普通居民最有发言权。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居民们说,我们经常去中国喝啤酒,但很多人从未去过莫斯科或圣彼得堡。一位名叫扬娜·阿明耶娃的市民说,人们将带来生活用品的中国人视为救星。中国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让我们有饭吃、有衣穿,而且价格公道,本地人可以承受。"这里要是没有中国人,仅凭7000-10000卢布的月收入,连吃饭都不够。"俄远东滨海边疆区的一位议员则干脆说:"那些到处搅局、妄言中国人很快将把俄罗斯人挤出远东的政客其实是西方国家的代言人。"(见《"中国威胁",俄罗斯人怎么看?》,载2005年12月21日《参考消息》第16版。)
2007年3月初,日本警方公布了发生在日本各地的一系列奇怪的盗窃案。小偷们偷走的物品无奇不有,从公园里供孩子们玩耍的不锈钢滑梯到墓地上的香炉,甚至还有一间公厕的屋顶!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由金属制成的,而且大多含有近年来价格飞涨的铜。英国《卫报》和日本《东京新闻》的报道说,业内一些知情人士均把矛头指向中国,称这些盗窃案与中国旺盛的需求有关。甚至还有人言之凿凿地称,被偷的金属都被当成废料卖到中国,是为2008年举办奥运会掀起的建筑热潮提供原料。(见《外报竟把日金属盗窃案归咎中国》,载2007年3月8日《参考消息》第8版。)据说,除了金属物品之外,东京居民还发现,附近许多公园里的秋千和跷跷板也被人拆走了,同样,"估计这些木板经由横滨港运到了北京。"(见《英国人把木材供应短缺归咎中国》,载2007年5月7日《参考消息》第8版。)
这是近年来流传于世界各地的所谓"中国资源环境威胁论"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极端例子,也有人称之为"中国饿虎论"。按照这一观点持有者的分析,它包含了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双重"威胁":在经济层面,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导致了对各类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激增,带动这些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飞涨,增加了其他国家进口这些商品的成本,从而对它们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威胁。在生态环境层面上,一方面,中国"贪得无厌"的旺盛需求迅速"吞噬"并加快耗尽了地球上的许多不可再生资源;另一方面,中国快速增长的污染物排放量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引发了全球生态环境的灾难性破坏。
数据显示,近几年中国买走全世界将近一半的铁矿石、40%的大豆和棉花、超过20%的铜矿石、纤维素、纸张和橡胶……最让人敏感的还是石油,21世纪的头几年,中国石油需求的增长占到全球增量的大约40%。中国自1993年起已从原油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目前的原油进口在世界原油进口中所占的比例已迅速上升到6%。据预测,到2025年,中国的日均石油消费量将比现在翻一番多,达到1280万桶。所有这些来自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的"买盘"都导致了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成倍上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早在2005年4月就曾预测,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将使石油价格在今后几十年居高不下,甚至不排除油价升至每桶100美元的可能性,高油价成了对全世界的"长久冲击"。(见《IMF认为高油价将是"长久冲击"》,载2005年4月9日《参考消息》第4版。另:在本书杀青的2007年11月底,国际原油价格已经超过每桶98美元。)
必须承认,随着"世界工厂"地位的日益稳固,中国近年来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增长确实十分惊人,所谓"中国因素"也的确是近来世界能源及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的重要因素。然而,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必须要澄清。第一,中国需求的增长率虽高,但资源类商品的进口总量却仍然相当有限。以石油为例,中国目前的进口总量仅为美国1/5而已,中国每年所消费的石油也仅为全球开采量的7%,而且其中的2/3是中国自己开采的。另外,由于中国是产煤大国,考虑到每年出口焦炭近1000万吨,中国年净进口能源折算成石油实际上不到全球石油产量的2%。因此,把中国描绘成全球资源的"吞噬者"显然言过其实。国际原油价格暴涨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与中东和其他各产油地区的局势有很大关系。即便中国进口的激增是其中重要因素,但很少有人指出下述事实:其实美国最近几年原油进口的增量并不比中国少。(见《渲染中国能源危机没有根据》,载2006年5月30日《参考消息》第16版。)第二,国际能源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造成一些国家生产成本提高,这的确是事实,但它也使得绝大多数资源出口国获得了巨大收益,这里的利弊功过取决于看待问题的立场和角度。更重要的是,中国本身也是这种价格上涨的受害者,由于进口增加很快,中国的受害程度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此外,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是西方长期以来一直在鼓吹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规则,以前发达国家是唯一大买家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以类似的利他主义姿态出现?我们也从没有看到过有哪个西方发达国家出于减轻发展中国家进口负担的考虑,自己主动地节衣缩食,减少资源进口的。因此,将这种所谓的"成本压力"归咎于中国不仅毫无道理,而且充分暴露了西方一些人士的自私和虚伪。说到底,是因为中国这个有竞争力的新买家的出现"损害"了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
2007年5月初,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热带森林信托基金"发表了一份题为《中国木材产品供应链分析》的报告,称中国对木材的"巨大胃口"加速了对全球热带雨林的乱砍乱伐,有必要阻止中国的"无止境"需求,从而阻止"无法遏制的沙漠化现象"。(见《中国木材需求威胁热带雨林》,载2007年5月10日《参考消息》第1版。)
这可能是到本书成稿为止国际上流行的"中国环境威胁论"的最新版本,其实,最初意识到并提出这种"威胁的"正是我们在前文中述及的提出"中国饥饿论"的莱斯特·布朗和他的世界观察研究所,对布朗来说,"中国环境威胁论"与"中国饥饿论"是一脉相承的。按照他的看法,如果继续沿着现在的发展模式和速度前进,大约再过20年不到,中国的人均收入可以达到目前美国的水平,届时中国将有14.5亿人口。然而,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和消费的话,中国拥有的汽车将大大超过目前全世界汽车总保有量,中国将燃烧掉目前全世界石油和煤炭的总产量,向空气中排放出目前全世界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因此,"中国人的美国梦就会变成世界的噩梦。"(见《中国发展将加重全球资源负担》,载2006年1月8日《参考消息》第8版。)
布朗和他领导的世界观察研究所在2005年度发布的一份报告曾明确指出,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许多国家收入的增加起到促进作用,但它正过度消耗全球资源,是导致全球污染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国不仅是经济强劲增长的主要功臣,也是资源日益枯竭的罪魁祸首。"(见《中国经济发展过度消耗资源》,载2005年5月15日《参考消息》第8版。)言辞虽很激烈,但布朗仍一再表示,他的研究和预测并不是要指责中国,而是想搞清楚从全球经济层面上看,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发展很快,将会出现什么问题。布朗的答案是:西方所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不适合中国。
我们在之前已经论及过,资源环境问题的确是制约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难以逾越的瓶颈,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外部环境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但将现阶段全球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主要归罪于中国的发展,却是极其不公平的。首先,中国目前从事的能源及原材料国际贸易在WTO的法律体系内都属于合法的自由贸易范畴,而多边环境协议中未涉及或属法律空白与灰色地带的,中国与其贸易伙伴也都是本着自由贸易的原则进行的,并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其次,即便是中国与其贸易伙伴进行贸易时造成了某些环境影响,也不应当由中国来单独承担,而应当由产品链的各个生产者、消费者与贸易方来共同承担,随着产品链的延伸,西方富裕国家甚至是最终用户。最核心的一点,中国的发展既有外部的环境影响,同时又被外部环境所影响。由于中国以货物为主的贸易结构,输出了产品而保留了污染物,中国对其他国家带来的正面环境效益几乎被完全忽略了。事实上,中国的发展带来的环境影响是国际产业化分工转移的产物,而在现有的国际经济贸易分工体系中,中国是资源消耗和污染的主要场所及主要受害者。只有加强全球环境管理、克服全球层次的市场失灵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这需要通过全球合作来不断完善国际环境法体系。当前,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这些问题。(见《驳斥"环境威胁论",专家称中国是资源消耗主要受害者》,载2006年11月13日《第一财经日报》A2版。)恰如一位日本学者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并非中国在污染世界,而是全世界在污染中国。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独自承担了世界范围内相当比例的制造业生产,生产基地集中在中国,相应的环境负担也会集中到中国。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中国承担了全世界的环境负担,而且环境政策相对宽松,才吸引众多企业来中国投资建厂。中国的环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世界的缩影,中国这面镜子折射出来的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自画像。因此,单纯地将问题归咎于中国,对中国横加指责非但无济于事,而且可能会让整个世界在将来偿还更大的环境亏空。"如何把中国问题作为全球性问题平稳地解决,是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的课题。"(见竹村真一《是全世界在污染中国》,载日本《呼声》月刊,转引自2007年11月8日《参考消息》第16版。)用莱斯特·布朗的话来说,资源环境问题既是中国面临的挑战,更是全世界面临的挑战。与其说中国是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更准确的倒不如说,中国的发展正在从反面"帮助世界认识到旧的模式气数将尽"、"当前处境的严峻程度","以及人类将必须作出的决定的重要性"。(见《中国发展将加重全球资源负担》,载2006年1月8日《参考消息》第8版。)
归根结底,"中国环境威胁论"是基于一种双重标准下的道德判断。我们经常听到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迅速增加的说法,目前中国也的确超过了欧盟25国的总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但我们却很少听到下述事实:中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至今仍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更少有人告诉我们,过去几年里英国1/3的废纸和废塑料都倾泻在中国。中国的十多亿人要达到现在西方人的生活水平,确实会给自然环境造成难以想象的重负。但要化解这一世纪难题,并不能采取一些西方人潜意识里的自私办法,即通过取消中国乃至世界上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权利,从而继续独占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
真正可行的解决之道只有两条,一是通过健全法规及科技进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开发替代产品从而改善环境状况;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业已运作了几百年的现行经济发展模式。而后者,正是西方最先开启并且现在还在不遗余力向全世界推销的。因此,为了保护世界环境,最应当节制的不是中国的发展,而是中国和世界的"美国化"。
2006年11月初,北京铺满了红地毯--48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齐聚这里,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峰会"。非洲目前共有52个国家和地区,这样的大聚会即便在非洲本土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有人开玩笑说,那几天"整个非洲都搬到了中国"。对中国来说,此次峰会也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几乎可以称得上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举行的最重要的外交盛会。
然而,北京闪烁的镁光灯在西方人的眼睛里却是那样刺眼。
对于这次规模空前的峰会,西方的态度多为疑虑加警惕。《今日美国报》作出了强硬的批评:"中国'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式的经济带来的恶劣工作条件、糟糕环境和腐败成风等问题,可能也会给一些已经举步维艰的国家增加负担。中国在非洲的扩张也将给美国处理非洲债务免除问题以及通过国际制裁惩罚某些国家(比如苏丹:布什总统称,苏丹政府支持的武装力量实施的是种族灭绝)等工作增加难度。"而英国《独立报》的评论反映出一种耐人寻味的自省:"中国的成功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们自己的失败。我们一直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视为只能接受援助的贫困的对象,我们自己决定给它们什么东西。"右翼的日本《产经新闻》的论调则近乎无耻的挑唆:"非洲国家首脑一个接一个上前与胡主席握手的样子,令人联想起谒见中国皇帝的朝贡国。中国向国内外展示自己已身为非洲的新'宗主国'。但是,这样的合作将滋生非洲特权阶层合谋榨取利益的结构,未必会使当地老百姓受惠……"(均见2006年11月5日《参考消息》第8版。)
实际上,随着近年来中非各领域双边关系的快速升温,西方世界中一股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论调也在持续发酵。在持这一观点的人看来,"中非峰会"恰是一个绝好的证据。所谓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其主要内容大致是这样的:第一,中国对非洲加大援助和投资是基于对石油、有色金属等战略原材料的需要,是一种"掠夺";第二,中国的制造业产品结构与非洲相近,但竞争优势又远远高于非洲,中非之间的贸易是不平衡和不平等的,不利于非洲经济的长远发展;第三,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从不考虑人权与环境等因素,因而是"不道德"的。这可以说是"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威胁论"的一种变体。
就在"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召开前夕,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对半年后因女友薪资丑闻而被迫离职的世界银行前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的采访。报道说,沃尔福威茨称中国在向非洲贷款时忽视了人权和环境标准,这一事件在西方世界中将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合唱推向了高潮。沃尔福威茨本人事后坚决否认他说过上述这些话,为了澄清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亲自投书《金融时报》,称中国"为撒哈拉以南仍在努力寻找脱贫之路的6亿非洲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了共同的目的,世界银行集团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捐助国,正在支持我们的非洲伙伴,为穷人创造切实的机遇。在这方面的努力中,中国作为宝贵经验和相关资源的贡献来源,作用日益重要,而且越来越受欢迎。"(见《中国为非洲提供了宝贵经验》,作者: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载2006年11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转引自2006年11月3日《参考消息》第8版。)
这则关于世行行长的含混不清的报道,向人们传递的却是再清晰不过的含义。只要看看西方媒体的标题,诸如"非洲成为中国经济的后院"之类,我们就可以觉察到一种强烈的不安乃至敌意。而曾经同样是政界要人,也许因为"无官一身轻"的缘故,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的话就显得无所顾忌了,"中国在非洲所做的大部分事情是我们150年前在非洲做过的事情"。(见《中国的行动催生世界新秩序》,载2006年8月23日《英国每日电讯》。)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述这些针对中国的指责绝大多数正是来自西方那些老牌的殖民帝国,很少得到非洲本土人士的应和。担心中国公司会加剧非洲本地工业萎缩的消极情绪大多也来自与中国公司直接竞争的其他外国跨国公司,而不是来自非洲本地竞争对手,原因是中国公司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比西方公司要便宜得多。有舆论指出,西方国家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一直享有旁人无法染指的权利。但在过去10年内,中国已从根本上改变了非洲的力量对比。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同非洲的贸易增加了5倍,达到500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这一数字将再次翻番。2006年中国已超过法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有人预计中国将在未来5年内超过美国,坐上非洲第一大经济伙伴的位子。事实上,这才是西方指责中国的根源所在。
与西方的过激反应呈现鲜明对比,非洲自身对中国却抱以热烈的欢迎。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被认为富于同情心,能以比大多数承包商更快的速度和更低廉的价格修建道路、桥梁和大坝。发展迅速的对华贸易为非洲人提供了买得起的商品。对非洲来说,中国对自然资源的渴求是件好事。中国不仅给非洲带来投资,还带来了公路和学校,而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却害怕到非洲投资。而且,由于中国与非洲国家一样曾饱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之苦,双方更能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德国《经济周刊》2006年8月7日的一篇题为《新时代》的文章列举了中国给非洲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帮助非洲经济在2005年增长了5%以上,并将通货膨胀率压缩到25年来的最低水平。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在非洲历史上,以经济投资形式流入的资金首次超过了以发展援助形式流入的资金,许多人将此视为非洲历史的转折点--
"非洲拐了个弯",尼日利亚外长恩戈齐·奥孔乔-伊瓦拉两周前在阿布贾开会时说:"这是新时代的开始。"中国人进军非洲被美国和欧洲诋毁为"新式殖民主义",这是狭隘的论调。当然,中国人在安哥拉内陆修筑的公路和铁路与从前欧洲殖民者修筑的道路一样通向这个国家的矿藏,但它们也从农民、商贩和手艺人的身边经过,使他们终于可以去邻近省份城市的市场出售产品,提供服务。监督非洲国家是否利用这一融入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并非中国的任务。非洲有史以来首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为其创造这一绝佳契机的正是中国人。
肯尼亚第一大报《民族日报》2006年4月发表文章称,西方国家看到的是非洲的贫穷与无助,而中国则看到了非洲的各种机会。通过与中国相对照,西方人或许应该开始更加诚实地对待自己和非洲人,他们对非洲的那些没有用处的不切实际的怜悯该停止了。(转引自2006年4月20日《参考消息》第11版。)
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非洲政策相比,中非关系的最大区别可以用"平等"和"不干涉"两个词来概括。首先,中国从不想成为高高在上的说教者,对非洲摆出一副施恩于人的样子。因此中国不会被看作是一个专横的贸易伙伴,而且中国也没有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历史包袱。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寻求的仅仅是发展双边经贸关系,从不向非洲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不会像美国或前苏联那样,将经济援助和贸易投资与意识形态挂钩。南非维茨大学的一位学者对BBC记者说:"如果我们与美国或西欧政府打交道,它们会提出33条要求民主重建或有关人权问题的条款。中国到了非洲后则说'我们接受你们现在的样子'。这是让人振奋的变化。"(见《中国的行动催生世界新秩序》,载2006年8月23日《英国每日电讯》。)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也并非完美无缺,但将这些"瑕疵"上纲上线为"新殖民主义",却分明是一种心怀叵测的误读。正如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安德鲁·斯莫尔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如今在非洲采取的大多数不当做法不是因为殖民主义态度,而是由于中国自身发展水平较低的缘故。事实上,一部分中国公司在非洲的不检点行为在中国国内同样大量存在。而中国政府经常敦促中国公司在非洲"注意形象","他们要求这些公司与外国打交道时,要表现得比在国内更好。"(见《对比中国与欧洲殖民国家在非洲的表现》,载2007年6月25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转引自2007年6月26日《参考消息》第16版。)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就"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发表的社论是西方舆论在中非关系这个问题上所作的汗牛充栋的报道和评论中比较客观中肯的,这篇社论表面上不乏对中国的偏袒和溢美,其实质却是对中国过去近30年来选择的发展模式的深刻总结:
许多参加中非首脑会议的非洲领导人并不只是被援助和贸易的机会所吸引,他们也是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所吸引。中国模式并非完美无缺,但是在消除贫困、帮助穷人与弱者方面,比美国模式要有效得多。美国模式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实行的"结构调整方案"以及在俄罗斯推动的"休克疗法"。美国模式的特点是意识形态挂帅,重点放在推行大规模激进的民主化,而很少顾及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这个模式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它在社会安全网建立之前就实行自由化;在管理制度形成之前就实现私有化;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最后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的头等任务是消除贫困,而贫困则是造成冲突和各种形式极端主义的根源。他们需要的往往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而是一个能够消除贫困,提供基本服务和安全的好政府。
只要美国模式仍然不能产生它所希望的结果,正如其在海地、菲律宾、伊拉克的失败所显示的那样,那么中国模式对世界穷国的吸引力只会进一步增加。也许态度决定了一切。大家认为中国谦虚,美国傲慢。中国以自己的榜样来领导,而美国则以训斥、制裁乃至导弹来领导。但是说到底,关键的问题是要找到最好的办法来对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它已经丰富了整个世界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探索和智慧,从而也增加了可供选择的政策。(见《中国模式的魅力》,《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年11月2日,转引自2006年11月5日《参考消息》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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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中,如果说"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是基于现实竞争压力和对未来所作的悲观预测,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话,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威胁"则完全是西方人惟我独尊和自私自利的表现,它几乎就是一个世纪以前臭名昭著的"黄祸论" 的翻版。尽管它以许多当代的事实和理论装点门面,但探究其根源,无非是一种乔装打扮的"西方优越论"而已。按照这种理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是"低劣"的,不配享有西方所达到的那种生活方式;而如果他们竟然为了追求这种生活而敢于同西方展开竞争,则更是决不能容忍的。因此,这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是所有版本中最令人作呕的。
4."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
未来的30年很可能是两个世纪以来中国最有希望的年代,也将是中国在国际上危机四伏的年代。比尔·克林顿在担任美国总统时曾经说过,世界的命运取决于中国如何定义其自身的伟大。我们绝不能肤浅地将这句话简单理解为一种褒奖或赞誉,相反,我们应当从中听到某种深切的忧患。对西方世界而言,中国将走向何方?这也许是悬在21世纪上半叶地球上空的一个最大、也是最受争议的问号。当西方人用一个个最高级来形容当代中国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表达着某种希冀、恐惧和焦虑混合在一起的心情--一方面,人们本能地意识到,错过中国就意味着失去未来;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这一未来充满了不安全感。
必须认识到,西方面对中国高速发展而产生的巨大不安并不是可笑的妄想,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如果作一个审慎的梳理的话,我们将发现,当代的"中国威胁论"至少有三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一种理论的模型根基于世界近现代历史的惨痛教训,在许多现实主义者看来,这也是"中国威胁论"最有说服力的一条根据。这种理论认为,权力是有限的,大国关系是一种零合博弈。新崛起的国家随着其国力的增强,必然要求扩大本国的权益,并对周边乃至整个世界施加影响,从而谋求新的市场、新的资源来源和新的进出渠道。于是,它就会对以往处于弱国时代时签署的边界协议、以往确定的势力范围以及原有国际地位感到不满,并寻机提出异议。这种野心必然导致与业已坐在主角位置上的传统霸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因为后者是现存制度的确立者或拥护者,也是享受现存制度特权最多的既得利益者。当双方的矛盾逐渐升级以致不可调和时,就不可避免地会爆发全面冲突,最终诉诸战争。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的崛起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是这一现实主义理论的有力证明。一般来说,世界最充满战争危险的时期,正是传统大国没落和新的大国崛起之间的短暂的"权力真空期"。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出版于1987年的巨著《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可以被视作上述"大国争霸"故事的权威诠释。保罗·肯尼迪指出,"大国"或"强国"--必然地--不是和平国家,而是一个军事强权。(参阅《大国的兴衰:1500年到2000年的经济变迁和军事冲突》,【美】保罗·肯尼迪著作,陈景彪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在持这一理论而鼓吹"中国威胁"的人士看来,当今的世界格局与100年前十分相似,旧的霸权美国--当时是大英帝国--已经开始衰落,而新的大国中国--当时是德国和日本--正在冉冉升起……在历史上,权力转移很少能够以不发生战争的方式和平发生。因此,血腥的历史将在中美这两个现实(当前)和潜在(未来)的霸主之间再次重演。
当今直言不讳地鼓吹这一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的学者中,最知名的当数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J·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等人。卡根在一篇文章中警告说,中国是否以"和平"方式崛起及崛起以后对世界产生的结果,并不是美国可以掌握的。他指出,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崛起没有引发战争,没有理由以为今天的西方人比当年应对德国和日本崛起的决策者们更聪明。卡根认为,中国不想加入到一个在其形成过程中自己没有参与的份儿、对自己的雄心和自己的统治原则又没有什么助益的国际体系中。相反,中国像包括美国在内的过去那些大国一样,希望本着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国际体系。中国的确希望实现经济繁荣,然而中国人认为国家繁荣的目的不是加入国际体系而是改变国际体系。因此,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其在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二是采取举措遏制中国的雄心。在卡根看来,不把中国当成敌人却又想走第二条道路是很难的。"未来美国或许无法不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事实上,美国已经在这么做了,只是人们竭力不去这么想和这么说而已。"(见《中国崛起并非美国可以掌控》,载2005年5月20日《参考消息》第8版。)米尔斯海默更加直截了当地断言,所有大国的最终目标都是称霸全球,也就是成为现行国际秩序当中惟一的大国,就像当今的美国一样。没有理由期待中国会与美国有所不同,因为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更有原则性,更讲道德,或更不在乎其自身的生存。况且,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仍然深深铭记着上个世纪日本强大中国弱小的时候所发生的一切。"在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主义的时候,最好成为巨人的异形恐龙哥斯拉而不是小鹿斑比。"(见《中美两国是否注定走向冲突》,载2005年1月11日《参考消息》第16版。)需要向中国读者指出的是,无论是卡根还是米尔斯海默,他们倡导的主张都是基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而并非对中国怀有什么特殊的恶意。事实上,他们认为,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大国"--包括现在的美国本身--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一丘之貉。
第二种理论模型延续了传统的"冷战思维",它断定,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分歧决定了中美之间终将爆发全面冲突。持这一理论的人认为,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中国在政治上永远都是"异己"。中国是"专制"和"集权"的,中国随意"践踏人权",压制"宗教自由"……因此中国的崛起和扩张将破坏西方无比珍视的民主自由传统,从而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冲突。不过,由于多年来除了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反对西藏分裂之外,中国几乎没有向国际社会提出过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诉求,而且中国也没有任何输出自身价值观的雄心,因此把中国描绘成另一个苏联,即便是在当今的西方似乎也很难找到共鸣。然而,论者一再强调,中国过去和现在没有向世界输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不代表它将来也不会,一旦中国认为自己的实力足够强大时,它就会露出过去苏联的面目。
这种"冷战思维"还可能经常改头换面,以各种新的面目出现。例如,近几年来炒得很热的所谓"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就是它的"变种"之一。这一概念是高盛公司中国顾问、《纽约时报》前专栏作家乔舒亚·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的,"北京共识"的特点是:对私有化和自由贸易持怀疑态度,主张全球化不应破坏国家主权和国家发展模式。雷默在2004年5月发表的一篇同题论文中写道,"中国没有模仿拥有大量武器、对其他世界观难以容忍的美国式超级大国,而是以自身模式的榜样作用、自身经济体系的影响力和对国家主权的坚决捍卫来获得世界影响"。也许,"亚洲价值观"中恰恰包含了中国的文明和国家观念经久不衰的秘密。"(见《中美文明竞争是否不可避免》,载2006年10月17日《参考消息》第16版。)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共识"的提出者并无指摘"中国威胁"的意思,其本意甚至包含了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相当程度的肯定,但这个名词本身却相当敏感,极易引起遐想。望文生义,"北京共识"应当是一个与著名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分庭抗礼的东西,在国内媒体沾沾自喜而又随意发挥的广泛报道之下,它似乎已成功取代了长久以来西方努力向全世界推广的后者,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榜样。如此一来,中国渐进式的发展模式就演变成了一种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对抗西方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准意识形态",而这里面蕴涵的针对中国的不利因素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种理论的模型建立在所谓"文明冲突论"之上,"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是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在一篇论文中提出的一个日后轰动一时的学说,(参阅《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它的核心是:在"后冷战"时代,人们之间身份"认同/区分"将不再依据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纽带,而主要是通过"文明",尤其是宗教和传统文化来确立。不同"文明"之间是很难融合的,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安全,分享相同传统文化的国家会以同心圆的形式围绕在该"文明"的"核心国家"周围,组成一个个文明"集团";而不同文明的边界,即所谓"文明断层线"则是冲突频繁发生的"文明前线",如果处理不当,"断层线战争"就有可能逐步升级,直至引发"文明间全球战争"。根据这一理论,亨廷顿预言,作为东亚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国家",中国将致力于重建昔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等级秩序,这一秩序不仅将包含所谓"大中华地区",甚至还将把日本这个当前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也裹挟进来。亨廷顿用下面的语言来描述中国的重新崛起:"以19世纪40-50年代西方入侵为开端的时代正在结束,中国正在恢复其地区霸主的地位,东方正在进入自己的时代。"(同上第266页。)"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同上第361页。)亨廷顿甚至还令人忍俊不禁地假想了发生在2010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西方文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及"印度文明"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联盟的典型的"文明间全球战争",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世界的权力中心从主战场的北半球转移到战火未能波及的南半球。(同上第361-366页。)
虽然亨廷顿本人在许多地方一再表示,他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并不是要支持美国对其他文明采取遏制政策,而是期望所有文明--尤其是以美国为"核心国家"的西方文明--都能够明智地放弃建立普世秩序的渴望,专注于管好自己文明内部的事,而不是动辄干涉其他文明的事务,并促进整个世界的"文明对话"。但这一理论的基础毕竟建立在文明间冲突是永恒的这个基本假设之上的,因而对"中国威胁论"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然而,无论是基于残酷历史教训的冷静考量,还是看起来十分牵强的意识形态决定论,抑或是外观眩目内容老调的"文明冲突论",持上述三种理论主张"中国威胁论"的人都忽略了两个重要的新因素,而它们注定将永远地改变历史的旧航线:第一,核武器的毁灭性威慑力使得稍有理性的民族及其领导人都不敢贸然发动一场必将导致全人类灾难的大规模全球战争;第二,在中国之前还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崛起之时与那么多想要遏制其发展的国家发生如此紧密的经济联系。其中,后者可能尤为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看到,二战以后由于欧洲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共同利益基础的纽带,德法两个传统对手之间的战争之门被永久性地关闭了。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这将是非常有益的经验。事实也的确如此,与崛起中的美国在1823年坚决反对欧洲列强干涉其所在半球的事务不同,中国至今没有发表过任何亚洲版的门罗宣言(Monroe Doctrine)。其根本理由也许依然在于: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成功受益于现行国际体系,尽管它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去颠覆这一曾经而且现在仍然在使自己获益的国际体系。对中国来说,西方希望看到的巨大变化也许正在悄然发生,用美国著名汉学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的话来说,"中国已不再是一支革命力量,现行的国际经济与政治体制对它有利。"(见《中国挑战在于扮演更重大角色》,2007年4月5日《参考消息》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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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21世纪的前途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西方,特别是中美两国能否和睦相处,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双方在未来付出几十年持续不断的艰苦努力。从1793年9月7日大英帝国公使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1737-1806)(注:历史将会证明,马戛尔尼家族与中国确乎有着不解的缘分。这位英国公使乔治·马戛尔尼的一位玄孙女简·马戛尔尼(中文名马珍)现任英国《泰晤士报》北京分社社长,她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担任英国媒体的驻华记者,几乎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并同自己的高祖一样向自己的祖国详实报道了中国的现状。马珍的父亲在二战期间参加了远东对日作战,曾被被俘囚禁于东南亚日本战俘营,期间他学得了一口流利的客家话。见2008年1月8日《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第1期。)在热河觐见大清帝国乾隆皇帝到今天,历史已经翻过了两个多世纪。不过,究其本质而言,当前横亘在中西双方之间的最大障碍却与当时的情形并无实质性的改变--依然是深深的理解上的隔阂。当然,当今中国和西方的精英早已不再是当年的乾隆和伏尔泰、黑格尔,应当说,现代中西的相互认识是建立在对于对方的翔实可靠的知识之上的。但是,抛开这些调查数据和分析报告,我们会发现,双方对于对方的传统文化、社会价值和民族心理的理解远远没有提升到它应有的高度。
对西方来说,最大的困难在于很难对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做到感同身受。过去300年是世界历史的"西方时刻",虽然西方自身在其间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由西方的内在动力催生的,因而是一种自然演进。近代以来,西方作为一个整体从未受到过外来异质文明入侵和统治,从未被看成过是"劣等人",西方的精神传统也从未像中国那样因无力应对外来挑战而陷于彻底崩溃……因而,西方人几乎不可能理解普遍弥漫于中国人民心灵深处的那种近乎"病态"的民族自尊感。将自由、民主这些根植于个人权利的理念视为天经地义的现代西方人经常惊诧于中国人为什么对诸如台湾和西藏这类领土问题会如此敏感,在他们看来,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反应是过激甚至非理性的,大部分根源皆在于此。在评述欧盟对华武器禁售问题时,德国前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异常深刻地指出,对中国人而言,其实这主要是个"面子问题",中国并不需要西方的武器,中国完全有能力制造核潜艇和航空母舰。"令中国人不能忍受的是,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应有的歧视。"(见《施密特:中国的发展使人着迷》,载2005年3月23日《参考消息》第16版。)更糟糕的是,潜意识里的自我优越感使得西方在处理不同文化传统的其他国家的事务时,不仅不能妥善照顾到对方的情绪,反而动辄就会摆出一副发自本能的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这会更加激起中国人的对抗心理,促使中国人团结一心,下更大的决心洗刷一个多世纪以来蒙受的耻辱,即使为此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和牺牲也在所不惜。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因此警告说,"美国需要明白,恃强凌弱的语气会使中国想起帝国主义国家的傲慢态度,在与一个4000多年以来一直实行自治的国家打交道时采用这种语调是不合适的。"(见《中美冲突不是办法》,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5年6月9日,转引自2005年6月11日《参考消息》第3版。)
最早提出要以"中国眼光"研究中国问题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中国项目主任戴维·蓝普顿就是深谙此中三昧的学者,他指出,如果对中国近现代史有所了解,就会明白中国人对来自外部的压力十分敏感,因此美国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已被历史证明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美国一些政客以为,只要对中国施压,就会改变中国的政策。但我认为任何一个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人都会觉得这样做很愚蠢。就我对中国人的了解而言,我认为,中国人往往是面对的压力和威胁越大,就越坚持自己的立场。(见《要用"中国眼光"研究中国》,载2006年9月21日《参考消息》第11版。)
对蓝普顿而言,用"中国眼光"看待中国问题并不意味着他赞同中国人的观点,而只是为了更加全面透彻地理解中国。这确实是一种理性而明智态度,尽管诚如蓝普顿所言:"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可能永远也无法真正做到完全和中国人一样看问题,但我试图尽可能地接近中国人的视角。"反过来,这也应当是我们中国人看待西方的正确态度,即:理解但不必认同。对中国而言,困难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
首先,由于中国几乎从未受到过民主政治的洗礼,无论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还是现代社会现实中也都缺乏基本的民主理念。普通中国人对西方政治权力运作的程序和机理是十分陌生的,因而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例如,中国人往往会把西方和美国单一化,认为美国政府的观点就是整个美国的观点,或认为美国政府也像中国政府那样能够做成它想做的任何事情。事实上,美国是一个各种各样声音和力量并存制衡的社会,国会、政府、不同的党派以及不同的利益集团都有不同的见解,而最终的现实政策则是各种力量博弈和妥协的折中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力量--包括政府高官--能够取得永久性的压倒优势,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双边关系中的所有政策问题。再如,中国人常常以一种愤怒的心态对待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似乎这些媒体是刻意与中国作对。事实上,这完全是我们对言论自由之下的西方媒体传统的不了解,美国媒体从不会歌功颂德,即便是针对美国自己的事务。可以说,中国的一句俗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是西方媒体遵循的永恒法则。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经常冷静自问的话,这并不是非常难以理解的:难道我们自己的报纸电视每天都在最显要位置报道"印度尼西亚香蕉丰收"、"南非生态保护成果斐然"、"巴西人口预期寿命大幅提高"……,而将"美军监狱虐囚"、"日本政坛特大丑闻"、"俄罗斯核电站泄漏事故"这样的新闻塞到不起眼的角落里吗?需要进一步指出,中国民众很容易以一种基于善恶二分法的道德眼光去看待西方政客中主张"中国威胁论"或其他不利于中国政策的人士,但如果真正懂得西方民主政治精髓的话,我们就应当明白,这些政客中的绝大多数之所以鼓吹上述主张,并不是因为他们本人对中国怀有什么特殊恶意或仇恨(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可能对中国一无所知),而纯粹是由于选票--他们只是站在自己背后的各个利益集团的传声筒而已。最后,即便是这些利益集团,鼓吹"中国威胁"主要也不是因为对中国有多少偏见或敌意,而是为了现实利益。例如,叫嚣"中国威胁"和"中国饥饿"最响亮的分别是美国的军火商和农产品出口商利益集团,他们并不讨厌和反感中国,他们只是为了多卖掉武器和抬高粮食价格而已。只有深刻解剖并精通西方民主政治的精髓,我们才有可能找到问题的关键对症下药,采用各种技巧参与并利用这种博弈,获得我们想要的理想结果。
中国另一个巨大困难存在于国家战略层面,也就是对自己的未来作什么样的角色定位的问题。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领导人一直都在竭力回避关于本国的世界领袖角色的各种言论,这秉承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确立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思维。然而,形势是在不断变化中的,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所有问题上一味韬光养晦,一方面肯定不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我们越来越难以做到这一点:在许多问题上,即便我们自己不想作出明确表态,外部世界也会逼迫我们这么做。在迫使中国作出明确的立场选择这个问题上,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期待是截然不同的。对西方而言,中国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利用自己日益强大的实力推翻现有国际秩序?这正是所有对"中国崛起"的忧虑中最核心的关怀。虽然中国自己在所有场合不厌其烦地保证,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永不称霸,但看起来这种宣示并不能有效地打消西方的疑惧。正如戴维·蓝普顿所说,"会让人坐立难安的是那些庞大的、变动快速的和不透明的现象,而中国三者兼具"。(见《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十分重要》,载2005年10月28日《参考消息》第8版。)而对广大非西方国家来说,中国的这种"不称霸"的"好公民"角色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冷战"结束后的10多年里美国的单极强权早就让许多非西方国家--甚至还包括一部分西方国家本身--产生强烈的拒抗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希望看到中国力量的崛起,他们甚至期望中国能够扮演美国势均力敌的挑战者的角色,因为这会让他们在国际上拥有更多选择,从而在左右逢源中牟取最大的自身利益。
因此,面对世界对于所谓"中国不确定论"的担心,中国需要有一个"确定的"发展战略,并且向世界宣明自己的这一追求。保持自己角色的相对模糊在很多时候能够为自己带来战术上的灵活性,因而是必要和机智的,可是模糊的角色也不容易赢得尊重、信任和威信;中国一直不像前苏联那样高举意识形态旗帜,这帮助中国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外部对抗,但作为一个举世瞩目并且声称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长期缺乏(或不肯宣明)自己所努力追求的目标以及在背后支撑这种努力的理想,这使中国只能被动地对国际事件作出反应,而无法主动地进行组织和协调。正如西方分析人士指出的,要成为并扮演好一个世界级大国,光靠外交上的聪明机智是远远不够的,单有购买力也是不够的。虽然美国的外交政策已令许多国家心生厌烦,但它毕竟是建立在让国际社会听得懂(不管他们接受还是不接受)的明确理念基础之上的。对于拭目以待中国将如何崛起的国际社会来说,这种"意识形态"的真空迟早必须得到填补。(见《中国须以国际理想确立国际地位》,载2007年1月11日《参考消息》第8版。)
但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异常困难的任务,问题的核心仍然在于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了,而且在高速发展过程中自身内部又积累了太多严峻的现实问题。罗伯特·佐利克在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采访时说,中国正在认识自己应当在维持对他们有利的国际体系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他们正在努力适应这一变化……中国一直在摸索如何利用自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见《"中国崛起是美国的主要挑战"》,载2007年2月22日《参考消息》第16版。)为了应对西方社会中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在2003年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思想,其后它又为更不具挑衅意味的"和平发展"一词所替代。但无论是"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它们仍然像是一种承诺和保证,而不是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甚至含有一定程度意识形态性质的战略理念。面对未来,世界和西方最急切需要得到的并不是中国的承诺和保证,而是中国在"未来世界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上的清晰主张。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必要的调整,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任何一个真正的大国,都不可能是在这些核心价值问题上长期随波逐流。
可能要不了多久,中国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战略上的又一个十字路口。的确,中国自身也许永远都不会接受"新世界领袖"的地位,但你自己不接受并不意味着别人也就不会把你当作"世界领袖"来看待、对待和期待,更不意味着你的对手就会不把你当作最大的威胁来防备和对抗。这是中国随着自己的重新崛起而面临的抉择,中国必须作出选择,但选择会越来越困难。
为了自己,也为了人类未来的和平和繁荣,在21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时间内,中国必须在美国的追随者与挑战者之间寻找到第三条道路,美国必须在"非友既敌"的传统二分法之外寻找到一条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大国和睦共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