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揭示了16世纪以来西方大国崛起与衰落的原因,检视了制度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制度使结局完全不一样。

        关键词:国家兴衰;制度结构;制度绩效;产权        

      1500年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这九个国家先后崛起。葡萄牙是第一个殖民大国,西班牙成为美洲大陆的主宰,荷兰被称为17世纪发展经济的模范国家,但三个大国最终却在竞争中走向衰落。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日不落帝国”,法国却在王权的断裂与反弹中动荡,在夹缝中生存在德意志却走向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东方的列强日本也走向了武力扩张,争霸东亚的不归路。争霸好强的俄罗斯最终成为帝国主义列强锁链上最弱的一环,率先转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则最终赶上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什么九个大国兴衰的命运不同?为什么葡、西率先开始新航路却最终为英、荷所赶超?为什么法国总是处于主权集中的断裂与反弹中?为什么英美模式最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模范道路?从制度主义的角度很容易找到这些问题答案的切入点。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是,经济规则影响着政治规则,但是政治规则决定着经济规则,大国兴衰说到底是政治规则所决定的经济规则所导致,也就是说,是由政治结构决定的经济结构及经济制度安排所导致的。一句话,制度使大国命运完全不一样。

      葡萄牙和西班牙首先开辟了新航路,拉开了地理大发现的序幕,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使本来相互隔绝的世界各地联系起来,在东西方对抗中,长期处于劣势的西方从此开始对东方占据优势并最终奴役东方。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崛起的道路有着惊人的相似,并且衰落的道路也惊人的相同。伴随着英、荷等国的竞争,葡、西两国自身的问题充分暴露,很快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两国经济结构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两国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只用于消耗不用于生产,结果非但不能发展自己,反而阻碍了自己的进步。葡、西衰落的原因是综合性的,有文化、教育、政治、经济、战争等因素,但根本的是制度,国王权力得不到限制,王权肆意掠夺本国商业发展。因此,葡、西揭开了十六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兴起的序幕,但却最终因为制度结构以及制度安排的不当而走向了没落之路。

      在同葡、西的激烈竞争中,荷兰和英国算是比较成功的国家,然而荷兰在确立与葡、西争夺中胜出的海上霸权地位后,却由于过度依赖外界的经济,以及各行其是的地方政权使荷兰受制于人,最终丧失了独立的经济主权,走向了衰败之路。而英国这个一直属于文明世界边沿的岛国,最终成为殖民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世界地图似乎为它悄悄重新画过,英国从地球的边缘变成了世界的中心。[1]

      英国最终成为世界霸主,凭借的是它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制度文明,制度决定了英国的成功,英国和实行英国式政治的国家依然是世界上最为健康的经济体,到目前还找不到更好的治理形式取代之。英国的成功以铁一般的事实论证了制度范式的分析价值。

      英国今日的政治传统和政治制度的原型早在13世纪就已经建立起来了。13世纪形成了英国宪政史上的两个重要基础——《自由大宪章》和议会制度,它们共同奠定了英国宪政民主的政治基础。它们确立了“王在法下”和“无代议士不纳税”的原则。从此以后国王的行为受大宪章的约束,议会成为资产阶级对抗王权的有力工具。英国的自由宪政制度在以后的资产阶级与王权的斗争中不断地发展,1688年的“光荣革命”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1688年的‘光荣革命’以后的30年里,英国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政府信用制度代替了王室随心所欲的财政制度。而它恰恰是打败对手,最终奠定霸权的军费上的保障”。[2]

      1688年的“光荣革命”的意义远非如此,实际上“光荣革命”及其后的30年里,英国所取得的制度成就,最终奠定了英国当今政治制度的基础,使英国制度成为一种至今还散发活力的制度。

      议会对王室行为的限制赢得了“百年战争”,而“光荣革命”则最终奠定了英国的霸权地位。[3]尽管君主立宪制度从确立到完善仍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君主的权力不断下滑,议会权力不断上升,产生于议会的责任制政府也逐步确立起来。“光荣革命”为议会与王权的斗争中议会的胜利划下了实质性的句号。“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的制度设计基本上都是围绕限制君权以及加强议会的权力而进行的。1689年《权利法案》从法律上正式确立了君主立宪的基本架构;同年的《兵法变》则是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国王对军队的统帅权。从此军队由议会控制,再也不是仅听命于国王的卫队;1694年议会颁布《三年法案》使议会正式成为一个王权之上的常设性立法机构;1701年颁布的《王位继承法》排除了天主教徒成为国王的可能,使议会在王位继承问题上也发挥决定性影响,国王不再是世袭血统的当然产物,而是由议会来做最后的决定了。议会干预国王王位继承问题,表明王权事实上处于议会的控制之下了。

      王权式微,议会上升为权力中心,这集中体现在威维斯敏斯特式的议会制责任内阁政府的形成和发展上。英国最早奠定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模型。

      总之,英国的“光荣革命”及其后30年的发展历程,说到底是在进行制度的创新,也就是说,在进行制度结构与制度安排的创新。“‘光荣革命’宣告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对本国王权、经济活动、信仰自由以及个人自由提供更高的政治保护”。[4]“这些新的安排产生了一个强国,它是以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以有效的方式获取资源,并且促进了英格兰在国际关系中强势地位,一个世界性大帝国的产生以及最终形成无人匹敌的格局”[5]。英国“光荣革命”后的制度创新的确是重要的。英国日后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且成为世界的霸主完全是源自于制度的创新。当时整个欧洲都在加强君主的权力,而英国人却在限制君主的权力,迈向君主立宪制了。英国人在政治制度方面的重大创新使后来西方各国在步入民主政治的行列之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英国为榜样。

      按照制度范式的逻辑,制度结构决定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制度绩效。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大大的推动了经济革命和科学革命。新制度背景下产权得到了保护,鼓励人们去发明创造,一场工业革命轰轰烈烈的兴起,而同时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却因国王对本国工商业者的横征暴敛而走向没落。“制造业和产业总是在教会和国王干预最少的地方繁荣”[6]。英国的立宪制度不同于葡、西两国,“光荣革命”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产者早早地掌握了政权,财产被作为自由基本条件;但同时国家又不受一个人的摆布,经济的成长不会因有可能威胁到国王的个人权力而受到压制。总之,“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形成了一个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制度框架。正如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盛赞“光荣革命”后的制度框架对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意义:到1700年英国的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应的环境……也许更重要的是,国会至上和习惯法中所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力置于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那些人手里,并且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框架。英国现在的舞台已为工业革命布置就绪。同样是进行海外殖民掠夺,英国则将掠夺的黄金财富完全用于发展本国的工商业,而西班牙这个从美洲掠夺黄金最多的国家却没有形成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治环境,掠夺的财富不仅未能转化为再生产的资本,反而加速了西班牙的衰落。可见,制度使结局完全不一样。总之我认为英国的成功可以归纳为所建立的有效产权激励人们更有效的使用资源,并把资源投入发明与创新活动中。[7]表面上看是产权与产权的差异,而实际上则是产权背后制度的差异。英国最终为欧洲强国,凭借的是它的制度文明。英国制度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英国是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它的产业结构具有创新性;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全球金融资本中心,它的金融结构具有创新性;英国拥有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它的海洋军事力量具有创造性。事实上,以上制度的创新都最终根源于英国率先建立的现代意义上的议会民主制度,也即它的政治制度具有创新性,一句话,制度决定了英国的崛起。

      事实上,嵌入了思想观念的制度范式也可以生动地说明英国崛起的原因,英国崛起于16世纪以后,而16世纪正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分水岭,可以说是世界处于文明史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前述,1500年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一方面是传统型政权的衰落和崩溃,另一方面是西方世界的兴起。16世纪以后的英国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它没有无视新航路开辟后掀起的瓜分殖民地的热潮,而是积极地加入到殖民者行列,最终赢得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它没有忽视文艺复兴引起的巨大的思想转变,历史性的开创了君主立宪议会制政体,顺应了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的要求,从而建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体制;它没有忽视科技革命引起的巨大的技术创新,而是积极的推广应用新技术从而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人之所以抓住了所有的战略机遇期,适时地实现了飞跃,这离不开思想观念创新的作用。

      英格兰人号称是“生而自由的”,王权与议会的斗争直至英国最终形成议会至上,根源于英国人对“自由”的追求。英国在中世纪业已形成了“自由”的三大传统原则。这三大原则是:其一,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立法;其二,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其三,国王比必须按国家法律掌管行政,国王违背法律,其谋臣及代办官员负责。因此,英国早在都铎王朝时期即已形成了独特的“国王在议会”的宪政传统。无论“新教革命”还是“光荣革命”,“自由”是革命的真正口号,议会就是用“自由”来号召人民的。自《自由大宪章》以来,“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是历史赋予的光荣遗产,捍卫自由的权力是革命合法性之所在,没有“自由”的价值观,革命就丧失依据了。因此,正是英国人对“自由”的追求的思想观念影响着英国人对政治制度结构如何设计的要求。

      然而,不仅英国的政治结构是在思想观念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其经济结构的形成也离不开思想观念的作用。“光荣革命”的英国是一个商业帝国,其指导思想是晚期重商主义或曰重工主义,贸易差额论。这种重商主义强调在保证有更多地金银运回本国的前提下,发展手工业,强调以生产为基础的产业扩张,这与商业资本的要求最相适应,因此晚期重商主义又被称为真正的重商主义。

      在重商主义的指导下,英国人充分认识到产业贸易的重要性,认识到外部市场对国家的重要性。工业化之前,英国就已经拓展了外部市场,由此而造成广阔的市场需求,市场需求刺激了生产,驱动了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工业革命的出现。[8]可见重商主义的思想观念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并大大影响了英国的经济结构,因此思想观念之于经济结构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19世纪英国自由放任思想对其工业霸权地位的确立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此不再赘述。

      议会并非为英国所独有,同时代的法国也存在议会制度,即三级会议,法兰西民族形成于与英国的百年战争,因战争而形成的政治形态是君主专制,法国的三级会议并没有英国的《自由大宪章》颁布以来的议会那么强有力,它不是为限制王权而设立的,而是国王在百年战争中为解决军费和财政问题而特意召开的会议,因此它对王权的限制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同时,法国又是一个地方自治传统十分浓厚的国家,尽管王权不时地在加强,但高卢人一直处于集权与分权悖论之中: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必然产生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但是中央集权所面对的是有深厚地方自治传统的政治;为了国家的强大而削弱地方自治权力,又导致一个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的出现,为了维护这架庞大的机器,急功近利的国家往往会侵害有效的产权,从而降低了国家的竞争力。[9]因此,由于高度的地方自治,三级会议不可能成为常设的全国性机构。再者,由于贵族都享有免税权,他们不会为召开三级会议而呼吁。结果法国君主从三级会议得不到所需要的财源,就逐渐停止了三级会议。

      法国的三级会议尽管存在了五个世纪之久,但它始终不能成为限制王权的工具,相反,王权经常以三级会议为工具达到其聚敛财源的目的,最终是在为强化君主集权服务。被后人称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黎塞留成为成为首相后使中央集权更加集中,三级会议对其也没有丝毫限制。

      三级会议为什么没有向英国议会那样把法国导向立宪民主政治制度?这是因为法国的三级会议与英国的议会有着不同的性质和特点[10]:

      其一,三级会议是法国中世纪的等级代表会议,不是立法机构,而是咨询机构,法国三级会议是应国王的要求展开的,它只能顺从国王,不能做出限制王权的决定。

      其二,三级会议不是常设机构,无固定的会期。会议通常是在国家局势出现困难或财政发生危机时,国王为寻求支援和征收新税而召开。一旦危机消除,财政好转,三级会议便长期停开。

      其三,三级会议没有形成英国式的上下两院。法国三级会议的两个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分开集会,但不是作为两院分别进行讨论,而是出于封建等级与特权观念。

      其四,三个等级地位与权力极不平等,表决按等级,一个等级一票,第三等级总是处于2:1的不利地位。

      其五,三级会议不具有英国革命前那种议会的性质,甚至也没有使用“议会”这个名称。

      其六,法国历代国王都轻视三级会议,波旁王朝建立后,三级会议几乎被取消。

      由此可见,法国的三级会议与英国的议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两类议会形成了不同的制度结构,从而走上了不同的政治路径。英国立宪君主制政体建立之后的稳定与18世纪以来法国的政治动荡局面都是由于两国不同的制度结构以及制度安排造成的。可以说,制度是决定两国稳定与否的关键。

      德、日、俄的崛起道路比较相似,都带有帝国侵略性质,三国都在近代迅速崛起为世界大国,但繁荣的背后也隐含着危机,最终德日走上了法西斯的不归之路,俄国则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成功。德、日、俄的崛起过程中,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都起了主导作用。德国在1871年实现了统一,标志着德意志从此有了一个正式的政治制度结构,这样的政治结构是德国赶超英国实现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德国后来居上的前提和依据。统一后的德国在政治体制依然是专制主义的,1871年德意志宪法从根本上确立了德国政体的专制主义。“现代化理论告诉我们,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是推动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德国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在经济上却极力推动有效产权并进而直接保障了现代化的进行。德国成功的经验:有效的国家集权对有效产权的全力保护。”[11]

      然而,同样是政治上的问题,为德意志帝国以后的灾难埋下了祸根。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体制是在君主立宪外衣掩盖下的专制主义。俾斯麦开创的个人魅力型统治更是为日后希特勒上台埋下了种子,专制主义虽然能够使一个国家强大但也可以轻易毁灭一个国家。德意志兴于制度,亡于制度。

      日本被称为东方的普鲁士,其崛起的道路跟法国一样,是利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而实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化,其基本经验依然是国家主导并保护了有效产权,“和所有的后发达国家一样,国家权力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化,又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的社会结构紧张关系,这种不健全的社会结构,进而成为这些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隐患,并把这些国家推向民族国家失败之路”[12]。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治体制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旧制度,一种新型的旧制度,因而为其后自我毁灭埋下了祸根,日本和德国的结局一样,国家失败,并被美国所改造。

      日本的成功经验证明了一个愿意推动变革的强大政权是实现现代化的主导力量。然而并非以国家为主导就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如果国家主导却不能界定和保护有效产权,甚至国家在阻碍和侵害着有效产权,在无效产权下实现现代化依然任重道远。

      关于俄罗斯与美国的崛起在此不再敖述。九大国的崛起与衰落无疑印证了制度范式的基本结论,即制度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制度使结局完全不一样。

    注释:
      [1] 唐晋:《大国崛起—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解读15世纪以来9个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8页。

      [2]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00》,中译本,第203页。

      [3] 杨光斌:《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7页。

      [4] 杨光斌:《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7页。

      [5] 温格斯特:《有限政府的政治基础:17—18世纪英格兰的议会和君主债务》,建德勒巴克和奈主编《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第263页。

      [6] 斯塔夫里阿诺思:《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译本,第244页。

      [7]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7页。

      [8] 唐晋:《大国崛起—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解读15世纪以来9个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3页。

      [9] 杨光斌:《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0页。

      [10] 唐晋:《大国崛起—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解读15世纪以来9个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7页。

      [11] 杨光斌:《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

      [12] 杨光斌:《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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