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先进文化 乡村社会化 多元文化 公民人格
在现代文明进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等诸多潮流,传统农村的去乡村化趋势(deruralization)得到推动。此趋势广涵乡村空间结构的变迁、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与乡村在地文化和外来多元文化的碰撞与冲突。正如法国学者孟德拉斯所言:“大多数农业劳动者意识到了传统世界的崩溃,但还不善于在现代世界中从事活动,他们的生活跨越两个世界,一方面被禁锢在旧的结构里,另一方面不断受‘现代人’、进步和城市的吸引。”新农村建设进程的推进确立了农村在自身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在改变传统的视农村为城市化对象的逻辑思维之际,确立农村自我存在的合法性以及面向现代化发展的乡村适应体系,就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所关注的重要议题。这一乡村自我主体性的建构过程,也涵盖了新型乡村文化的重构和再造方面。这种新型乡村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构成部分,也是新型农民人格塑造的题中应有之意。这种新农村文化建设,应遵循着原有优秀传统乡村文化的重申与先进文化的乡村社会化两个重要维度。而理论凝结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文化如何走进农村、扎根农村,整合生成为新型的乡村文化,即是论者所运用之先进文化乡村社会化概念的基本含义。因此,借助先进文化乡村社会化这一命题,探求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有效路径,就成为本文的主要目的。
一、新农村建设必须进行乡村文化革新:先进文化乡村社会化的必要性
在传统与现代二分模式之下,乡村一般与对传统的描述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当人们诉求于工业化,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以趋向现代化,才发现旧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被打破,传统伦理的蛋糕被切碎之后,对乡村现代化的追求无异于一种迷失。原有乡村文化体系的解体,与整个社会先进主流文化的生成二者共生并立,但在乡村由于家族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影响,成为社会先进文化的边缘化区域,亦称先进文化的破碎化影响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复杂性在乡村被多维诠释,新农村如果无先进文化的内在支持,外在硬件的形构势必缺乏柔性的精神凝结,使新农村只存在于外在形式化,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并且,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发展相对落后,农村文化处于相对边缘、落后和封闭的状态,吸纳先进文化的能力不强,多元共存、分化不足、整合不够是当前我国农村文化的主要特征。
从现实乡村文化的存留状况来看,旧有人际伦理体系因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所造成作为乡村整体化的原有凝结力的衰微,乡村伦理文化已经呈现出破碎化与散乱化,具有正向功能的文化因素被打破,新的伦理规范尚未建立完成,已造成乡村经济伦理、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功能不彰,从而深刻影响党的新农村建设政策与策略的实施。这也即是说,乡村需要先进文化,而先进文化进入乡村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应完成的功能。因此,立足于文化本身特征,考察与明确中国先进文化的构成,就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文化(Culture)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动词“Colere”,即耕耘之意,虽然学术界对文化一词众说纷纭,但其基本意指与人的行为相关的一种生活方式已为人接受。文化作为与人的行为相关的一种社会现象,具有一些不能忽视的特征:首先是后天性,即未先于人、人类社会或人类行为而存在。但文化扮演着人的第二本能,即对人的第二层次的本能选择(相较于生物本能性反应更为社会化的一个层面)。事实上这是因为人总是生活在人建构的情境中,人与情境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与相互融合的,人的第二层次本能反应被文化所塑造——即被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所塑造,因而形成一种行为的驱动力。其次,文化与社会化有密切关系。社会化是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只有在生生不息的人之社会化的代际传递之中,文化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而非仅为一种文本的遗存。一定意义上文化产生于社会生活,但也反哺予社会生活,深刻影响人们的生存形式、生活状态、社会发展进程、治理模式等。
从文化本身来考察,文化的内在特质是由文化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的,在这种决定过程中,也表现出文化的本质特性。“文化具有十分突出的开放性,作为活动,它具有不断更新发展的能力,从而大大提高了文化的作用力量。作为文化成果,它具有不断吸收壮大的能力,从而大大拓展了文化的疆域”。每一种朝向现代生活方式与个人权利观念的文化脉动,无疑具有先进性,因此在此一层面,文化便具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那么,就当代中国社会而言,何为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呢?论者以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少平理论为指导的,以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便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这一文化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它不同于一般的文化,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先进文化,更不同于西方文化。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内在特质呈现出鲜明的进步性与时代性、民族性与开放性、科学性与前瞻性、大众化与精英化。
中国先进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发展先进生产力、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文化。综合而言,先进文化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把握:第一,科学的指导思想,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第二,正确认识和反映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最新科学技术和知识文化。第三,既体现时代精神又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和优秀文化成果的思想文化。第四,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
那么,为何在当代中国广大乡村,要实行先进文化的乡村社会化呢?亦即必须实行对乡村居民的培养与教化,使之具有朝向现代民主政治与权力义务观念的文化呢?一般而言,乡村社会活动具有封闭性,人们长年累月被封闭在一村一乡、一山一沟内,从而形成了保守、愚昧、固守传统、不思脱贫等贫困文化特征。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改革开放改变了传统心理所赖以生存的物质经济基础,随着市场经济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关系的发展、民主政治的进程,农民的主体意识再次被激活,表现为自由意识确立,参与心理萌生,独立人格形成,法治观念增强,开放心理构建,权利意识生成等等。人们追求的首要目标不再是财富的均等,而是财富的增长,平均分配观念被公平和效益的辩证关系所代替。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这对当代在人们思想意识中出现的新问题,尤其是新农村建设中的思想文化有了战略性的认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上下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各乡镇重经济发展、轻文化建设,重物质利益、轻社会效益的局面。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欠缺,造成先进文化难以普及。资金困难是制约部分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的瓶颈,农村文化建设的速度与人民群众的需求有很大差距,一些传统落后文化或保守文化仍占据着乡村社会的文化主流,农村成为先进文化扩散的难点和盲区。从目前来看,各类文化活动大部分仅限于城镇,边远地区的农民群众很难享受到文化服务,呈现出“重城镇阵地、轻边远农村,重大型庆典、轻日常活动,重精美培养、轻大众普及”的现象。此外,在农村文化干部队伍中缺乏专业人才,人员素质偏低,专业文化人才出现人才断层和年龄老化现象,也是造成先进文化在农村普及受到障碍的重要原因。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不是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
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性在于其主体即人的重要性,现代化是“依赖人的现代化”。文化面向现代化发展既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最具深刻性的标志,也是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开拓性先导。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了社会生活模式和精神文化的巨大变迁,客观上对中国文化的推动不亚于一场革命。然而文化各领域的变革并非同步,也并非与政治、经济领域的发展完全同步。先进文化和新道德、新风尚的全面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既取决于新的先进的领航文化的自觉程度,又取决于新文化对整个社会的动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进程决定着因现代化而更新的民族文化的先进程度。也就是说,一国想要发展强大,或试图保持世界大国、强国的地位,就必需重视和发展强有力的文化。具体到我国,我国是发展中大国,要想抢占发展先机,就必须重视、开拓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文化。而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着9亿多农民,因此要实现我国现代化,先进文化的乡村社会化势在必行。
二、以尊重多元文化为原则
上文所论及乡村作为相对落后与保守的地理区域与人群聚合,迫切需要先进文化的传播与扩散。况且农民“对变革充满怀疑,因为他们意识到那些所谓进步可能把他们带入比现在还糟糕的地步。对这些挣扎在生存边缘上的农民来讲,这是无法承受的风险。”面对此“风险”,应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的内在张力与承载力,给农民以慰藉。乡村文化的承载者是农民群体,其所接受先进文化的程度决定了乡村文化品质与层次所达成程度。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乡村社会化过程中,亦不能忽视乡村原有文化与乡村原有记忆的价值功能,如果一味追求先进文化进入乡村而忽略乡村在地文化,成功的先进文化的乡村社会化便难以实现。因此,尊重在地文化,二次吸纳多元文化中的精华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城市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影响之下,乡村原有多元文化价值与体系几乎被彻底瓦解,因此,乡村治理更需要强调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特色。在乡村发展愿景里(visionstatement),应该确认所有乡村居民皆有权促使该地区更具自主能力(autonomy)与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以及肯定这些多元文化和不同生活形态与乡村社区类型所赋予的“生命力”(vitality)。
但长久以来,社会文化只强调一元式思维、观点与价值,结果造成许多不同的“认同”的心理反应。社会化过程作为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人突破困境、成就发展,但如果以具有破坏性认同观点与价值体系的方式展开,否认自我社会的角色定位与世界公民的价值追求,同样会造成个人的自我设限与自我贬抑。具体到乡村之中,造成在乡村公民教育的错置(miseducation)现象,势必误导乡村的个体与群体,以及造成整个农村的不稳定,产生意识上的混乱,从而带来整个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亨廷顿曾指出“政治现代化的源泉在城市,而政治稳定的源泉却在农村;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农村的不稳定必会导致现代化过程的动乱与缓慢。因此,抛弃一元化思维,遵循多元文化的价值与推进多元文化与在地文化的融合具有重要价值。
多元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文化的更新转型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也将层出不穷。我们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结构下,必然需求各种不同的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这些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就造就了文化的多元化,也就是复杂社会背景下的多元文化。
乡村或村落是历史上人类最早的聚集地,作为农民基本的生活空间,是农村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社会组织。在改造自然的生存、生活、生产实践中,人的思想、意识、观念注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中,打上了深深的文化印记,给人类留下了悠久的历史文化。乡村文化悠久的历史说明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因此形成了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乡村文化,我们只有在尊重各地特色文化基础上,以自强不息,脱贫致富为内容,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开展东北秧歌、二人转等这种农民喜闻乐见的演出形式,来大力传播先进文化,注意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努力营造健康、向上、和谐、乡土气息浓郁的当代农民文化新氛围。如此,就会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从而形成普遍性、经常性的群众文化活动,使得乡村文化资源得到充分挖掘与利用,活动质量不断提高,地方特色不断强化,先进文化在乡村的传播也更加深入与加强。
反之,如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原则,不尊重乡村文化的独特性,不注重在地文化与其他种类文化的整合,就不可能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乡村文化。乡村本身就具有地域性,拥有独特的在地文化,如果一味地强调一致,就会使乡村文化失去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包揽一切,包括对乡村文化的宣传普及,对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不管是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文化产业,还是以非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文化事业,不分类别,由政府“统包统管”。结果不仅增加了财政负担,而且造成政事不分,政府对乡村文化事业的行政管理职能无法发挥,先进文化也就无法在乡村中得到普及。所以,在当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必须以尊重乡村文化的多元化为原则。
具体而言,多元文化原则要求,在我们看待社会中呈现出的各种文化体系或价值观之时,都应受到或先进或主流价值观同等的尊重。这就要求在先进文化的乡村社会化过程中,必须立足于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信仰者、不同方言使用者,及至不同价值体系支持者的需要,而非只为主流文化或主流价值观服务,从而呈现工具化的特征。坚持多元文化的原则进行先进文化的乡村社会化,不仅关系社会中个人“主体性”的建立,人格自由的发展,更关系到整个乡村社会的和谐统一,以及乡村文化的演化与创新。多元文化原则基于个人之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文化权及学习权,强调社会不同层次的文化群体之间应受到同等尊重,均有其学习与被学习的资质,如此,便可以建立乡村居民正向的处事态度,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批判与分析能力,援助思考与选择,从而决定乡村自我治理的种种行为,最终目标终可导向整个乡村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三、以培养乡村新型公民人格为重点
先进文化的乡村社会化,其重点在于先进文化进入乡村社会,被人们所接受、掌握,进而内化成为自我思想意识与行为的内在导向,“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不仅会容纳而且会积极鼓励所有的、任何能够对人们共同需要的意识的进步作出贡献的人”。这一过程与公民人格塑造的过程是一致的。公民人格塑造一般诉诸于成功的公民教育,因此,先进文化的乡村社会化亦指以先进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乡村公民教育过程。公民教育(civiceducation)系指运用适当的教材与方法,让受教育者了解一位公民所应具有的权利与义务,理解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并培养其正确的价值观,守法守纪的行为和服务利他的胸怀,使其具有民主、尊重、守法、服务和负责的公民素养。其实,公民教育即是塑造理性公民人格的必要手段与途径,先进文化的乡村社会化过程与此过程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在社会中,人才能够成为独立的动物,离开社会,个人就无法生存与发展,这与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论断在深层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认为,个人是包含所有人的属性的个人,并指出:“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胡子、面孔、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人格是社会的产物,又对经济与社会的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人格问题,是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格更强调的是人类个体的研究,但个体的研究不能离开人的本质的问题,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特殊的人格的本质是人的“社会特质”。
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人格观的理解,我们可以明晰公民人格的确切所指:公民人格是个人在社会历史过程中,依附性的消除和独立性的获得,公民人格的独立则是指具有自主的状态、自律的意志和自由的性质。当公民自觉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价值的主体时,其理性、自主性、参与性和公民人格才得以确立。以上为应然状态的公民人格,但从实际的社会发展变化来看,特别是从一种经济形态到另一种经济形态的转化会引起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和发展来看,现阶段乡村的现有公民人格并不令人乐观,社会转型带来了种种人格问题。
正如经典作家述,农民是小生产的代表,一家一户,自给自足,小私有者的特点注定农民有一定的自私性和狭隘性,“小农人数众多,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中国传统社会以血缘伦理为本位,是一个伦理至尊的社会,伦理至上型人格同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和发展完善的根本趋势相抵触。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利益本位所造成的讲求经济效益,使得多数伦理至上型人格的中国人就感到“人情淡漠、伦理价值失落”,这是乡村社会文化的低度发展在人们思想领域中的反应。在此背景下,传统型人格与传统的经济关系相适应,新型经济关系与传统人格的冲突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凸显出来。这迫切要求对在传统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下所形成的传统型人格进行改造。
依附型人格不适应独立自主竞争的环境。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社会的分工是在竞争和优胜劣汰的选择中自发地实现的。封闭保守型人格同全方位开放态势和开拓进取的要求相悖。求平安、与世无争的弱者型人格与激烈竞争和开拓创新的时代潮流不相容。在传统体制和规范下塑造出来的人格,一般循规蹈矩,鄙视争强好胜。而市场经济体制是竞争,是开拓,是创新,并崇尚强者。重义轻利型人格不习惯强化利益机制。用传统的重义轻利型人格来审视今天物质文明的发展,特别是从物质利益关系上来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到的就只是“见利忘义”、“道德滑坡”。这种传统人格,的确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尤其农村作为典型的传统人格存留区域,就更需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人格的塑造功能充分发挥。因此,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内容,切实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文化教育、道德法律教育,加强对农民的智力开发,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是实现农民现代化的决定因素。经济转型是社会转型的基础,也是人格重塑的契机。发展市场经济对人格塑造的影响是双重的,这就是它的“双刃剑”效应,我们必须全面去把握。如何实现有序,必须从人格规范和制度文明两个方面同时着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村民人格适应当代社会转型期所要求的完善人格。
为此,应当着眼于乡村人群,先进文化的乡村社会化之根本任务是也是“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江泽民指出:“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又说:“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始终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
因此论者认为,目前我国农村文化还处于“文化矛盾凸显期”和“文化发展战略机遇期”,应不断整合社会力量,塑造新型的乡村文化环境与新型公民人格同步进行,形成乡村自己的特色文化,丰富文化内涵,增强文化认同感,展现时代性与开放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引导乡村社会价值,重构新型农民人格体系,不断满足农民们的文化层次发展需要。乡村文化环境与新型公民人格的塑造也是一个相互需要,密切联系,共同寻求发展的结合体。要借助于系统化的教育手段与教育模式,培育与塑造农民,还应进行先进文化进乡村的系统工程,仅凭借教育而不塑造一种新型的乡村文化环境,这种教育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而先进文化的乡村社会化,又必须以新型公民人格塑造为重点,方能彰显先进文化的巨大影响力与时代价值。
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乡村普及为核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指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实践的所有理论的有机统一。这些理论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时代课题,但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下形成的具体理论形态,是一脉相承的科学思想体系。它们之间紧密联系、内在统一、各有侧重、层层递进,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推进到新境界。
从理论体系所涵盖的内容来看,无疑包含着革命时期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建设实践的不断探索,但从乡村文化存留的实践状况来看,从广大乡村农民的自身发展理念、精神境界、政治素养等层面来看,先进文化,尤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仍旧没有达到“入脑入心”,并没有形成农民自我发展的内在精神推动力。他们对之掌握不深,理解不透,另外,乡村社会的市场化与经济利益导向,导致了农民一般而言更为关注自身的现实的物质收益,而忽略精神与文化层面,无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巨大障碍。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200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200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突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积极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努力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切实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社会主义乡村建设的理论,并没有系统化地扩散至乡村,更没有充分显现出其对新农村建设政策法规的基础与支撑作用。笔者通过乡村调研发现,在山东的富裕乡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知程度、关注程度和了解程度仍非常低。系统化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村民几乎没有。这就造成了一种乡村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乡村固有理念与社会主义乡村发展理念之间的脱节,以至于产生了新农村建设政策在农村的走样,或受到阻滞。在乡村,一些建设政策不能达成应有的政策目标,甚至遭到一些经济势力、家族势力的利用,从而产生一种对村民的变相剥夺。诚然,本位主义、传统乡村势力、经济利益导向等多种因素在乡村的影响仍不容忽视。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如何在乡村更管用、更贴近农村并为乡村建设,尤其是为农民的发展服务,仍是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论者以为,新乡村建设政策效果不彰的深层原因,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乡村仍缺乏系统化、有效率的推动机制,是新农村建设政策缺乏最根本的文化基础与理念支撑。
由于中国的城市化率还很低,所以构建和谐乡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其中最主要就是农民要形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认同感,使先进理论融入到其思想意识中,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农村得到普及拥护。然而,几千年来的封建宗法思想在农村已经根深蒂固,从古至今存在于农村中的家族,是影响和谐乡村建设的重要因素。家族是以血统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它包括同一血统的几辈人,中国的家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的乡村大多与家族姓氏相联系,如卢家湾、官家堡、马家坝、谭家坪、林家埔等等。家族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与和谐乡村建设,先进文化的乡村社会化有着密切关系。
我国现阶段农村整体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现实必然给家族留下发挥作用的空间。家族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内核,以大宗小宗为准则,以孝悌和尊祖敬宗为核心,按尊卑长幼关系制定封建伦理原则,并根据这种伦理原则设计出其自身的体系建构和权力分配格局”。它构成中国乡村社会的根基历史,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普及无法脱离家族的直接影响,家族在农村逐渐成长为一种具有完整文化内核且历史悠久的自在秩序,渗透于民众的潜意识深处,并时时处处有意无意发挥社会影响。家族所塑造的社会曾被费孝通先生成为“乡土社会”,族权和绅权控制整个乡村的秩序。根据王沪宁的分析:“改革开放后,宗族组织随之复兴并且重新控制了广大的乡村,究其原因是,生产力的长期不发达使村落家族还得执行或多或少的生存功能,社会体制的不健全使村落家族还得执行一定的维持和保护功能。”
因此,在先进文化的乡村社会化进程中,必须深入探究家族文化与在地文化的影响,了解社会主义乡村建设理论体系的存在条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入乡村,为乡村营造传统与现代整合的新乡村文化氛围。乡村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推动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健康的乡村文化能够培养广大村民的高雅生活情趣,健康的乡村文化能够培养广大村民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乡村文化,有助于广大村民文明素养的养成,健康的乡村文化,能够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先进文化的乡村社会化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与重要方式。乡村文化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建设范畴,乡村文化的建设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加强策划,周密部署,整体推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村民既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又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客体,我们一定要发挥广大村民的重要作用,让他们成为乡村先进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以广大农民为出发点和归宿。在农村,大力弘扬先进文化,使其成为乡村文化的主流文化,使广大农民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先进文化带来的新变化,从而主动吸纳,进而与先进文化的乡村社会化形成一种双向互动状态,推动乡村社会的科学发展与整体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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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稿日期:2009-9-21
作者简介:张英魁(1972-),男,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曲阜师范大学新农村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政治与行政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与乡村政治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