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天宇:科学、后现代与左派

                 原载于《读书》杂志1998年7月文章
    科学、后现代与左派****——曹天宇
      一九九六年春夏之交,纽约大学理论物理学家索卡尔(Alan Sokal)在一家文化批评的先锋刊物《社会文本》(Social Text)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越过边界,迈向量子引力的变革性诠释学”(Transgressing Bound-aries,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 of Quantum Gravity)的文章。文中索卡尔把大量取自后现代派头面人物德里达、拉康、哈拉维(Haraway)等人的时髦货堆在一起,并与物理研究前沿量子引力的各种发展彼此印证,宣称量子引力的最新成就与后现代派的社会理论是互为援手的;特别是,物理学研究的物理实在与社会实在一样,也可看作是文化语言社会实践的产物。

      索卡尔是公理场论之父怀特曼(Arthur Wightman)的弟子,在模型场论上有过贡献。这样一位严肃的物理学家出面支持后现代主义,少有先例,对后现代派不啻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特大喜讯。也许这正是该刊编者未经仔细审阅就拍板发稿的原委。可惜的是,在该文发表的同一天,索卡尔在另一家报导学界花絮的刊物Lingua Franca上发表谈话,说他投寄《社会文本》的不过是一篇模仿嘲弄后现代派的游戏文章,其中论断大部分既无逻辑前提,又无经验根据或概念论证,不过是一派胡言。投寄该文,意在试探后现代派的学风,不意居然发表,再次验证了他对后现代派的看法:对科学一窍不通,却又热衷于玄学,从关于浑沌或量子物理的科普读物中寻章摘句,想像发挥,说些不知所云的话,吓唬外行蛊惑青年。他同时又声明:开这场玩笑,意不在攻击左派(后现代派在西方自称激进左派),而在唤醒左派,从后现代派否定科学真理、鼓吹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迷魂阵中摆脱出来。

      ……现代性指的是以理性为核心的经验行为模式。现代理性源起伊拉斯谟和蒙塔古的怀疑论,中经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的以数学、逻辑、力学为基础的同果还原理性,到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理性(由普遍伦理规范调节的道德个人主义),成为一个完整世界观的哲学基础:在理性提供的普遍真理(科学知识)和普适伦理规范的帮助下,人类史是一部走向自由解放的进步史。现代性在思想上的表现就是用理性、进步的大道理作为一切立论之本。黑格尔和马克思虽然认识到理性的时代文化局限性,但仍然以客观真理和人类进步作为立论的根本。

      启蒙理性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的,它既导致自由民主社会,也为纳粹法西斯制度开了路,就是马克思的批判理性,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主要也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后现代派在理性的实现中看到的是其不可避免的工具性。根据历史经验,他们断言理性能给人类带来的并不是自由解放和进步,而是恐怖(极权****以及核武器等)和窒息(在自由民主消费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和丰裕社会里,社会生活的普遍商品化和僵化的官僚结构令人窒息)。学生和知识分子对丰裕社会的窒息气氛的反叛是六十年代激进主义的根源。他们认为,如果把眼界局限于启蒙理性(实质上是工具理性),那么除了时时处处逼人就范的今日西方社会外,别无选择。为了从这种精神压迫中解放出来,他们急于寻找一种与理性不同的新的眼界、新的文化模型、新的世界观,据此可以构造出一种与现状不同的社会。正是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需求,为后现代主义从七十年代起的登台创造了前提。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西方后现代派的主要代表和社会基础,正是一群六十年代的激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学生。

      后现代派的哲学基础是以福柯、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纲领是以拉克劳(Laclau)、莫菲(Mouffe)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作为《领导权与社会主义战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后结构主义认为实在不管是自然还是社会,都是由异质性的社会文化实践(特别是着眼于统治反统治的舆论斗争)构成的,否认任何独立于文化实践的客观实在。这种舆论构成论的实在观(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reality)取消了知识的外部对象和外部标准,导致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和唯象论(反还原论)。作为异质文化实践投影的实在,也因此具有碎裂性(多元起源)与偶然性,不是一个统一的有结构的整体,也不受普遍因果律的约束。既然一切普遍原则(理性、平等自由、解放、进步等)失去了本体论的基础,那么重要的就只能是局部的差异性与个性特殊性了(民族、种族、性别或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在****上这种立场就表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否定经济问题在社会生活和工人阶级不争取社会进步中的主导地位,以着眼于单个社会问题的社会运动(如女权主义、保护生态运动)取代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力量的反对(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的传统左派****。

      后现代派内部对科学的态度不尽一致,总的说来,他们对科学持严厉批判态度:道义上,科学作为工具理性的主要成分,不过是统治阶级维护、强化统治的工具;在认识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产物,并不享有与其它文化实践不同的认识客观真理的特权地位;并且量子物理和元数学的发展表明,科学也不再能自诩逻辑上的严密完整和自洽。因此,后现代派认为,科学不但不能作为其它文化实践的样板或为它们提供理论基础,且其自身作为理性化身的合法地位也岌岌可危。但另一方面,以塞尔(Michel Serre)为首的一部分后现代派,被惠勒(JohnWheeler)和普里高津(Tlya Prigogine)等著名物理学家关于原始随机涨落和浑沌出秩序的浪漫思辨所吸引,发现这些有关物理实在终极结构特征的思辨与后现代派的思路不乏平行吻合之处。从八十年代中期起,在一些科学哲学的主要研究中心,除了对科学的(传统的)后现代批判之外,更新的时髦是对“后现代”科学(主要是浑沌,也包括生态学与高能物理中的有效场论)的后现代特征的探讨,意在为后现代世界观提供自然科学根据。……

      ……(后现代派)对现代性的批判,虽然源自对工具理性(及其恶果:极权统治、核恐怖和生态破坏)的批判,但当代后现代派在骨子里却是一种非批判的失败主义:拜倒在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面前,认为科技发展和高消费已经取消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使得任何别的社会选择不仅不可能而且不可想像,唯一可做并有意义的只是局部斗争以取得眼前实惠。为了替这种失败主义寻找理论根据,也出于对年轻时代(六十年代)反叛冲动的怀旧,后现代派在言辞上仍然十分激进,但实际上却把对商品化、官僚化社会的不满和对还原理性的合理批评误导到反科学、反理性的歧途。在当前西方社会生活乃至自然环境全盘商品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否定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整体上社会制度的存在、否定资本主义有其内在发展规律、否定启蒙理性(及其产物——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科学心态对争取人类解放的重要性,实际上解除了左派的思想****武装,使得任何反资本主义的全盘性的****战略纲领成为不可能;而局部的分散的斗争,其本身虽然无可非议,但脱离开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和全面斗争,实质上是对消费社会的认同。他们的结论是:后现代主义虽然流行于一部分激进左派,但却不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诊断,而只是现阶段资本主义疾病的一种症状。左派如果不能摆脱后现代派哲学上的主观主义及相对主义,****上的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 责任编辑: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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