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在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形成市民社会观念的同时,也宣告了社会治理的“国家主义”时代的来临。在反抗绝对国家的过程中,市民社会开始与国家相分离,市民社会的形象经历了从政治社会到“需要的体系”的演变,并最终沿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边界确立起了自己与国家的界线。19世纪晚期以后,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趋势发生了变化,国家一步步地侵入社会,并最终形成了一种政府与社会相重叠的“行政国家”,它标志着国家主义发展到了顶峰。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社会结构出现了重组的趋势,正在形成一种“新市民社会”。这种新市民社会必将终结国家主义的历史,使社会治理迈入“后国家主义”时代。

      关键词:市民社会;新市民社会;国家主义;后国家主义

      近代历史是一段由市民社会与国家所共同书写的历史。自中世纪城市衰落以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便构成了社会治理活动演变的基本历史线索。市民社会是产生于绝对国家之中的,绝对国家打破了地域间的割据状态,将君主的臣民们及其生活空间凝结成了一个社会。同时,市民社会又天然地与绝对国家相对立。绝对国家打破地域割据的目的是为了对其臣民实行最为严密的控制,而一个统一的臣民共同体反而最不利于任何形式的控制。所以,市民社会与绝对国家一直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矛盾中,这种矛盾在现实中也就表现为此起彼伏的资产阶级革命。从社会治理的形式方面看,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是建立起了法治国家,即用资产阶级法治国家取代了绝对国家,但就社会治理的性质而言,它们都还属于一种“国家主义”状态,是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治理。在这一关系中,国家是治者,市民社会则是被治者。虽然国家为市民社会准备了民主制度,使后者能够参与到对自己的治理中来,而实际上,治与被治的关系从来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改变。甚至,从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国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市民社会的地位不断恶化,并最终为“行政国家”所吞噬。行政国家的出现标志着国家主义走到了顶峰,市民社会则跌到了谷底。不过,市民社会的衰落也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失衡,使国家失去了确定的治理对象,从而在政治上陷入到民主的喧嚣吵闹之中,使行政陷入到无目标的技术主义泛滥之中。但是,这种状况意味着一场新的社会变革的开始,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启动了后工业化的历史航程,社会结构已悄然发生了变化,正在形成某种不同于近代早期市民社会的“新市民社会”,而且,这种新市民社会极有可能终结国家主义的历史,使社会治理进入一个“后国家主义”的新时代。

      一、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

      在近代史上,市民社会既是领域分化的结果,也是领域分化的原因。作为领域分化结果的市民社会是严格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作为领域分化原因的市民社会其实只是指西欧中世纪的城市。它创造了市民,促使市民去开垦属于自己的社会,进而在这种活动中推动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具体而言,一方面,城市将等级间的政治对立转化为城乡间的经济对立,并在经济动机的刺激下促进了城乡间的交流,担负着在等级结构的缝隙中传播自由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它又成为绝对君主打压贵族,树立权威的筹码,并促成了绝对国家的建立,尽管这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由于绝对国家的生成,在绝对国家的主权范围之内,原先主要由各个城市联结而成的松散的地理集合体才变成了统一的市民社会。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市民社会与绝对国家是同时产生的,因为,只是有了绝对国家,城市中的市民才最终演变成为了社会的市民,而这个社会也就成了市民的社会。既然市民社会是与绝对国家同时产生的,那么,市民社会的出现也就同时宣告了国家主义时代的来临,或者说,这是国家观念开始形成的源头。以国家为治者,以市民社会为被治者的治理关系自那时开始就得以奠定了下来。在某种意义上,近代以来所有的关于社会治理的理论构想与政治实践,都是这种治理关系的延续,各种理论构想之间的不同仅仅表现在国家主义的具体实现方式上。其中,绝对国家是一种最早的实现方式,也是最不符合市民社会要求的一种实现方式,因为,绝对国家虽然创造了市民社会的观念,却一直在阻碍市民社会成为一种实在。市民社会在被绝对国家利用去反对等级贵族的时候开始确立起了国家观念,而这种国家观念却包含着否定市民社会自身的逻辑。因此,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矛盾必然要走向激化的方向,也正是这种矛盾以及市民社会争取自己的存在权利的要求,促使市民社会掀起了反对国家的斗争,并在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与国家分离。这就是在近代社会开端所发生的历史运动,市民社会与国家同时生成,却在前进的过程中分化和分离。应当看到,绝对国家创造出了“国家”与“社会”这两种观念,但是,绝对国家却不允许社会独立于自己而存在,而是要求社会永远成为对自己言听计从的臣民,任何抵御与反抗的表现都被看作是不可容忍的。所以,尽管市民社会的观念已经在绝对国家中产生,但市民社会的实际存在形态却依然是一个臣民共同体。只是到了革命时期,市民社会才自觉地站到了绝对国家的对立面,以一种政治社会的形式与绝对国家划清界线,并一步步地走向把绝对国家改造成现代国家并与国家相分离的方向。

      在近代思想史上,是由洛克首先提出“作为政治社会的市民社会”并进行了探讨。洛克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种先于国家的存在,在这一社会中,每个人都放弃了自己对自然法的执行权,并把它交给了公众,而这样的公众就构成了市民的或政治的社会。进而,在进入这种社会之后,人们才能够进一步组成国家。因此,从权力归属上说,最高权力乃是属于政治社会的,并且,在获得了最高权力的归属地位之后,政治社会就能够使得“每一个个人和其他最微贱的人都平等地受制于那些他自己作为立法机关的一部分所订定的法律。”[1] 显然,在这里,市民社会承担了追求政治平等和破除等级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所以,“作为政治社会的市民社会”虽然是以绝对国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但其自身却蕴含着成为国家的强烈冲动,它的所有努力都是在寻求国家主义的另一种实现方式。对于市民社会而言,“国家之于市民社会,只具工具性的功用,是手段而非目的。这就意谓着,作为手段的国家原则上是不能渗透市民社会的。从反面来讲,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因为国家的权力源是人民。一方面,人民为了保护自身而通过多数同意的社会契约让渡给国家的只是其部分权力,国家只享有这部分权力,而主权则依然在民。倘若国家违背契约而滥用权力侵吞市民社会,后者就可以依凭主权收回曾让渡的权力,可以不再服从国家,直到推翻它,建立新的政权。”[2] 所以,作为目的,市民社会要求树立起自己对国家的支配地位,在当时,也就是建立起以议会主权为标志的主权国家,将议会这一政治社会变成了国家。而从长远来看,“作为政治社会的市民社会”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这一重塑,也为二者日后的不断分离定下了基调。

      泰勒看到,“洛克仍然是在传统的意义上——亦即‘政治社会’的同义语——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的。但是,他当时恰是在为一个世纪之后出现的更新了的、与‘政治社会’相对的市民社会含义做铺垫。”[3] 因为,既然在政治社会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某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那么,政治社会就不会成为人们订立契约的必然目的。事实上,由于看到了存在着国家撕毁契约的可能性,市民社会时时都在注意维护自己与政治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界线。洛克之所以无法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区分开,是因为当时存在着反对绝对国家的现实需要,市民社会需要成为政治社会。只是当绝对国家的历史走向了终结,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才开始了相分离的历史进程。其实,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是制度安排的结果,是代议制度的产物,正是代表的出现,标志着市民社会正式放弃了作为政治社会而存在的方式。在洛克那里,出于巩固革命果实的目的,他所关注的主要是主权归属的问题,所看到的主要是市民社会的政治属性,虽然他将自己的代表作命名为《政府论》,却很少谈及政府的组织问题,即便是代表的问题,在洛克这里也没有显示出理论上的重要性。但是,在洛克的议会主权设计中,“人民代表”显然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所以,作为洛克理论的逻辑延伸,在革命结束之后,以英国为理想国家原型的孟德斯鸠对这一主题进行的探讨。

      孟德斯鸠看到,“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被认为具有自由的精神,都应该由自己来统治自己,所以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然而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因此人民必须通过他们的代表来做一切他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4] 具体而言,“古代的共和国有一个重大的弊病,就是人民有权利通过积极性的、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予以执行的决议。这是人民完全不能胜任的事情。他们参与政府应当只是选举代表而已,这是十分适合他们的能力的。”[5] 在这里,三权分立学说与人民代表学说恰到好处地结合到了一起,通过三权分立,行政与司法的权力已经被排除在人民的能力范围之外;通过代表,立法权实际上也与人民产生了距离。这样一来,市民社会的政治意涵也就所剩无几了。接着,孟德斯鸠的进一步规定更是把代表与人民间的距离拉开了,“已接受选民一般指示的代表不必在每一件事情上再接受特别的指示”,因为,“事事请示选民,固然会使代表们的发言更能表达国家的声音;但是,这将产生无限的拖延,并使每一个代表都成为其他代表的主人,而且在最紧急的时机,全国的力量可能为一人的任性所阻遏。”[6] 也就是说,代表与选民之间必须具有一定的距离,而这一距离正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的距离。从此以后,如果说还有什么政治社会的话,那么,它就是由代表们所组成的那个社会。在这里,通过代表性设置,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分离的条件下,在市民社会远离政治社会之时,同时也远离了国家。如果说设置代表的本意是要使其成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中介的话,那么,它在事实上却成了二者的界碑。从一方面看,市民社会通过代表参与国家活动,国家也通过代表去治理市民社会,二者经由代表又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但是,由于代表的存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了,而且,随着代表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距离也就愈行愈远。

      如果说孟德斯鸠用其理论揭开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序幕,那么,黑格尔则将这种分离作为一项成果而在理论上予以确认。如M.Riedel所说,“透过市民社会这一术语,黑格尔向其时代观念所提出的问题并不亚于近代革命所导致的结果,即通过政治集中而在君主……国家中产生了非政治化的社会,将关注重心转向了经济活动。正是在欧洲社会的这一过程中,其‘政治的’与‘市民的’状态第一次分离了,而这些状态于此之前(即传统政治的世界中),意指的是同一回事——一如托马斯?阿奎那所意‘communitas civilis sive politica’或约翰?洛克所谓‘civil or political society’。”[7] 由于孟德斯鸠已经把二者区分开来,在黑格尔这里,市民社会与国家一上来就被视为了两个不同的环节,两个不同的领域。

      在摆脱了国家这一政治束缚之后,市民社会成为一种“需要的体系”,是各种特殊性共同拥有的竞技场。作为一种需要的体系,市民社会“借以证实的首先是需要和满足手段的殊多性,其次是具体的需要分解和区分为个别的部分和方面,后者又转而成为特殊化了的,从而更抽象的各种不同需要。”[8] “这种差异在特殊性的领域中表现在一切方面和一切阶段,并且连同其他偶然性和任性,产生了各个人的财富和技能的不平等为其必然后果。”[9] 在这种追求特殊性的过程中,“奢侈”由以产生了,与此同时,“依赖性”和“贫困”也无限增长。于是,由于需要的特殊性,市民社会就具有了局限性。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黑格尔在市民社会中设置了警察与同业公会,令它们承担起一定的普遍职能。但是,由于警察与同业公会在满足普遍需要上的功能都是有限的,市民社会实际上无法克服自身的局限。作为一种“特殊需要的体系”,它坚持把自己同一切形式的普遍需要分离开来,因此,对普遍需要的满足就寄托于国家了。从而,沿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边界,市民社会与国家就获得了不同的性质,具有了不同的功能。正是从此时开始,它们完成了在社会结构意义上的分离,成为公私领域分离的实体性标志。

      我们知道,在近代思想史上,黑格尔是以其“辩证法”而闻名于世的,在他的笔下,事物往往都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展现自身,这一点,在他的“法哲学”中也不例外。虽然法哲学的整个叙述都是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为起点的,但这一辩证运动的终点则是市民社会再次遁入了国家。根据黑格尔的规定,在市民社会中,“特殊性本身既然尽量在一切方面满足了它的需要,它的偶然任性和主观偏好,它就在它的这些享受中破坏本身,破坏自己实体性的概念。”[10] 因此,在特殊性本身没有节制、没有尺度的同时,匮乏和贫困也是没有节制、没有尺度的,由此所造成的混乱状态“只有通过有权控制它的国家才能达到调和。”[11] “正因为如此,它(国家)不是作为自由、而是作为必然性而存在的,因为特殊的东西必然要把自己提高到普遍性的形式,并在这种形式中寻找而获得它的生存。”[12] 在这里,黑格尔就走到了激进的国家主义立场上去了。对于这种立场的后果,黑格尔也意识到了,所以,他将“司法”留在了市民社会,以司法来保护作为特殊性实质内涵的所有权。在所有权得到了保护的前提下,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任何干预就都变得可以容忍了。有了这种保障,尽管时时存在着国家侵入市民社会的危险,但市民社会则不至于受到毁灭。这可以说是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在近代历史上的命运所作出的富有远见的预言。

      二、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入侵

      在近代历史上,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与黑格尔在理论上所作出的描述是基本一致的。如上所说,在与政治社会分离后,市民社会成为一种“特殊需要”的体系,它在将满足“普遍需要”的职责转交给了国家的同时,不断地与国家进一步分离。在这个过程中,市民社会主动放弃了对于自己的治理,将社会治理的职责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国家,仅仅依靠自己与代表之间的微弱联系而保持着对国家的非常有限的影响。市民社会对于社会治理的这种放任态度与国家垄断社会治理的强烈欲望达成了内在默契,故而,国家也就顺水推舟地不断地将市民社会排挤出社会治理体系之外。当然,市民社会内部仍然有一些具备自治功能的组织存活了下来,但它们的地位也在不断的边缘化,仅仅是作为国家治理社会的一种补充或者辅助工具而存在。所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史其实也就是一部国家主义得到不断强化的历史,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治与被治关系在整个近代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巩固,甚至,在进入19世纪晚期以后,国家已经不满足于在市民社会之外对其进行治理,而尝试着将其触角伸入到市民社会之中。然而,当国家这样做的时候,它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趋势却又发生了有趣的逆转。

      根据哈贝马斯的看法,以1873年的经济危机为标志,自由主义时代走到了尽头。利益冲突无法继续在市民社会内部得到解决,于是,冲突便向政治层面转移,干预主义由此产生。[13] 施普尔伯的考察表明,高度保护主义最终于1879年在德国成为了主宰,并且,在那段总的工业萧条期,保护主义在大多数国家都取得了大获全胜。[14] 经过对19世纪晚期文献的研究发现,早在1893年,Keasbey就在名为《经济国家》的论文中把国家作为经济活动中除了土地、劳动者和资本之外的第四个构成要素,认为只有拥有一个经济国家,一切经济系统才能以最小的资源代价满足日益增长的各类需求。在他看来,国家已经成了经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当我们在经济学的意义上谈论契约的自由,劳动与资本的自由,买卖与市场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只能是指国家允许个人在这些事项上所具有的自由。”[15] 这番宣言毫不客气地颠覆了自由主义的经济传统,表明市民社会迫切要求国家入侵于其中。事实上,这在当时恰恰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我们发现,在19世纪后期的最后几年,政治学文献中出现了对corporation与private corporation性质及其政治含义的探讨,说明私人组织已经受到了国家的干预,市民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国家化”的进程之中。在这里,私人组织尤其是大型组织在19世纪晚期的大量出现本身也是颇具深意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可以被认为是市民社会所发生的一次变异,市民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发生过许多次的变异,每次变异都会对市民社会的性质与功能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总的说来,此前的历次变异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而这次变异却契合了国家化的历史趋势,并为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入侵提供了组织基础。

      1898年,Burgess看到,由于国家干预的加强,人民主权原则已经受到了侵蚀,政府正在成为事实上的主权者。所以,他希望通过结社,尤其是私人结社来抵抗政府的入侵。他认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个人之间的结社,不管是出于社会的还是经济的目的,对于防止政府僭取主权和堕入专制都是绝对必要的。在所有这些结社中,私人企业机构是最卓有成效的。”[16] 从逻辑上说,私人组织由于对自身利益的高度关切而成为了政府入侵的天然抵抗者,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政府之所以能够得以侵入市民社会,却恰恰是私人组织高度自我关切进而远离政治社会的结果。所以,试图以私人组织来抵抗社会的国家化,这是不切实际的。甚至,私人组织尤其是大型组织的大量存在还为国家提供了入侵市民社会的理由,事实上起到了辅助国家化运动的作用。实际上,Burgess自己也承认,之所以会强调私人组织的政治功能,是因为它业已受到了破坏。

      大型组织的出现与国家化之间的关系在西奥多?罗斯福那里得到了清楚的说明,罗斯福认为,“工业中的联合是经济法则的必然结果,它不能以政治立法来撤销。禁止所有工业联合的努力实质上已经失败了。出路不在于阻止这样的联合,而在于完全控制这些工业联合以符合公共福利。”就美国而言,既然多数大公司经营超出了各个州的范围,从事跨州商业和对外贸易,那么只有联邦政府才适合承担起控制这些公司的任务。因此,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全国性政府的权力必须与公司权力的规模相称。[17] 可见,在这里,大型组织的兴起成了国家入侵市民社会的藉口,以废除大型组织对个人的奴役为由,国家入侵市民社会取得了合法性和正当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家侵入市民社会之后,私人组织演变成为一种“政府公司”[18] ,成为国家管理市民社会的工具。哈贝马斯认为,随着政府公司的出现,“国家从公法中‘逃遁’了出来,公共权力的职责转移到企业、机构、团体和半公共性质的私法代理人手中,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私法公共化的反向过程,亦即,公法之私人化。公共权力即便在行使其分配、配给与促进职能时也运用私法措施,每当此时,公法的古典标准便彻底失效了。……随着资本集中和国家干预,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这一互动过程中,产生出一个新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利益的公共因素与契约的私法因素糅合在了一起。”[19] 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是否存在着国家社会化与社会国家化这两个并行不悖的运动过程?这可能是一个可以表示怀疑的问题。但是,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原有的界线已经开始变得模糊,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表明社会正在侵入国家,包含着国家社会化的可能。所以,在很多对国家主义治理现实表示不满的学者那里,政府公司都被看作是市民社会重返社会治理体系的途径,是市民社会自我治理的标志。

      1941年,Pritchett写道:“在二十年前的美国,‘政府公司’确实象征着某些东西。它体现了关于一种专门的行政机构形式的观念,而这种观念的产生事实上已经超前于我们对这种组织形式的基本经验。”[20] 他的这种“专门的行政机构”在1917年的Willoughby那里已经得到了详细的描述,Willoughby认为,“实质上这意味着每一个那样的机构都将被赋予一种合法的,行政和财政上的自主性。每个那样的机构都将拥有自己的组织条例或章程,它们表明了它的成立,也规定了它的辖区以及权力与职责,它的理事会,它的领导成员与下属职员,它以自己的名义持有的场地、设备及其它资产,它自己的收支系统,它独立于普通政府的清晰的财会与报告制度,以及它自己的界定明确的活动领域。一言以蔽之,每个那样的机构都将具有一个公共机构所具有的全部特征。”[21] 也就是说,政府公司可能会成为一个个独立的政府,进而,市民社会也就可能承担起对于自己的治理。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想法其实是不切实际的。这就是施普尔伯所指出的,“在大战和大萧条之后,国家的工业机体变得支离破碎,技术陈旧、过时,生产过剩,失业率猛增。……随着对直接或间接的指导方法以及对经济运行和关键指令的控制越来越多的依赖,不只是自由的(按20世纪的含义)政府,而且甚至保守的政府这时也寻求在其现有政府机构的法律或行政框架之外,创建各种国有企业和公司,……在一个‘自由’的政府领导之下,‘新政’强有力地变更了当时盛行的决定因素,不仅推动了消费和需求的增长,而且还推动了一些国有企业的建立、收入的重新分配、债务的降低,并且提高了工薪人口的‘购买力’。……国家的职能不断扩大和多样化——特别是在国家为扩大其目标和服务所能动用的资源方面,人们普遍幻想并相信,国家有能力克服国有化市场的不完善、技术的滞后、长期的失业问题和贫困的威胁及后果。”[22] 其结果,国家全方位地侵入了市民社会,并产生了政府与社会相重合的“行政国家”。

      在行政国家之中,政府公司的治理理想无情的落空了,如果说它也可以被视为某种“专门的行政机构”的话,它也只是辅助行政国家管理市民社会的专门行政机构。所以,Pritchett也只能承认,“重要的事实仍然是,过去十年的发展已经排除了公司这一形式和观念的大部分含义;被称为公司的政府机构行动得越来越像一般的司局和部。谈论‘政府公司’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与不明智,因为标志着早先联邦政府公司并使它们成其为一种特别的行政组织类型的那些特质已经在我们的眼前消失了。”[23] 事实上,将政府公司视为市民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治理组织,可能只是学者们的一种想像,在当时,它们并没有真的发挥过这样的作用,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国家化的产物,自然不会抗衡崛起中的行政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恰恰是作为行政国家的机构而存在的。

      在组织这一微观视角中,从私人组织到政府公司的演变反映出了国家侵入市民社会的现实。其实,这一现实在宏观层面上也有着突出的表现,那就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之后,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以议会—代表为核心,由言论、集会、结社等表达权所构成的表达领域,通过它,市民社会可以参与对国家的塑造活动,这种参与活动也确实承担起了由市民社会的私人性向国家和政府的公共性过渡的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把这个中间地带也称为公共领域。但是,由于表达领域与国家并不重合,如果把表达领域称为公共领域,那国家又是什么东西呢?所以,哈贝马斯就不得不制造出“代表型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国家内的公共领域”等复杂的术语,以求在具体的语境中对表达领域与国家进行区分。实际上,哈贝马斯不仅不能如其所愿地作出区分,反而混淆了他的信奉者对公共领域的认识。所以,我们倾向于将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这部分社会存在称作“表达领域”。

      表达领域的出现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结果。对于市民社会而言,“摆脱政治束缚”的过程也就是一个祛除它自身的政治属性的过程,在剥去了政治社会的外衣之后,市民社会就只剩下了表达这一条可以影响国家的途径。因此,表达自由其实就是市民社会的全部治理理想。在这一理想图景之中,作为表达领域的“公共领域将经济市民变为国家公民,均衡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的利益获得普遍有效性,于是,国家消解成为社会自我组织的媒介。”[24] 然而,市民社会与国家在近代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市民社会的这一治理理想是无法实现的,近代历史不是一部国家走向消解的历史,而是社会不断萎缩的历史。随着国家一步步地侵入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作为被治者的地位不断恶化。这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虽然哈贝马斯把表达领域误以为是公共领域了,但他所说的结构转型却是事实。

      在市民社会的理想中,“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获得了市民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规范地位,并且具有一种适合市民社会需要的国家权力机关。”[25] 通过这样的机关和机制,市民社会就能够对国家作出自由的表达。但是,从19世纪晚期开始,表达领域发生了“再封建化”的运动,经受了官僚主义的入侵。首先是企业官僚主义机构的入侵,这使表达领域服从于名为“公共关系”的一系列策略原则。经过公共关系的改造,“公共利益看起来所必须的行为共识,实际上是一种精心策划的‘公众舆论’。……由精心制造舆论的机构假冒公共利益的名义而制造出来的共识根本没有合理的标准。在那种向公开展示的个人或个性看齐的情绪面前,对公开讨论的事务的明智评论退到了一边;共识与被宣传激发出来的善良意愿合在了一起。公共性曾经意味着在公众的批判面前揭示政治统治,现在则添加了一种无义务约束的善良意愿所作出的反应。在公共关系的影响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又带有了封建的形式特征:‘供应商’在准备追随的消费者面前披上了代表型的外装。公共性仿造了过去那种代表型公共领域赋予个人魅力和超自然权威的神圣光环。”[26] 正是因为表达领域所具有的神秘功能,而且官僚精英们也很快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国家也介入到了对表达领域的干预。随着表达领域被国家所攻克,它的功能也就从表达转向了谋求合法化的行动。结果,“具有政治意义的权力实施和权力均衡过程,直接在私人管理、社团组织、政党和公共管理机关之间展开。公众本身只是偶尔被纳入这一权力的循环运动之中,而且目的只是为了附和。……公共性似乎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它试图为某些姿态笼罩上良好意愿的光环。原先,公共性确保公共批判对统治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时,对统治的实施进行批判监督。其间,公共性使对非公众舆论的统治的统治这一矛盾现象成为了可能:公共性不仅在公众面前呈现了统治的合法性,还操纵了公众。批判的公共性遭到操纵的公共性的排挤。”[27]

      表达领域的结构转型是国家侵入市民社会的最后一个步骤,从此以后,不仅市民社会的形象已经完全为国家庞大的身躯所遮蔽,甚至市民社会的声音也彻底地消失在了国家为自己所奏响的主旋律当中了。如果说以前由代表所组成的政治社会还起到过为市民社会与国家厘定界线的作用的话,而现在,随着整个表达领域的沦陷,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界线已经无迹可循,国家全方位地侵入了市民社会,彻底地把市民社会转化成了国家的殖民地。

      三、新市民社会的兴起

      基恩指出,行政国家,或者说的好听一点,“福利国家‘已经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个机构表现出通过扶植它的福利国家逐步成长和把它的影响从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扩大到另一个领域的倾向’。”其结果,“从家庭到工作和闲暇,日常生活的几乎任何一方面都不能避免国家行政官员和计划制定者试图实行的‘有意识控制’。”[28] 这种无微不至的“有意识控制”不仅造成了市民社会的节节败退,对于国家其实也是一种巨大的负担,因此,进入20世纪后期,对行政国家及其干预主义进行反思的声音明显地多了起来。在实践上,各国政府也逐渐掀起了一轮以“私有化”为基本导向的行政改革浪潮,试图重新梳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从直接动机看,私有化具有减轻国家负担的冲动,因此,它在一开始主要表现为国家退出被它所侵占的领域,并尝试恢复它与市民社会原来的分界。但是,如施普尔伯所看到的,“私有化——或者‘非国有化’,这一过程有时也如此称呼——显然涉及出售公共资产,将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从公有转变为私有,还有使政府脱离其中种种不同的责任。但我们实际所看到的是(我们将进一步看到新的情形),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容易界定,或者在所有情况下都那么分明。”[29] 事实上,由于国家长期以来对市民社会的持续入侵和殖民化,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早已重合了起来,不同的社会领域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不对称的融合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简单恢复它们之间彼此分离的原有状态的,私有化运动并不能使国家退回到原先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边界上去的。然而,新一轮的社会运动正在发生,那就是以非政府组织为标志的新市民社会的生成。

      我们看到,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尤其是随着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航程的开启,一种不同于政府却又确实具有某种政府实体地位的组织产生了,这就是以“代理机构、权力主体和其他政府实体”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关于非政府组织,萨拉蒙等人是将自愿性作为定义这类组织的最基本特征来看待的,其实,非政府组织并不仅仅是指那些具有准政府实体地位的组织,也不能等同于我们今天习惯上所认为的那些自愿组织,尽管自愿性可能会发展成为非政府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所有组织通过终极追溯都可以被认为是自愿形成的,是否自愿并不构成非政府组织与私人组织甚至公共组织的关键区别。事实上,在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组织现象而被我们意识到之前,市民社会中早就存在着大量的自愿组织,这些自愿组织的存在表明,非政府组织并不是凭空突然冒出来的,但是,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而为我们所认知并被赋予“非政府组织”这样一个全新的称谓,显然意味着它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特性。非政府组织独特的历史特性在于,不管它是从国家还是从市民社会中诞生的,都处在传统的社会治理体系之外,而且提出了自己的治理要求。与那些曾经辅助过国家治理社会的自愿组织不同,非政府组织不再把自己定位为一种辅助工具,而是要求与国家合作承担乃至独立承担某些社会治理的职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由市民社会与国家所构成的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外,非政府组织构成了一个全新的“第三部门”。如果说传统的社会结构呈现出的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分立,那么在私有化运动中,当国家准备退出被它侵占的市民社会领地时,却出现了一个第三部门。所以,非政府组织既不属于传统的市民社会,也不属于国家,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重合后而新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将其称为“新市民社会”。

      艾伦·舍克看到,“代理机构运动对国家的职责和地位产生了深刻影响。建立代理机构可能是把国家分解为有各自利益、权力基础和财政资源的不同政治板块的过程的一部分。部门是20世纪型国家的基本组建模块;部门的废除可能是21世纪后现代型国家的特征。20世纪的国家是权力集中的必然结果;21世纪的国家则可能建立在联盟路线上,代理机构、次国家级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将会与传统的国家在合法性、资源及权威上进行竞争。”[30] 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可能,我们才能理解非政府组织在当前所面临的合法性困惑,作为国家的挑战者,它必然难以得到国家的充分承认。即便国家承认了它,并试图通过法律对其进行规范,但是,一个“非”字仍然形象的表达出了非政府组织在国家主义的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尴尬处境。

      卡蓝默看到,“在80年代,非政府组织一般对于公共机构——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当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信任。这些组织的名称甚至也有这种不信任的烙印,因为这些组织是以否定来定义的,成为非政府组织。到了90年代,进入了一个成熟期,与国家合作的必要性成为理所当然的事。”[31] 应当说,这种变化是真实存在的,卡蓝默的描述是准确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变化,非政府组织在进入90年代以后才得以迅猛发展。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谨慎地思考当前非政府组织与国家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可以看到,这种“合作”其实仅仅发生在公共服务领域,只有在这个领域,国家才对非政府组织的存在表示肯定甚至欢迎,一旦迈出了公共服务的界限,国家马上就会明显地表现出对它的敌意。因此,由于与国家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合作”,大大扩展了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与活动范围;但是,由于这种合作是在不对称的条件下进行的,特别是国家主义的控制置非政府组织以从属和附庸的地位,也不可避的地强化了非政府组织对于国家的依赖,强化了国家对非政府组织的控制。

      当然,在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合作”提供公共服务这一事实中,仍然可见某种革命性的意义。舍克指出,“作为决策者,政府拥有掌握国家权力的绝对权威。但作为服务提供者,政府只是一种选择,因为它在向谁和如何提供服务方面并没有垄断权。”[32] 因此,尽管“建立代理机构的动机可能是为了加强高层力量,但实际情况可能很不相同。一旦服务提供者有能力进行独立运作,国家专断行使政府权力的垄断地位就会被削弱。代理机构(顾名思义)名义上是国家的代理人,但实际上,它们常常根据自身利益采取行动,授予它们管理上的独立性等于是给了它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特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代理机构的兴起才可能对国家形成挑战。”[33] 在国家主义强大到无以复加的时代,学者们强烈地感受到:“我们当前道路的逻辑结果是,国家最终会成为所有社会服务的唯一提供者。”[34] 然而,随着非政府组织的兴起,这一局面立刻就发生了改变,至少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国家降格成了一种备选方案。长远看来,将非政府组织定位为“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看似削弱了国家主义,实则可能变成对国家主义的加强。因为,即便非政府组织可以成为“作为服务提供者的国家”,但“作为秩序提供者的国家”则仍然是国家自身,并且,仅仅出于秩序这一条理由,国家就可以拒绝非政府组织的其他一切“非分之想”。在这种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对于公共服务的介入实际上减轻了国家的治理负担,从而使国家可以专注于那些有利于维持自己在社会治理中的垄断地位的核心事务。这一点,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掌舵而不是划桨”的口号中得到了最为形象的说明。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看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是一场“再造政府”的运动,所要颠覆的是传统的政府职能结构,所要求的是将政府工作的重心从具体的“划桨”转移到宏观的“掌舵”上来。从而,在确保政府在“掌舵”的前提下,让公共服务这一“划桨”方面的职能从政府职能体系中剥离出来,并转交给私人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社会组织。新公共管理运动以为,由于政府获得了充足的精力去进行“掌舵”,它就能够进行“更好的治理”。可以看到,新公共管理运动“再造政府”的做法虽然剥夺了政府对于“划桨”的垄断权,而在实际上却巩固了政府在“掌舵”这一社会治理核心事务上的垄断地位。因此,新公共管理运动并不试图否认公私领域的区别,更没有考虑过与任何一种社会力量分享“掌舵”的职能。“再造政府”的倡导者明确地宣布:“许多人认为政府简直可以‘像企业那样来运作’,他们也许会以为我们的意思也是如此。那就弄错了。”“政府和企业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机构组织。”[35] 因此,他们虽然在许多领域引入了企业的运行机制,但在根本上,他们所欲引入的只是企业家精神,因为,在他们看来,企业机制不一定都适用于政府,而以效率为核心内容的企业家精神则一定可以带来“更好的治理”。正因为他们只要求提高政府“掌舵”的效率,而不是要把政府改造为企业,所以,不仅不会动摇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反而会通过对“更好的治理”的追求而不断强化着这种中心地位。在他们这里,非政府组织的存在是极其可疑的,它们最多可以作为“公共服务中的伙伴”,成为政府掌舵时加以利用的工具,除此之外,非政府组织可能会受到鄙视乃至敌视。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当前行政实践中的胜利表明,尽管非政府组织已经对国家主义的治理现实提出了挑战,但国家仍然会通过各种方式继续维护自己对社会治理的垄断。尤其是在2008年,随着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世界各国普遍表现出了“再度国家化”的趋向,国家主义又露出了沉渣泛起的苗头。

      不过,尽管当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是备受限制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对国家主义形成实质性挑战,但是,它的出现已经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是非常微弱的,可以相信,要不了多久,非政府组织就会吹响终结国家主义的号角。我们知道,近代社会的典型结构是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为特征的,随着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入侵,这一结构在两个方向上发生了变化:其一,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了,社会结构出现了混沌化与复杂化的趋势;其二,由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具有严重的不对称性,社会结构的混沌化与复杂化尚未得到充分发育就被国家化的单一化所掩盖。所以,虽然典型的近代社会结构已经受到了破坏,却还没有发生重组,所以,当谈到国家与社会的时候,人们仍然知道自己所谈论的是两种不同的存在物。随着非政府组织的兴起,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从非政府组织的“非”字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组织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中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然而,非政府组织又确实具有原有结构中各种构成部分的性质,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非政府组织是作为一种打破领域分界和促进领域融合的力量而兴起的。

      与19世纪晚期的大型组织一样,我们可以把非政府组织也视为市民社会所发生的一次变异,但这次变异反映出的则是领域融合的客观趋势,并可能构成领域融合的组织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非政府组织将会真正成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中介,它既不像政治社会那样替二者厘定界线,也不像政府公司那样辅助后者侵入前者,而是通过自己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交往而不断地模糊二者的性质,并最终促使社会结构各个层次之间进行相互融合。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结构就具有了进行重组的趋势,从而表现出在行政国家之中去重新组合起一个社会的迹象。这种迹象被很多学者称作“市民社会的复兴”。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形成中的社会与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是截然不同的,它不再是领域分离的原因与结果,而可能成为领域融合的先导与产物。虽然它与那一从绝对国家中挣脱而出的市民社会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但是,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却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将其称作为“新市民社会”。[36] 新市民社会的出现意味着整个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治理关系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建立在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治理关系之上的那种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将失去其垄断性的基础,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治理体系即将进入一个“后国家主义”的全新时代。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1990年版的序言中,哈贝马斯认为,当前的“‘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这样的组织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37] 将国家和经济组织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无疑表明哈贝马斯已经发现了社会结构的变化,看到了新市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不同,但是,将新市民社会的基础仅仅定位于一种自愿组织,则是对新市民社会的严重误读。所有他所提到的这些自愿组织都是在市民社会中早已存在的,单凭这些组织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将国家和经济组织从市民社会之中排除出去。比较合理的解释应当是,随着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在国家开始收缩之后,原来那些陷入沉寂的自愿组织突然获得了广阔的行动空间,并因为这些行动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同时,由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行动也改变了它们的性质,使它们成为非政府组织的一部分,并通过自己的行动而塑造着新市民社会的形象。但是,它们却不可以被直接等同于非政府组织。以哈贝马斯的学术敏觉,既然能够在干预主义兴起之初就判断出领域融合的趋势,自然不可能察觉不到非政府组织兴起的趋势,之所以忽略它或者把它贬低到一种自愿组织的地位,可能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如果以这些组织作为市民社会的基础,那么,这种市民社会就将推翻近代以来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整个社会治理模式。事实上,这也是所有仍然对国家主义的社会治理体系心存幻想的人们的共同担心,正因为存在这种担心,他们才坚持继续以市民社会的概念来框定形成中的新市民社会,而不敢放手拥抱这种全新的社会存在。此外,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还有另外一种现象也能反映出这种消极情绪,这就是“社区”概念的盛行。我们不否认社区是新市民社会得以兴起的基本前提,但在国家主义治理之下,将理论关怀的重心集中于社区,将民主治理等同于社区自治,实际上是将社会拱手让给了国家(福克斯与米勒将这种趋势称为社会的“新部落主义”)。因此,这种理论认识也是对新市民社会的一种顽固抵抗。

      然而,新市民社会的出现乃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矛盾日益累积的产物,也是国家主义的社会治理体系无法继续满足市民社会治理需求的一种表现。对于理论工作者而言,放弃从新市民社会的角度来认识这种全新的社会存在,就等于是放弃了对于历史脉动的自觉把握,也就放弃了一个理论工作者所应担负的历史使命。从历史上看,市民社会所意味着的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阶段,但是,在其发挥作用的社会现实中,市民社会则主要是一种地域性的社会形态,它是西方,主要是西欧历史发展的独特产物。正是市民社会的这种地域性特征,构成了近代“中心—边缘”化国际关系格局的历史基础。新市民社会则不然。虽然新市民社会仍然可以被认为是首先在西方各国的行政改革中出现的,但是,由于我们已经生活在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它自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在全球背景下得以成长的。所以,新市民社会重要的特征就是,否定近代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从而让社会真正成为每一个个人的社会,使国家真正成为每一个个人的国家。

      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中提出了“人的解放”的问题,长期以来,人的解放成了无法破题的谜。然而,新市民社会的出现却向我们展现出人的解放的光辉前景。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解,公民国家是“政治解放”的成果,而市民社会则应承担起“人的解放”的使命。可是,在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治理结构中,市民社会并没有能够承担起这一使命,反而充当了国家奴役人的工具。新市民社会则不然。新市民社会一开始就是非国家主义的,一开始就直奔“人的解放”的主题。尽管现在新市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作为市民社会的孽生物看待的,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还是在原先市民社会的理论上来解读它的,但是,可以相信,随着新市民社会的不断成长,它终将取代并超越市民社会,并通过对公民国家的颠覆而完成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解放的主题。只有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关于“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预言才能成为现实。

      注释:

      [1][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59

      [2]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A],邓正来、[英]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93

      [3][加]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A],邓正来、[英]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5

      [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58

      [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59

      [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58-159

      [7]转引自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A],邓正来、[英]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87

      [8][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05

      [9][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11

      [10][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99

      [1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00

      [1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01

      [13][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71

      [14][美]施普尔伯:《国家职能的变迁》[M],杨俊峰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17

      [15]Lindley M. Keasbey. The Economic Stat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 No. 4 (Dec., 1893), pp. 601-624

      [16]John W. Burgess. Private Corporation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3, No. 2 (Jun., 1898), pp. 201-212

      [17]见[美]桑德尔:《民主的不满》[M],曾纪茂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54

      [18]在诸如国有企业、公共企业等类似的概念之中,政府公司(government corporation)这一称谓可能是最为恰当的,因为,“国有”与“公共”的标签由于其产权结构的复杂性而难以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但无论如何,它都是既与政府相关,又具有某种公司形式的组织。

      [19][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78-179

      [20]C. Herman Pritchett. The Paradox of the Government Corpo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1, No. 4 (Summer, 1941), pp. 381-389

      [21]Cite. C. Herman Pritchett. The Paradox of the Government Corpo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1, No. 4 (Summer, 1941), pp. 381-389

      [22][美]施普尔伯:《国家职能的变迁》[M],杨俊峰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46

      [23]C. Herman Pritchett. The Paradox of the Government Corpo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1, No. 4 (Summer, 1941), pp. 381-389

      [24][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990年版序言11

      [25][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84

      [26][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30

      [27][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01-202

      [28][英]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M],刘利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6

      [29][美]施普尔伯:《国家职能的变迁》[M],杨俊峰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117

      [3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代理机构、权力主体和其他政府实体》[M],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事业单位改革研究课题组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32

      [31][法]卡蓝默:《破碎的民主》[M],高凌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52

      [3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代理机构、权力主体和其他政府实体》[M],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事业单位改革研究课题组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47

      [3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代理机构、权力主体和其他政府实体》[M],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事业单位改革研究课题组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34

      [34]转引自[美]萨拉蒙:《公共服务中的伙伴》[M],田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9

      [35][美]奥斯本、[美]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周敦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序17

      [36]在这里,我们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疑问,即既然承认市民社会在19世纪晚期就已经发生过一次改变了领域分离进程的变异,那么是否可以把那时的市民社会也称作新市民社会呢?对此,我们的回答是,19世纪晚期那次变异的结果是国家的入侵,是市民社会形象的消失,既然市民社会的形象已经不复存在了,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什么新市民社会的问题。

      [37][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990年版序言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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