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研究必须具有前瞻性。中国人一般不乏战略思维,知道放眼长远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研究与决策中,远期的战略性研究实际上非常之少。在国际关系中,有历史研究、理论研究、现状研究,但独独少有未来研究。中国领导人喜欢21世纪头20年是战略机遇期的提法,至于为何是这样?根据是什么?可能没人说得上来。一些成果也面向未来,如多极化研究,但这些研究更多的是政治意向的表达,而非客观情况的描述。有些学者也搞些预测,但基本上是基于历史与现状事件统计基础上的线性预测。但恰恰是历史告诉我们,历史本身很少重复。因此,前瞻的战略性研究必须跳出简单预测的窠臼,善于抓住当前与未来世界中的主要矛盾与发展规律,提出对未来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的见解。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这方面做得较好,曾分别于2004、2008年提出两份研究报告《全球未来蓝图:情报委员会2020年项目报告》、《全球趋势2025:转换中的世界》。这些报告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全球问题与主要大国情况进行了自己的判断,虽然其中使用的方法、以及描述的准确性肯定有争议。但正是这些报告,给我们提供了理解未来的指南,以及为领导人的长期战略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如果根据建构主义的说法,这些研究报告中的结论作为一种观念,事实上也在起着影响现实、塑造未来的作用。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也有必要推出对未来一段时期的战略性研究,从中把握对未来世界议程的主导权。
为了抛砖引玉,本人在此暂且班门弄斧,对2020年的大国发展趋势及相互关系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希望国内能有相关的部门与专家,专门组织起来,从事国际关系方面的战略性未来研究。
一.兴与衰:各大国的发展趋势
1.美国:在仇恨中迷茫
对美国接下来10年最大的挑战既不是国内的经济、政治问题,也不是其他大国的挑战。尽管金融危机表明美国问题重重,但它的制度仍然没有失去应对和修复这些问题应该具备的效能与灵活性。在国外,也没有一个或多个国家能够在短期内对美国的国际地位构成威胁。但是,美国自己制造了敌人,那就是其他世界,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恨。正是这种仇恨产生了9·11事件,并使得美国仍然深陷阿富汗战争。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在未来10年能够摆脱这种仇恨,恰恰相反,美国总统必须受制于国内民主以及美国人天性中的傲慢与自负,使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调整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不可能从根本上调整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加上伊斯兰世界本身的各种问题以及伊斯兰极端教义的广阔市场,都使得这种仇恨将在长期内成为困扰美国的主要阴影。这种仇恨或许不能从根本上挫败美国,但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美国,并使美国丧失处理许多国内、国际问题的机会,最终成为影响美国以及世界未来的重大因素。
2.欧盟:有效统合促进重新崛起
欧盟的主体是被称为老欧洲的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等国家,这些国家已经过了其发展的黄金时刻,早已失去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地位。但是,欧洲的统合为它们联合起来重塑辉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统合后的欧洲带来的不只是扩大的幅员、增加的人口与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一种新的治理形式与理念,如新型的欧洲民主、以及对福利的注重、对环保的倡导等等,这些不但都使得他们有别于美国,而且也使欧洲看起来更像代表了一个美好的社会,而这正是吸收世界人心的地方。当然,欧盟实现其梦想的程度取决于其内部统合的程度。如果说欧元的诞生与使用已为这种统合进程打下了坚实铺垫的话,范龙佩出任首任欧洲“总统”则表明欧洲人又迈出了一小步。更值得注意的是,关键问题不在于欧盟走得有多快,而在于它目前看起来正在坚决而又稳定地继续走下去。只要这种趋势继续,它迟早要达到自己的目标。
3.俄罗斯:路线之争与国家的重新塑造
经历了苏联解体后的长期混乱,可以期待俄罗斯会保持一段较长时期的恢复与稳定。但俄罗斯面临的最大挑战则是,应该按照何种路线来塑造自己的国家。普京的权威主义看起来在俄罗斯得到了稳定的支持,因此不管普京是否在总理任期届满之后复任总统,权威主义的治国路线可能会继续主导俄罗斯。但是,回首苏联,它的失败就在于一套过于集权的体制。因此,权威主义在俄罗斯虽然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未来最适合俄罗斯的发展道路。至少,传统的权威体制需要调整与吸收新的血液。自叶利钦时代以来,一种更倾向于民主的自由主义路线也一直存在,目前也似乎体现在总统梅德韦杰夫的身上。俄罗斯的未来可能取决于这两种路线的合作程度。如果两者能够有效统合起来,俄罗斯就有可能真正得以重新塑造,真正走过苏联解体以后的过渡与转型时期,走上一条稳定、持续的发展道路。如果两条路线彼此不容,无论是哪种路线胜利,可能都意识俄罗斯的转型失败,这才是未来俄罗斯的真正隐忧。
4.日本:民主制是否能够完善,以利于延续繁荣
日本已经实现政权自自民党向民主党的更替,此次政权更替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可能使日本政制由传统的一党独大向两党制转变。但是,由于鸠山的民主党政权尚不巩固,事实上,目前政府已出现了与前任自民党政府一样的问题,如政治献金问题。因此,有效的两党制能否真正建立仍然是一个问号?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决定日本繁荣的继续,甚至将进一步决定日本是否能够重新崛起。21世纪初的日本虽然经历了经济的长期衰退,但在科技创新、人才素质以及总体实力等方面,日本仍然是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强国。而它之所以长期没有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那种难以有效纠错的一党独大体制。因此,如果有效的两党制能够最终确立,那就不能排除日本重新以一种经济强国的形象回到世界舞台的可能。
5.中国:能否突破发展瓶颈?
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是在诸大国中,它的发展前景可能最为脆弱。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过去的发展一是依赖于外来的投资与市场,二是得益于政府强力体制的推动,能够不计成本地将各种资源注入到经济发展的强大机器之中。但是,这种强力体制是不能永久持续的,外来的投资与市场也面临很大的变数。或许更关键的是,发展中导致的腐败、贫富分化、增长质量堪忧、环境破坏等情况已极其严重,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需要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进一步推动。但是,目前的领导人缺乏足够的政治改革意志,或许也缺乏有效的改革路线,20年前那场失败的阴影仍然笼罩在领导人与人民的心中。另外,占据着主要资源的官僚集团体制日益强大,它们不但损害着中国发展的活力,也使得各种新的改革措施难以出台或是在实施中扭曲变形,并激发出更多的社会矛盾。因此,不解决如何有效推进包括政治体制在内改革进程的问题,中国的发展越深入,遭遇的问题与阻力就会越大。事实上,目前中国似乎已开始进入一个发展的瓶颈时期,经济持续增长的神话正在遭受越来越大的考验,而中国显然还没有准备好如何有效应对的方案。
二.分与合:大国关系的纵横捭阖
1.美日同盟:继续稳固
未来10年,美日仍然享有相当多的共同利益。对美国来说,它需要日本作为稳定的盟友,以使它能够集中精力应对恐怖主义的挑战。对日本来说,恢复经济上的活力以及成为政治上的普通国家,都离不开美国的帮忙。或许更重要的是,在应对可能的中国挑战以及台湾、朝鲜半岛问题上,美日都有共同的利益。包括俄罗斯在东北亚的动向,也是两国的共同关注点。这就决定了两个国家只会进一步强化而不削弱彼此间的军事同盟,特别是考虑到朝核问题阴影下的脆弱的朝鲜半岛局势,两国的军事合作在近期内还会有持续强化的可能。两国当然还会有分歧,包括日本民主党政府在亚洲政策上的一些改变,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改变两国共同利益极其坚固的事实。两国的争吵只是策略与暂时的,而合作则是美日同盟关系的长久的基本面。
2.美欧关系:基本稳定,但有杂音
如果从欧洲重新崛起的角度来看,美欧关系未来也将面临一些严重的摩擦与挑战。但在未来10年,欧洲重新崛起与美国走向衰落的倾向并不会很明显,因此这种摩擦也是边缘性的,在可控范围内。美欧摩擦可能更多在于一些治国理念层面,如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立场等。而在一些重大外交问题上,如伊核问题、反对恐怖主义、阿富汗战争等,美欧仍然有着共同的基本立场。另外,在民主、人权方面的共同价值观念也仍然是维系双方关系的粘合剂。特别是在对华关系方面,这种粘合剂的作用可能更加明显,并有助于弥合它们在对华经济关系上的分歧。
3.美俄关系:友好地警惕
无论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还是从权力竞争的理论角度分析,都不可能得出美俄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建立起真正友好关系的结论。但是,俄罗斯出于先着眼于自身恢复的策略考虑,以及美国忙于应对恐怖主义以及阿富汗战争带来的挑战等因素,决定了两国仍决定保持一种表面上的友好关系,以及在必要问题上的合作。而在合作的同时,一些战略上的竞争与现实中的摩擦仍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来。在反导问题、伊核问题、核裁军、南奥塞梯等问题上的分歧,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于美俄之间。关键并不在于这些问题的大小,而在于它们时常折射出美俄之间互不信任的深度。在未来10年,这种深沟会仍会或深或浅地存在,很难被彻底地抹平。美俄都没有这样的动机,也没有这样的手段。
4.中美关系:取决于第三者
中美关系既有可能走向摩擦,也有可能走向合作。摩擦的因素很清楚,无论是从权力竞争、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深层根源,还是从台湾问题、涉藏涉疆问题、贸易冲突等现实问题角度,都会得出中美摩擦根深蒂固的结论。而合作的可能性则在中美间深厚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越不越离不开对方合作的现实需要。至于中美关系到底向哪一方面倾斜,则更多地在于第三方的因素,如打击恐怖主义、应对俄罗斯挑战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干扰。前布什政府刚上任时,中美冲突几乎不可避免,但事9·11件挽救了中美关系。今后,类似的事件很难重演,但毫无疑问的是,由于美国将长期忙于应对恐怖主义,它对中国的战略需要将会加大。而依赖于这一因素,中美关系将持续进入一段有利于合作的战略机遇期。
5.中日关系:难以跨越的隔阂
对东北亚地区来主说,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或许要超过中美关系。但是,中日关系有着比中美关系更加难以对付的深层次矛盾,那就是两个国家的地缘政治竞争、现实中的领土争端与历史上的敌意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在日益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与根深蒂固的傲慢的日本民族心理面前,构成了一个两国领导人都很难解决的死结。或许,这个死结需要通过持久的经济竞争的结果才能化解。历史表明,日本人总是佩服强者以及中国人在强大时才可能摆脱历史悲情,倾向于宽宏大量,如果中国能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在长时期内保持对日本的经济优势,可能会有助于形成一种稳定的中日关系。但是,日本经济重新崛起的前景,以及中国面临发展瓶颈的制约,都减弱了这种可能性,并预示着未来10年的中日关系可能面临一种更加脆弱的局面。
6.中俄关系:临时性结盟
当前中俄有着共同的战略需要:稳定内部、发展自身以及抗衡美国的压制,因此,中俄两国确实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与立场。在过去,中俄两国一直倡导多极化世界,在未来,它们仍然会致力于缔造一种权力更加均衡的国际政治格局。但是,中俄关系绝不是融洽无间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中俄两国仍然有一些问题,中国人在心底里仍然把俄罗斯视为历史上侵略过自己的国家,而且是侵占领土最多的国家,而俄罗斯则极其担心中国对其西伯利亚的野心。另外,在中亚地区,中俄虽然仍然保持基本合作关系,但如果双方的实力与影响扩大,竞争可能会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在对美关系中,双方间的分歧并不小于合作,两个国家似乎都乐于看到对方抗衡美国,而自己则不付风险地独享其成。有时候,这种推卸责任之间的竞争甚至超过于双方合作抗衡美国的需要。综合各种因素看,中俄两国不可能结成同盟,至多是在一些具体事务上结成暂时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充满漏洞的战略合作为美国的战略运作留下了极大的分化空间。
(2010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