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外有一对拾荒的中年夫妇,在这安营扎寨多年,早已是我们平日里“熟悉的陌生人”。每回有什么旧报纸、大纸箱、泡沫塑料,乃至旧家电要处理,我们便在进小区时在门口和他们打声招呼,然后他们就依约上门来按一定单价收取,完了自己扛下六楼去。偶尔和他们攀谈过几次,得知他们是安徽蒙城人,在老家务农收入微薄,又没有什么技能,相比起来在上海拾荒度日也不算难以忍受,甚至算是一种自我改善——至少是可接受的生活。他们在这个小区已经多年,不仅是习惯,也觉得这里人好,因为上海一些小区是拒绝拾荒者入内的。他们也早认识我了,“下次有废品卖,打我手机就好了,随叫随到”,不过我还是习惯过去找他们,反正也不远。
这种情形七年来我一直习以为常,直到前一阵看刘瑜一篇关于剑桥市政府垃圾处理的blog,才忽然觉得事情换个角度看似乎没那么简单。按刘博士的说法,英国剑桥市政府会以低廉的费用帮市民处理旧家电大型垃圾,1件收费20英镑,如果自己扔在小区里则是不允许的;她是以赞许的口吻来谈论这一亲民的公共服务职能的,虽然本意并不是说剑桥市政府在这方面比上海的拾荒者做得好——事实上她没有这么比较。但我看完后的第一反应就想到了小区门口那对拾荒的中年夫妇,因为他们无疑在做着同样的事,做得似乎还不坏,且不需要用纳税人的钱养一批政府服务人员(当然那也是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但每次随叫随到,而且上门拉旧家电,不是我给他们钱,而是他们给我钱,比如我家用了7年的旧洗衣机前一阵100元卖给了他们(原价888元)。
和朋友聊起此事,他对刘博士不无嘲讽:“在中国都是有人上门收旧货的,到英国要自己出钱,她反而觉得方便了。”他这些年在西雅图生活,最头痛的就是旧床垫、旧家具、旧杂志怎么处理——乱扔垃圾是违法的,这事在美国由EPA管,每年收两次,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并且是自己搬运过去;还得自行准备好现金,到时付费给回收单位。西雅图这里彩电送回回收厂,不但不给你钱,还要收你25美金,且一年只收那两次。这一情形听起来与上海恰好相反,因此我首先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美国的穷人不去干收废品的事呢?这至少也是一条谋生之道,许多温州人甚至都是靠此发家的,当然还有余华小说《兄弟》里的李光头。答案是:第一,美国人住得非常散,你要有车才能穿街过巷,很可能逛了一天一件也没收到,油钱却花了不少;第二,你能卖给谁?不像中国还能卖到乡下,也注重循环利用。很多美国家庭最多搞一下yard sale,大城市才能弄个flea market,“在我们这里如果能够免费送出去,人家愿意来搬走,就不错了”。
澳大利亚的情况也差不多。那边旧货一年两三次cleaning day,平时堆在院子里(反正每家院子都很大),到日子了大家把东西搬到外面空地上,谁需要的可以任意拣,也挺多人去拣的,互通有无。然后到了约定时间,政府出面派车统一收掉,回收垃圾的基本费用是每年718澳元。旧物超过一定体积(约两个双门冰箱那么大)就要另外付费,不过这种情形并不多。如果是平时想处理掉大件废品,就得去问市政府租垃圾箱来装,付钱运掉。不过也可以选择在报纸上登广告(免费)卖旧货,或自己送旧货店,或自己在家门口竖个garage sale,都可卖钱。在美国旧杂志等也可以卖,但基本上卖不了什么钱,差不多等于白送。
另一恰可与废品处理并论的是“阿姨制度”。我以前也从来不觉得国内帮忙做家务的钟点工阿姨是一项“制度”,直到听朋友说起,她的日本老板就赞许“中国的阿姨是非常好的制度”,帮许多人从日常琐事中解脱出来——他这么感慨的主因是他女儿在日本国内工作之余还要带两个孩子,女婿不干家务。在日本没有“阿姨”,请不起人做家务——说不定付给她的薪水比你自己还高,请菲佣又有语言问题,且日本的房子本来就小,也难再住一个菲佣;最后,日本的长辈也一般也不帮已婚子女带孩子的。因此在上海的很多日本太太都不想回国,而日本国内结婚的工作女性也越来越少,以至于“少子化”成了一项国家需要认真研究因应对策的头痛问题。
被她这一说,似乎“阿姨”顿时也变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了。认真想想,似乎国外倒也的确没有这么方便。很多英国中产家庭里常是南美人和东欧人在做类似的工作,比如她在伦敦留学时的房东,帮忙做家务、带孩子的是一位拿学生签证来英国的巴西人,其回报则是白住,加班另算钱。很多英国中产家庭里都有,主要是东欧和南美人,但这其实却是违法的——如果要合法化,必须支付最低工资、保险、要有工作签证,而这些常常是中产家庭也承受不了的。
美国也一样,它的CPI不包括雇佣人的费用,因为那不是一般人负担得起的,而在上海请个钟点工再正常不过了。澳大利亚福利好,一般生孩子后女性就不工作了,所以也不大需要请“阿姨”,完全丢给保姆是很少的,包吃包住的保姆则极罕见。有为邻居带孩子的则付基本人工费(10-15澳元/小时),但这里baby-sitting都是得持证上岗的,尤其如果不是熟人,是要看child care certification的,一般都是family owned company,电话联系也颇方便。
这不是在做社会学的跨国比较研究(虽然这倒是个蛮有趣的话题),我感到有趣的只是:当某些习以为常的事务换个角度或理论框架去看的时候,它忽然变得陌生化起来。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基本上都处于一种“创造性麻木”的状态,就像我们虽然人人都在说母语并在某种程度上丰富和发展它,但却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母语的语法。鱼对海洋的理解和了解,与海洋学家对海洋的理解和了解,那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无法将海洋予以客体化和对象化,因为它自己就是海洋的一部分,它最多是一种“参与式观察”——当然,这倒也是许多现代学者提倡的角度。
按功能主义的观点,抽象的社会现象或具体的物质文化,都是构成整个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即具有一定功能,而其中的每一个又都与其他现象互相关联和发生作用。就此而言,上海的拾荒者与剑桥的市政府在某一部分的社会公共服务功能上是一致的,而且比较下来看,前者做得没什么不好,虽然后者看起来更加现代化。假如上海有一天将所有拾荒者全部赶出上海,用类似剑桥市政府的公共服务机构取而代之,至少我心里不免有些嘀咕。经济学家文贯中曾回忆小时在上海武康大楼居住,1949年前后大楼底下散布着许多难民的棚户,当时大楼居民对之怨声载道,这些棚户被一一清理后街道是干净了,但大楼住户却也没那么方便吃到新鲜的豆浆、大饼油条了,本来仅一街之隔的贫民区能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服务:买菜、保姆、早点。
当然我不是说为了这些服务的便利,有必要保留城市贫民;我的意思只是:按1945-49年内战时一些观察家的洞见,“原始的东西,只要用得上,就比现代但用不上的东西要好”,需要补充的是——有时它也比“现代但用得上的东西要好”,因为其成本要低得多。上海的拾荒者既然能起到一定的社会功能,那么在一个比它更高效的机制能取代它之前,也不必将之赶尽杀绝;同样,“阿姨制度”也自有其便利之处,英美澳的一套同样移植过来,成本高昂且费时甚久,最终也未必就让国人觉得比“阿姨制度”更好。一个国家内源自发产生的社会机制,往往能运作得最好,而且最不费力,学别人则要累得多——这其中的差别正如你学母语和外语所耗费的精力必然不成正比。英国人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是内源自发的,也比较顺利,而中国、土耳其这样的国家现代化进程却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泪谷”阶段,道理是一样的。
邓小平有句极端实用主义的名言,如今已世人皆知:“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一个社会里各基本机制是否运转正常,当然是判断其有效与否的重要依据,但在许多时候不同机制并不是在同样条件下竞争的,就像中国并没有剑桥市政府一样的机构来和拾荒者竞争表现哪个更能服务好居民;而人们也常常并不知道某只猫是好猫——大概拾荒者被赶走后,我们才会发现其实没了他们还是挺不方便的。我没有国外生活经验,也没有深入调查,更没兴趣判断中国的拾荒者和阿姨就比国外的同类制度好或坏,只是从这一滴水中发觉:要改变某些社会功能需要更谨慎的考虑,并且尊重不同社会条件下特殊性,因为在这个事实上已经西方化的世界里,中国原本就是一个巨大的、无法忽视的例外。
特此致谢以下三位,文中好几段几乎是直接从与他们的对话中抄过来的:
hanjun提供日本(东京)、英国(伦敦)的相关信息
mas提供美国(芝加哥、西雅图)的相关信息
rosa提供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Bunbery)的相关信息,她对自己所提供信息异常负责任的态度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