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里来土改工作队了” !
1950年夏天的黄安沸腾了。
武汉市是1949年5月16日解放的。1950年,当时的中南局就决定在湖北省的黄安县(后改为红安县),进行土地改革试点,为期一年。並決定由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的毕业生组成土攺工作队,我也被中原大学指派为工作队员,参加了红安县的土改工作。亲历了这场伟大的变革。
土改工作队首先在孝感集训,目的是要提高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学习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政策。随后我们背着四十多斤重的行装步行三天到达黄安县。当时的黄安,生产水平非常低下,田地荒芜,民不聊生,一片荒凉景象。绝大多数农民吃不到米饭和白面,都是吃红薯,而且还是红薯根,苕叶并带有泥巴。广大贫苦农民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早上苕三碗,中午三碗苕,晚上苕过夜,明天早上还是苕。”这就是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下去之后,我们工作队员也和农民一样歺歺都是苕。
下面我讲的虽然是红安1950年土改的情况,但是它在全国却带有一般性。从中也可以得出一些共同的结论。
首先在我们下村以前,对那些有重大恶迹,有民愤的危险分子进行了摸底排队,并对其中最危险的人进行了严格的监控。下村以后,土改工作经过了几个较大的环节:扎根串连发动群众、划阶级斗地主,镇压反革命和恶霸地主、分田地(包括地主的房屋和财产)、复查、政权建设,然后转入发展生产。其中,发动群众和划阶级又是整个土改运动成败的关键。
扎根串连、深入发动群众
充分发动群众是土改顺利进行的基础。当时的农村,封建宗族房头关系影响极深。农民非常重视相互间的血缘关系,并以此来分亲疏。我们针对此就大力宣传阶级观念,强调阶级亲、宣传剥削与被剥削和谁养活谁的道理,来提高广大农民的觉悟。
但是这一工作的难度很大,因为地主、富农与贫民、雇农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都是在一种亲情,一种叔伯、兄弟等关系的外衣下掩盖着。特别是一些老实的农民,长期以来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地主、富农看在亲戚关系上,租土地给自己或者雇佣自己,生活可能都成问题,他们对地主、富农往往更多的是感激。而看不到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养活了他们,认识不到自己受剥削的道理。
为了把群众发动起来。下村后,第一步就是要进行访贫问苦找到一个几代人都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住户,也就是要扎正根子。可是我们下去以后,那些主动接近我们的,往往不是我们想依靠的贫苦农民,而是一些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流氓无产者。后来土改中,有一些地方运动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却出现了捆绑吊打和为了挖地主的浮财甚至逼死人等违反政策的做法,大多就是因扎根不正所造成。所以当时非常强调扎好根。只有根子扎正了,那么通过土改根子再去串连其他人就比较可靠了,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吧。
我记得有一次我被派到一个叫做袁家畈的村子去土改。这是一个百户以上的大村。这也是旧社会的一个土匪窝子,因为男人当土匪被镇压而成为寡妇的就有几十人。这个村子的民居建筑非常有“气势”、不少家里都修有暗室、暗道,整个村落横纵交错极其复杂。这也是一个宗族势力很强的村。我背着背包来到村长家,村长初步的介绍了情况之后,问我住哪一家,我一时无法决定。天已经黑下来了,我说今天就先住村子的公屋里吧。于是村长把我带到了村头上的袁氏宗族祠堂。这是一个非常高大宽阔的祠堂,祠堂四壁摆放着许多村里老人们准备去世后用的棺材。村长叫人把一副棺木抬到祠堂中间并把盖子翻了过来,再放上一捆稻草就算是我的床了。我把背包打开,铺上被子,关上祠堂的大门就睡到这棺木盖上了。屋里一片漆黑,外面刮着大风,脑子里盘算着明天怎么深入群众,找到一个可靠的住户,心里却害怕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在这么一个可怕的地方。越怕越睡不着。到了深夜,祠堂不断发出了喳喳的响声。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因为祠堂年代久远,四周板壁干裂发出的声音,吓得我把头紧紧的蒙在被子里面。这一次我也领教了什么是“度日如年”了。第二天天一亮,我赶紧找到村长并对村里住户进行摸底排队,然后进行家访,找到了一户经过详细调查,认为各方面都比较符合条件的住户住了下
来。
发动群众是艰难的,但是一旦群众发动、组织起来后,他们爆发出来的热情和声势也是巨大的。红安是革命的老区,也是一个山区,到了冬天,天氣越来越寒冷,农民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大家围在用树蔸燃烧的火堆旁取暖,边唱着“谁养活谁”等革命歌曲,边讨论问题。当时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并由贫雇农和中农组成农会。在以后整个土改的过程中,一切重大问题都先经过贫雇农讨论,然后通过农会把政策交给广大的农民去贯彻执行。
充分地发动群众乃是土改顺利进行的基础。有些地方后来在复查中发现了许多问题,存在着夹生饭,其根源多是由于群众发动不够或者依靠的人出现了偏差所导致。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土改工作队员都与农民实现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被轮流派到贫农、雇农和中农家里吃饭,每天交一毛钱。有一天我被派到一家患有肺病的贫农家里,虽然他不断的咳嗽、吐痰,家里卫生条件极差,我还得硬着头皮与他同桌吃饭。也是在土改时期,农民手把手地教会了我耕地、栽秧、割麦子等农活。也正是在这期间培养了自己对劳动人民更深的感情,加深了劳动观念。这就是说,发动群众的过程既是提高农民阶级觉悟的过程,也是自己接受他们教育的过程。
划分阶级,“劳动不劳动分地富”
划分阶级就是要分清敌、我、友。因此严格地按照政策正确地划分每个农户的阶级成分,对所有的村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情,同时这也是土改成败的关键。
当时,根据土改政策将农村阶级划分为:贫农、雇农、中农(中农又分为佃中农、中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和小土地出租(小土地出租并不是一种成分,只是因为有少量土地出租,而其主要生活来源非土地收入)。我们的做法是:首先在少数贫雇农积极分子(也就是我们依靠的土改根子)会议上对全村逐户摸底排队,计算各家的人口,田地、家庭成员是否参加劳动、是否有土地出租或者租有他人的土地、是否有雇工或者受雇于人、是否放有高利贷或者受高利贷盘剥、除土地外是否有其他收入,计算每户解放前三年的主要生活来源,搞清楚解放前每户家庭成员的变化(如:娶媳妇,嫁女儿等);接着在村农民协会上报告各户的基本情况,请大家进行审查、比对;在各户自查和互查的基础上出榜公布。情况基本弄清楚,大家无异议后,再开会划阶级。采取自划和互划的办法,很快谁家是贫农、谁家是中农,谁家是雇农、谁家是地主或者富农就出来了。少数有争议的农户暂不定案,等进一步了解情况后慎重处理。
在划阶级过程中有几个难点:1.佃中农和贫农的划分。二者都租有地主较多的土地,都受地主剥削,不同的是:贫农自己只有较少的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缺少耕牛农具,生活贫困;而佃中农一般有较多的土地并且农具耕牛比较齐全、家庭劳动力比较强,农副业等各种收入较高,生活较好。我们在二者界限难区分的时候,往往是就低不就高,都划为贫农。2、富裕中农和富农的划分。二者都有土地出租,或者雇有长、短工,都有一定剥削;不同的是二者剥削数量的区别,当时政策规定是剥削量超过其总收入的25%的就应该划为富农,有剥削但是其剥削量不足25%的是富裕中农。也就是说剥削量超过25%是二者从量变到质变的分水岭,而这一点往往很难把握。在当时,有掌握从严的倾向,把那些可划可不划为富农成份的农户也划成了富农。3、地主和富农的划分。政策是:‘劳动不劳动分地富’,不劳动而拥有大量土地,完全靠雇工和出租土地过剥削生活的才是地主。但是我们常常遇到这种情况,有的农户拥有土地数量很大,有雇工,并且出租土地,主要收入是剥削所得。但是家庭主要成员又参加了部分劳动。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怎么办?当时为了满足贫雇农多分土地的愿望,我们往往把他们的这种劳动说成是监督雇工而进行的“监督劳动”,说监督劳动不算劳动。今天回过头来看,应该说是一种“左”倾向。
在划阶级的过程中,为了提高贫雇农的阶级觉悟并与地主、富农划清界限,从一开始就强调要通过斗争来取得胜利,一再强调要防止“和平土改”。所以划分阶级最后是以斗地主来完成的。
为了斗倒地主,工作队员都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那天,是我工作的刘仁里村开展对地主斗争会的日子。县长程鹏同志亲自下来视察,他坐在斗争会场的最后边观看。斗争会开始了,首先由贫农组组长发言诉说这个地主的发家史,控诉了他多年以来对本村贫苦农民的压迫和剥削。接着其他人一个接着一个的发言,发言很踊跃,群众的积极性很高,不断有人带头喊口号。但是这个老地主就是不低头,表现出明显的不服。我正在着急的时候,突然地主家的那个一直未能发动的老长工站起来了,他不再去算那些剥削帐,一下子把话题转到地主的家事上来,他用非常具体的事实揭露了地主家腐朽、淫乱的生活情节,这是地主出乎意料的,他一下子低下了头,我也松了一口气。程县长看到这里也绽开了笑容。
在我工作的永和区,还开过两次几个乡群众参加的大型的斗争会。这两次是斗争恶霸地主,通过斗争,当场宣判并处死了几个有命案和重大罪行的恶霸地主。这也是土改过程中发动群众的一个重要环节【当時,这些悪霸地主的罪行材料都是经过工作队员之手整理的,不少材料往往是一面之词,既欠缺仔细查证,又缺乏本人的充分辩护。实在值得反思】。从而造成一种强大的对敌斗争的声势。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套锣鼓一起打。
分田分地,先填“坑”、后补“齐”
土改,主要是对地主的田地、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和房屋予以没收,分配给广大贫农、雇农。对地主的生活资料一般是不动的。但是,在发动群众的初期,有的地方为了急于让群众享受到胜利的果实,提高斗志,往往把注意力放在挖地主的浮财上。特别是哪些二流子对此最为积极。他们首先把矛头指向追地主的金银财宝上,有些地主分子也因害怕,暗地里将财产分散到亲朋好友家里,或者埋藏到地下。对地主的浮财群众心中是无数的,只是猜测他们可能有什么,有多少。为了挖出更多的地主浮财,不少地方都发生了违反政策的做法。有時,土改工作队员到队部开会去了,积极分子在村里就私设公堂追地主浮财了,于是捆、绑、吊、打等错误的做法都出现了。
根据政策在土改中先对地主的田地和生产资料,房屋全部没收。对富农则只是没收其多出来的土地,对其房屋农具一般不动。对待中农(包括富裕中农)的土地、农具、财产更是不准动的。在分配中,则是先满足贫、雇农,叫做“填坑”;然后补给佃中农不足的部分,叫做“补齐”,对于地主分子及其家属则分给同等的一份。土地改革要消灭的是地主这个阶级、但绝对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每一个人。土改的目的是要实现‘耕者有其田’,同时也是要把每一个地主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为新人。另外,在分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对全村的土地重新丈量,而只是根据原有的地契和大家的记忆(本村田亩的情况),经过贫雇农和佃中农的讨论、协商,肥沃的与贫瘠的搭配、远村的和近村的搭配、水田与旱地搭配,比较顺利地获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大家都很满意。
田地分完后,经过一段时间,工作队又组织了复查。复查的重点是査阶级划分是否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政策,查漏划、错划;其次查土地、农具、房屋分配是否公平合理,特别要求检查是否按照政策分给了地主份子及其家属同等的一份。有不少地方分给地主的往往是最差的。只有通过了复查的地方,才算土改工作基本结束。
土改后,村子里牵起了电线,家家户户安上了电灯,并掀起了办夜校,扫文盲、学文化的热潮。各村还自发地组织起了生产互助组,准备春耕生产。土改翻身后的农民沉浸在喜悦之中。他们发自内心地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
选举乡干部,投下神圣的豆子
土改完成后,接着进行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当时县以下是区公所、乡(镇)政权和村公所三个层次。区公所是县的派出机构,村公所则是乡(镇)的派出机构。“村”称行政村,有的是一个大自然村设有一个村公所,这个大自然村就是一个行政村;有的是若干个小自然村合设一个村公所。那么那些小自然村加在一起才是一个行政村。村公所主要完成乡(镇)政府交办的各种工作,和今天的自治村不同。“村”设村长一人,秘书、干事各一人。所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主要是指乡(镇)政权建设。
这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召开。还没有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所以当时建立乡(镇)政权主要是成立乡一级人民政府。
翻身后的农民政治热情高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各乡乡政府选举的动人情景。其过程是:先由各村选出代表若干名,同时经各村代表反复酝酿提出乡政府成员候选人名单。最后由工作队和乡农协委员会确定一个正式的名单并予以公布。当时提出的乡政府候选人,多数都是土改工作中我们培养出来的翻身队成员或土改中的积极分子,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所以意见很容易统一。最后由各村选出的村民代表来投票选举乡政府成员。
乡政府选举是在露天进行的,会场布置既简单又隆重,除村代表外各村群众都穿着新衣,兴高采烈地来观看这次史无前例的选举。当时的场面和气氛使我真正的感受到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选举是劳动人民盛大的节日。广大农民群众以过节一样的心情来迎接了这次选举
在会场的前方,主席台下十四位候选人背对群众和代表坐在一排木凳上。每个候选人的背后又放了一个木凳,木凳上放着一个碗。村民代表要在十四位候选人中选出七位来担任未来的政府人员。代表们在候选人后排成一条长队,每人发了七粒豆子,自己同意谁,就在他背后的碗中丢下一粒豆子。代表们非常认真负责的投下了手中七粒神圣的豆子,选出了他们的当家人。
乡长则由七名委员推选出来,实行委员制,政府决策由委员多数来决定。这虽然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程序规则不够完善的民主过程,但是它却真实的反映了民意。乡政府成员是由农民选举产生的,他们认识到必须对全乡农民负责,当选后的积极性很高、很高。我所在的永和乡的乡长当选人原来是一个小手工业者,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叫陈开植,1987年我去红安时他还健在,已退休在家,住在城关。到了2007年我再度去红安时他已辞世.
这是一个错误:把“地富”分子当作敌人“专政”了三十年
土地改革破除了几千年来压在亿万农民身上的大山——封建的土地制度。通过土地改革,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富农阶级已经不复存在;广大贫雇农也因分得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中农化”。同时,由于土改后广大农民积极性的高涨,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改革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共产党民主革命中提出的土地纲领的正确,证明了土地改革的成功。
通过土改,地主和富农作为阶级消灭了,那么对这两个阶级中的每一个成员即地主、富农分子应该怎么办?当时是在把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划成敌对阶段的同时,把这两个阶级中的每一个成员即所有的地富分子也都定成了敌人。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做法就值得反思了。从50年代初,一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地主富农“摘帽”,对他们实行了三十年的管制,也就是专政。现在看来摘帽是不够的,对他们也应该与对“右派分子”一样“平反”,因为这同样是一个历史性错误。近30年的时间里,地主、富农分子都被当作敌人或者另类看待,当成专政的对象,在政治上乃至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极大的歧视。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地劳动,不能“乱说乱动”,甚至不享有宪法规定地公民同等的权利。有的地主分子在解放前三年还是贫农或者贫农的女儿,是受剥削的,是从事劳动的,只是因为嫁到了地主家过了三年的剥削生活也和丈夫一起在土改中被划为了地主分子,成了地主婆。三年的地主家庭生活换来了30年的“专政对象”待遇。地主富农的子女则因出生地主富农,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受教育、参干、参军、就业等各方面都因出身和政治条件不好而受到限制,特别是生活在农村的地富子女处处低人一等。党的政策是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影响更大。就是地主,富农分子,他们的出身不也身不由己么?毛主席在土改之后指出:土改后划成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数在农村人口中占7%左右(《毛选第5卷》第122页),根据当时的人口数量,按照这个比例全国就有地主富农约二千五百多万,(如果再加上反革命、右派就更多了)。
在一个国家,公开把几千万人当成敌人长期实行专政,这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几千万人及其子女亲属长期痛苦的感受到压制和不公正,其危害性是可想而知。
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都应该分清敌、我、友。毛泽东一直强调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究竟谁是我们的敌人呢?新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多敌人啊!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划成敌对阶级并通过土改将这两个阶级予以消灭这是正确的。但是对这两个阶级中的成员,每一个份子就不应该简单的也都当成敌人并对他们实行长期的专政。在土改中,只能把那些对抗土改政策,反抗并破坏土地改革的人当作敌人、当成反革命。至于地主富农当中的绝大多数,不反抗、不破坏、甚至愿意接受土改政策,交出土地、财物。对他们就不应该统统地划到敌人一边。当然地主富农份子不反抗也是迫于形势,在思想感情上这些人是想不通的,他们甚至仇恨共产党,从内心深处对这场革命是不满的。但是,这种思想只要没有变成行动,就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简单化、庸俗化。我们必须全面地对建国后不断发动的阶级斗争进行深刻的反思,像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勇敢地为在这些斗争中受到过伤害的人平反,理顺社会中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这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条件。
土攺结束后工作队员与县领导合影,后排从右起第五人戴帽者是本人
重返红安,情系老区乡亲
1987年冬,在三十七年后,我又重返红安调查。进到县城,昔日破旧衰败的景象不复存在。路宽了,房屋整齐了,群众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精神面貌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已是一个新红安。
在县委和县民政局有关同志的陪同下,我来到37年前工作过的村子,看望土改时的朋友和父老乡亲。我们首先来到刘仁里村,那天天气很好,我们进到村子就看见一群老人蹬在一座房子的墙边晒太阳。我一边和他们打招呼,一遍问他们:“你们认识我么?”老人们都摇头,表示不认识。我又问:“你们还记得土改时,在这里工作的土改干部是谁吗?”我的话音刚落,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张厚安。”和我一块儿下去调查的王克安教授立即指着我对他们说:“这个人就是张厚安啊!”老人们顿时精神大振,都站起来,仔细地瞧着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人。大家把我们迎到家里,一边忙着烧水泡茶、炒瓜子、花生,一边向我问长问短。我也询问乡亲们的生活情况和土改后近40年来村子的变化,当询问到过去一块闹土改的某个年轻朋友,今天已经成为当面不相识的老人时,莫不感慨万千。接着我们又来到我工作过的另一个村子——田铺湾。进村以后,迎面碰到一个约80岁的白发老人,正提着畚箕和钉耙在拾豬粪、牛粪。我与老人打招呼后,问:“您在土改中划的是什么阶级?”老人平静地答道:“地主。”我又问:“谁把你划为地主的?”他不假思索的回答:“张厚安”,我一阵震动。我接着问:“你恨他吗?”回答是:“不”。“为什么不恨?”“因为那是政策决定的,不能怪那个年轻人。”我又进一步问到:“你认识我吗?”他摇摇头。我身边的王克安教授介绍说:“这个人就是把您划为地主的那个年轻人张厚安。”听到这话,我见他也是吃了一惊。继而我们又走访了几家农户,并沿着村子和村旁的小山转了一圈,就返回县城了。
这位老人说:土改时是张厚安把我划成地主的
40年后重返红安,回到自己土改过的两个村子,给我的震动极大。首先我第一次感觉到,一个人的某种行为会产生如此深的影响,无论你曾经对别人做过“好事”或者“坏事”,他都会记你一辈子,并记得如此牢固。其次,我在访问的过程中看到农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仍然不富裕,卫生条件仍很差,不少女孩子失学在家带弟弟、妹妹做家务,墙上的喇叭还挂在哪儿,但是已经不响了,村容村貌比土改时期显得更差,房屋前后拥挤,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过去满山的树林不见了,一眼望去见不到绿色。当然这都是人民公社留下的后果,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为时还不长,如果今天再去红安,就一定会是另一个景象了。我只能默默地祝福苦难深重的老区父老乡亲明天会更好。
2007年,在土改五十七年后我第二次又回到了红安这块热土。改革后的红安面貌又有了新的变化,房子高了,山上有树了,农民也富了。在当地领导和有关同志的陪同下,我来到了昔日住过的村庄,看望老区的父老乡亲们。在田铺湾、寒塘和袁家畈村,当地干部找来当时土改实践的亲历者进行了座谈。一些与我同龄的老农对土改时的情景和党的土改政策都记忆犹新。连那些在当时只有十岁左右的孩子(土改根子的第二代)对我的姓名都记得清清楚楚。回想在半个世纪前,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时隔半个世纪后,我的手又和他们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共忆起往事,令人感慨万千。历史仿佛又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回访中我与村子里农民朋友交谈
在我走访的几个村庄,中青年几乎全部离村而去,有的甚至连孩子也带进了城,剩下的都是“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老人们辛苦操劳了一辈子,现在应该是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而现实却是他们天天在盼着子女们常回家看看;孩子们在最渴望爱和温暖的年龄也难以得到父母的关爱和呵护。村庄昔日耍狮舞龙、踩高跷、迎亲嫁娶等热闹和喧嚣的场景也日益成为一种记忆。步入村庄,使人顿生冷落与荒凉之感。這种状况,虽然也是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非农化”过程经济发展的规律。但是当前我国农村人口的流动呈现出盲目和无序的特点也值得重视。现在农民最根本的问题是不愿意生活、居住在农村,不愿意务农,大家争相“跳农门”。田野的希望在农民,而农民却向往着城市。怎样才能改变今日农村“中青外出搞钱、老小在家种田”的状况,改变“务农的人吃亏、务农的地方吃亏、谁务农谁吃亏”的状况,怎样才能使农民对土地、农村和党的三农政策萌发出新的希望,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良性互动与发展,这是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思考和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在這次回访中,我看到一些地方在政府新三农政策的鼓舞下农民又萌发出对土地承包的热情,我也看到了新农村建设展现出的一些令人高兴的变化。在狮子口村,农民们都搬进了三层的楼房,水泥路通到了村民的家门口,有线电视和程控电话也“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改水、改厕、改圈,居民新区的农户基本实现了沼气化、电气化。在各居民小区配置了单杠、双杠、吊环等休闲娱乐设施,由农户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此番景象,令人宽慰。不过我认为,新农村建设,在当前更应重在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不能片面地追求住房的美化及形式上迅速的改变。我走访了居民新区的一些农户,了解农户家庭收入和子女教育等情况,也分享到农民的喜悦和快乐。我想,今后只有实行中央关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大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徹底改变农民传统的“肩挑背驮、牛拉犁耕”的作业方式,减轻农业劳动强度,更快地实现农业现代化和科学种田,使多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能与城里人一样得到同步的提高,农民才会安心在农村生活,才会安心务农。到那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幅多彩多姿、田园诗般的画卷——‘新农村’。
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