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盖世功勋与日月同辉(上)――兼驳建国头29年“经济崩溃”论


    孙学文 

        

    内容提要
        本文曾以《毛泽东盖世功勋不容資改派否定》为题在网上发表过。现在在原文基础上,按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2008年统计资料,补充或修订了数万个新的数据和材料,使本文更加充实、可靠、且更具历史保存价值。
        本文从批驳前29年“经济崩溃”论入手、讲了前29年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和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并将前29年的经济发展状况同改革开放、同世界各国、同旧中国等作了多方面的比较,说明前29年是“经济辉煌”的29年,不是“经济崩溃”的29年。该文全部用历史事实、数据和资料,采用东西方一百多种测算公式和方法,令人信服地说明、论证和阐述了前29年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
        本文首次批驳了大跃进“损失1200亿元、饿死3755万人”;文革“损失5000亿元,打死2000万人”;大跃进和文革经济效益差、劳动生产率低等谎言。文中还就周总理提出的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如何正确评价,以及对积累与消费、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等比例关系如何正确认识作了分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首次披露了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严重;职业病增多;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流浪乞讨人数不断增加;反映贫困两极分化的基尼系数逐年上升等情况。此外,文中还披露了由于我国实施分田到户,致使农田水利遭破坏、自然灾害频发、我国由农业出口大国变成农业进口大国的情况;由于我国在工业上实施外向型经济,致使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国,因而遭受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以及由于国内两极化日趋严重,致使官商勾结牟利、犯罪增多、社会矛盾尖锐、群体事件不断发生的情况。
        作者表示,诚恳欢迎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对本文引用的所有资料、数据和材料等,予以批评指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他们肆意贬损共和国前29年的历史,否定毛泽东领导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他们对前29年的历史,前后扣上了4个“经济崩溃”的帽子:一是说,1953-1957年的“三大改造”搞早了搞错了搞糟了,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二是说,1958年“大跃进”,“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三是说,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四是笼统地说,毛泽东执政时期或领导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29年中,使“生产力受到破坏和阻碍”,出现了所谓“经济凋弊,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些都是无耻的攻击。近年来,后起的权贵们也昧着良心重复这种谎言。下边将用铁的历史史实批驳这些无耻的谎言。
        一、建国头29年“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吗?
        (一)什么是“经济崩溃”?
        经济学讲的“经济崩溃”,是有特定含义的,它并不是人们可以任意引用的“形容词”。所谓“经济崩溃”,是指经济完全破坏,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陷于一片混乱和瘫痪状态。
        讲一个国家经济崩溃,至少要有5个标志:①工农业生产全面下降,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二位数的负增长;②成千上万家企业破产倒闭,千百万职工下岗失业,陷于绝对贫困状态;③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率一般在15%以上;④财政崩溃,财政入不敷出,出现巨额赤字,借新债还老债还不足以弥补,靠增发巨额钞票或废弃旧钞发新钞来渡过难关;对外贸易出现巨额逆差,借外债达到还不起的地步;⑤金融崩溃,银行坏账超过国际警戒线,造成银行支付危机,出现银行大批破产倒闭、储户叫苦连天。
        上述五大问题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生产、销售、分配、消费诸环节一片混乱,各项经济活动陷于瘫痪状态。这种经济崩溃,只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萧条时期、德意日法西斯在二战后时期、国民党政权在逃离大陆前的时期,以及苏东某些国家在演变后的一段极其混乱时期。
        (二)建国头29年“经济崩溃”了吗?
        用上述五条标志来衡量我国“三大改造”时期(1953-1957年)、“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或延长为“二五”时期(1958-1962年)、文革时期(1966-1976年或1966-1978年)和前29年的整个时期(1950-1978年),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经济崩溃”现象。
        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来看,1953-1957年(“一五”时期)的五年中增长了55.54%,年递增9.25%;1958-1960年的三年中增长了31.67%,年增长9.6%;1958-1962年的五年中增长指数为90.28%,按水平法测算,年递减-2%,如按累计法测算,年递减0.62%;1966-1976年的文革十一年中增长了83.1%,年递增5.65%;1966-1978年的十三年中(文革开始到文革结束共13年),增长1.2倍,就是说13年翻了一番多,年增长6.25%;1950-1978年的建国头2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03倍,即翻了3翻,长达29年平均每年增长7.45%。除了1958-1962年,即“二五”时期外(主要是1960-1962年是负增长,分别为-0.3%、-27.3%和-5.6%,而前两年则分别增长21.3%和8.8%),都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要高(仅比日本略低)。如此增长状况,怎么可扣上“经济崩溃”的帽子呢?而且“二五”时期后三年的经济下降,是当时政府调整政策所要求的。至于其他几项指标几乎都与“经济崩溃”不搭界。事实证明,中国在三大改造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增速比较快,新的工厂大批建成投产,职工人数成百万、成千万的增加,物价稳定,投资和货币流通增速比较适宜,保持了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和进出口较快增长且平衡发展,人民生活有较快或略有增长,说这两个时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完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胡说八道。
        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以1966-1978年为例,列出以下指标可以批驳“崩溃论”:工业企业(社队企业以上,不含个体、家庭工业)新增19万多家,职工人数新增4534万人,全民单位投资年增9.05%;外贸有节余9.8亿美元,财政有节余22.3亿元(按原统计口径有31.63亿元),文革时还有一个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未达到的,即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和财政最理想的状态。货币流通量年增长6.75%,累计增发钞票121.2亿元,平均每年仅发9.32亿元;银行存贷差,到1978年为715.5亿元,消费物价每年仅增长0.3%,零售物价仅递增0.1%,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0.35%,居民消费水平年增长2.25%。虽然增长不多,但并没有下降。
        现在有必要说清有不少人用周总理提出的国民经济“三个突破”来论证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所谓“三个突破”是指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这“三个突破”是周总理先后在1972年初和1973年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的,要求狠抓“三个突破”,并对1972年职工人数突破至5610万人、工资总额达到340亿元、粮食销量达到927亿斤极为不满。1973年采取了七项措施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结果是:国有职工增至5758万人、工资总额353.3亿元、商品粮销售968亿斤。不仅对1971年是“三个突破”,而且对1972年又有所突破,以后将继续突破,永远突破。周总理当时提出“三个突破”,是针对当时职工增加过快,而财政状况不佳、商品粮供应紧缺而提出的。但是把这一措施作为一个长期的方针政策或是一个经济好坏的评价标准,是极其错误和荒谬的。它与人类社会逐步城市化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中国社会停留在1971年的水平就永远无法发展和进步。“三个突破”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供了政策依据。还有人用货币平均工资下降说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文革时期新增职工4534万人,都进工资最低档,把平均工资拉下来了。相反凡有家庭有新参加工作的,他们的家庭收入就增加了,生活水平肯定提高。
        还有人提出建国快30年了,还有讨饭的,暗示前29年经济搞坏了,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建国前29年,即到1978年止,确有讨饭的,但人数并不多。据报道,1978年,将流浪乞讨人员安排在44个农场劳动教养只有1.6万人,再加上没有收留在农场的遗漏者,充其量不过数万人。可是改革开放30年来乞讨者是多少呢?据统计,曾被城市收容站和救助站(2003年8月1日启用此名)收容或救助的乞讨人员,2003年达到63.5万人,2004年为119.6万人,2007年为203.4万人,2008年为224.5万人。改革开放后流浪乞讨人员人数比1978年多了上百倍。此外,2004年城乡临时救济人数达2005.2万人;2008年城市临时救济人数达227.6万人次,农村临时救济人数达831万人次。有的救急站把流浪人活活打死(如2003年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因无暂住证被广东一收容站强制收容并被毒打致死),还有的将长期上访而乞讨的人送进疯人院或加以拘捕,因而实际乞讨的人数比现在统计的数量要大得多。就是在国庆60周年后的首都,在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几乎都能见到流浪乞讨人员。2003年虽把收容遣送站改为救助管理站,因流浪乞讨人员太多,救助资金不足,救助对象甄别难,跨省人员接送难,对无依无靠无收入的人安置难等诸多问题,特将原救助期限由15天至1个月缩短为10天以下,实际上形成了强制遣返原籍的制度。原籍无接收单位,无法生活又只能重走乞讨流浪生活。
        有三个复辟狂于2007年在香港出了一本恶毒攻击、造谣诬蔑毛泽东的书。书中引用或冒用了一些已故领导人在“非毛化”热浪中由于听信其对经济一窍不通的秘书所提供的一些毫无根据的数字,一说:文革时期浪费了8000亿元;二说国民收入损失了5000亿元;三说“三年大跃进”损失了1200亿元。将这三个数字概括起来,就是说,前29年经济损失总计达14200亿元,为 “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6500亿元(应为6294.6亿元——本文作者注)的2倍多”,然后逻辑混乱地说什么“有2/3以上的资金被毛泽东折腾掉了。”
        说文革时期浪费了8000亿元,是复辟狂捏造的、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说国民收入损失了5000亿元,据说还有点根据,一是搞“三线”建设花了1000多亿元,包括修建了十几条铁路、建立攀钢、二汽等一大批工业基地和原子弹、氢弹试验基地,导弹、卫星发射场等,但这不是什么损失!二是按“一五”时期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8.9%来套算,说“二五”时期和文革时期分别损失了1200亿元和5000亿元,这也是不科学的、主观主义的。因为每年都有不同的情况,经济增长是由各种不断变动且相互交织的因素而成,这些因素包括投资、消费、净出口和宏观目标、方针、政策、措施的影响及国际形势是否有战争威胁、国内自然灾害、民心所向,改行市场经济后还受经济周期、全球化后的外部经济的影响,因此不可能要求每年的经济增长都保持同一速度的笔直式增长上,因而每个时期和每年都有高低不一的发展速度,那种要求任何时期都和“一五”时期看齐是主观主义的,是不科学的。过去29年办不到,就拿近30年的改革开放来看,也是办不到的。近30年来,GDP平均每年增长9.8%,按这一平均速度要求,31年中(加上2009年)有1979-1982年,1986年,1989-1991年、1997-2002年和2008年、2009年(多数预测为8.4%左右),共计有16年(占总年数51.6%)低于9.8%的水平。如果要求这些年份都达到9.8%的增速,特别是1981年的5.2%、1989年4.1%,1990年3.8%,1999年7.6%,即使按“8.9%”要求,也损失数千亿元。如以1999年为例,如要求增速达到8.9%,其产值应达到91914.1亿元,比现价89677.1亿元要损失2237亿元。再以2008年为例,如实际增长要达到9.8%(现为9%),加上比上年平减指数测算的通胀率为7.85%,那么2008年GDP现价应为302720亿元(257305.6×1.1765),比实际300670亿元损失了2050亿元。
        按“一五”时期国民收入年增8.9%衡量,改革前后各有11年未达到这一水平。其中前29年有:大跃进中的1959—1960两年,文革中的有:1967-1968两年,1971-1977七年,合计11年,共计减少1402.9亿元(其中大跃进减少137.2亿元,而不是1200亿元;文革9年减少1265.7亿元,而不是什么5000亿元或是什么8000亿元);改革后低于8.9%速度的有:1979—1981三年、1986一年、1989—1990年两年、1998—2001四年,合计10年。如此算来,1979年减少59.9亿元,1980年减少59.5亿元,1981年减少177.4亿元,1986年减少50.8亿元,1989年减少840.7亿元,1990年减少958.2亿元,1998年减少1599.3亿元,1999年少2237亿元,2000年少592.2亿元,2001年少766.5亿元,10年共计减少7341.5亿元,比前29年多损失5938.6亿元,大了4.23倍。也就是说,即使按“一五”时期年增8.9%速度要求,改革后的损失要比改革前的损失大了4倍多。
        复辟狂们攻击说,文革和“大跃进”两个时期的损失达14200亿元,相当于前29前基建总投资6500亿元的2倍多。这也不符合实际。实际情况是前29年累计基建投资6294.6亿元,实际新增固定资产4310.51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68.5%,并没有折腾掉所谓2/3。反而新增固定资产占原总投资2/3还多,而且其投资效益还好于改革开放后。1979-2003年(以后不再公布基建投资额和新增固定资产额)基建投资累计147147.9亿元,是前29年累计数的23.4倍,形成的固定资产91462.27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仅为62.2%,比前期低了6.3个百分点。如果达到“经济崩溃”的前29年的68.5%交付使用率的水平,“经济飞速”发展的改革开放后25年,反而比那时损失了9334.04亿元(147147.9×0.685-91462.27)。再以1978年与2008年为例比较一下投资效益:1978年全社会总投资668.72亿元,当年新增固定资产496.9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74.3%,而2008年全社会总投资172828亿元,是1978年的257.4倍,新增固定资产91966.2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53.2%,比1978低了21.1个百分点。如果按1978年水平要求,那么,2008年总投资就损失了36445.3亿元的固定资产(172828.4×0.743-91966.3)。再以总投资效果系数来比较,1978年新增GDP443.3亿元,总投资为668.72亿元,投资效果系数66.3(指每百元投资新增GDP数量);2008年新增GDP43364.4亿元(比上年增加额),总投资172828.4亿元,投资效果系数为25.1,比1978年低了41.2个百分点。如果按1978年水平衡量,那么,2008年又损失GDP71220.8亿元(172828.4亿元×0.663-43364.4亿元)。以上仅按可靠的数据测算,2008年与1978年相比较,投资效益就有天地之别,如达到1978年水平,2008年就损失固定资产36445.3亿元,损失GDP71220.8亿元,比起“拍脑袋”或“政治需要”所损失的5000亿元、8000亿元和14200亿元来说,那简直是大巫见小巫了。
        工业经济效益比较:建国60年以来,只有工业资金利税率有具体明细数据可比较。前29年为独立核算的国有工业,后30年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口径基本一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我测算了1952-2008年各年的资金利税率。资改派穷凶极恶攻击的“三年大跃进”的资金利税率(指工业每投入100元资金产生的利润和税收的比重)分别是:1958年为46.5%,1959年为48.7%,1960年为43.6%(全部为国有工业),分列56年来的第2、第1和第3位,是56年来国有工业经济效益(或称资金利税率)最佳的三年。以1958为例,比1952年的25.4%,1978年的24.2%,1988年的20.6%,1998年4.96%和2008年14.19%要高出2.28倍(2008年)~8.375倍(1998年)。比2008年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税率16.08%,外资工业企业的13.62%和私营工业的22.24%要高出30.42、32.88和24.26个百分点。如果2008年各种所有制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都达到1958年被走资派、资改派称为“经济崩溃”或“巨额经济损失”的资金利税率46.5%的水平,不仅没有成万亿元的损失,反而会有比2008年有上万亿元的利润和税收的增加。按1958年资金利税率46.5%来衡量,各种所有制的工业企业损失的利润和税收如下:2008年42.6113万个规模以上企业损失利税103196.1亿元(339196.6×0.465-54530.3);21313户国有工业企业损失利税44896.1亿元(138948.5×0.465-19715);24.385万户私营工业企业损失利税15058.7亿元(62069.8×0.465-13803.8);77847户外资工业企业损失利税为31527.8亿元(95854.2×0.465-13044.4)。上述损失是按可比数据和正确计算公式测算得到的,是真实、可靠,无可辩驳的,比起拍脑袋、胡乱比较要科学、正确。事实证明“三年大跃进”,不仅没有造成工业生产倒退、工业效益下降损失,反而创造了工业生产大发展,工业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这难道不是铁的事实吗?!
        复辟狂们在结束语中还到处搜集反面数据,终于搜集到刘仲藜主编《奠基》一书第151页所说,全民所有制由于制度原因,“职工平均工资从1957年582元下降到1978年549元,下降5.7%”。复辟狂们为了否定前29年,搜集到的这个数据却是撰写者捏造的,查遍所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都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从1957年637元增到1978年644元,按现价计算增长1.1%。不知撰写者从何处弄出一个“582元”和“549元”?如果复辟狂引用到1977年及以前的数据,说平均货币工资比1957年略有减少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是这种对比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按复辟狂的意见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错了,而1957年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一年,你们引用1957年的数据不仅说明不了公有制搞坏了,反而说明1953-1957年“对私改造”是成功了,而且职工平均工资也提高了。其实复辟狂要否定新中国前29年,应该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29年与解放前旧中国相比较,除了能拿出少数富人如何有钱,如何过着奢侈生活外,你们能拿出全体民众特别是广大工农劳苦大众生活水平、整个国力增强的例证吗?!
        (三)“二五”时期和“大跃进” 时期“经济崩溃”了吗?
        下边着重谈谈“大跃进”时期及“二五”时期的经济状况:
        (1)关于1958年经济情况。按单一生产力标准衡量,1958年确实实现了工业大跃进,1958-1960年也基本上达到了重工业“大跃进”的要求,但整个“二五”时期国民经济确实出现了负增长,列建国13个五年时期的倒数第1位。根据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后核实的数据,1958年列建国60年来增速第一位的有:GDP年增21.3%,第二产业年增52.9%、工业增加值年增53.4%,运输邮电业年增46.7%和人均GDP年增18.3%。列第1位的还有社会总产值年增32.6%,工农业总产值年增32.2%,工业总产值年增54.8%,重工业总产值年增78.8%和能源总量年增101.2%,原煤年增106.1%、机床年增185.7%等重工业产品,以及化纤(增14倍)、纱(49.5%)、丝织品(40%)、手表(40.3倍)、收音机(261.9%)、照相机(209倍)等轻工产品。列第2位的有轻工业总产值(33.7%)、发电量(42.5%)、呢绒(47.2%)、缝纫机(130.2%)、生铁(130.5%)、焦炭(161.9%)和发电设备(455.6%)等。国民收入列第3位(增22%)、总投资列第4位(84.5%)、基建投资年增87.8%,列第3位。财政收支分别增长25%和34.6%,分列第9位和第5位,有财政赤字21.74亿元,列60年的第31位。比起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几百亿、几千亿元的财政赤字来(2009年打预算赤字9500亿元),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银行贷款增长69.7%,列1953年以来最高增长率,货币增发率为28.4%,列第9位。进出口增长24.8%,列第10位。零售物价和消费物价分别增长0.2%和-1.1%,处于最低物价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和国有职工实际工资分别为-14.1%和-12.1%,说明1958年工业实现大跃进,并不是靠物质刺激和物价上涨带来的。主要是大量增加新工人和全民大炼钢铁而带来的平均工资减少。但人民生活水平仍有提高。表现在工资总额增长10.5%,居民消费水平增长1.4%;居民储蓄存款增长56.8%,列建国60年来第1位。主要农产品产量,除黄红麻、水产品、大牲畜头数等负增长外,农业增加值增长0.4%(列50位,比1980年的-1.5%要好),农业总产值增长2.4%(列48位),粮食增长2.5%(列第33位),棉花增长20.1%(列第16位),油料增长13.7%(列第14位),糖料增长31.4%(列第6位),猪牛羊肉增长11.5%(列18位),烤烟增长51.2%(列第5位),水果增长20.1%(列第8位),蚕茧增长5.4%(列34位),茶叶增长21.5%(列第3位)等。以上说明,1958年不仅不能说是什么“经济崩溃”,而且按周恩来提出的量化指标[1],中国经济确实实现了“大跃进”。
        (2)关于1958-1960年经济情况。1958-1960年也实现了工业大跃进。这三年工业增加值年递增28.1%,工业总产值年增32.8%,仅低于三年恢复时期的36.75%和33.85%,列中国13个五年计划时期[2]的第2位高速度。列13个五年时期增长率第1位的有:能源总量(44.1%)、煤炭(50.1%)、天然气(145.85%)、化纤(255%)、缝纫机(46.85%)和手表(465%);列第2位的有:粗钢(51.65%)、钢材(38.85%)、原油(52.7%)、机床(76.3%)、汽车(41.95%)、原盐(15.85%)、纸张(25.55%)、收音机等;水泥、化肥、自行车等列第3位。重工业产值增速(49.35%)列第1位。轻工业(13.75%)列第6位。而且这时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几乎都列建国60年前3名。如固定资产利润率分别为36.9%、40.9%和39.5%,资金利润率分别为34.2%、35.2%和32.6%,资金利税率分别为46.5%、48.7%和43.6%,产值利润率分别为20.6%、21.8%和23.0%(分列59年的第6、3、1位)等。而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分别为l7.8元、20.3元和24.5元,分列建国56年来倒数第2、6、10位,是比较低的。这三年中,仅基建投资新增固定资产就达到702亿元,每年递增25.1%,是国有经济大发展时期,而且已开始批量生产汽车、飞机、拖拉机及原子弹爆炸装置等新兴的工业部门和工业产品。总的评价,“三年大跃进”,实现了工业高速发展,特别是重工业迅速发展,尤其是对苏东国家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大部分在这个时期建成,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工业经济效益也是最佳时期。但这个时期农业却是下降的,出现了粮荒和农业短缺危机。这时城乡企业仍是增加的(如社队以上工业企业1960年比1957年增加8.45万个),职工人数也是增多的(增加2868万人),不存在企业破产倒闭和职工下岗失业问题,银行存贷差虽有所扩大,但银行自有资金却增加了315.9亿元,增长5.81倍;三年财政赤字累计虽达169.4亿元,通过增发钞票43.1亿元和向银行透支弥补,透支额并未超过银行自有资金额,因此这时银行和财政并未“崩溃”。而整个经济仍有较快增长,GDP年增9.6%,国民收入年增9.2%,超过“一五”时期的水平(分别为9.2%和8.9%),无论如何都扣不上“崩溃”的帽子。
        (3)关于“二五”时期(1958-1962)年经济情况。
        农业从1959年开始就很不景气,而且一连延续到1962年。鉴于到1960年中国出现粮荒和农业危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不得不在“二五”后两年对非农经济采取严厉的经济调整政策。这是陈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张的,毛泽东也是同意了的。中国进入了1960—1962年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出现了一场生产下降、食品供应短缺、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短缺型的经济危机。按水平法测算,“二五”时期GDP年递减2%,农业增加值和农业总产值分别递减5.65%和4.3%。主要农产品产量中,除羊存栏数年增长6.4%(约列前5名。2008年存栏数倒退到2001年)外,其他都有大幅度下降。其中粮食-3.9%,1962年比1957年减少3505万吨,而1960年到1961年减产更多;棉花-14.5%,减产89万吨;油料-13.75%,减产319.3万吨等。由于保农业、压工业等调整措施,使工业生产在1961-1962年有大幅度下降。由此使整个“二五”时期各项经济指标几乎都列在13个五年时期的最末位。人均GDP五年平均-2.9%,农民消费水平-3.3%,市民消费水平-5.2%,使人民生活下降,非正常死亡增多。
        关于此间出现的“非正常死亡”问题。由于1958、1959年和1962年都比上年新增人口1200多万人,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问题,问题出在1960-1961年,这两年总人口分别比上年减少1000万和348万人(顺便说一下,改革开放31年来,每年人口死亡总数在800-1000万左右),表现在这两年人口死亡率高达25.43‰和14.24‰。考虑到出生率等因素,西安交大蒋正华教授采用历年生命表参数计算和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对美国科尔教授线性公式计算结果进行技术性修订(因存在矛盾或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他们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691—2158万人,那种估算在3000-4000万人以上则是高估。本人按国家统计局在后来核准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测算,1959年出生人口1667万人,死亡人口964万;1960年出生1384万人,死亡1709万人;1961年出生1185万人,死亡940万;2008年出生率12.14‰,比1960、1961年低了8.76‰和5.86‰,新出生1621.2万人,死亡率7.06‰,比1978年高出0.81‰,但比1960到1961年低了18.34‰和7.18‰,死亡人口932.8万人。将1960-1961年与1959年相比较,其中1960年比1959年少生283万人,多死亡745万;1961年比1959年少生482万,少死亡24万人;1960年与2008年相比较,少生228.2万人,多死亡776.2万;1961年与2008年相比较,少生427.2万人,多死亡7.2万人。这样1960-1961年与1959年相比较,少出生765万、多死亡721万人,这两年非正常死亡1486万人;与2008年相比较,少出生655.4万人,多死亡783.4万人,这两年非正常死亡1438.8万人。由此说这两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比1959年多死亡719万人,比2008年多死亡783.4万人;加上少出生人口,分别为1484-1438.8万人,但绝不会超过2000万人。上述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也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关于三年大跃进中“全国有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人的谎言问题。复辟狂们反复用道听途说或捏造的数据说:文革10年,“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又说,“大跃进三年,全国有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查某已故领导人在1978年12月13日讲话全文和他的选集,未见有这样的内容和说法。倒是那位自称“胡说”后因纵容、包庇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被邓小平赶下台的那位总书记,在非正式场合私下说过“文革整了1亿人”,但未说过“死了2000万人”。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复辟狂捏造出来的。文革前期确有红卫兵打死人和两派发生“武斗”也死了不少人,但一旦发生打死人事件都立即下令制止,中央关于制止“河北”、“四川”、“武汉”、“云南”等地“武斗”的紧急通知,都具体列举了死伤人数,而且后来打死人的“造反派”都得到了法律制裁。如果说“文革10年死了2000万”,包括病死、唐山大地震死亡及自杀、打死的,还有点谱,但如果说“文革中被红卫兵打死了2000万”却是捏造、想当然的夸大其词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按2008年死亡率7.06‰测算,各种原因死亡人数就达932.8万人,30年按每年死亡800万测算,30年就死亡24000万人以上。因此说文革十年各种原因死亡2000万并不算多,是可以接受的。但要说红卫兵在文革中打死了2000万人却是无事实根据的“胡说”。至于说“三年大跃进活活饿死了3755万人”,那完全是复辟狂捏造。因为这是毫无根据的信口雌黄。人口专家一般讲的是“非正常死亡”,包括饥饿死亡及由营养不良引起其他疾病死亡、自杀、他杀及各种交通事故和自然灾害(如地震灾害、火灾、矿难、台风)等死亡,还包括一个大项,即营养不良造成出生率的下降而使新出生人口减少。前文引用蒋正华、李成瑞和美国科尔教授测算的数据是“非正常死亡”,而非复辟狂所说的“活活饿死的”。如果只算饿死的,不包括少出生的人口,那么把所有死亡人口全部算作“饿死的”也根本不到复辟狂捏造的3755万人的数字。按复辟派的说法是“三年大跃进”饿死人,是指1958-1960年,不包括1961-1962年开始经济调整时期。我在前文已说了,1958年、1959年和1962年比上年新增人口都在1200万人以上,比2008年新增人口673万人增长将近1倍(以本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得出),得出这三年不存在“非正常人口死亡。”那么只剩下1960年存在“非正常死亡”的问题,按国家统计局后来经过核实的死亡率测算,1960年死亡人口测算公式是:上年底总人口×当年死亡率,即67207万人×25.43‰=1709万人,虽然复辟狂未列入1961年开始调整的年份,但因为1961年年底总人口比上年减少348万人,我认为存在非正常死亡问题,按上述计算公式计算,1961年各种原因死亡人数为940万。把这两年死亡汇总共计只有2649万人,比复辟狂所说的3755万人少了1106万人;况且中国历来统计,病死的要占死亡人口的绝大多数,至少占80%以上,2008年包括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呼吸系病、损伤和中毒、内分泌营养和代谢及免疫疾病,消化系统病(包括营养不良和冻饿夭亡)、泌尿、生殖系病、神经系病和传染病等十种疾病死亡人数占城乡死亡总人数的92.55%和93.53%。即使按80%最低比例扣除疾病死亡,也应该从这两年总死亡中减去2119.2万人(2649×0.8),那么充其量称为饿死或营养不良引起死亡的为529.8万人。前文我将1960-1961年与1959年相比,这两年多死亡721万人;与2008年相比多死亡783.4万人。按80%病亡扣除,其中因饥饿或营养不良引起死亡的人数充其量在144.2-156.7万人。仅及复辟狂捏造的3755万人的3.8%-4.2%之间。也就是复辟狂们在这里夸大了23-25.1倍。这两年确实存在饿死人的问题,尤其在我的家乡——安徽部分农村,这与当时粮食生产浮夸风和随后的高征购政策有关,但粮食放卫星和随后的高征购政策不能只归罪于毛泽东一个人,用邓小平重新复出后所说,当时毛主席头脑发热,刘少奇、周恩来和我,头脑都发热,只有陈云未吭声。但陈云、薄一波等在1958年钢铁产量翻一番运动中提倡土法炼钢,也有责任。“三面红旗”都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而是别的领导人率先提出。
        在1960年到1961年,饿死人的问题,或者说“非正常死亡”的问题,确实严重的存在过,中国当政者应该永远牢记这个血的代价。但是,不要忘记,改革开放以后,饿死人的问题,或者说“非正常死亡”的问题,不是更为严重的存在吗!农村数百万“五保户”在不少农村让其“自生自灭”,上百万乞讨流浪人员,其中有没有“冻饿夭亡”的吗?还有每年有25-32万自杀身亡的,他杀在80-100万人左右,这是改革开放前是少有的。据统计,2008年刑事立案达488.5万件,比1978年增长32.2倍;每万人口立案数达36.78件,比1978年增长23.1倍;治安案件达877.3万件,比1985年增长8.53倍;民事案件达541.3万件,比1978年增长17倍。2008年一年审判刑事犯罪人就达100.73万人,比1978年增加86万人,罪犯增加5.85倍。有报道说,民众上访人数从1978-1982年平均每年2万起增到2005年以后3000万起,增长了1500倍。上千万民众上访,不仅存在被刑拘坐牢判刑,强制送进精神病院被活活折磨死的,还存在大量乞讨流浪、冻饿夭亡的。2008年检察院受理贪污贿赂和渎职案件51961件,立案33546件,立案贪官污吏41179人,年底结案41338件。2008年检察院决定批捕刑事案件63.23万件,97.1万人,决定起诉的有75.1万件、117.8万人。2008年年底中国在押服刑人员达162.34万人,按年初的犯人划分,女犯人占5.1%,未成年人占13.1%。2009年2月内蒙赤峰女工王娜、10月18日青岛酒楼小店主张霞、11月13日成都服装厂女老板唐福珍、12月14日北京海淀康新柱及云南曲清岳喜有,都因为强制拆迁自焚而亡,此外,今年中下旬连续发生震惊全国的“灭门惨案”:11月16日昆明21岁的陈文法杀害其父母、伯父母、祖母和堂哥等6名亲人;11月19日河北31岁的王×手持斧头将妻子、岳父、儿子、姐夫砍死;11月23日北京大兴的李磊将其父母、妻子、妹妹和两个孩子杀死;11月底东北一男子将其姐姐连捅数刀后,跑到街上见人就刺,结果刺死1人,刺伤12人。这些情况的存在,难道也是什么“太平盛世”的表现,而不是复辟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动乱的前兆?!
        60年的非正常死亡增多是令人悲痛的!但是,我认为与1958年农业大跃进和包括赵紫阳在广东任农委书记时放“水稻卫星”等浮夸风密切相关,也与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见识迟、措施慢也有关。在全国各地高吹“粮食放卫星”的1958年,仍进口粮食22.35万吨,在随后发现粮食供应紧张和不足的1959年和1960年,却只分别进口粮食0.2万吨和6.63万吨,这两年又分别出口粮食415.75万吨和272.04万吨,结果这两年纯出口粮食415.55万吨和265.41万吨。一直到1961年-1962年才增加进口粮食至580.97万吨和492.3万吨,同时出口粮食135.5万吨和103.09万吨。整个“二五”时期进口粮食1102.45万吨,出口粮食1214.72万吨,纯出口粮食112.27万吨。比起1982年进口粮食1611.69万吨和2008年进口粮食3898万吨的政策反差是多么地鲜明?!
        关于经济比例失调问题。有人用1958年-1960年三年积累与消费、农业与工业及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失调来论证三年“大跃进”时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历史史实数据到底是怎样?
        第一,关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原为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因后来没有按这个口径的统计资料,现改为居民消费(不含政府消费)、投资(不含存货)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比较。其中投资率在1958-1960年分别为25.8%、30%和31.4%(原国民收入中积累率分别为33.9%、43.8%和39.6%),三年平均为29.1%,虽比“一五”时期平均为25%左右高出4.1个百分点,但比1988年占31.4%仍然低了2.3个百分点,比2008投资率高达41.1%却低了12个百分点。2008年投资率如降低到“投资膨胀”的1958-1960年的29.1%水平,那么2008年多投资了36913.3亿元(306859.8×0.291-126209.5),而1958-1960年三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只有4238.7亿元,仅为2008年126209.5亿元的3.36%,即2008年一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大跃进三年总和的29.78倍,如果说那三年是什么“投资”或“积累”膨胀,那么2008年则是“恶性投资膨胀”或“极度积累”。1958-1960年居民消费率,三年平均为51%,虽比“一五”时期略有下降,但比1980年占50.9%仍然高出0.1个百分点,比2008年消费率下降到35.3%却高出15.7个百分点(2008年美国为70.1%、印度为54.7%)。如果说“大跃进”三年投资挤了消费,那么按那时的平均消费率测算,2008年高投资率则挤了居民消费48106.3亿元(306859.8×0.51-108392.2),全国13.28亿人口平均每人少消费3622.5元。虽然那时的积累与消费或投资与消费存在不协调的问题,但比起现在来说要合理一些。如果将48106.3亿元被挤占的居民消费投入到低收入家庭,按2008年农村贫困线1196元测算,可以使中国农村40.22亿人摆脱绝对贫困的悲惨境况,即不仅使2008年生活在1196元贫困线下的4007万人全部摘掉绝对贫困帽子,而且还可以使全国13.28亿人口平均每人增加消费3622.5元。
        第二,关于工农业比例关系。以工农业占GDP比重比较,1958-1960年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34.1%、26.7%和23.4%,三年平均为28.1%,比1952年降低22.4个百分点,而这三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平均为36%,比1952年高出18.4个百分点。由此说,工业上升过快、农业下降过大是有道理的。但如果以此作为衡量国民经济崩溃的标准却是荒唐可笑的。因为要把落后农业大国变成工业发达国家;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以先进的工业机械设备来武装农业即实现农业机械化。没有农业机械化,靠分田到户的人拉肩扛的小农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只能是“天方夜潭”式的幻想。因此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比重超过农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958-1960年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不仅不是什么“罪过”,反而是中国从此由落后的农业大国进入工农业都比较发达的标志。后国家采取压工业、保农业的严厉措施,才出现农业产值反超工业,但到1970年以后,工业就永远超过农业,农业保持占GDP28.1%的比重只维持到1985年,此后就永远低于这个比重,2008年下降到仅占GDP的11.3%,比大跃进三年平均下降16.8个百分点。因此农业比重下降不仅不是什么“崩溃”的依据,反而是工业现代化、国家发展和进步的表现。
        第三,关于轻重工业比例关系。1958-1960年轻工业平均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40.5%,比1949年下降33.1个百分点,同期重工业比重上升了33.1个百分点。存在轻工业下降和重工业上升过快的问题。但赵紫阳坐上总理宝座后接过某人的建议,要建立所谓“轻型工业结构”(指轻工业产值超过重工业)却是伪证。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只有1981-1982年两年轻工业产值超过重工业,2008年轻工业(规模以上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28.7%,比三年大跃进平均数下降11.8个百分点,相应的重工业比重上升了11.8个百分点。既然不能说2008年的投资与消费、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关系失调“到了崩溃边缘”,反而说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那么大跃进三年上述各种比例关系比现在还要好,为何反倒成了“崩溃边缘”了呢?总不能学美国佬一切搞“双重标准”吧?!
        我认为,“二五”时期的后三年中国出现了经济短缺危机,但仍不能说是什么“经济崩溃”。理由有:
        (1)工业企业数、职工人数减少,但工业生产力却都保留下来了。1962年社以上工业企业数虽比最高的1959年减少12.1万个(其中国有工业减少4.58万个,城乡集体减少7.52万个;工业劳动者减少1176万人(其中国有工人减少815万人,但城镇集体却增加l44万人),但是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从1957年的274亿元增到1962年的786亿元,纯增512亿元,平均每年增加102.4亿元。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崩溃、企业破产倒闭、机器设备被毁、生产力受到破坏是截然不同的。中国通过有领导、有计划实行“关停并转”的调整措施,虽然企业个数、人数减少了,但生产力却全部保护下来了,反而通过合并重组增强了,有用人才也保留下来了,富余职工也给以妥善安排,未造成社会动荡。
        (2)未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在“大跃进”的前3年,各类物价基本保持稳定并略有下降(如消费物价-0.05%)。只是从1960年以后逐步放开三类农副产品价格,搞“高价商品”(陈云提议的,目的是回笼货币),允许个体商贩存在并自产自销,使物价上涨。1961年零售物价上涨16.2%,消费物价上涨16.1%,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涨28%,达到建国29年来最高水平(1950年以来),列建国60的第4、5和第2位的高水平。整个“二五”时期,分别年递增4.7%、4.15%和6.5%,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只有1961年上涨16.1%,与1988年上涨18.8%、1989年上涨18%、1994年上涨24.1%和1995年上涨17.1%,才能称为恶性通货膨胀。
        (3)“二五”时期,国家财政和国家银行也没有达到“崩溃”的程度。“二五”时期的财政收支都是正增长,分别年递增0.2%和0.1%(水平法),累计有财政赤字129.54亿元,列13个五年计划时期第7位,其中1960年有赤字81.8亿元,列建国29年的最高额,但仅列建国60年的第25位,而且1961就实现了收支基本平衡,到1962年有财政节余18.67亿元,列60年财政有节余的20年中第5位。对外贸易-3.1%,但有贸易顺差累计5亿美元,其中1962年有现汇结余0.81亿美元。市场货币流通年递增15.05%,列13时期的第6位;五年平均年发钞票53.7亿元,列13个时期的第9位,主要是1960-61年分别增发20.8亿元和29.8亿元,列前26年的第3-1位, 但大大低于改革开放30年的平均水平(30年平均年增发1133.6亿元钞票,其中2008年高达3885亿元),而1962年不仅未增发钞票,反而回笼货币l9.2亿元,是建国以来回笼货币6年中最多的一年。银行存贷款分别年增20.05%和19.7%,分列12个时期(无恢复时期数据)的第4、5位;1962年贷款规模维持在1958年的水平,有存贷差238.6亿元。这五年中只有1958年发公债7.98亿元,未向国外借款,而且偿还国内外债务50.49亿元,其中还外债34.07亿元,占外债总额的59.3%(总外债51.63亿元)。即财政与银行都没有破产和倒闭,虽然问题在头29年内较为严重,但在照常运转,而且1962年出现好转的趋势。
        (4)从经济总体来说,也没有到什么“崩溃”边缘。由于1959-1961年农业生产主要受旱灾等影响(受灾面积分别为4463、6546和6175万公顷,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42.7%、62.4%和59.8%,分列建国60年来的第20、1、2位。那种说这几年是什么风调雨顺年景是不顾事实的捏造。),农业生产全面减产,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短缺,迫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非农业(主要是工业)采取调整措施,这样才使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贸业出现了比农业更大幅度下降,才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负增长。GDP在前2年分别增长21.3%、8.8%的基础上,1960年只比上年下降0.3%,仍然维持在高产出水平。到后两年由于调整措施才使整个“二五”计划时期按水平法计算-2%,按累计法只下降0.62%。除农业外,其他行业仍有一定的正增长。第二产业年增0.95%(按累计法计算为6.3%),工业增加值年增2.15%(7.3%),运输邮电增加值年增2.25%(6.8%),工农业总产值年增0.06%(3.2%),工业总产值年增3.8%(9.5%)。其中轻工业年增l.1%(3.2%)。重工业年增6.6%(16.7%)。说明“二五”时期工业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创造了比改革开放30年来还要好的成绩:如能源总量五年平均年递增11.75%、煤炭年增10.9%、原油年增31.5%、发电量年增18.9%、化肥年增25.2%、化纤年增132.6%、缝纫机年增22.9%、手表年增268.5%、天然气年增71.8%、农药年增6.25%等,改革开放30年来有那一项增速达到上述水平?!“二五”时期,基建投资1206.09亿元,比“一五”计划增长1.05倍,新增固定资产861.82亿元,也比“一五”时期增长75.1%。苏联从1950-1959年援建项目共计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只建成103项,其余201项正在建设中。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带走全部设计图纸和资料,停止供应设备和零部件,使250多个企业和建设项目处于停顿状态。中国硬是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把这些项目一个一个建成了。“二五”计划时期新增产品生产能力比“一五”时期有成倍增长,其中炼钢增长3.52倍、煤炭开采增1.34倍、发电能力增2.5倍,石油开采增5.22倍、化肥增6.24倍、水泥增3.49倍、食糖增76.9%、纸张增3.53倍、新建铁路增加1958公里,港口吞吐增加764万吨等。先后建成铁路有宝成、包兰、黔桂、北承铁路;建成黄河三门峡、汉水丹江口、刘家峡、青铜峡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建成重庆长江大桥和郑州黄河大桥。这个时期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和科技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如试制成功半导体收音机、电视发送设备、巨型变压器、内燃电动机床、2500吨水压机、2.5万千瓦高温高压汽轮机、二千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5千~1万吨远洋现代货轮、拖拉机、“东风”牌汽车、“红旗”牌高级轿车、每秒运算1万次计算机、数控铣床、25型直升机、液体探空火箭、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等在当时国际上都是比较先进的产品。特别是1958年昆明机床厂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台世界先进水平的精密机床。1960年4月21日在河北怀来县进行了一次小型原子弹爆炸试验并获得成功,同年12月5日仿制“P-2”导弹首次试验也发射成功。在首都北京还建成了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电视台(现为中央电视台)及北京十大建筑。仅列上述成就,也不能说经济到了“崩溃边缘”。那种把“二五”时期发展速度一定要达到“一五”时期水平,推算出“大跃进”损失1200亿元的数据既不科学,而且也高估了损失。
        二、建国头29年与改革开放后30年的经济比较、与同期国外各国的经济比较、以及与旧中国最高年份的经济比较
        (一)建国头29年与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比较
        (1)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从1949年408亿元增到1978年3645.2亿元和2008年30067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前29年增长指数为801.3%,即翻了3番多,增长了7倍多,年增长7.45%,后30年增长15.5倍,年增长9.8%。后30年比前29年高出2.35个百分点。新中国60年GDP共计增加131.4倍(而不是某权威人士发表的,说新中国50多年来GDP只增长了十几倍),60年平均每年增长8.65%。半个多世纪保持如此高的增长速度,确实在人类经济史上是少见的或独一无二的。按当年的汇率测算(1949年按年底1美元兑2.1元,1978年按1.6836元,2008年按6.9451元人民币),从1949年194.3亿美元增到1978年2165.1亿美元(不是一些高官所说的是1400亿美元或1600亿美元)和2008年43292.4亿美元,按汇率法测算,前29年增长了10.14倍,年增长8.65%;后30年增长18.99倍,年增10.5%,按这个办法,前29年比后30年低1.85个百分点。现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及各国大多采用汇率法,采用按可比价格计算与购买力平价计算办法有某些相似之处。虽然改革开放后GDP年增速比改革开放前要高出2.35个百分点,但需说明的是外资经济现已占GDP近1/5,其中2004年占中国工业总产值已达30.2%。在主要产业中已占75%的股权;私人、个体经济已占GDP的1/2左右,国企单位数,2004年经济普查,只剩下19.2万户,比1996年减少196.8万户,集体企业单位数减少455.4万户;2008年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只剩下6447万人,比1995年减少4814万人,城镇集体就业人数只剩下662万人,比1991年减少2966万人。公有经济单位就业人数占全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1978年占99.86%下降到2008年仅占15.1%。这与头29年完全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国有职工创造的是不同的。而且这种较高增速是靠高消耗、高成本、高污染、低效率取得的。
        (2)一产增加值。
        一产增加值从1949年279亿元增到1978年1018.4亿元和2008年3400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前29年增长1.358倍,年增长3%,后30年增2.861倍,年增长4.6%。按美元折算,从132.9亿美元增到650.3亿美元和2008年4895.5亿美元,前29年增长3.59倍,年增长5.4%,后30年增7.02倍,年增7.2%。中国农业生产增速大大落后于工业,但比同时期(1950-1978年)美国2.1%,日本2.35%,德国1.8%,英国1.9%、法国2.2%、意大利1.9%,加拿大1.4%,印度2.9%要高出0.1(印度)-1.6(加)个百分点。仅比澳大利亚的3.05%低了0.05个百分点。如果说中国农业如此低的速度就算崩溃了,那么国际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早就破产了。59年来农业增长8.11倍,年增长3.8%,比上述各国58年增速都要快,比美1.6%,日0.95%、德1.8%、英1.1%、法1.25%、意1.15%、加1.65%、澳1.15%、印度2.9%,和苏俄1%要高出1-3个百分点,比台湾(1953-2008)2.4%也快了1.4个百分点。
        需要说明的,虽然改革后比改革前农业增速快了1.6-1.8个百分点,但分田到户后小生产方式的农业经济的衰退是无可挽回的趋势。建国头29年每年冬春两季动员亿万农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和提出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但分田到户后农田水利建设出现倒退,农业机械化目标不仅取消了,而且倒退到人拉肩扛的人畜力的原始农业水平。如到1978年修建各类水库86900座,到1985年减少到83219座,到2008年为86353座,减少了547座;乡村办水电站由1978年的82387个减少到2008年44433个,减少了37954个,减少46.1%;机耕面积从1978年4067万公顷下降到1985年3414.2万公顷,减少了652.8万公顷,下降16.1%。因分田到户破坏农业生产力太丢人,以后干脆不再公布机耕面积数字。由于分田到户破坏水利建设,使灾害加重:水土流失面积从1978年的120.9万平方公里增到1995年163万平方公里,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2.48万平方公里;易涝面积从1978年的2377.7万公顷增到1990年2446.7万公顷,平均每年新增易涝面积5.75万公顷;盐碱地面积从1978年的724.3万公顷增到1985年769.3万公顷,平均每年新增盐碱地面积6.43万公顷;而农业耕地面积每年减少600到1000万亩。所有现在仍统计公布的农业生产条件数据,改革前后比较反差极大。农业机械总动力,由前26年年增28.3%降为近30年仅为6.7%,相差3.22倍;大中型机引农具前后增速之比为12.1%:4.4%,相差1.75倍;农用灌溉机械增速为17.75%:4.15%,相差3.28倍;灌溉动力年增速为26.9%:3.25%,相差7.3倍;灌溉面积增速为3.2%:0.9%,相差2.56倍;化肥施用量增速为19.95%:6.1%,相差2.3倍,农村用电量增速为26.75%:11.2%,相差1.4倍。这是小农经济带来的苦果。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由1978年占28.2%下降到2008年的11.3%,下降16.9个百分点。证明农业衰退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在新中国建国头56年,中国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一直是纯出口国,2005年首次出现农业贸易逆差50多亿美元,2008年初步统计农业贸易逆差达965.9亿美元,即中国从农业出口大国变成了农业进口大国。中国现今大量进口粮食(主要是大豆)、棉花、油料等成百成千万吨。原国有农场除了在其内部办了成千上万个家庭农场外,在规模上都出现了萎缩。农场个数由1978年的2067个减为2008年的1893个,减少了174个;职工人数由514万人减少到334.5万人,减少了179.5万人,下降了34.9%。而且像新疆建设兵团原有屯垦戍边的功能,大搞家庭农场后其戍边功能被取消了。务农劳力占全社会就业比重,由70.5%下降到39.6%,降低30.9个百分点;由于占用耕地大搞开发区使5千万农民失地失业无以为生;现约有1.5亿农民工进城谋生;粮产只年增1.85%,比前29年低了1.65个百分点,1999-2007年粮产低于1998年,30年累计纯进口粮食25817万吨,平均每年纯进口860.6万吨。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2.5亿人增到2008年近4.34亿人(为国际贫困线,每人每天消费低于1.25美元)。有人发出“农民真穷,农业真苦”的呼唤!
        (3)工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从1949年50.5亿元增到1978年1607亿元和2008年12911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前29年增长42.48倍,年增长13.9%,后30年仅增长25.63倍,年增11.55%。前29年比后30年高出2.35个百分点,说明前29年工业化进程比后30年更快。比同时期(1950-1978年)的美国4.45%,日本12.05%,德国6.65%,英国2.5%、法国5.1%,意大利7%,加拿大5.4%,澳大利亚5.35%和苏联9.5%,都要快,快了1.85(日本)-11.4(英国)个百分点。按汇率法测算,由1949年24.05亿美元增到1978年956.5亿美元和2008年18590.4亿美元,前29年平均增长13.55%,比后30年年增10.4%,要高出3.15个百分点。包括建筑业在内的第二产业的年增速也高出后30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前29年年增14.05%,后30年年增11.4%,高出2.65个百分点;按美元测算,二者的速度比为13.75%:10.55%,高出3.2个百分点。59年中国工业增长了1147.4倍,年增12.65%,比同期的美国3.4%、日本7.2%,德国3.8%,英国1.6%,法国3.1%,意大利3.8%,加拿大3.3%,澳大利亚2.9%,印度5.9%和我国台湾省(1953-2008)9.1%,要高出5.45(日本)-11.05个百分点(英国)。改革前后比较,不仅工业增速比前期低,而且大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大力发展“五小工业”,既有耗能大、成本高、假冒伪劣严重,而且造成土地、河流、空气等严重污染。据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累计报告职业病达50多万例,近年来职业病呈上升的趋势,专家估计实际发生病例要大大高于报告数,更比改革开放前要高出数十倍。在煤炭、化工、建材、汽车、医药等行业都存在职业病危害。千百万个中小私营企业大多工作场所劳动条件恶劣,缺乏各种劳动保护。尘肺病等职业病严重危害着工人身体健康,一旦发病难以治愈,伤残率高,死亡率也高。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有河北高碑店农民工苯中毒、福建仙游县和安徽凤阳县农民工矽肺病、陕西凤翔县615名儿童铅中毒、湖南浏阳镉中毒等事件,一次性造成几十人上百上千人患病,还有河南农民工“开胸验肺”的惊人新闻,都因防治和处置不当造成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人称这是“带血的GDP”。国企工业改革,造成大批国企被兼并破产,职工上千万下岗失业,资金效益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2008年国有工业户数只剩下20463户,比1995年减少97537户,下降82.7%;职工人数只剩下1779.1万人,比1992年减少3576.4万人,下降79.2%。国有企业在这里真正发生了一场衰退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在国家投资最多、占国民经济主体、主导作用的工业领域,在39个主要工业行业中,非公经济在27个行业中(占69.2%)的比重超过50%,即中国工业经济到2004年从总体上已私有化了。
        (4)关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比较问题。
        复辟狂们于2007年在香港出了一本书,他们像演三簧一样热炒一个数据:“2003年创造了高于1978年33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2003年11天的劳动生产率”。然后胡诌什么“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该书还借用政府报告的现价数据,说宁要私有制为主体的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182300亿元,不要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的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24亿元,然后他把两者现价相减,提出“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是要178676亿元财富呢?还是要哪个‘主体’地位的虚名。”然而政府报告在提出上述现价数据后,并没有直接做减法或除法,而是说:“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8.4倍”,而按现价计算,却增长了35.5倍。现价与按不变价格计算相差了27.1倍。这与那些不懂经济,看到一个数据就任意比较、胡乱解释要慎重一些。也就是说,比较产值时,必须按不变价格计算,即抛除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贬值和资产泡沫。比较增长速度,必须懂得高等数学中的“开平方”,而不是简单的用年份去除。奉劝不懂经济的资改派们,为了贬古(指建国头29年)颂今,抓住一个不可靠的数据就胡乱比较,以免贻笑大方,留下江湖骗子的名声。按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测算,改革前29年与后30年物价比较,其中居民消费物价1978年比1950年上涨44.7%,平均每年上涨1.3%;而改革开放30年上涨了4.227倍,平均每年上涨5.65%,比前29年高出了3.35倍,就是说2008年522.7元只相当于1978年100元的货币价值。商品零售价格年平均涨幅分别为1.1%:4.7%;农产品收购价格(后为农产品生产价格)分别为2.8%:6.65%。改革前中国保持了物价基本稳定,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要低得多(消费物价中国为1.3%,比美国3.6%,日本6.3%,西德2.95%,英国6.6%,法国6.05%,意大利6.1%,加拿大3.9%,澳大利亚5.6%,印度5.05%,和台湾岛1953-1978年为7.7%都要低),是世界上物价最稳定的国家之一。而改革开放以来,放开物价,让“价值规律自发起调节作用,”使物价在到1996年飞速上涨,18年消费物价年均上涨8.45%。商品零售价格年均上涨7%,农产品收购价格年均上涨9.95%。近年来由于实行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通胀的威胁再次来临,2007-2008年消费物价分别比上年上涨4.8%和5.9%,而2008年年底一年期存款利率只有2.25%,实际存款利息为负数。31年来,人民生活必需品,如粮、油、豆制品、鸡蛋、肉类、鱼虾、酱油、醋、及水、电、汽及公共交通(除北京2008年奥运会后外)、电话费、邮电费、房租等都上涨了10倍以上。(如白豆腐,过去1块白水豆腐每块5分钱,现在每块在1-1.3元,上涨了20-25倍)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物价上涨幅度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如消费物价中国年涨5.65%,比同时期美国上涨4.1%,日本1.3%,德国2.35%,英国5.3%,法国3.95%、意大利0.15%、加拿大3.95%、澳大利亚4.9%和台湾岛2.9%都要高,只比印度年涨7.7%略低。苏俄前29年消费物价平均每年下降1.05%,而俄罗斯近29年来(到2007年),消费物价平均年上涨48.5%。主要是前苏联演变后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物价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飞奔,1991-2005年消费物价年增102%。即每年物价翻一番,在资改派看来,恢复到国民党统治后期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状况也是大颂特颂的“功劳”。)据前段时间民众流传:“毛泽东坏,一元顶1块,走资派好,1元顶1毛。”反映了物价上涨带来人民币值的大幅度贬值。因此按现价计算的产值数据都有巨大的水份和浮夸。如按1978年价格计算,2008年实际GDP只增长15.5倍,实为60189.5亿元,而现价却高达300670亿元,有价格水份或泡沫高达240480.5亿元,泡沫或浮夸率高达80%。按此平减指数测算,中国实际30年年均通货膨胀率为6.05%,比按消费物价年涨率高出0.4个百分点。对此,已故哈佛大学高材生、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岱荪教授指出,通货膨胀是对广大民众的剥夺,特别是对普通老百姓的剥夺。因为只有官商为谋私利才推行通胀政策,不顾老百姓死活才放任物价飞涨。
        至于说2003年劳动生产率是1978年的33倍或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2003年11天的劳动生产率。这是不懂经济的胡说八道。国家统计局在每年出版的《统计年鉴》中,列有“平均每天主要社会经济活动”一栏,内有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和2003年每天创造的数据,简单地把后者与前者相除,得出后者是前者的33倍,并把它称为“劳动生产率”,是极端错误的。一是国家统计局在本栏注释中明确注明除邮电业务量按不变价格计算外,其余均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家统计局既没有简单地拿现价相除得出是什么增长了“33倍”或说现在11天劳动生产率就相当于1978年全年。这样数量比较是顽固派自己想当然胡诌出来的,更没有由此数量指标推出是什么劳动生产率。因为按现价计算正如上文所述,通货膨胀因素使2008年GDP虚增80%,虚增量是实际量的将近5倍。我想懂经济、价格的国家统计局的人员是不会简单地用现价来比较的,只有不懂经济的复辟狂才作这种低级、恶劣的比较。二是资改派将平均每天创造的GDP归结为是什么“劳动生产率”,更证明这帮家伙对经济学一窍不通,前者是指一年365天每天创造了多少GDP,而不涉及每年投入多少就业人口,与劳动生产率根本不搭界,而劳动生产率是指所有参与就业人口平均每年创造的GDP数量。而不是不管投入就业人口多少只是按一年365天平均每天创造多少GDP。前者是当年GDP除以365天得到,后者是GDP除以年中就业人口得到。要想将不同的年份GDP进行比较,必须按可比价格计算,而不能按现价计算,因为按现价计算包含了巨大的通胀泡沫。不能真实地反映GDP实际产出率。工农业产品产量可以直接比较,但要测算如粮食、钢材的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找到当年年中有多少人从事粮食和钢材生产。按上述劳动生产率测算方法,应是当年GDP除以当年年中全社会就业人数得出(以当年人口和上年就业人口的平均数,所有的人均数都采取这种方法)。都按现价计算,1978年国民(或全员)劳动生产率为920.1元,2003年为18331.1元,按现价计算,仅比1978年增长18.9倍,根本不到33倍;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分别为920.1:4860元,仅增长4.28倍,复辟派在这里夸大了28.22倍。都按1978年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国民劳动生产率,从1949年251.3元增到1978年920.1元再到2008年7793元。前29年增长2.66倍,年均增长4.6%;后30年增长7.42倍年均增长7.4%,年均增长只比前29年高出2.8个百分点。至于说道“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的“主要东西”,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些复辟狂在这里企图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用资本主义来取代社会主义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正如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给这些复辟狂、资改派当头一棒!况且2008年创造的GDP中有约20%左右是外资企业创造的,正如外商所说:“把利润拿走,把GDP留给中国”。如果把这部分抛除,其人均创造的GDP至少要降低1.48个百分点。其成就就不那么“辉煌”了。凡是有一点民族良心的人都知道,像微软、可口可乐等跨国公司是外国企业,他们在华办厂设店所创造的GDP,应不应该包括在中国GDP内?按国内生产总值统计范围是统计在中国GDP中的,但是不能自我陶醉,以此来炫耀其“政绩”。如果把“微软”、“可口可乐”等跨国公司看作是中国自己的“先进生产力”,那么就陷入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刘晓波“殖民地陷阱”。他说,香港100年殖民地富起来了,中国那么大那么穷,需要300年殖民地才能富起来。如果这样,中国连独立、自主的愿望也丢了,只能充当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附属国。正如民谣所说,“毛泽东让中国人站起来了,而走资派却让中国人趴下去了!”
        更为严重的是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在赵紫阳等人的“先把经济搞上去,再来治理污染”,即“先污染、后治理”的指导思想下,中国人生存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越来越严重。2008年查处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474件,虽比2000年减少80.3%,但直接经济损失1.82亿元,列近9年第2位,而罚款仅为927万元,列近9年来最低,仅为2006年的11%。2008年废水排放总量达571.68亿吨,比1985年增长67.4%。在有出海口的10个省市将15.87亿吨废水直接排入海水中,占废水总量的6.6%;另有2.38亿吨废水处理不达标,总计有18.45亿吨,占总量7.6%的废水流入大地和江海中。2008年排放废气403866亿标立方米,比1985年增长4.46倍,其中排出有毒气体——二氧化硫2321.3万吨,比1985年增长75.2%。2008年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达19.01亿吨,比1985年增长2.62倍。2008年环境污染治理总投资4490.3亿元,虽比1985增长了202.3倍,但仅占当年GDP的1.49%,仍然是杯水车薪,因为污染仍在扩大。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指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持续张力下,中国已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遭受过酸雨的袭击,七大河流中一半的水资源是完全没用的(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四分之一的居民没有纯净的饮用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了支气管炎和癌症。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中国污染代价》报告,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占80%。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过早死亡,另有6万多人因水质较差患上严重腹泻、癌症而早亡。世行估算,目前中国每年GDP中有8-13%应支付环境成本。潘岳指出,污染所造成的损失至少相当于中国30年经济发展的总和(按当年价格计算,30年GDP总和为210.9万亿元)。有专家指出,中国近30年来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需要100年努力修复。渤海生态的全面恢复也要花费200年,太湖、滇池和巢湖的治理,已连续巨额投资多年了,至今尚未见到成效。这种只要GDP增长不顾环境污染破坏,实质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犯罪行径。如果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用来弥补30年环境生态上亏空,那么就等于零增长,这种伯恩斯坦鼓吹的庸俗生产力论该收场了!
        按建国头29年GDP年增7.45%与同时期外国主要国家比较,比美国年增4%、德国年增5.85%、英国年增2.45%、法国年增5.05%、意大利年增5.1%、加拿大年增4.85%、澳大利亚年增4.55%、印度年增4.8%,要高出1.6(德国)-5.0(英国)个百分点;比世界同期平均年增长3%高出4.4个百分点,仅比同期日本8.7%和苏联7.75%略低。如果按汇率法测算中国29年达8.65%,完全可以和日本、苏联相媲美。
    GDP59年比较:中国为8.65%,比美国3.4%,日本5.5%,德国3.3%,英国2.2%,法国3.45%,意大利3.4%,加拿大3.7%,澳大利亚3.9%,印度5.35%,苏俄4.4%和我国台湾省(1953-2008)的7.6%都要快。要快3.15(日本)-6.45(英国)个百分点。
        (二)建国头29年与西方大国的经济比较。
        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差距是缩小还是扩大了?按现价现汇测算,中国GDP折合成美元数,从1949年194.3亿美元增到1978年2165.1亿美元,约列世界位次从13位上升到第10位。再到2000年第6位和2004年列第6位,2005年GDP按国家统计局核实数为193085亿元,按1美元=8.1917元汇率测算,折合为22350亿美元,超过法、英两国GDP在2.1万亿美元左右(2005年法、英两国GDP分别为20026亿美元和21400亿美元),2007年按核实数和当年汇率测算,中国GDP为33838.2亿美元,超过德国的32972亿美元,仅低于美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按汇率法测算,中国与美国差距,从1949中美(194.3:2847亿美元)中国约为美国6.82%,或美国为中国的14.65倍;到1978年中美两国GDP为2165.1:22192亿美元,中国为美国9.76%,或美国为中国的10.25倍,即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缩小2.94个百分点和美国为中国的倍数缩小4.4倍,即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缩小30%。缩小不多,但是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了差距。按不变价格计算,即中国以年增7.45%,而美国仅为4%,中美发展速度相差3.45个百分点,是美国增速的1.86倍。1949年各国按当年汇率测算的GDP合美元数为基数,按各国不变价格计算GDP,抛除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动的影响。中美1978年GDP为1556.9:8902.6(亿美元),中美差距由1949年1:14.65缩小到1978年1:5.72,缩小8.93倍,缩小60.95%。那种说中国在头29年扩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是不顾客观事实的胡说。
        关于如何与美日等国比较的问题。复辟狂们在结束语中,还不加分析地逻列了一些按美元计价的与美、日对比数据:说“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跌落为2.5%。1955年中国GDP是日本的2倍,1960年与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相当于日本的1/4。1955年中国人均GDP是日本的1/2,1980年不到1/20。1960年美国GDP超出中国4600亿美元,到1980年超出36800亿美元。”他们的结论是“夸下海口赶英超美,落后的却愈来愈远。”这一组对比数据,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对比的年份选择错误。你们要否定建国头29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只能选择建国前的1949年及旧中国的数据而不能选择1955年“对私改造”处于高潮和被称为“三年大跃进”的1960年为基年,更不能选择被你们称为走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开始发展私有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1980年作为对比年。如此对比,只能说明毛泽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1955年,比开始资本主义复辟的1980的生产力要更好,GDP占世界比重也高,还是日本的2倍,比美国的差距也小,而到1980年(是改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领导下)与日本和美国的差距扩大。按上述对比,不仅说明不了社会主义搞糟了,反而说明复辟资本主义搞糟了,使中国GDP与日、美和世界的差距扩大了。二是按现价、现汇(率)测算存在许多不可比因素。如与日本比较,说“1955年中国GDP是日本的2倍,而到1980年只相当于日本的1/4。”要将中日GDP对比,只能按当年汇率将人民币和日元折算成美元数才能比较,这里除了中日两国GDP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速度差别外,主要和当年的汇率变动直接相关,因为测算各国GDP合美元数,一般都按各国GDP现价现汇(率)测算,而不考虑它的实际增长速度。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1955年的360日元/1美元,升值到1980年203日元/1美元,升值43.6%,而同期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只升值29.5%。折算成美元数额就越大。就是说按现价现汇折算成美元数比较,因日元升值较快,存在高估日本低估中国的很大因素。复辟派们未说1980年以后到1994年下降到仅为日本的不到1/8。这里最重要的或关键的因素,是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大幅度升值,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则大幅度贬值。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980年203日元/1美元,升值到1994年99.74日元/1美元,升值50.9%,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却从1980年1.49元/1美元贬为1994年8.62元/1美元,贬值82.7%,一升一贬,使中国GDP折算为美元数不仅与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差距扩大,而且占世界GDP比重也大幅度降低。这也是资改派当时所说的:不仅改革开放前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差距扩大,而且改革开放后差距扩大的更大。但实际上1979-1994年中国GDP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3.35倍,年增长达9.9%,比同时期日本和美国年增速要高出2-3倍。主要原因不是中国生产力停滞或倒退,而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采取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度贬值的政策所至。最典型的例证是2008年GDP,中国比上年实际增长9%,而日本自报-3.5%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064%。至少可以得出中国与日本的差距比上年数有大幅度缩小。而事实上按现价现汇测算中国与日本GDP合美元数反而扩大到5222亿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日本GDP从2007年的4376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49238亿美元,按现价现汇测算日本2008年GDP不仅不是负增长,反而比上年增加了5471亿美元,增长11.1%;比中国增长9%高出2.1个百分点。这明显与日本2008年比上年是负增长的真实情况是不相符的,而中国按现价现汇测算,GDP从上年33830亿美元(比同年德国32972亿美元首次超出)增到2008年44016亿美元,按此测算,中国2008年GDP比上年增长30.1%,很明显这与中国实际年增长9%要夸大了2.34倍,与日本的差距仍有5222亿美元,之所以造成这种与常理相悖的原因,是日元兑美元的汇率比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有更大幅度升值。由此说明按现价现汇折算成美元数比较,有其局限性和不可比较性,从中日两国上述按美元数比较并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发展情况。从中美GDP比较来看,有更大的不可比性,因为所有引用美国GDP的数据,都是现价数据,也就是包含了通货膨胀的数据。1950-2008年美国消费物价累计上涨了8.035倍,年增长3.8%,其中1950-1978年年增长3.6%。而近30年年增长4.1%。在前文曾抛除物价上涨因素,按美国自报的GDP年增长指数和增长率测算,对比了中美在1950-1978年GDP差距缩小的数据。其中按不变价格计算,与美国GDP差距缩小60.95%,按汇率法测算差距也缩小30%。现在再以不变价格计算,测算美国到2008年真实的GDP数据。以美国1949年GDP自报数2847亿美元为基数,59年来美国GDP实际增长6.266倍,年增长3.4%测算,美国到2008年实际GDP为20686.3亿美元(2847×7.266),而2008年自报现价GDP为142646亿美元,现价比按可比价格计算多出了121959.7亿美元,物价上涨带来的资产泡沫高达85.5%。也就是说,有高达85.5%的GDP是根本不存在的,是物价上涨形成的资产泡沫。中国既不能用改革开放30年来消费物价上涨4.227倍所形成的现价GDP与改革开放前29年比较;更不能用美国59年来消费物价上涨8.035倍所形成的现价GDP相比较,一切产值比较都应抛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否则不具可比性。是毫无意义的比较,这才是真正的“瞎起哄”胡扯!按现价现汇测算,如果说中美在1980年差距在36800亿美元,而到2008年中美GDP差距已扩大到98630亿美元(中美分别为44016:142646亿美元),比1980年扩大了1.68倍,差距扩大了61830亿美元!按复辟派的逻辑推理,改革开放改行私有制市场经济,不仅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急剧扩大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按上述数据,2008年还不如1955年的水平。实际上,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与美国比较,不仅在前29年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在改革开放后30年里也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以1949年中国GDP合194.3亿美元为基数,中国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131.4倍,年增长8.65%,按增长指数推算,到2008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应为25731亿美元(不考虑汇率变动),比同期美国按不变价格计算的20686.3亿美元相比较反而超出了5044.7亿美元。这才是真实可靠的比较。假如1949年GDP合美元数是合理的,美国按其自报的2847亿美元,中国408亿元按年底2.1元/1美元测算为194.3亿美元为基数,抛除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动的因素,美中两国按59年以来各自GDP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指数分别为726.6%和13242.9%,2008年美中两国GDP分别为20686.3亿美元和25731亿美元,中国不仅没有落后或扩大了与美国的差距,反而超出美国5044.7亿美元。这与世界上按购买力平价指数测算,中国早在1978年就超过日本列世界第2位是相吻合的。
        (三)建国头29年与旧中国最高年份的经济比较:
        有人说,毛泽东弄得中国“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比旧中国还糟”。
    这里将1978年与旧中国最高年产值、产量比较。1978年GDP3645.2亿元,按当年汇率测算折合为2165.1亿美元,比国民党统治时最好年份——1936年的GNP75.8亿美元,增长了27.2倍;比1949年增长了10.1倍;工农业总产值1978年达到5634亿元,比1936年688.1亿元,都按1957年价格计算,增长了7.37倍,比1949年增长12.83倍;农业总产值达到1397亿元,分别比旧中国最高年和1949年增长了1.11倍和1.96倍;工业总产值达到4237亿元,分别增长17.6倍和39.66倍。轻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12.5倍和20.6倍;重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22.8倍和94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特别是工业产品产量有成倍的增长。如1978年粮食产量达到30477万吨,比1936年的15000万吨和1949年11318万吨增长了1.03倍和1.69倍;棉花增长了1.55倍和3.88倍;糖料增长了2.98倍和7.41倍;茶叶增长了19.1%和5.54倍;烤烟增长4.88倍和23.47倍;水果增长了9.51倍和4.48倍;水产品增长了2.1倍和9.34倍;大牲畜头数增长了31%和56%;羊存栏数增长了1.72倍和3.01倍;肉猪存栏数增长了2.84倍和4.22倍。工业产品产量增长更多。如原煤1978年达到6.18亿吨,比1942年0.62亿吨和1949年0.32亿吨,分别增长8.97倍和18.3倍;原油达到10415万吨,比1943年32万吨和1949年12万吨,分别增长324.5倍和866.9倍;发电量达到4277亿千瓦时,比1941年60亿千瓦时和1949年43亿千瓦时,增长41.8倍和58.7倍;粗钢增长33.4倍和200.倍;水泥增长27.5倍和97.9倍;生铁增长18.3倍和138.2倍;机床达到18.32万台,分别比1941年和1949年增长32.9倍和113.5倍;硫酸增长25.9倍和120.2倍;纯碱增长11.9倍和14.1倍;烧碱增长135.7倍和108.3倍;平板玻璃增长12.8倍和15.5倍;棉纱增长3.9倍和5.7倍;棉布增长2.95倍和4.84倍;食糖增长4.54倍和10.35倍;卷烟增长4.01倍和6.39倍;原盐增长3.98倍和5.53倍等。这些成就决不是资改派闭着眼睛就能否定了的。从人均产值产量对比来看,虽然1978年总人口达到96259万人,比1936年增加51259万人,比1949年增加42092万人,但人均水平仍有很大的提高。如人均GDP从1949年75元增到1978年381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3.48倍,年增长5.3%,延长到1980年年增长5.35%,比同时期美国年增1.85%,德国年增3.15%、英国年增1.65%、法国年增3.15%、意大利年增3.2%、加拿大年增2.25%、澳大利亚年增2.6%、苏联年增3.65%、印度年增1.45%、和台湾省(1953-1980年)年增4.6%,都要高,仅比同期日本年增5.7%略低。在这29年中,居民储蓄存款年递增20%,人均储蓄年增16.8%、职工工资总额年增9.55%、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年增2.2%,其中国企职工和集体职工分别年增2.35%和1.8%;居民消费水平年实际增长2.9%,其中农民和市民分别增长2.2%和4.9%;市民可支配收入年增4.80%,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3.9%。市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达到6.7和8.1㎡。上述数据说明,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虽然增长不快,但生活水平却是提高了,基本保证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需要。那种说头29年是什么“民不聊生”,是无耻的攻击。人均GOP按美元测算,从1949年35.7美元增到1978年226.3美元,比1936年的16.8美元增长12.47倍。人均粗钢增长15.6倍和109.7倍;人均原煤增长3.6倍和9.8倍;人均原油增长154.4倍和543倍;人均发电量增长19.2倍和33倍、人均水泥增长12.7倍和568.2倍、人均生铁增长20.4倍和78.1倍、人均棉纱增长2.05倍和37倍、人均棉布增长85%和2.3倍、人均食糖增长1.7倍和11倍。人均农产品中,除了粮油茶外,其他都有23.4%(棉花)-3.96倍(水果)的增长。上述事实说明,新中国比旧中国不知要强大几十倍,仅GDP1978年一年产值就比国民党统治的最好年份要高出27.2倍。那种攻击新中国不如旧中国,是昧着良心说谎话。
     (2009年12月29日273期《环球视野》)

        注释:
        [1]周总理在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大跃进”量化指标:农业每年增长10%是“跃进”,增长15%是“大跃进”,增长20%以上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长20%是“跃进”,增长25%是“大跃进”,增长30%以上是“特大跃进”。
        [2]指“一五”-“十一五”11个计划时期加上1950-1952年“三年恢复时期”和1963-1965年“三年调整时期”,共计13个计划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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