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对现有贫困研究文献进行回顾是新时期贫困研究的起点。文章对贫困研究的历史脉络进行了回顾,同时对21 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回顾。提出对贫困动态研究不足会影响未来减贫的贫困体瞄准性与减贫效果,因而应加强对贫困深度与贫困群体的动态研究。
贫困以及财富的增长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关于财富的增值的详细记载。但限于当时农耕社会的生产条件,早期摆脱贫困的措施无非是务农与商品交换、减少税赋(尤其是在大灾之后) 等,使老百姓有一个休养生息的过程。随着朝代的变化,这种现象在我国历史上循环出现。但是近现代关于如何摆脱贫困的讨论,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伴随着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斥,一部分没有土地的产业工人被边缘化,出现大量工人及其家庭陷入贫困的现象。为了对贫困与减贫的历史过程有一个系统了解,也为在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国际大背景下,给减贫问题研究提供参考,本文中对贫困的发生状况、理论脉络以及国内外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回顾。
一、贫困研究的历史脉络
如果说1776 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国民财富的经典著作,那么在其22 年之后,即1798 年出版的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则是第一部阐述贫困问题的经典著作。马尔萨斯通过人口增长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入手,提出了著名的“两个级数”的论断,即人口的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生产是按照算数级数增长。这是一部其影响远远大于著作本身的作品,该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各国学者的激烈争论。尽管我们已经了解到其著作所存在的缺陷,比如人口的增长不可能按照几何级数增长,同时马尔萨斯也不可能考虑到技术进步对人类的贡献等,但该部作品的最大贡献是提醒人们认识到人口增长与贫困的关系。在该部著作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数字阐述贫困问题。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对英国的政策影响很大。1796 年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仍然认为一个人多生孩子是“使国家富足”的行为,即使他全家都是穷人;但是到1880 年,也就是《人口论》出版一年多后,皮特却放弃了他的新的《济贫法》,并于此后的第二年接见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译者郭大力这样评价说:“将人口增加的一切妨碍,还原作贫穷与罪恶,是马尔萨斯的伟大发现。但马尔萨斯的错误亦在这里。”[1 ]
在之后的黑格尔时代,关于贫困的问题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的争论不断深化,甚至上升到哲学层面,涉及人权与自由领域。
黑格尔从生命权出发,演绎出了工作权。由于“生命权对人而言是一个绝对根本的要素,并且市民社会必须提供这个根本的要素”,因此“, 任何时候人都有权利要求工作”。黑格尔在1848 年欧洲革命的几十年之前,已经表达了对工作权的支持[2 ] 。
黑格尔对于英国“济贫院(Arbeit shaus) ”的看法:他把济贫院与“管教所(Zuchthaus) ”用作同义词,并且,黑格尔宣称“, 人民”不能“用惩戒性的手段被驯服”,因为如果这么做的话“, 公民的基本权利将会受到羞辱”。黑格尔在快要饿死的人的处境与奴隶的处境之间做了一个类比:“一个奴隶没有任何义务,因为他没有任何权利。绝对的权利在于拥有权利。一个人感觉到,如果他的权利没有得到承认,他也就没有责任承认自己的义务。”[2 ]169
关于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伏尔泰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这是一个乞丐的哲学,他希望富人遭到穷人的劫掠。”[2 ]183而黑格尔赞扬卢梭观察到了人们是生活在贫困的社会之中,而不是生活在富足的社会之中,他强调了“他们可以要求的东西和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之间的矛盾”,他对于这个矛盾采取反抗的态度[2 ]185 。黑格尔从法国大革命吸收的教训是,对大范围贫困的合法化和“安抚”要求征收重税,要求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并强调自由的实现是公民社会的目标[2 ]186 - 187 。黑格尔也以另一种方式批判了单纯形式上的平等,这就是,他观察到,一个穷人能不能够指望法律真的会保护他:“由于和正义形式上的执行相关联的诉讼费用巨大,因此,对他来说,就不可能通过正义形式,通过上诉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尤其是在英国,自由主义的故乡“, 只有富人可以负担得起诉讼⋯⋯因为错综复杂的法律体系要求的诉讼费非常高昂”。在卢梭那里,也存在对单纯的形式平等的批判。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的结论中,卢梭观察到“, 在不良统治之下,这个平等仅仅是表面上的、虚伪的:它仅仅是用来使穷人继续贫困,使富人继续占据非法抢占的位子”[2 ]187 。
关于教育与贫困的关系,黑格尔认为,没有教育,一个人就会注定贫困,“穷人是那些不具备任何资本或技能的人”。他在学校的教育体系中,在对教育的入学限制中看到了一个制造阶级差异的工具“, 穷人不能给他们的子女留下任何技能、任何知识”。还有,如果所获得的技能是有限的,那么他们不足以躲避一场危机的侵袭,不足以挽救一个人免于贫困的生活。结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些工人,他们“在一个快要破产的工厂里有一个或许无需什么技能的工作,他们有限的技能使他们不能从事一个不同的活动”。工人们沿着曾经兴旺的工业部门的废墟,被迫寻找另一个工作,不过这并不容易,因为一个合适的“技能”是必须的。缺乏教育或缺乏足够水平的学校教育,决定了穷人的命运。绝非偶然的是,根据那时候形成的工会条例,同业工会的诸多义务之中有一个就是为它的成员提供教育和训练[2 ]216 。
关于现代世界和对道德领域的限制,一方面,黑格尔赞扬贫困必须通过慈善事业得到救济,比如黑格尔热诚地感谢纽伦堡市的公民们对“急需帮助的学生们”的“慈善事业”和“捐赠”。“这样,那些出身于赤贫家庭的人们得到了提升他们状况的机会,或者虽然依然处于那个状况之中,他们也能发展他们的才干,这些才干本来会被贫困摧毁或带入迷途”[2 ]229 。另一方面,他在《法哲学》中强烈地坚持认为,慈善事业具有双重的偶然性。“这一捐助,就其自身及其效果而言,都是偶然的。由于这个原因,社会竭力通过确定需要的普遍方面,采取措施来补救它们,从而使‘这种救助’越来越不必要”。政治制度需要得到改进,从而能够真正地应对贫困问题。需要缩减的是这样的领域,在其中,个体偶然性的救助归根到底还是介入了“道德发现自己大有可为的情形”。[2 ]230
从黑格尔的辩证思想中,我们发现关于应对贫困的措施方面最关键的是注重质和量的关系。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近100 年前的1879 年,美国学者乔治·亨利的《进步与贫困》[3 ]一书中,详细探讨了贫困的根源。他将贫困的根源归结为土地分配的不平等(地租) 和政府的垄断(税收) 等因素,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也对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大国情况进行了分析,驳斥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中所谓的人口呈几何基数增长以及人口过快增长带来贫困的观点。这本书对深刻理解贫困问题,尤其是如何从制度上解除贫困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乔治提出,摆脱贫困的无效率的矫正措施是: (1) 更有效的政府; (2) 更好的教育和工作习惯; (3) 工会或协会; (4) 合作; (5) 政府的规章制度; (6) 土地的调整。他认为真正的矫正措施是“我们必须把土地变为公共财产”,即土地的非私有化,建立集体土地所有制或公共所有制。其中没有注意到效率的问题是其一项缺陷。
受到西方学术著作(尤其是马尔萨斯、马克思主义) 的影响,我国学者早在20 世纪20 年代就对我国的贫困问题进行过探讨。在当时,主要是探讨人口与贫困问题,而且主要把我国当时的贫困归结为落后的社会制度。后期马寅初于1957 年7 月5 日发表的《新人口论》则是从人口角度探讨积累与发展的著作。
在国际上,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可以认为是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经济学开始的。在1953 年,纳克斯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主要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探讨相互关联的储蓄、投资、产出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低水平的需求与供给阻碍了为家庭成员提供良好健康、教育条件等的福利,并且这种贫困循环能够在代际之间传递。与此相联系的是1956 年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从人口增长率与人均国民收入的角度探讨不发达国家的收入提高问题,其中的关于人口的控制方面,我国采取的计划生育政策为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两个理论提出的打破这种低水平均衡和贫困恶行循环的措施是加大外部投入。然而,从这两种理论的本身来看,研究的是不发达国家的情形,把贫困人口看作无差异的同质性群体这样一种静态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两种理论陷入了一种循环缠绕的状态,没有给出一个打破这种均衡或循环的突破口。在当时缪尔达尔关于南亚研究的《亚洲的戏剧》也是一部有名的关于贫困的研究,但现在看来有其局限性。
在冷战期间,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参与式研究成为当时促进社区农户在微观层面上增加收入、促进发展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由于外部援助尤其是计划干预措施引起的弊端,并在后来的80 到90 年代成为一种全球性采用的发展研究方法。
针对20 世纪70 年代末许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的经济衰退,在80 年代“华盛顿共识”框架下,出现了推行新古典经济学的以自由贸易为主的结构调整,该共识有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 (1) 民主和人权; (2) 开放的市场; (3) 自由贸易。但到20 世纪90 年代,发现这种以“结构调整”为主要基调的发展基本上以失败而告终。其根本原因是“华盛顿共识”中存在着错误的假设。其中一个假设是可以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机构,即经济发展问题被视为一个技术和管理问题。即只要使用正确的法律程序,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经济增长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有经济增长,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没有。但是这样一种偏重技术和管理层面的方案忽视了文化、社会和历史的因素。另外一个重要假设是:所有国家都可以运用同一个模式,也就是特定政策产生的后果似乎也都成一样的了。“华盛顿共识”的目标往往是高尚的,意愿也经常是良好的,但是作为这些目标基础的假设却是错误的,这些假设的基础又是错误的,而这些假设的基础又是一些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及其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错误的、天真的和误导性的观点[4 ] 。
在20 世纪80 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一直在从权利的角度关注贫困问题,其中在《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 中,他认为“20 世纪把民主和参与式的治理确定为政治组织的最好模式,人权和政治自由的观念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流行语言的一部分”[5 ]10 。其重点探讨了发展的目标不是经济增长或追求GDP 这一单一目标,而是把“扩展自由”看成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实际上,森的作品被世界银行作为发展理论的楷模,也是2000 年世界发展报告,以及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人类发展指数制定的重要依据。到目前为止,这是全世界对于扶贫措施从(有资格的) 权利(entitlement) 方面进行反思的一个范本。
对于安康和体面劳动概念的更广泛的见解主要出自Amartya Sen 阐述的发展即是自由的观点,他从各种“不自由”的形式分析贫困,这些不自由阻碍人们实现和扩展他们的能力。这一关于发展的观点清楚明了且完整,将公民和政治自由及经济和社会权利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和进展的主要手段。包含权利和对话以及就业和社会保护的体面劳动目标“, 将工作和就业条件置于广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框架中”。
但是从历史的脉络来看,森的关于贫困的思想与黑格尔的贫困与人的权利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前者并没有后者提出的关于量和度的关系。前者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文中提到“李光耀命题”(威权主义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当时认为“ ⋯⋯也几乎找不到证据表明威权主义政治确实有利于经济增长。实际上,大量的事实证据表明,经济增长更多地与友善的经济环境而不是严厉的政治体制相容”[5 ]11 。这一命题目前被诸多经济学家所证明,例如大雄建一指出,实现经济的发展,为什么偏要一个“不够民主”的政府来推动呢? 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是从一个很低的基础上起飞,需要快速而大规模地动用各种资源[6 ] 。另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森没有给出清晰的关于自由的概念,而是从“不自由的形式”出发,说明了“很显然,这里所采用的自由观涉及确保行动和决策自由的过程,以及人们在给定的个人与社会境况下所享有的机会”[5 ]12 。在这里的“所谓”很显然,实际上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诸多情况下存在着黑格尔所谓的“形式上的公正”的隐忧,当然森也反对形式上的民主过程。然而对于权利(entitlement) 如何获得,却留下了一个疑问,似乎仅强调了客观环境,而没有对贫困主题进行探讨。一个反例就是印度自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体,按照这样的观点,那么印度应该有更多的机会摆脱贫困。无论如何,森的著作对世界贫困与反贫困领域的影响是巨大的,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1995 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高层会议上,117 个国家签署了哥本哈根宣言及其行动纲领,其中对区别于全面贫困的绝对贫困的定义如下:“绝对贫困是表现为基本人类需求被严重剥夺的一种情形,包括食物、安全的饮用水、卫生设施、健康、居住条件、教育和信息等。它不仅仅依赖于收入,而且还依赖于对社会服务的准入。”另一方面,全面贫困被看作是具有“各种表现形式,包括缺乏充分的生产资源和收入来确保可持续的生计;饥饿与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差;有限的教育或缺乏受教育的机会;由于疾病而增加的死亡率;无家可归;不安全的环境;以及社会歧视与排斥。它还表现在公民在社会及文化生活的决策过程中缺少参与。”[7 ]
自1995 年以来,联合国系统日益对其发展方式进行重新定位,对准减贫,尤其注意贫困的女性化。作为一项措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扩展了人类发展方式,以补充对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唯一的依赖。1997 年世界银行开始告别深受批评的“华盛顿共识”方式,发起了一个新的全面发展框架,更多地关注免除债务和减贫。经合组织(OECD) 发展援助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也向同样方向改变。
在2000 年联合国千年峰会上,世界政治领袖促使国际社会承诺减少并最终消灭极端贫困,开展共同、协调的运动。峰会之后,联合国机构集体确认一套简明的8 个“千年发展目标(MDGs) ”,18 个对象和40 多个指标来衡量实施的进展。
与此相联系,世界银行[8 ]认为,贫困不仅指缺少收入,它是多维度的,包括经济、社会与政府治理的视角。在经济上,贫困者不仅不能享有资源和收入,而且还包括机会;因为其能力低,以及在地缘和社会方面受到排斥。有限的教育影响了他们找到能够改善其生活条件的工作以及接受信息的机会;营养不足和糟糕的健康服务而导致的健康状况,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工作以及实现他们身体与智力方面的潜力。这种脆弱的处境由于无社会保障带来的不安全感而恶化。生活在边缘状况下,没有可以求助的资源,任何冲击都是猛烈的或者不能弥补的。这种形势由于穷人被排除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向的决策过程之外,而变得更加恶劣。
关于贫困的定义,从现有文献中可以查到很多,这里筛选了Peter Saunders[9 ]收集的几个带有历史背景的定义: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76) :“按照必需品,我理解不仅是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商品,而且是社会习惯所导致的那些即使在最低状态下的可信任的人们连不体面的必需品都没有。比如,一件亚麻衬衫,严格来讲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是在当今时代⋯⋯一个可信的日工如果连一件亚麻衬衫都没有就出现在公众之中,那么对一件亚麻衬衫的需要将用于表示贫困的失体面的状态。”
西波姆·卢文垂(Seebohm Rownt ree ,1899) :“一个家庭被计算为贫困,如果他们的总收入不足以获得仅仅维持体力功效的最低必需品。”
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 ,1942) :“在考虑工作年龄(working age) 的人群在收入中断时所需的生存需要的最低收入方面,需要有充足的食物、衣服、燃料、照明与家庭所需的杂物以及租金,尽管有些花销是无效率的。”
乔安娜·曼克、斯图尔特·兰斯雷(Joanna Mack and Stewart Lansley ,1985) :“贫困是被迫缺乏社会上感知到的必需品( Poverty is an enforced lack of socially perceived necessi2
ties) 。”
阿马迪亚·森(Amartya Sen ,1992) :“贫困是缺乏基本的达到某些最低可接受的水平的能力。与此相关的机能可能在如下方面有所不同:从基本的身体方面的比如良好的营养、足够的衣物与居住条件、避免可预防的疾病等等,到更复杂的社会成就,比如参与到社区生活中、能够在公共中出现而不丢面子等等”
二、国外研究的最新进展
进入21 世纪以来,全世界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无论从范围上还是从深度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特别是在2005 年前,国际社会为实现世纪发展目标,各自对自己的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政策部署。本部分仅就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以及部分涉及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加以回顾。
2000 年在日本冲绳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上提出的《全球贫困报告》认为:“贫困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类状况,它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贫困、减少社会不平衡。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合适的社会政策是战胜贫困的关键,同时,减少贫困有助于穷人有成效地参与到经济中而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本身不能保证消除贫困的成功,贫困的其他重要维度,比如生活质量和在决策中的参与同样需要给予关注。”
理解穷国与富国人均收入的不平等是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任务。人均收入的来源通常分为三部分:物质资本(机械) 、人力资本(受教育与培训的年限) 和技术。技术在计量经济学模型中被表述为残差项,包含了前两项不包括的任何东西。经合组织对国家富裕与贫困的研究[10 ]揭示,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外,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仅仅是富裕国家的30 % ,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平均贡献,则是富裕国家的2/ 3 ,这三项的乘积产生了结果的30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更惊人,资本、人力和技术这三个组成部分对其财富的贡献份额分别是富国的50 % ,将这三项相乘,显示出为什么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均收入仅仅是富国人均收入的12 %。因而贫困是由决定财富的这三项要素的组合,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项来解释的。其后这篇论文对这一组合的每一项进行了分析,认为与富裕国家相比较,贫穷国家不能吸引外资,这提出了第一个希望———积累被作为贫困的降低而吸收的积极的动力。考虑到人力资本的作用,尽管有无可否认的进步,但贫困国家在受教育的年限方面不可能超过富裕国家。不过这种阻碍可以通过生命预期方面的改善而得到补偿,似乎人均寿命达到或超过55 岁时贫困国家在接受教育年限方面能够超过发展中国家。通篇论文提出了这样一个讯息:在同时提供固定资本、健康、教育和知识的情况下,贫困国家的增长策略是有可能实现的。
Griffin 按照土地改革实践的不同区域,研究了土地分配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这些区域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苏联国家,以及作为成功典范的东亚(包括中国和越南) 。其中论证了所有成功的土地改革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高度的土地没收,全部的补偿以及各式各样的“市场友好的”土地改革不太可能成功。[11 ]
关于贫困的界定与相关文献的浏览,德弗罗(Devereux) 对绝对贫困或赤贫(destitution) 的研究挑战了当代贫困话语中若干成见的三个方面:贫困的定义(基于收入的狭义定义与多维度方式的广义定义) ;贫困的度量(定性与定量方法) ;时间范围(长期与过渡性贫困) 。承认贫困的多维度很少被反映在综合的分析或政策框架中《, 世纪发展目标》集中在简单的数量指标,未能区分贫困的程度。相对照而言,德弗罗论述了贫困本质上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并强调贫困的深度( severity ofpoverty) ———与强调贫困持续时间的“长期贫困”相对照。贫困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没有能力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没有财产,以及依赖于转移性收入;并根据“可持续生计”方式制定了一个分析贫困的分析框架。[12 ]
国际劳工组织( ILO) 从人性化就业方面对摆脱贫困做了说明和倡议:“我们知道工作是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但人们无法通过立法产生就业和摆脱贫困。它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要求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政府、雇主和工人在规定一种积极的共识方面发挥有一种独特和重要的作用。”并且从人生的长期时间跨度对贫困进行了说明,其中关于贫困与贫困者的阐述如下:
贫困是一个复杂、根深蒂固和普遍存在的现实,但贫困也有其另一面。生活在物质匮乏条件下的人们从巨大的勇气、独创性、持久性和互助的存储器中吸取力量,继续单调地生存下去。工作穷人是最终的企业家。
贫困中的人们以生存的意志度过每一天,但是不具有沿着机会的阶梯向上攀登的支持和可能性。试想,如果阶梯到位,其努力可以提升起他们。我们共同的责任是帮助把梯子架好。
毕竟,穷人并不引起贫困。贫困是结构失灵和无效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后果。它是不适当的政治反应、破产政策思想和不充足的国际支持的产物。[ 13 ]
关于性别与贫困方面的研究,Chant [14 ]进行了回顾,并从拉丁美洲的研究中得出在新世纪促进性别与贫困研究的展望:不仅要打破在贫困研究中主流方式中的性别盲点,还要对从“‘意识到性别(gender2aware) ’的贫困分析与鼓吹”这个保护伞演化而来的、起反作用的、单片机式的方式进行实质性的审视。这将允许我们适当地、更有效地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触及由某些特定人口面对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障碍。在这方面,一种融合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参与式研究的“合金”式的混合方法,用于通过一种性别敏感的方式获得更加综合的、更高质量的关于性别方面的信息,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
在关于移民与减贫方面,世界银行(Adams 等) 的研究指出,一个国家总人口中移民数量每增加10 % ,该国每天生活在1 美元以下的人口将减少119 %[15 ] 。英国下议院国际发展委员会对此做出了探索,并倡导国际上伙伴关系与政策的一致性。全世界1965 年移民数量为7 500 万,占世界人口的213 % ,而2000 年为1175 亿人,占世界人口的219 %;即2000 年的移民数量比1965 年增加了1 亿。但难度是移民的管理。对移民的管理,尤其是为减贫进行的移民管理,不是单个国家的事务,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必须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双边和多边伙伴关系。与移民有关的许多其他问题包括安全、艾滋病、环境恶化、国际贸易、农业补贴、性别不平等以及武器的出口。当然,现在谈论移民与发展的话题与20 世纪90 年代谈论贸易与发展有些类似,但人们开始论及移民有一个发展的维度。[16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信息与通讯技术扶贫领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作为发展的一个多维度方式,信息与通讯技术( ICTs) 可以充分发挥执行能量,这也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挑战。但是,这些技术期望能改善数百万贫困人口的日常生活。其中提出的减贫框架提供了一个实现该潜力的指导工具,并提出了如下原则: (1) 制定减贫战略而不是信息技术战略; (2) 通过私有化、竞争和独立的规章制度来改革电信行业; (3) 促进公共准入———总需求的可持续性(不仅是财务的) ; (4) 进行体制改革取得转型效益; (5) 形成适当的聆听穷人声音的途径。[ 17 ]
马丁·拉瓦里昂和陈绍华的研究发现,1980 —2001 年我国极端贫困的发生率急剧下降,然而减贫工作在不同阶段及不同省份之间的进展并不平衡。尽管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对减贫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大多数贫困人口获益主要归功于农村地区的发展。对全国范围内的减贫工作而言,经济增长的模式非常重要,即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远比城市地区经济增长重要,农业要比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更为重要。农业部门内部日渐上升的不平等程度极大地延缓了减贫进展。起初,不平等程度相对严重的省份,减贫速度更慢,这是由于这些省份不仅发展速度较慢,而且减贫对增长弹性也较低。农业税和通货膨胀损害贫困人口的利益,而对外贸易对减贫则几乎没有短期影响。[18 ]
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8 、1995 和2002 年的农户调查数据, Khan 对亚洲金融危机前后我国减贫状况比较分析结果揭示,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尽管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减贫速度却比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时期要低。研究发现,与金融危机前相比,我国减贫的速度差异突出表现在: (1) 快速的个人收入增长,尽管它是扭曲的、有利于城镇区域的; (2) 更重要的,在金融危机后,相应于收入的分配方面的绩效更出色。该研究提出,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在减贫方面比单纯的收入增长率对减贫的贡献起的作用更大。Khan 解释了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应对下岗职工而开始的再分配经济政策,通过减少收入不平等而充分地改善了我国贫困状况。这些政策包括为下岗工人提供的失业与养老防备;对富人浪费性补贴的减少;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居民户产权的扩大,作为一项为住户提供再分配性社会保障措施。然而,对于流动人口而言,缺乏对这些利益的准入机制可以部分地解释他们相对于居民而言的贫困程度更大。[19 ]
分权(decent ralization) 一直是捐赠者和发展机构倡导的作为拓宽公民参与、改善当地治理,从而从底层促进减贫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对包括我国在内的19 个国家的案例研究进行综合回顾的基础上,约翰尼斯(Johannes) 等发现,在分权与减贫之间不能建立起一种明确的联系。在一些机构脆弱和政治冲突的贫穷的国家,分权实际上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有趣的是,分权对贫困的影响似乎很少依赖于物质上的国家背景,比如一个国家的大小或基础设施质量,而更重要的是依赖于决策者们确保面向穷人下放权力这一个过程的意愿和能力。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同时总结了两条政策经验:首先,在一个国家不能履行其基本职责的环境中,分权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不应当是捐赠者的首选;第二,在能够履行其职责的国家,分权会是一个减贫、改善贫困者的代表权以及在服务传递方面更好瞄准服务对象的强有力的工具。为了使分权的潜在收益全部得到回报,捐赠者在这些国家的干预应当集中于提供技术支持,并在当地以及国家层次上对他们资助政策的协调予以改进。[20 ]
拉古拉迈·拉詹与路易吉·津加莱斯[21 ]的研究表明,贫困的持续并不见得与糟糕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有必然联系。制度通常是直接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影响却来自政治利益集团。只改变制度的形式,而不触动其背后的政治势力,将没有结果,因为强大的政治势力总能找到应变的对策。因此,拉古拉迈等的研究核心在于,与其关注制度的缺失,不如关注需要良好制度的利益集团的缺失。拉古拉迈等指出,这将使未来的讨论转移到要素禀赋与如下问题上:我们怎样才能改变贫困国家的要素禀赋,特别是克服占据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的阻力? 这个问题可能比如何改变制度的问题更有指导意义。
我国的经济发展,各省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Heilig 的研究认为,我国大多数发达省份和城市与一些西方先进国家属于同一阵线,而中西部落后的省份停留在贫困的非洲与亚洲国家的水平。我国的省份包含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异的全部范围。[22 ]有些观察家论证了这种新的而且明显还在增长的生活水平的差异,可能会给我国的政治稳定带来有害的后果[23 ] 。然而,我国经济在地理层面的多样性差异,与欧洲的情况并无多大差别。欧洲的经济生产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而大量的地理区域和大面积区域的人口仅仅贡献了全部GDP 的很少一部分。经济生产的地理与人口集中似乎在欧洲和我国是共同的现象。该研究的一个特别说明是仅仅着眼于我国各省之间在创造收入方面的不平等,而中国的发展也表现出巨大的省际间教育、基础设施可用性、自然资源、健康以及许多其他领域的不平等,这些都要求进一步的评估。
在1978 年以前,我国处于计划经济的低收入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没有显现。经济改革使市场的力量得以释放,提高了经济效率,结果经济的增长也使不平等增加。Luo 等利用我国经济、人口、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1989 、1991 、1993 、1997 、2000 和2004 年) 对8 个省份的抽样调查样本,分析了1989 —2004 年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及结构转型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24 ]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均从经济增长中收益,贫困人口下降,但家庭人均收入的不平等在扩大,特别是在沿海城市居民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居民与那些接受教育少的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动力出现了“争上游”的形式。收入不平等的增长是在发展的特定时期不可避免的,然而,机会的不平等将对长期发展的前景造成破坏。[ 25 ]
(世界) 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最近的研究[26 ]表明,体制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而且这其中有两个挑战性的问题,即经济体制是政治平衡与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如何更好地了解这种平衡是很关键的,但目前知之者甚少。尽管在东亚出现的发展威权统治是真实的,但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从来没出现过,所以产生一个这样的国家无论是从政治自由的观点还是从经济增长方面似乎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也应该注意缺陷,民主并不能促进增长。其中以我国经济改革作为例子对经济起飞的时机与政治平衡进行了说明。
由于贫困的多维度性质,关于贫困研究除了主流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研究领域以外,在社会学以及政治科学领域也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关于贫困的解释,比如布迪厄的《世界的贫困》[ 27 ] ,从文化资本的角度对贫困现象进行了剖析。
三、国内研究的最新进展
我国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既涉及宏观层次的关于扶贫战略方面的研究,也涉及大量针对微观层次上的研究,在大量研究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又有对城市减贫方面的探索。
林毅夫认为,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减少农村劳动力为主要战略目标,只有这样,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才有可能增产增收;而要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则又必须使整个国民经济在发展早期按照比较优势,多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增加城市的就业吸纳能力,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才不会变为城市的无业贫民。只有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发展的主要目标,传统的以提高农业生产率为着眼点的农村发展战略才能真正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28 ]在国家的贫困与富裕的根源方面,林毅夫指出:“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因为政府的政策决定了一国经济中其他政策安排的质量。而政府是由政治领导人来管理和运作的。政治领导人的个人目标与整个社会目标可以完全重叠。政治领导人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应按照当时的社会思潮来做决策,才可能是最佳选择。”[29 ]他个人的假说是,任何发展中国家其实都有机会,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来发展经济,然后进入发达国家。其中的关键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技术变迁的作用。
在世界各国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开展减贫运动的同时,我国的学者们也围绕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展开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的定义、成因、类型、测量和反贫困战略等方面。叶普万对贫困经济学的研究做了文献综述,回顾了20 世纪60 年代以来贫困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增长和缓解贫困,贫困的内涵、度量和类型,减贫战略及其演进等一系列热点问题的研究,并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在宏观上将减贫战略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微观上将瞄准机制直接瞄准穷人以及进行制度扶贫等政策建议[30 ] 。郑志龙从社会资本的领域对政府反贫困策略进行了探讨[31 ] 。
王朝明[32 ]全面总结了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转型中贫困问题的研究成果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我国对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首先侧重于农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生存状态和发生机制、贫困人口素质和农村扶贫的组织工作体系、扶贫运作方式、扶贫瞄准传递机制、效果评估指标等问题,业已取得了一些有影响性、阶段性的理论研究成果。如“资源要素贫困观”、“素质贫困论”、“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系统贫困观”、“结构性、区域性和阶层性的贫困论”,以及在地区经济增长、小额信贷、以工代赈、项目开发、人力资源培训、劳务输出、移民搬迁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农村反贫困的大量研究成果。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城市贫困作为社会转型、体制转轨、阶层分化加剧的产物日渐醒目,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和重视。目前,国内学者对我国城市贫困含义的界定,城市贫困规模与成因、后果和治理对策等已做了一些的探讨和研究,初步形成一些研究成果,但是,我国城市贫困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如何有效抑制体制转轨、结构调整中新贫困人口增加方面,在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城市反贫困战略体系方面,在整合我国农村扶贫与城市反贫困的互动机制方面,在科学地、动态地预测世纪我国城市贫困发展趋势以及建立城市贫困恶化预警机制与监测系统等方面,都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深化、探索和拓展的领域。
王大超和马园园[33 ]从政党与国家的层面回顾了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贫困状况及反贫困战略、政策与实践,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30 年来在反贫困领域做出的巨大成就。
王庆林、贾敬[34 ]利用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对贫困与反贫困进行了社会学分析,指出,反贫困应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反贫困的主导趋势是以“项目”为中心的。围绕项目,将贫困人群吸收到项目中来,向这些人群输入一种新的生活观念、行为模式和实践逻辑,这样不仅可以使贫困人群从项目中获得实际的经济收益,而且可以改变贫困人群的“实践感”,从而实现双脱贫———经济生活的脱贫和文化与精神的脱贫,这样有利于把反贫困的主体开发为多元性的。
关于反贫困模式方面的研究,李迎春等[35 ]的研究认为,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研究的理论课题。通过对开发式反贫困、小额信贷反贫困、异地开发反贫困、对口反贫困以及企业反贫困等农村反贫困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综合现有各种反贫困模式的优点,李迎春等认为,政府支持背景下农户参与式反贫困模式———“政府+中介组织+ 贫困农户”模式才是符合农村贫困地区特点,可行、易操作的反贫困模式。
关于我国反贫困的效率问题,王宏梅认为: (1) 反贫困政策的供给脱离贫困者的实际需求; (2)在反贫困过程中执行政策的主体没有从贫困主体的实际出发; (3) 在扶贫当中忽视性别意识。妇女在与男子共同承担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同时还承担着繁衍后代的神圣责任, 孩子出生后到成人几乎都由母亲来照顾和教育, 所以女性的素质会影响到家庭、社会进而到国家的综合素质和国力。[36 ]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的研究中,高晓华等提出,我国转型期社会发展需要(1)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道路; (2) 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积极寻求技术创新; (3) 重视再分配中政府职能的作用。[ 37 ]赵春丽认为,弱势群体由于客观原因或自身条件限制而无法公平获得有效的政治资源,享受不到完全的公民权利,不具备现代政治意识,不能有效地进行政治参与以影响政治决策和政府行为,自身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实质性政治地位低下,呈现一种政治贫穷的状态。为此,要完善弱势群体的法律与政治权利,进行权利补救;健全民主制度;进行制度补救;改善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进行经济补救;提高自身素质,进行文化与政治素养补救[38 ] 。周明海[39 ]对后农业税时代应认真对待农民的发展权问题进行了探讨。
四、对文献的评价
目前,国内外关于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已从单纯的收入贫困研究拓展到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及健康领域各学科。由于贫困的原因各有不同,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各异,因而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研究中所分析的每一个致贫因素可能都很重要,但是,在反贫困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多维度、多部门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目前在全球实现世纪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似乎出现了从注重增长的极端走向只强调分配的极端,这与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学视角下的贫困观点不无关系。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单纯追求定量化的世纪目标的举措,不发达国家严重依赖外部援助、不能对其内部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进行完善的话,这种着重于财富二次分配的“大推进”减贫战略则不可持续。实际上,在整个社会发展以及减贫领域,正如温家宝总理最近所提出的“, 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同等重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公平的分配应协调、兼顾,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没有增长的分配是低水平的分配,而不注重公平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增长,是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我国在反贫困领域取得了进展,这是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进一步总结我国的反贫困经验,促进我国未来减贫的效果,并为帮助发展中国家脱贫提供经验,需要对我国的减贫经验进行全方位总结。但是从现有文献来看,从经济学领域对减贫研究得较多,综合性研究较少,另外,在减贫比较方面文献不多,如两地区间的减贫对比,这是后期研究需要关注的领域。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无论是国际上对发展中国家的减贫研究,还是我国国内的研究,对贫困群体脱贫的动态研究几乎是一项空白,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详细贫困监测数据的缺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部分贫困人口脱贫以后,最后的减贫攻坚阶段以及城市贫困更需要这种动态研究。以往对于贫困的研究,由于贫困人口的规模较大,因而难以做到如此细致,总体而言,单一按贫困线划分———人头比例的度量,漠视了贫困的深度。图1 中黑点代表按纺锤体分布(正态分布) 的某地区全体人员的收入,可用于代表贫困群体。有些贫困群体在脱贫以后会因各种原因而“返贫”,那么在一定时期内,比如从时间1 到时间2 ,社会的总体收入提高,因而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会大大减少,这时贫困人口的减少数量应该等于从时间1 到时间2 全部减贫人口减去同时期又从贫困线以上离贫困线较近的人群重新返回到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到底有哪些人口属于重新返贫的人口? 到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图1 中的波浪线代表在一定时期内贫困群体收入的动态变化过程。实际上,在每一个收入水平层次上都存在一个动态过程,比如收入最低层的贫困群体,他们虽然未脱贫,但他们贫困的深度是可以测量的。倘若不考虑贫困的动态性,那么在一个时期内的减贫效果可能会被低估,因为完全挣脱贫困线的人数可能会被因家庭成员变故(比如离婚、打工致残) 、失业等因素陷入贫困的人数抵消一部分。因此,在贫困人口渐渐减少的过程中, 贫困深度与减贫群体的动态研究将是未来减贫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