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年2月20~21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OECD)组织了一次大型政策研讨会。来自24个OECD成员国和欧洲委员会的代表们,讨论了在技术改造和全球化使企业改变它们组织国内和跨国界活动的范围时,政府所扮演的新角色。在会议的前一天,还举行了一次专题讨论会,探讨了有关企业的工作组织、生产和销售策略的转移对公共政策的影响问题。会议关于变化中的企业性质的见解和结论颇有意义。因而成为大会的开场白。

      变化中的企业性质

      在OECD的大部分成员国中,越来越多的企业看来再次注视它们的结构,以应付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更多的投资和技术的国际流动以及转向一个更加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它的明显迹象,就是管理分散化,即把责任分散,要求劳动大军机动性强和更加熟练,更多的外来信息和增加企业内部和外部的联网,以便将知识注入商业价值中去。

      有一种广泛流传的看法,认为国家的宏观经济和预算政策趋向集中,而在某些集团中,例如欧洲联盟,几乎是无能为力,注意力趋向结构的微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能够妨碍或帮助企业改善它们的竞争条件。专题讨论会的目的,就是鉴定最好的结构政策选择,以对待实在太通常的背景:低经济增长,高失业,软弱的公共财政和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

      商业展望

      埃德文森(L.Edvinson,瑞典斯坎迪亚保险公司智力资本主任):他用知识树图象剖解奖励制度的演变:从强调奖励那些获得丰硕成果的人,转变为强调奖励那些培育接班人的人。因为现今的商家之能持续经营最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接班人。他还注意到美国证券和交易所委员会专员沃尔曼(S.Wallman)的预言:今后10年,智力资本的份量将成为抢眼的数字,财务帐户将退居次要地位。当微软公司比通用汽车公司更有价值的时候,知识经济魔力就展现在我们面前。未来收益的潜力要更多依赖于质量和企业智力资本的规模——它是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的总和。

      斯坎迪亚的总裁和首席执行者认为,商业革命就是“从事于大胆地使以前从未考虑过的思想和计划畅开流通:从事于拆除先前建筑在独立单位之间的围墙;从事于在有助于创造创造力和创造价值的集团内部营造分享知识的氛围”。

      为了持续的竞争,需要比远见甚至比一个好的策略更多的东西。报道说,投资家巴尼维克(P.Barnevik)所从事的企业被刻划为5%是策略,95%是实施的企业。斯坎迪亚公司报告认为,实施的重点是创新:“当工业时代出现时,经济学家把它比喻为以工厂为基础的新经济。资本,劳动力,然后是材料成为基本的投入。制造品替代食物作为典型的产出形式。对个人或一个国家来说,投资于象机器和工厂这些资本货物已成为致富之路。

      现在,个人计算机正替代工厂成为象征经济活动的偶象。计算机行业的人士把经济投入重新划分为三类:硬件、软件、脑力。创新现在已被理解为增加财富的驱动力。

      生产制造硬件。教育培育智力。创新构成软件。创新是唯一重要的经济活动,因为软件是我们能记下,可传递给他人的东西。它的价值是按使用者的数量成比例增加。在数十亿人口的世界中,这意味着新的软件能够创造巨大价值。”

      目的是达到“一种培增的效果,以便加快知识分享和发展新的商业应用。成功的关键因素不只是新思想的核心,更重要的是新思想的实施。有了健全的公司文化、领导和基础设施才能促进实施。

      不少公司已准备经历根本变革,以取得“健全的公司文化、领导和基础设施,并在日益竞争的市场中从采用新技术得益而存在。在这个自我转变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既有直接的,例如教育措施,也有间接的,例如在创造促进而不是阻碍创新的条件方面所担任的作用。

      乔罗纳(L.Joronen,芬兰一家清洁和废旧物资管理公司——SOL服务公司总裁和首席执行者):SOL公司是家赢利并为顾客和雇员充分满意的商家。象斯坎迪亚那样,SOL是着重目标,并配以奖励制度的公司。

      乔罗纳的经商格言是:“竞争越激烈,工作越需要灵活、信任、自由和许诺。另一方面,你对你的工作人员越是宽松,你就越需要目标、措施和奖励。”她提出一种自相矛盾的松散-紧凑的商业结构。它的某些特点是:

      ——每个受雇者都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和任何方法自由地挑选工作,只要本身制订的目标和顾客的需要相一致。

      ——没有组织图表、职位名称和身份标记。

      ——实行公开评论公司业绩的政策。

      ——雇工参与公司名称等方面的选择。

      ——雇工制订个人的工作目标。通过讨论加以确定。

      ——实行固定的和变动的工薪补充制度。变动工资与雇工达标能力挂钩,增加的工资可达到固定工资的30%。

      ——志愿参加各种训练班。

      SOL的革命是作为结构改革运动提出的,其目的是防止工人不动脑筋,即不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磨时间不讲效果。

      纳尔文格尔[A.Narvinger,Asea Brown Boveri即ABB(瑞典通用电气-布朗-博韦里公司)总裁和首席执行者]在追求新的市场和适应日益增长的竞争方面,纳尔文格尔确认了许多关键性的发展,清楚地阐述了企业结构变化的三个主要方面:

      企业战略目标的转移 ABB正在将自己转向更加以知识为基础的公司。纳尔文格尔指出,ABB早就每年将其资金的8%用于研究和发展。但最有意思的变化是将其力量集中在建立网络,一体化过程和开发知识。不销售“零碎东西”,而转移到为整个职能提供完整的生命周期保养。为坚持竞争,ABB不得不“寻找新的合适地位。更强调总的事业和增长的知识内容,而不是低价”。

      空间战略(适应全球化和地方)的变化 纳尔文格尔提醒说,全世界贸易的35%是区域内的,而其中大部分贸易是全球组织内部发生的。这些组织在当前贸易中所占份额不少于一半,而且具有较高的知识含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描述的全球化是“遍及全世界的国家,通过货物和服务越境交易以及国际资本流动日益增长的量和种类,还通过技术更快和广泛传播,增加了相互的依赖”。ABB在新的市场里创办了企业,因而处在一个前所没有的技术跨国转让的前沿。它在中欧、东欧和亚洲的雇工数增加很快,而且还在增长。这是变化中的产品战略和随同的技能和技术转让。它能使地方公司在这些迅速成长的市场中更有竞争力。在这方面,ABB正成为在那些有它的公司的国家里一个重要的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商。

      劳动大军组织和形象的变化 在这些新市场中的竞争改变了西方世界以国家为基础的组织的前提条件。ABB是个样板。1960年它的劳动大军,65%为蓝领,55%为拿薪水的。现在工薪雇工比蓝领多,群体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现在的目标是制订适用于在一个灵活的知识密集的组织中所有雇工的单一协定。在这样的组织中,对多技能和继续学习的需要要求非常注意“工作的丰富多采,工作的轮流,建立内部和外部的网络和寻找新职业的途径”。

      ABB为使自己成为更有竞争性的公司,采用了“多种国内商业战略”,即使公司成为“既是全球的,又是地区的;既是小的,又是大的,既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这样,它就更加成为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公司。

      彼得森(P.Petersen,瑞士斯沃琪AG公司总裁):他描述了象长生鸟一般的公司转变,使相当大部分的瑞士钟表工业能够起死回生。这是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故事。技术创新——石英钟表技术是瑞士的一项发明——曾不敌商业改革。70年代,瑞士钟表面对日本、香港的激烈竞争,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从50%降到12%。如果没有低价高质的石英表,这种下降趋势将会继续下去。用传统的生产方法是无望改变的。因此,它们“抛开本本”,实行改革。其主要特点是:两个大名鼎鼎的工业合并为一个公司,称“斯沃琪(swatch)”;把作为销售概念和手段的设计和商标的主要作用推向首位;生产革命化,将100多种部件基本上采用手工生产的工艺,革新为由完全一体化自动生产线生产51种部件的高质石英表;生产技术必须使得在一个高成本国家里有可能生产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

      研究展望

      商业展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轶事。但轶事实际上是案例研究,根据还须真实的。它从某一企业的前景中对变化着的现实,提出有力的和具体的见解。来自研究实体的几位基调发言者则着眼于从外部来观察同样的变化。站得高一点来说,它(1)能使他们较容易穿过部门和经济来进行观察;和(2)便于分析这些变化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贝切曼(G.Betcherman,加拿大埃科斯公司人力资源小组执行主任):他对任何试图“快速确立组织改革”的探索提出警告。观看一些国家,对技术和市场变化给人深刻印象的共同反应是悬殊的。它提示人们,对政府支持变化须有一个国家、甚至地区特有的灵活态度。但是,从约束宏观经济政策和一个成长中的观念(关于生产率、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宏观目标对许多微观政策也是适用的)的观点看,提供一个放心的基础设施是绝对必要的。

      贝切曼清楚地认识到,知识的产生和创新好比一个链环插入到下面的链中:“一方面,知识和创新驱使经济增长(从而有可能使收入和就业增长,另方面,它们本身看来是组织策略、结构和实践所形成的一个重要阶层。”非轶事的、一般系统的以经验为根据的证据和关于策略、结构和实践的极度普遍化,使聚集发生困难;而且由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北欧国家、日本之间文化/机构差别的深度,使工作复杂化。尽管存在这些问题,贝切曼还是概括了三点初步结论:

      1.“灵活的”组织改革和生产率,就业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研究显示,这些灵活的制度和企业行为(如生产和销售等)的测定方法之间是一种积极的联系。

      ——但是,有一点迹象表明,富有高度革新精神的企业最后创造了就业。

      ——然而,灵活的组织制度的确改变了劳动需要的构成,赞同更熟练的工人。

      ——继续学习的文化伴随着组织改革,企业投入人力资本的价值增加了,但是,这些投资集中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和熟练的“骨干”,而不是其周围的非熟练工人。

      2.传播对政策制订者极为有关的改革的种种障阻。

      ——金融市场,企业账户和公共账户的操作,都含有不能充分评估所期望的无形资产回报的信息。

      ——除了以信息为基础的市场这个不足外,投资还受到投资者无能抓住某些无形资产(如培训)回报而产生的真正危险的制约。

      ——最近的绝大部分组织改革都是一种管理领先的改革。雇主与雇员之间利益显而易见的短期背驰威胁着长期的合作。这种长期合作对任何持久的工厂变化都是基本的。工厂的变化必须对责任、作用和关系基本上作一个重新界定。

      ——有一张能妨碍建立在无形资产投资上组织改革的制度和固有公共政策的长名单:强调持股人短期利益的法人管理和金融市场制度;允许企业调整成本“具体化”的劳动市场制度;鼓励关于工厂争端采取劳动管理合作的劳资关系制度;就业标准和规定;薄弱的教育和培训制度。

      3.政府在支持这些改革形式中的作用。

      ——在寻求涉及生产力增长,收入增长和分配,就业以及社会内聚力的“宏观”目标中,政府能够(1)促进公共商品的生产,以帮助传播最好实践的组织改革;(2)帮助修补市场不足,以引导令人满意的无形资产投资。

      ——在追求这些政策目标时,政府受到下列各方面的制约:(1)财政压力;(2)必须穿过部门甚至最高司法管辖范围用非传统方法进行操作;(3)所以必须增加新的和难弄的角色,如经纪人,催化者和知识生产者,以提供“为组织改革可实现的环境”。

      ——政策议事日程的详细说明包括:基本技能教育是进入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关键;通过信息,审议和制定标准支持人力资本市场的效能;促进教育/劳动市场联动和保证有效反击人力资本市场进入狭小的极化作用。

      ——除教育和培训外,议事日程还包括:传播有关工厂改革的信息;提供有关组织改革和投资无形资产的咨询支持者以及充当部门的或国家的公共机构伙伴关系的中介人。

      ——最后,决不仅仅于政策议事日程,政府必须反击种种经济的不可靠性和风险。

      ——鉴于越来越大的经济不可靠性严重威胁社会内聚力和对以增长为目标的议事日程的普遍支持,政府必须创造新的“制度和政策”,以提供安全。它不仅保护改革,而且作为改革的动力。

      邓宁(J.Dunning,英国雷丁大学研究员、教授):邓宁教授用图表把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进化进行系统研究,并将正在出现的企业范例与老企业范例作比较,描述正在出现的和老的国家政府范例。

      邓宁教授提示:

      ——市场资本主义的主要组织形态——企业、市场和政府——的界限更具渗透性和相互依赖。

      ——全球化需要对这些形态应付组织资源分配的费用承担责任的最好方法,重新评估。

      ——全球化提高了国家政府全局性角色的重要性,并要求它们更加关注它们的政策与其他政府的结合和协调。

      ——必需改变我们的知力观念,适应联合资本主义的含意。

      他还提醒说,“当企业的无形资产渐渐地跨越国家界限时,无形资产的创造和利用的场所逐渐受到空间上稳定的补充增值活动的存在的影响和确定。”

      邓宁教授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的某些特点,特别是挑选了联合资本主义的两个主要特点:法人之间和内部的合作投资的增加,重视政府和企业必需一起工作,如果政府的社会目标已取得显著成效。

      邓宁教授将作为人财物资本的组织者的企业的新古典主义模式(所有都在公开市场购得并假设有一定的技术水平或无形资产)与新的企业模式(资产的创造者而不是已有资产的使用者)作比较(见上表)。一定的技术水平或一套无形资产的假设被放弃了。企业既是无形资产和以知识为基础的资产的创造者和组织者,又是具有其他属于供应企业、顾客和大学的一组知识资产的网络开拓者。

      邓宁教授扼要地对其研究成果作出结论:那些极愿意和有能力在其境内调整微观管理计划,以支持资源和能力竞争的人,是至今在正在出现的全球经济中最成功的人。

      马库森(J.Markusen,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在回顾应付技术和市场变化具有特殊能力的企业时,马库森教授注意于推动外国直接投资的企业群,注意于提供者和接受国的特点,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教训。他认定外国直接投资的某些特征,常常是但不是经常的与突然进入新的(空间)市场的多国公司有关。多国公司和行业的特点:

      ——研究和发展的比例较销售高。

      ——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如蓝图、方案、专利、组织程序、商标和名誉资本等)的高价值。

      ——新的和/或技术复杂的产品。

      ——大量科学的、技术的和其他白领工作人员。

      ——工厂级规模的经济不与多国公司发生联系。

      ——超出限度,企业规模就不很重要。而企业的声望看来是最重要的。

      所有确实与多国公司直接投资有联系的特点是知识密集型生产和产品的特征。

      外国直接投资过程可以从国家特征结合企业特征方面得到最好的理解。

      外国直接投资:投资者和接受国的特点:

      ——高收入国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者和接受国,它是“同级的”或“探索市场的”。

      ——如此大额的直接投资与这些国家在相对的生产要素方面的相似点、而不是差别相关。

      ——向外的直接投资肯定和一个国家所具备的熟练劳动有关,而正面地或反面地与它的有形资本财产有关。

      ——是合法避税,还是风险多样化激励直接投资,搞不清楚,但是政治风险阻挠直接投资。

      ——最低限度的国民平均收入,巩固的基础设施,高技能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都取得确实的结果。

      ——集聚作用在直接投资中是重要的。

      ——直接投资不是领头羊:它追随于增长。

      ——为高收入消费者生产高级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构成多国公司的大量活动。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常常是“统管生产和销售全过程的”或“探索资源的”;生产过程按地理分为数段,以便利用国家之间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别。在发展中国家里探索市场的投资的例外情况,特别可以在极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以及高度保护的市场中发现。

      过去25年,外国直接投资是一种从发达国家投入发达国家的现象。实际上,最近1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增加几乎完全应归于中国的自由开放,即中国引进许多发达国家制度上的特点。

      马库森吸取了某些有关发展中国家赞同投资政策的结论。他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的关键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新的国际会计体制。

      政府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

      希思(P.Sheehan,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战略经济研究中心):政府和企业与个人一样,在它们作出如何在日益全球经济和日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能有效寻求公共利益的打算时,面临着艰难的学习过程。正在形成的知识经济有些直接影响政策性质的特征:

      ——企业、行业、国家和地区的竞争能比以前更快的变化(目睹近5年来日本的以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制作法优势,迅速地让位给美国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行业)。

      ——对面向能生产知识并将其应用于社会利益的人的激励进行故意曲解,已成为政府多年来关注的问题。但是成功地对付这种曲解并使其处于知识经济的核心地位,就更加迫切。

      ——同样的道理,越来越急于探测投资于产生“社会福利”(如全球纤维网络)的服务业和投资于在市场可获得丰厚回报的(如收费电视)行业之间的不平衡问题。

      ——就业政策不能适应经济快速转变为服务行为经济的进程。希恩强调,虽然购买力和就业正转向服务部门,不是增殖,而是在正在出现的经济中,就业的知识强度能够增大。人与人之间是助长技能而不是助长体力。

      ——职业的工资或技能种类并不是就业前程的好指引。教育和技能要求正在以不同的方向,不同行业和难以预见的方式快速变化。这就要求良好的普通教育和培训机制非常敏感地与企业和行业的变化过程联系起来。

      ——这种种变化的最后结果是增加了机会和收入的不平衡。这就要求强有力的和持续的补偿行为来扭转这种趋势。

      ——政府不能完全听任企业和其他机构在面对全球化和快速技术变化而自己斟酌选择组织调整的进程。选择有两种,一是非常灵活的要素利用——缩小规模、改组、承包出去、劳工临时化;二是选择内部调整的方法,如再培训和重新委派工作等。

      除美国外,减轻知识经济诞生痛苦的结构改革不是代替宏观政策。

      由于知识经济出现而卷入的结构改革,既影响流入政府的税收,又影响政府的支出需要——这些结果都能受到政策的影响。

      希恩怀疑传统政府模式的生存力。在这模式中,财政部首先负有维护经济有效运作的责任。其他部(工业/科学和技术,劳工/就业,教育和培训等部相互孤立甚至竞争)被要求“帮助改善企业和市场的效率,影响技术和技能的外生发展,为调整企业最佳实际投入出一份力,以及帮助管理由市场作用迫使企业和个人所作出的调整过程”。他进一步注释道,生产投入的外生性和市场作用的无意识性为分立的政府职能,仅在内阁决策一级独立管理和协调,提供基本原理。

      他说,这种熟悉模式的主要假设现在是靠不住的:技术和技能构成的过程是土生土长的,竞争的强度依靠继续再创造,以及有着与全球固有的经济联系的强有力和不可抵抗的反馈机制。政府任何一个主要职能的成功操作都需要“从其他领域进行实质上的和系统的投入,如果它的目标必须达到”。所以政策协调的新形式和机制是必不可少的。

      几点结论

      有关知识的创造、分配和管理的知识明显是支离破碎的。这是一种烦扰的嘲弄。OECD会议的成功之处是为这个支离破碎的情况,提供了文件,并说明了有关知识财产的创造、使用和竞争价值的庞大无知领域。比以前更为显著的是,这次会议表明,OECD扮演一个重要的和绝对必要的角色,帮助成员国政府和其他利害关系者,特别是企业,在一个国际知识基地内——关于知识经济知识的基地(它是那么不必要和那么不节约地被分成各自的部分)——减少它们的信息费用和开拓潜在的协同作用。

      与会者提出的见解中,有三点最重要的结论:

      1.对希望推动工业竞争的政府来说,其议事日程特别困难,因为它需要有一种采纳新角色的愿望和保证还很少的、一定程度的政策协调。对财政严励的约束丧失了政府从事大规模普遍干预的手段,即使它们抱有热情。零碎的低费用的干预也许是通常使用的,但却很少吸引支持者。舆论偏爱于比到目前为止通过政策领域作更深层的协作。这不得不与持久地和坚韧地找寻方法结合起来。

      ——衡量知识经济独特的活动,即知识密集的商品和服务的流通是不明显的,知识以更多样化的形式转移,并在知识资产形成的方法中继续演变。

      ——明确表达一种崭新的政府伙伴方式:政策的制定和实现成为对知识创造者和利用者公开的过程,政府不常采用提供者的角色,更多的是扮演促进者,规章制定者和催化者或掮客的角色。

      2.政府需要和必须保持甚至在一个全球知识经济中强有力的商业环境创造者的地位。它们仍需在市场信赖,市场管理,市场补充和市场转移策略间进行选择。为商业重建环境是必需的,因为外国直接投资和信息服务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较重要的特色,又因为国际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的知识密集性增加了。如果政府的失败得到避免,那末政府必须寻找有效的和变化多端的实体——以知识为基础逐步成为实际上的企业。

      3.有一种共同的见地:象OECD这样的国际层次的机构有过早试图推荐有关会计、信息技术、证券交易规则或竞争政策等国际标准的现象。超前企业的实践和国家级无形资产数据的情况表明,适度的跨国集合行为,除现有的首创精神外,是共享经验。特别在衡量知识流通和储存以及通报和管理无形资产方面,对可行的选择和好的实践的鉴定,得到有力的支持。企业和政府间的伙伴计划对任何集体学习都是基本的。在集体学习中有关知识的衡量和管理的知识得到校订、交流和分析。其目的将是,改善在政府和企业中间了解期望推动在知识经济中工业竞争的政府各种政策选择的可行性和成败。

      摘自《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的工业竞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政府的新角色》(会议录)   

  • 责任编辑:z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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