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工潮日益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打工队伍越来越庞大,农户打工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据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规模约为112亿,其中进城农民工约为1亿,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约为6000[1]。中国目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流[2]。处于对这种重要社会现象的反应,学术界对该问题进行了较多的研究,有关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工等的研究成果简直是汗牛充栋,相关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也十分丰富,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主要集中于打工的动因与机制、打工对劳动力输入地和劳动力流出地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3]、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途径与模式[4]、对农民工合理流动的制度学分析、农民工培训和教育、国内外劳动力转移的比较、农民工流动与城市化、农民工非持久性迁移研究、农民工社会分层[5]、区域性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6]等方面。国外学者在较早和新近对劳动力迁移的经济动因[7]以及个人特征[8]、家庭特征[9]、社区因素、关系网络[10]和距离因素[11]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地理学对打工空间问题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农民工的区域分布[12]、区域差异[13]、流向[14,15]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途径[16]等方面,研究视角侧重于宏观的区域分析,研究方法多采用规范分析,研究数据大多是使用统计数据,基于农户微观视角的农户打工区位的研究成果较少,而此类研究是认识农户打工空间规律和农民工流动规律的基础。村落是农户打工的起点和终点,他们打工生活的城镇只是他们以村落为中心的活动空间的一个锚点。因此,研究打工者的空间行为,以村庄为中心来进行具有较大优势。本研究主要从村域农户微观角度,探讨打工区位选择中的影响因素问题。通过研究,有望揭示农户打工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并为调控农民工的合理流动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区域选择

    21 1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通过入户问卷调查获取。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资助下,通过与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由调查员按照问卷对打工农户进行了调查。调查之前,根据调查内容设计了调查问卷,并经过反复讨论和实地试验。调查员在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和南阳师范学院环境科学与旅游学院本科生中择优选取,包括作者在内,12人。调查员经过严格培训后,2006年春节时(1月152月20),3个样本村回家过节的农民工进行了面对面调查。调查员培训的内容包括问卷调查的目的、意义、访问技巧、注意事项等。本次调查共获取打工区位调查问卷303,其中有效问卷288份。  

    调查问卷回收后,进行甄别,去除无效问卷,对有效问卷进行编号,将纸质问卷答案数据输入EXCEL2000,形成农户打工区位数据库,该数据库大小为:288×157=45216(288,每户157个属性)。数据库是本研究的基础,以下的模型运算和影响因子分析均建立在该数据库之上。21 2 研究区域选择  河南省在我国中部农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17],南阳市是河南省的农业大市,在农业和农区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因此,我们选择南阳市作为研究的样本地区(1)2005,南阳市人口达1075万人,占到河南省总人口的11%,是河南省18市中人口最多的市,但是城镇化水平仅为30%,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南阳市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2894,排名第11,居中等水平。2005年南阳市主要农业指标在河南省占据重要位置,如耕地面积、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油料产量在18市中居于首位,农业从业人员数量、粮食总产量、棉花产量居第二位,粮食播种面积虽然排名第四,但与第二相比相差甚少[18]。南阳市也是河南省农民工外出最多的地区之一。  

    在南阳市内,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对样本村进行选择。分层抽样方法是研究复杂对象的有效方法,鉴于研究的可行性,有必要对大样本数量进行简化,而分层抽样是简化样本数量的科学手段。研究首先将南阳市214个乡镇按地形(山区、丘陵和平原)进行分层,然后在各分层中进行随机抽样,以确定调查乡镇,最终选取的调查乡镇是社旗县下洼乡(山区)、镇平县曲屯镇(丘陵)和西峡县回车镇(平原)。在三个乡镇中,根据代表性原则、典型性原则和城郊区位条件,分别选取下洼乡山口村石河组、镇平县曲屯镇花栗树村下候家组和西峡县回车镇红石桥村郭营组作为调查样本村(1)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影响外出打工及打工区位选择的因素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等变量。农户外出打工的过程在空间上实际上是打工者由居住地到打工地的移动过程,是否移动、移动到哪里是由打工者决定的,而其决策与有关居住地的因素密切相联,这些因素包括长期生活在家乡所形成的个人特质和家庭特质,同时又包括居住地的社区特征,而打工地只是基于这些特征所作的一种选择。  

    打工者本人的性别、年龄、婚姻、学历等对外出打工及打工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外出打工虽然能够取得一定的经济收入,但是用工单位对打工者本人的素质有一定的要求,打工过程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因此,打工者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不同人的生理、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征,获取信息的不同途径,对待风险的不同态度,影响到对打工区位的决策。一般而言,男性较女性更富有冒险精神,因此其迁移距离可能较大;年龄较小者,由于身体强壮,后顾之忧较少,同时较具有冒险精神,对工资水平期望较高,因此其打工距离可能较远;已婚者,尤其是有小孩者,由于家庭负担较重,他们往往选择在本地打工;较高学历者,在较高收入的外地能较容易找到工作且往往对自己充满自信,因此可能趋于在更远的地方打工。  

    打工区位选择不仅要考虑个人因素,同时也要考虑家庭因素。因为个人只是家庭成员之一,家庭利益往往要高于个人利益,个人打工决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家庭特征,个人是否打工也取决于家庭决策。如果家庭中有(较多的)老人和有(较多的)上学子女,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潜在打工者可能不外出打工或在较近的地方打工,即家庭人口较多、家庭类型较为复杂、稳定型家庭、代数较多家庭的打工者其打工距离可能较近。有上学子女或上学人数较多的家庭,打工者处于对上学子女的照料,更可能选择在较近的地方打工。当家庭有较多的劳动力时,由于家庭管理成本较低,其打工者可能更趋于在较高收入的外地打工。人均耕地面积较大的家庭,可在当地取得较高的农业收入,因此其打工距离可能较小,或者不选择外出打工策略。总之,家庭特征变量是影响打工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社区因素也是影响农户外出打工和打工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社区的交通条件、打工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地形等因素均对打工区位选择有一定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村,村民在本地就业的概率较大,因此往往选择就近打工。地形比较复杂的村(如山区),由于地形的影响和落后的交通以及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村中的打工者在本地就业困难,因此趋向于选择在较远的地方打工。而近郊村的打工者由于在附近的城市中容易实现就业,所以往往选择在本地较近距离打工,与此相对应,距离县城或城市越近,其在当地打工的概率越大。社区内部的打工网络能够为潜在或实际的打工者提供信息,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援,从而降低迁移风险和成本,尤其是打工网络的示范功能,往往能引导打工者选择打工地,因此,关系网络往往对打工地的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农户外出打工区位的选择受到性别、年龄、婚姻、学历等个人特征和家庭利益最大化、家庭类型、家庭劳动力数量等家庭特征及村经济发展水平、交通状况、关系网络等社区特征的影响。因此,我们的研究将从这三方面展开。为了进一步分析打工距离和打工区位选择的成因,我们作出了以下的研究假设。  

    (1)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不同,打工距离有明显差别。男性、年龄较小者、未婚者到较远地方打工的概率较大;相反,女性、年龄较长者和已婚者在较近地方打工的概率较大。  

    (2)高学历的人趋于在更远的地方打工,而低学历的人趋于在距离较近的地方打工。  

    (3)农户家庭中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越趋向于到较远的地方打工。家庭代数越多、上学子女越多,农户中的打工者越趋于在较近的地方打工。  

    (4)人均耕地与打工距离成反比,即人均耕地越多,在附近打工的概率越大。  

    (5)打工者社会网络的引导对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作用。  

    (6)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在附近地区打工的概率越大;经济越落后,在较远地方打工的概率越大。  

    (7)地形越崎岖,越趋于到较远的地方打工。反之则在较近地方打工。

    4 变量设计与说明  

    影响农民外出打工的因素可概括为个人、家庭、社区三大类变量,其中,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打工者的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等因子;家庭变量包括打工者家庭的人口规模、劳动力数()、家庭类型、家庭生命周期,人均耕地等因子;社区变量包括打工者所在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形、城郊类型、关系网络、交通状况、城郊区位等因子。每个因子的具体含义、赋值统计方法见表1。  

    如果模型中变量之间存在自相关,可能会造成对变量影响作用的估计正确性,有学者提出将±018作为自相关阈值①。经过对上述因素的相关性检验,发现村城郊类型、交通距离、城郊区位与村经济发展水平有高度的相关性,因此,将村城郊类型、交通距离、城郊区位三个因子删除。

    5 模型与讨论  

    样本打工者的打工地分布于北京、上海、天津、福建、广东、贵州、河北、河南、湖北、吉林、江苏、辽宁、山东、陕西、山西、浙江等16个省市,主要集中于河南、广东两省,其分别占总打工者的4719%3115%,其次为浙江、河北、天津、上海、山西、江苏、福建,再次为北京、陕西,其余省市分布较少。整体而言,打工地主要分布于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广东省和打工者来源地附近的省份,沿海省份整体较多。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布极少,其原因与距离和制造业发达程度有关。此外在新加坡打工3,主要从事船员工作,由职业中介机构组织实施。  

    具体到国内,打工者分布在上述16个省市的38个地级市,主要是南阳、广州、东莞、杭州、郑州、深圳、天津、邢台、上海等。  

    农户打工区位问题的核心是到哪个地方打工,我们可以从打工距离、打工地带(打工地所处的三大地带)、打工空间类型(打工地所在行政区域类型)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5.1 子模型1:打工距离的回归概率参数估计  

    将打工距离分为本地(100km)和外地(100km以外)两类(根据样本村位置和样本地区的范围大小,设定本地与外地的分界点为100km),采用SPSS1310中的二值逻辑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模块进行分析,将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社区因素引入后,采用强迫法运算,可得到最终模型,其估计参数如表2所示。模型的拟合度较高,Nagelkerke R201836,模型中总百分率的符合率为9016%,达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同时模型的显著性水平很高,0.000。  该模型中,年龄、家庭类型、家庭代数、上学人数、关系网络等因子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年龄因子系数为负,表明年龄与打工距离呈反方向变化,年龄越大在较远地方打工的概率越小,年龄越小在较远地方打工的概率越大。其形成主要与不同年龄打工者在家庭中的贡献有关,同时与打工者本人的观念有关。年龄较小者,对外面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憧憬,希望到外面闯一闯,同时无照顾家人的后顾之忧,而年龄较大者则需要照顾子女或年迈的父母。家庭类型因子系数为正,说明复杂型家庭中的打工者在较远地方打工的概率较大,而在较近地方打工的概率较小,因为复杂型家庭往往拥有比较多的劳动力。家庭代数因子系数为负,表明家庭代数越多,其打工者在较近地方打工的概率越大,因为作为打工者的劳动力需要照顾家人,家庭抚养成本较高。上学人数在此模型中达到了显著性要求,其系数为负,且系数较大,说明上学人数是影响打工距离的重要因子。上学人数与打工距离呈反方向变化,即上学子女数越多,父母在本地打工的概率越大,反之亦然。其原因可能是父母不仅需要为上学子女提供学费和生活费用,同时也需要提供生活方面和情感方面的照顾。如果父母在远处打工,则会为照顾子女带来很大不便。因此,有上学子女的父母或较多上学子女的父母在本地打工的概率较大,而没有上学子女的父母,则在较远距离打工的概率较大。关系网络因子的系数为正,且系数较大,表明关系网络是影响打工距离的重要因子之一。许多研究都表明,关系网络对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关系网络不仅为打工者提供信息,同时也可能为打工者提供资金帮助、生活照顾和情感支持。可以设想,在现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信任危机中,在没有关系网络的情况下,一个寻找工作的农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会面临多少不便和风险!只有很少的人才冒此风险。根据打工者样本统计,只有1118%的人是自己开辟找到打工岗位的,另有111%的人是通过广播、电视、广告等媒体找到工作岗位。经过政府和中介组织介绍打工的比例也只有7%,绝大多数(801 1%)的打工者均由亲戚、同学、朋友、同族人、同村人介绍去打工并一同前去。因此,关系网络在打工地的选择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总之,影响农户打工距离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年龄、家庭类型、家庭代数、上学人数和关系网络因子。年龄较大者、家庭类型较简单者、家庭代数较多者、上学人数较多者和关系网络较少者,选择在本地打工的概率较大,反之概率较小。

    5.2 子模型2:打工地带的回归概率参数估计  

    按照我国三个地带的较新划分,我们将打工地也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大地带。由于到西部打工的人数很少,仅占到全部打工者的211%,很难具有代表性,因此,我们研究的重点是在中部打工还是到东部打工,故采用二值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将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社区因素引入模型,可得到打工地带模型,其参数参见表2。模型的拟合度较高,Nagelkerke R201763,总百分率的符合率为8415%,模型的显著性水平也很高,0.0000。  

    模型中只有关系网络因子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且其系数的绝对值也较大,这表明,关系网络因子对决定打工地带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一个潜在的打工者在决定到哪里打工时,关系网络往往具有引导、示范、支持和保障作用,其对区位选择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51 3 子模型3:打工空间类型的回归概率参数估计  

    打工空间类型是按照行政区划分的打工地域类型,主要包括打工者所在的县域(简称县内),县外市(南阳),市外(河南)省内和省外等4类。打工空间类型与打工距离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其空间内涵不同,由于打工空间范围逐步增大,可以将打工空间作为有序多元变量来处理,具体运行结果如表3所示。  

    个人因素中,性别和年龄因子为影响打工空间的重要因子。性别因子的系数为正,表明在更大打工空间中男性的概率较高,而在较小的打工空间中女性较高。年龄因子系数为负,说明年龄较大者在较小空间中打工的概率较高,年龄较小者在较大打工空间中的概率较高。  家庭因素中,家庭代数和上学人数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该二个因子系数均为负,说明其与打工空间呈反方向变化。家庭代数越多在更大空间打工的概率越小,家庭代数越少,在更大空间打工的概率越大,其形成主要是与抚养成本、家庭感情纽带等原因有关。上学人数与此类似,上学人数越多,在更大空间打工的概率越小,上学人数越少,在更大空间打工的概率越大,而其形成的可能原因是抚育成本在多上学子女中较大的缘故。  

    社区因素中,村经济发展水平、村地形和关系网络因子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村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系数为负,说明经济越发达的村,在较小空间打工的概率越大,经济越落后的村在较大空间打工的概率较大。其原因可能是经济发达的村,附近有较多的就业岗位,可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就地就业,而经济落后的村则不可能就地就业,为了增加收入,只能到较大的空间中打工。村地形因子系数为正,说明地形越崎岖到更大空间打工的概率越大,地形越平坦在较小空间打工的概率越大,因为平原村比较容易就地解决就业问题。关系网络因子为正,说明关系网络对打工空间具有正向的引导作用。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农户微观角度的打工区位选择研究是认识农民工流动空间规律的基础。本文利用3个样本村的实证研究表明,打工者不同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对其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假设1中的婚姻假设,假设2、假设3中的家庭人口数量假设,假设4被证伪,其余假设被证实,具体结论如下。  

    性别不同,其打工空间具有明显差别,男性更趋于在较大的空间打工,而女性则趋于在较小的空间打工。年龄不同,其打工距离和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差异。年龄越小,越趋于在较远和较大空间打工。家庭类型不同,其打工距离具有明显差异,复杂型家庭在较远地方打工的概率较大。家庭代数和家庭中上学人数不同,其打工距离和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差异,家庭代数越少、上学子女数越少,越趋于在较远的地方和较大的空间打工。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其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差异,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者在更大空间打工的概率较大。村地形不同,其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差异,山区较平原更趋于在较大的空间内打工。另据研究[17],家庭代数、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关系网络是影响农户打工地城镇规模类型选择的重要因素,家庭代数与城镇规模类型呈反方向变化,村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农户打工地城镇规模类型选择的重要反向因素。关系网络对打工者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作用。  

    农户对打工地的选择是在能够预期取得一定收入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个人、家庭和社区因素的结果,是理性的,地理环境因素对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与永久性迁移的迁移者选择性相同,非永久性打工迁移也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但是其形成原因主要在于削减家务管理成本和规避迁移风险,因此规范劳动力流动市场、降低迁移风险以及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消除打工者的后顾之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具有关键意义。本研究从打工区位选择角度进一步验证了“移民网络”[20]理论在非永久性迁移中的适用性,其政策含义是,对于没有或较少外出打工者的村,如果要发展劳务经济,先期打工者的引导以及培育打工关系网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当外出打工者发展到一定规模时,靠其自身的网络引导已经很容易使潜在打工者成为实际的打工者,因此,政府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种子打工者的培育上。  本研究以中部典型农区为研究样本,揭示出影响农户打工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及作用机制,所得结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能否运用于更大范围和其他地区,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当前农民工流动就业数量、结构与特点.工人日报,2006202214.

    [2] 编辑部1可持续发展信息与动态.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6):168.

    [3] Yang X S. Determinant s of migration intentions in Hubei p rovince,China:Individual versus family migration1 En2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0,32:769787.

    [4] 董文柱.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途径的再思考1中国农村经济,2003,(9):6568.

    [5] 李强.中国城市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底层精英问题1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S):151167.

    [6] 刘瑞芝1九十年代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分析1中州学刊,1998,(5):46491[7] Lewis W A1 Economic develop ment wit 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1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 mic and SocialSt udies,1954,22:13919.

    [8] Stinner W F,Xu W,Wei J. Migrant stat u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in urban and rural Hebei p rovince1 ChinaRural Sociology,1993,58:366386.

    [9] Massey D 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Review and app raisal1 Population and Develop ment Review,1993,19(3):4314661

    [10] Portes A.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Notes on t he determinant s of econo mic action1 American Journal of So2ciology,1993,98:13201350.

    [11] Liang Z,Michael W1 Market t ransition,government policies,and inter p 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1983-1988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7,45(2):321339.

    [12] 蔡建明.中国省级人口迁移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1地理研究,1990,9(2):122128.

    [13] 李玉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区域研究1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1 2202281

    [14] 蔡昉.转轨时期中国劳动力迁移的区域特征1当代亚太,1998,(7):1923

    [15] 李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人口迁移及其研究.地理研究,2001,20(4)1 453462

    [16] 董文柱1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途径的再思考.中国农村经济,2003,(9):6568.

    [17] 高更和,梁亚红,李小建.中部农区农户打工地城镇规模类型研究———以河南省三个样本村为例1经济地理,2007,(6):922926.

    [18] 河南省统计局.河南统计年鉴200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19] 冯天立.北京婚姻、家庭与妇女地位研究.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41 24.

    [20] Massey D S,Alarcon R,Durand J,Gonzulez H1 Ret urn to Aztlan:The social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f ro m western mexico1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1 92961

  • 责任编辑:zfm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