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自从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1925年提出记忆的社会属性,即集体记忆[①]以来,集体/社会记忆作为一种理论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相关的研究也不断涌现,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大量具体的研究与社会记忆自身理论建设的不足形成鲜明的对比,社会记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在概念和方法上并没有显著的推进。尽管如此,在具体的研究中,一些话题还是成为学者共同关注的核心,比如认同、权力、创伤等。
[关键词] 社会记忆,认同,权力,创伤
记忆作为人类认知能力的基础,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地,但这种对记忆研究独霸的局面在20世纪初期被打破。习惯上,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被认为是突破了记忆研究的心理学樊篱,从社会的角度来探讨记忆的开创者。他于1925年在一篇题为《记忆的社会框架》的论文中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旨在强调群体是个体获得记忆的源泉。这一概念经过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等社会学家的不断推进,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社会理论逐步引起了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相关的研究也纷纷出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相关的研究与集体记忆自身理论建设的不足形成鲜明的对照,在集体记忆的研究过程中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概念和方法上的推进。(Kansteiner, 2002:179)这一批评不免尖锐,但也从客观上反映出学界注重对集体记忆理论的具体应用,而缺乏对理论自身的反思的研究现状。
尽管如此,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一些话题成为社会记忆共同关注的核心,比如社会记忆与认同研究、社会记忆与权力争夺、社会记忆与创伤研究等等,下文将围绕这些话题展开。
一、社会记忆与认同研究
认同是由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有微观和宏观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在微观层面上,认同是指个人对自我的社会身份的理性确认;在宏观层面上,认同则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一定经验、情感、信仰的共有和分享,它是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本文是在宏观层面上使用认同这一概念的。
社会记忆可以最简单地理解为“对群体‘过去’的认知”。这种群体认知或者是同代人共有的体验,或者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形成一种相对固定而鲜明的文化标示,以区别于其它群体,它内化于个体之中,成为个体认同的标志。个体总是能从社会记忆中汲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当他们失去目标的时候,过去给与他们方向;当他们在外漂泊之时,过去给与他们归属;当他们绝望的时候,过去给与他们力量之源。换言之,记忆是一种文化规划,它导引着我们的意向,设定着我们的心境,指导着我们的行为。在国家危急的时候,记忆研究告诉我们这种文化规划如何运作。”(Schwartz,1996:212-213)正因如此,社会记忆成为社会成员获得认同的力量之源,认同也成为社会记忆关注的话题之一。
在社会记忆与认同方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如何获取认同的。哈布瓦赫特别关注家庭在塑造个体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泽如巴维尔(Zerubavel)讨论了从“记忆社会化”(mnemonic socialization)到“记忆共同体”(mnemonic communities)的过程,他指出,我们所记住的更多不是我们作为个人所经历的,“而实际上关于社会预先假定我们在群体和共同体中应该具有的处事能力的记忆”。(转引自Olick and Robbins, 1998:123)贝拉(Bella,1985)与布鲁纳(Bruner,1990)则强调了叙事在获取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
世代(generation)是分析社会记忆与认同的核心概念之一。曼海姆(Karl Mannheim,1952)首次讨论了社会和政治事件对于一代人性格形成的重要影响。他指出,一代人共同经历的具体事件,使得他们进入一个“代内单元”。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积累不同的材料,并形成不同的解释,但不管如何,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他们经历过的那些事件往往会积淀在最底层,并形成了他们最坚固的观点。舒曼和斯科特(Schuman & Scott,1989)通过对不同年龄和军衔的军人对历史事件的记忆进一步发展了曼海姆的观点,指出,在记忆方面,代际差异很大,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对人记忆的影响非常大,很多后来的记忆都可以通过早期的经验得到很好的解释。在国内,王汉生和刘亚秋(2006)分析了“知青”一代立足于现在而对过去进行建构。通过“代”的认同,知青与国家历史相连,自我形象在社会结构中得以定位。
认同往往借助于特定的载体,因此,很多研究探讨了集体记忆的载体。亨特(Hunt,1984)探讨了衣服、勋章、语言以及其他象征物何以能成为记忆与认同的标志。施瓦茨(1990,1991)和顾德(Goode,1978)讨论了英雄在国家认同中的作用。戴扬和卡兹(Dayan & Katz,2000[1992])把大众媒体看作一种生产电子纪念碑的方式来塑造人们的记忆。朗氏夫妇(Lang & Lang,1989)也探讨了新闻在塑造集体记忆方面的作用。
国内关于社会记忆的研究也大部分集中在这一方面。钟年(2000)讨论了“评皇券牒” 作为记载瑶族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文献,承载着瑶族发展演变的历史记忆,在瑶族民众身份认同与族源认同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纳日碧力戈(2000)通过对各烟屯蓝靛瑶的信仰观念和仪式实践的调查,认为灵魂观念是各烟屯蓝靛瑶信仰的基础,这一观念在仪式中通过肢体的操演得以呈现,这种思维观念与肢体仪式的共生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在操演中的延续与变迁,成为蓝靛瑶族群认同的标志。
尽管社会记忆与认同有密切的关系,但社会记忆并不等同于认同,认同只不过是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并不是一个均质而和谐的存在,即使一个群体内部也会出现利益的斗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对权力的争夺伴随在记忆场所和记忆实践之中。正如斯图尔金(Sturkin,1997)指出的那样:“文化记忆是一个文化协商的场域,通过这一场域,不同的故事在历史中争夺自己的位置。”(转引自 Olick and Robbins, 1998:126)社会记忆既受制于权力,其本身也是权力,这正是下文要讨论的话题。
二、社会记忆与权力争夺
现有的研究者基本上都认定社会记忆有建构的意涵,当社会记忆被赋予“建构”的意涵时,对权力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做出解释是必要的。在一些学者看来,权力在本质上操纵了记忆。
虽然哈布瓦赫隐约意识到集体记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却没有给予充分的论述。而康纳顿则在探讨群体记忆的传播与保持时,明确指出了社会记忆作为政治权力的重要性。他指出,社会记忆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社会记忆为现存社会的秩序提供了合法化依据,而现存社会的合法化也决定着社会记忆。康纳顿通过英国著名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一九八四》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会记忆与政治统治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奥威尔在文中塑造了一个小人物温斯顿,他的任务就是不断修改“大洋国”的历史记录,从而使领袖“老大哥”的预言能和事实相符。奥威尔借温斯顿之口说,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计成本,从不间断地篡改行为,只是用一种谎言代替另一种谎言。问题的核心就是为了控制社会的记忆。因为“党的口号是:‘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也就控制过去。’凡是目前被认为正确的事物,将永远被认为是正确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只要不断控制记忆就行了。他们把这种办法叫‘控制现实’,用新语言来说就是双重思想。”(奥威尔,2000:126-129)
方慧容用“无事件境”这个概念来分析西村农民对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这里,方慧容用“无事件境”来指一种特殊的事件记忆心理。“无事件境”的基本含义是“重复事件序列中的各种事件,导致在事件记忆过程中难免出现各种细节的互涵和交迭,并且更重要的是活在这种状况中的村民,在心理上也‘无意’将这些众多的重复性事件理解为分立有界的事件。”(方慧容,2001:492)作者通过对西村农民“诉苦”的叙事化分析,指出造成西村农民“无事件境”的原因或者是民众对这些事件过于熟悉导致对细节的遗忘,或者出于避讳、紧张等,也可能是对试图改变他们生活感知的外界权威的拒绝,等等。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民众在选择记忆或者遗忘一些事情的时候,并不总是与权力相关,也不总是无力的被动顺从,有时候他们还是积极的能动者。我们应该把“过去”的出现看作一个生产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记忆不仅受制于各种复杂的权力关系,同时各种主观感受以及偏见也会影响人们对“过去事实”的选择和组织,社会记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个体化和具体化的。
由此可见,尽管记忆与权力密切相关,尽管生活于权力之网中的民众在记忆或遗忘一些事件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权力的影响,但面对强权,民众并非无能为力,更何况有些记忆与遗忘与权力没有太多的关联,因此,在分析社会记忆的时候,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 关于创伤记忆(memories of trauma)的研究
在社会记忆研究中,关于重大事件造成的创伤记忆是学者关注的热点。比如学者对二战时期纳粹大屠杀(Holocaust)的记忆、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关于慰安妇的记忆等研究。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特别关注犹太集中营中大屠杀事件如何借个人记忆上升到集体记忆的过程。他在《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一文中提出了“交流记忆”的概念以区别于“文化记忆”,他认为,与文化记忆的长期性相比,交流记忆是一种短期的社会记忆,取决于那些经验承载者和交流者的存在,因此,这种记忆有一定的时限,大约持续八十到一百年,即三、四代人。交流记忆是一种口述实践,这些口述有助于“我们更加精确地理解集体记忆的日常形式”。(Assmann,1995[1988]:127)大屠杀作为20世纪的灾难性事件,给那些亲历者的身心造成极大的创伤,这些记忆像梦魇一样折磨着他们的肉体与精神,回首这些往事对他们而言非常痛苦,他们不愿意与外人甚至自己的亲人提及。阿斯曼认为,作为一代人的共同体验,应该鼓励人们在公开的场合加以沟通交流,这不仅有助于克服集体记忆固定化的倾向,也有助于抵制在集体记忆中将个人记忆狭隘化的倾向,从而形成一种普遍而清晰的文化记忆。(Assmann,1992)德国另一位学者耶尔恩·吕森(Jörn Rüsen)则探讨了三代德国人对大屠杀的不同记忆及应对策略。他在《纳粹大屠杀、回忆、认同——代际回忆实践的三种形式》中以1968和1989为时间段,将西德人分为三代,即战争和重建家园的一代、战后第一代以及战后第二代。二战中的德国大屠杀瓦解了德国人的民族自尊,战后的德国人产生了深刻的历史断裂感和认同危机感。为了克服这种认同的危机,他们采取了一种“集体心照不宣”的策略,这种策略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却付出了沉重的文化代价。作者吕森认为,这种“集体心照不宣”容易造成德国人代际间认同的紊乱,因而遭到战后第一代德国人的批判。战后第一代德国人在严格的道德主义批判基础上,将纳粹大屠杀纳入到德国的历史中,从而使纳粹大屠杀成为构建德国人自我认同的“反事件”,但战后第一代德国人的这种道德主义批判并不能弥合德国历史的断裂。纳粹大屠杀是否能被纳入到德国历史过程中,到了战后第二代德国人这一阶段尽管悬而未决,但已现端倪,随着大屠杀历史离第二代人越来越远,他们试着接受这一历史。总之,吕森通过战后三代德国人在塑造集体认同过程中对纳粹大屠杀的认知的研究指出,人们对历史事件的感知,会随着历史事件的远离而发生不同的认知。(吕森,2007:179-194)
继纳粹大屠杀研究而后、但同样备受瞩目的则是关于二战时期慰安妇问题的研究。
随着战后国际社会对个人权利与尊严的重视,二战时期日军对妇女人权的侵犯逐渐引起世人的关注。当然,慰安妇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也与战后日本政府对历史的抹杀也有着直接的关联。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从学理的角度对慰安妇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理性的剖析。在这众多的研究中,对慰安妇创伤记忆的搜集与整理,似乎是目前的当务之急,这不仅在于史料是立论的根基,更在于承载史料的慰安妇目前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因为幸存下来的慰安妇本来就屈指可数,且都已风烛残年,随时都有离世的可能,这让研究慰安妇问题数十年如一日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心存忧虑:“这些老年人走后,明天我们以什么来记忆历史?”因此,出于道德良知和学术研究的双重责任,苏智良在关注这些老人生存状况的同时,也在紧张地记录着她们对过去的记忆,而这些老人的每一次讲述,都让苏智良震撼,因为这些诉说字字滴血,每说一次往事“就像死过去一次,非常痛苦”。(苏智良,2006:83)
慰安妇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弱势群体,在战争期间遭受到日本官兵惨无人道的虐待,就是那些在战后幸存下来的老人也孤苦凄凉,背负沉重的道德十字架在自身羞愧与世人奚落中苟活。尽管她们生活在亚洲各地,但她们有着共同的称谓——慰安妇,这一称谓将她们的命运紧紧相连,成为她们痛苦记忆的根源。
此外,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关注日常生活里出现的其他创伤记忆。如,景军(1999)在《乡村修坝与乡村重占:中国西北的记忆运动》一文中关注的是一场旨在使村庄从农年破坏到强迫移民(重新安置)的毁灭性影响中恢复过来的社会运动。作者把这场运动看成是一个创伤记忆转变成政治话语的社会过程。(参考郑广怀,2005)陈留留(2002)以电影为媒介,分析了电影现象中的创伤主题。作者认为,影视制片人之所以对创伤主题感兴趣,一方面是由于创伤记忆的特殊性,它作为一种情绪性记忆,经由不断地提醒和强化,以及不断的反思与回忆,会以“某种不可更改的方式永恒地铭刻在我们的大脑中”,而且,创伤记忆还具有疗伤的功能,因为“体验那些我们最希望忘掉的,却又最需要正视的创伤经验,是对付纠缠最有效的方法。”需要指出的是,陈文对记忆的关注,更多地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的。
总体而言,重大事件造成的创伤记忆一直是社会记忆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创伤记忆的主体在回首这些往事的时候,往往饱受身心的折磨,因此,强调记忆的沟通与交流成为创伤记忆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
四、小结
从上面对社会记忆的简要回顾可用看出,无论是强调社会记忆的延展性与断裂性,还是把社会记忆与认同、权力相结合,这些研究都把记忆的运作机制置于记忆自身之外,忽视了记忆本身的运作过程。之所以忽视社会记忆本身,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学者能够证明群体具有记忆的功能。正如巴特莱特所指出的那样:“他(哈布瓦赫,笔者注)所论述的仍然只是群体中的记忆而非群体的记忆。……如果我们意欲标明社会群体本身具有保持和会议自身往事的能力,那么我们就需要超越这一点。”(巴特莱特,1998:384)令人遗憾的是,巴特莱特也没有通过实验来证明这一点。此外,尽管社会记忆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但与社会记忆在日常生活行为中的渗透性相比,现代社会与文化理论对其的关注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社会记忆自身理论的建构,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拓展社会记忆的研究领域,从而促使社会记忆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