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30年,我们国家已经从世界上最平均主义的国家之一,发展成为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国家发改委2009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揭示,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急剧加速,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而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08年《亚洲的分配不均》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研究范围的亚洲国家中,中国位居贫富差距之冠,收入最高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是11倍,远远高出其它国家。

    如此严重的贫富分化,发生在一个人口众多,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其可能引发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上世纪末以来,我国经济一个持续的困境就是内需不足,延续至今形成了对出口的严重依赖。而最近十年来,社会稳定的形势也面临这严峻挑战,犯罪率持续上升,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从经济持续发展和维持社会稳定两个角度看,当前的贫富分化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必须直面贫富分化这样一个有些敏感的严肃问题。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仅是社会中低阶层的认识,一部分先富阶层也开始承认。近日,北京市人大代表潘石屹先生在接受采访时也说:“房价问题,房地产问题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问题:贫富悬殊加大,实体经济苦苦挣扎,大学生就业困难,垄断企业和行业的存在,虚拟经济的泡沫化等等。”从排序来看,在先生心目中,贫富悬殊不仅是个大的问题,而且似乎是更加突出的问题。一个超级富豪,一个房地产业的超级富豪,能说出这样的话,还是需要一些勇气和良知的。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在所谓市场经济条件下,先富阶层的财富聚敛完全是平等竞争的结果,是自身价值的体现。但是,我们所有人,包括第一代的富人阶层,从自身的体验出发,深深地知道这30年来财富快速积累有多少是有“原罪”,有多少是得之于“政策倾斜”,又有多少是得之于“混乱无序”。这样的认识,只有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人,才有最切身的感知和体会,才是能够真正理解这段历史的人。潘石屹先生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就反映了这一代的富人,这一代体验过共和国改革前后几十年社会变迁的富人,还有对自己和国家曲折历史的记忆。正是这样的历史记忆,使他们能够更中肯地看待自己的财富积累过程,更能理解今天社会问题的症结和出路,甚至接受某种程度上利益分配的调整。

    我们可以试想,再过20年,等第一代富人老去,他们的财富和权力转移到他们下一代手中的时候,那些“富二代们”还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吗?经过了一代甚至两代人之后,那些“天生的”贵族子弟们,还能够理解经历过这样一段曲折历史、资源高度紧张的民族,对财富更加合理分配的吁求吗?那时候,黑的、灰的都已彻底漂白,财富作为继承而来的遗产,将有着天然的合法性。

    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就像任何普通人一样,一项曾经是特别享有的“待遇”,在经过若干年的历史之后,也会变得像是自然而然的“权利”,变得不可触碰,难以撼动。在这一权利和福利结构下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固化”和“常态化”,再去强行调整,就会打破已经习惯了的“均衡”,从而遇到非常大的阻力。这样去理解,所谓“既得利益”拒绝改变,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唯有在现在,我们还可能拥有启动这样一个财富再分配的改革的最低限度的共识。只有在这个财富大变动历程尚未尘埃落定的时候,借助亲历这段历史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努力,才最有可能平稳地推动这样一个调整。因为,这个改革将很难做到像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那样,因为快速增长和底层启动的特点,而成为一场近似于纯粹的“帕累托改进”。现在的改革将更多地涉及财富的分配。这个切分蛋糕的改革,将更难凝聚共识,会遇到更多的阻力,主要是先富群体的阻力。

    现在,这第一代的富人还有对这段奇迹般历史的清晰记忆,能够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和自己财富的急剧膨胀有清醒的认识,从而在一旦触动其利益的时候,在情绪和行动上引起的反弹可能会小一些。这里面,深负原罪者还可能心存畏惧,浑水摸鱼者还可能有些许歉疚,政策和机遇临幸者还可能会懂得感恩。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之初,就告诫过我们: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肩负着民族重大历史使命的有理想的政党,更应该在根本上对这一问题有所警惕,更应该抓住历史变革的重要契机,在很多问题还没有累积成为难以化解的痼疾时,平稳地推进调整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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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编辑: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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