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也需要深化。说到底,改革就是制度及相应的体制和机制的调整与转变。归根到底是各种权利关系的调整与转变。对中国来说,要在保持稳定和加快发展的同时进行社会变革,改革是最合适的方式。凡是阻碍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的体制,显失公平和缺乏效率的机制,导致腐败与泯灭生机的管理,都应该进行改革。产生和引起或者说强化了这些问题的旧的改革还必须通过再改革来解决。从开放上讲,开放能使我们与外界进行横向对比,这样才能知己知彼、优劣互见。同时,保持开放的局面和开放的心态,能拓宽人们的眼界,容易学到新的方法,形成新思路,可以在新的起点进行新的创造,自然就会提高我们整个事业的水平。封闭就会夜郎自大,就容易僵化落后。大清帝国之所以从康乾盛世(据测算,中国在1820年时占世界的GDP的32.9%,比今天的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量大得多)仅仅经过40年就迅速衰败,走到任人宰割的地步,闭关锁国应该是主要原因之一。
但也要看到,改革既可以强动力、提效率、保公平,也可能弱化动力、降低效率、强化不公;开放既可以知优劣、明先后、增压力,也可能导致被动挨打、丧失优势、动摇信心。这说明,改革开放也是一把双刃剑,也才有了方向问题和决策的科学性、措施的协调性问题。在今天,不是有人一再提出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改革不到位的问题吗?那我们就启动更深层次的改革。不是有人认为我们有些改革是失败的或“实际效果很不好”吗?那我们就调整过去的改革,进行符合民意与国家长远利益和发展趋势的改革。不是有人认为我们的社会已经形成并存在着特殊利益集团吗?那我们就以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来校正今后的改革,打破社会各个层面所存在的垄断封闭格局,在继续完善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削减山头利益高点,形成更加合理的内部开放和有序流动局面。这就是我们要走进的“再改革”的新时代。
之所以提出“再改革”,就是因为今天改革的“重心”因社会基本矛盾内部的变化而应该和已经调整和转移:从增量性改革为主向调整性改革为主转变,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率向更加追求社会效益方面转变,从经济推动政治改革到政治推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转变,从主要关注增长到更加关注民生方面转变,从注重社会的硬件建设到更加注重社会的软件方面转变,从强化差距性动力方面到强化公平性动力方面转变。
所以,就当前来说,应该抓住收入分配问题这个社会矛盾突出和集中的“牛鼻子”,进行一场收入分配领域的重大改革(收入分配领域革命),以缓解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工作岗位上要争取给予更多人“铁饭碗(有饭碗但不一定吃饱,更不一定吃好)”,以体现就业是民生之本的理念;在收入分配上要通过动静(固定和浮动)组合的收入结构兼顾公平与效率,体现个人的长期贡献与当前贡献的统一;在基本权益的维护上要实行“平均主义”,在主要的社会保障上仍然需要某种程度的“大锅饭”,才可能实现更加公平的社会目标。通过改革,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提出“再改革”本身是一种宣言,是我们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宣言。我们“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只走经济发展、社会安康、人民幸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明确开启“再改革”的征程,重新凝聚人心,才能形成新共识,比较顺利地推进新的历史阶段的改革开放,消解改革中的各种病症。
(作者单位:山东省泰安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