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中国社会具有关系和结构两重性的特征,整个中国社会将个人、家庭与国家都纳入到这张平面化的社会关系之网中。中国人社会认同的结构建立在关系之中,获取身份是中国人社会认同的动机所在。中国人社会认同的心理历程通过中国人的人际信任过程和人际关系动机两个方面来展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外人”变成“自己人”的过程,就是整个社会认同的心理历程。

     

    关键词:关系;身份;认同;社会认同

     

    一、社会认同及社会认同理论

     

    “认同”译自英文的“identity”一词。“identity”在英文中有多种含义,既包括客观的一些相似或相同特性,如相同的身份、相同的表现等,又包括心理认识上的一致性及由此形成的关系。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认同”与“自我”(self)是紧密相联的,通常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与某些人联系而与其他人区分的自我意识。[1]社会心理学偏重于对社会认同的心理活动层面的研究,而社会学更偏重于社会现象的一致特性(比如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人们对此的共识及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S. Coleman)在其《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提出了七类认同:对直接亲属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对雇主的认同、对主人的认同、对势力强大的征服者的认同、对社区的认同、法人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的认同。[2]所谓社会认同的含义,包括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3]社会认同指的是个人藉自己(或他人)在某社群的成员资格把自己(或他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并将该社群内典型成员的特征冠于自己(或他人)身上,让自己(或他人)的特性等同于社群内典型成员的特性。

     

    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是战后欧洲社会心理学家最有意义的理论贡献,被运用于解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国家、民族、宗教、语言的心理认同问题,对于欧共体及欧洲各国制定政策产生了非常显著的效果,从而使这一理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交流、宗教、组织行为、民族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社会认同理论经过欧洲社会心理学领袖式学者泰费尔(Taifel,1919-1982)的开创阶段,在80年代中晚期已经发展到第二代的理论——“自我类化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Turner, etal.,1987)。到90年代中期,社会认同理论被进一步丰富和系统化,形成了由若干小型理论组成的第三代理论,例如“最优特质理论”(optimal distinctiveness theory,Brewer,1991)、“群体动机理论”(group motivation theory)或称为“主观不确定降低理论”(subjective 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Hogg,1993,2000)等。[4]该理论从研究偏见和刻板印象开始,通过知觉过程的“类化”机制,抓住“心理群体的形成”这一关键过程,解释各种集群现象,逐渐扩展到几乎社会心理学的大部分领域,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体系,它使得社会心理学有了“社会”和“心理”的全新面目。

     

    二、关系:中国人社会认同的结构

     

    社会认同理论的主要研究假设是,当个体以他们的社会组织成员确定他们自己的时候,这种由群体定位的自我知觉在社会行为中就会产生心理区辨效应。这一理论通过“归属”这一心理现象关注群体成员的社会心理属性。关系是一种静止的社会结构,也是一个历时性和共时性统一的过程。把社会仅当成结构便过分地侧重共时性的描写,而关系,作为一种人们之间变动不居的联系,则更多地具备历时性的特点。

     

    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看,关系首先作为一种地位结构或者网络结构,被认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影响个体行为的是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体的特征,将个体按其社会关系分成的社会网络代替了按个体的特征分类的社会阶层,对人们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的嵌入性关注代替了对人们身份和从属群体的关注,强调人们对资源的占有转变成强调人们对资源的动员能力,这些都赋予人们在社会空间的位置以客体性。

     

    作为社会认同结构的关系,其关系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性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5]一是关系主体对关系的认同。韦伯指出,关系的客体性对称只有当它对双方的意义都一样时才存在,社会关系由于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而客体性地不对称。当交换对双方来说不具备同等重要性时,关系是不对称的。二是权力的介入和关系主体间身份的不对称。权力和身份是微观社会互动的两个相联系的基本分析维度,社会关系中的权力使行动者能让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社会关系中的身份使行动者获得他者自愿的服从,这种服从往往与接受和喜爱结合在一起。三是关系的不对称性不仅仅在于它所承载的主体意义,还在于关系过程中流通的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性。关系过程中流通的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性主要在于,双方的获得在量上或质上的差别,正是这种不对称的双赢使关系成为可能。

     

    就中国社会而言,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关系建构全部社会关系,即全部社会关系家庭化。这一关系的结构与西方关系结构全然不同,如果说西方社会是个人对团体的关系,因而它是立体的。中国社会关系则是“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互间的情谊关系”,整个中国社会即是由“此一人与彼一人”的相互联结而构成一张平面化的社会关系之网。上世纪40年代,费孝通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即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构成了一个有伸缩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它需要通过不断的交往来维持它的存在,并且不断地与别的统一自我的关系交叉作用而构成了关系网。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谈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私人性质。他认为,中国乡村社会“差序格局”是按照儒家“尊尊亲亲”、“爱有等差”这一原则形成的,它好似一颗石子扔进水里,其波纹是以“己”为中心一波一波地往外扩展,其关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在这种“差序格局”中,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6]

     

    中国社会具有关系和结构两重性的特征。近现代西方社会的社会关系是以法为中介的,而中国传统社会由于这样一个外在于“我”的绝对性标准的缺乏,使其政治架构和日常生活领域具有双重性标准。实质上,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双重性表明其社会关系在伦理情感的调节下具有伸缩自如的弹性。问题在于,在社会结构中,一种关系及其规则一旦形成,其本身就具有内在的扩张性,当规则运行于现实空间,而外在制约条件不充分的状态下,该结构及其规则的扩张必然将其推至极端状态即走向其相反的一端。具体地说,这种主观性关系作为社会生活领域的关系形态,在缺乏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规范标准制约的状态下,调节关系的弹性原则势必导致规则的二重性,即与“显规则”相对应的另一端——“潜规则”的存在。这也是结构内在自足性和丰满性的必然要求。[7]整个中国社会即是由“此一人与彼一人”的相互联结而构成的社会关系之网,它将个人、社会(包括家庭)与国家都纳入到这张平面化的社会关系之网中。

     

    三、身份:中国人社会认同的动机

     

    社会认同论是受社会身份论启发而建立的理论。这些理论有不同的重点,但却有一共同的关注:社会行为不能单从个人心理素质来解释,要较全面地理解社会行为,必须研究人们如何建构自己和他人的身份。社会认同论者认为人们会用自己或他人在某些社群的成员资格来建构自己或他人的身份。依据社群成员资格来建构的身份被称为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而依据个人的独特素质而建构的身份被称为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8]

     

    身份一词在汉语中泛指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资历,但在社会身份论中,身份一词的意义却与此不同,它是从英文的identity翻译过来的,Identity的动词为identifyidentify有两重含义。其首义为鉴别、辨认,也就是把某人或某物从众多人或物中辨认出来。第二层含义是等同,在社会认同论中,当人们采纳了某社群的成员资格来建立自己的社会身份时,自己的属性与该社群内典型成员的属性呈现相同关系。例如,当某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时,他便觉得自己拥有一个典型中国人的态度、价值和性格特征。社会身份能够令人们将社群特性冠于自己身上,其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远比个人身份深远,故此,社会认同论特别关注社会身份的建构过程及其对社会思维和社会行动造成的影响。

     

    每个人都拥有多个社群的成员资格,却只会使用其中一部分来建立自己和他人的社会身份。人们在选择以某些社群成员资格建立社会身份时,有什么心理动机呢?这是近代社会认同研究中最受关注的课题。综合来说,社会认同背后有不同的动机,其中包括提升自己的自尊、降低社会生活中的无常感、找寻生存的意义、以及平衡满足归属感和保存个性两种需要间的矛盾,当这些动机被激发后,相应的社会认同历程也随着启动,获取身份,成为社会认同的动机所在,身份的获致方可得到社会的认同。

     

    在中国社会中,个人的身份认同往往不是由本人的特性来界定,而是由其所在的各种人际关系的相互关联来界定。人以身份的形式存在,这种身份不是独立个体之间通过交往而建立的可选择关系,而是泛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个人的身份是其面子或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如我是某某的学生、我是某某的朋友、我是某某的儿子等。以关系来规定身份,实际上是以社会角色的扮演来规定自己,个体不能以个人的意愿而随意变动,而要时时考虑自己的角色,关系往往以角色化来落实。在人际关系网络中,身份的给予使得角色进一步落实,一方面是社会角色的具体化,另一方面又使角色分化更明确、角色内涵更充实。

     

    四、中国人社会认同的心理历程

     

    社会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对于社会团体而言,是增强内聚力的必要条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9]具有一定角色身份的行动者是社会结构的产物。要建立和谐良好的社会关系(包括医患关系、师生关系、长幼关系、上下级关系等),不能不重视社会认同,也不能只重视社会认同,而是要在认同社会身份和个人身份间取得平衡。互动中每一行动者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地位,拥有一定的社会身份,社会身份反映的是一种与权利和权力有关的地位差别。身份的区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这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区别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形式,不会成为人们正常社会交往和社会认同的障碍。而当身份中的某个差异被凸显时,人们对他人的认同已不具有普遍意义,此时的身份的意义就成为社会认同的基础。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一方面希望保持个性,一方面想透过依附群体取得归属感。在逻辑上,保存个性与取得归属感是两种独立的心理需要,两者并不相悖。可是,当它们落实在社会认同上时,彼此间便会呈现出一种紧张关系。当人们认同一个社群时,会觉得自己属于那个社群。社群的成员越多,便觉得同道中人越多,归属感也越强。可是,在社会认同历程中,又会出现非个人化的情况,也就是说,个体将群体的典型特征加之于自己身上,结果再看不出自己与其他社群成员有什么不同之处,有损保存个性的需要,而且所认同的社群成员越多,便觉得与更多人没有分别。

     

    一般来说,人们认同某一社群的原因之一是社群的核心价值与个人价值相符。这一原理有很大的应用价值。以建设公民意识为例,如果要让中国公民奉公守法、爱惜公物、注重环境卫生、尊重他人权益,仅仅提高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是不够的。假如人们不普遍认为以上特征是附属于中国人身份的核心价值,即使国家认同提高了,人们也未必会内化这些规范。反之,如果能透过公议,建立共识,使上述行为态度成为个人和与中国人身份相符的核心价值,或能更有效促进公民意识的内化,并提高人们对国家的认同。[10]

     

    中国人的社会认同关注个体在给定的社会语境中所发生的人际互动过程以及人际关系的模式和机制,中国人社会认同的心理历程通过中国人的人际信任过程和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动机两个方面来展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外人”变成“自己人”的过程,就是整个社会认同的心理历程。从中国人的人际信任过程看,中国人将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当作建立和发展人际信任的主要方法,在长期合作关系中,情感性的关系运作尤为重要;在一次性交往中,工具性的关系运作尤为重要;而在经济合作关系中,在关系运作之外,法制手段也可增强信任。“自己人”是作为信任边界的符号边界而具有特定的功能,中国人确信信任与行动者的地位和社会资源相关联,存在基于个人关系的特殊信任和基于共同信念的普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成为社会秩序和本体安全感的有效机制。从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动机来看,人情和关系在中国人的分配情景中,表征为“合情合理”的规范,影响着中国人的分配决策,而呈现出超越分配正义的特征。个体之间过去的互动频率,可作为个体之间关系密切性的预测指标,对奖赏分配产生了显著影响。中国人的社会认同表现为关系的远近、个人与关系伙伴交往时的自主性和个人对关系伙伴的依赖性。

     

    在中国社会,“关系”意味着身份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社会关系伦理化意味着关系的个人化,它使社会关系带有直接性、具体性和特殊性。人们相互间的关系不是取决于制度规定,而是取决于彼此的情感投合与否(即所谓情投意合),往往因人而异、因情而异,与交往者的个人属性如身份背景甚至性格气质密切相关,从而使关系显出深浅浓淡不同的色彩。其中,每一对关系都与另一对关系不同,而无法形成普遍性形态。关系的内容随先定的身份形式而来,有什么样的形式,就会附着什么样的内容,“进了一家门便是一家人”的逻辑,使得拉关系、攀亲戚、走后门等从无到有而大行其道,身份成了彻头彻尾的工具性符号。[11]身份在人际互动、在调整自己与他人行为过程中以及在作用和影响社会地位的差异上,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通过存在于个人内心的一种以身份为重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意向起作用,也即通过身份意识、身份情结、社会认同起作用。身份最初只是人类社会的自然产品,后来人们通过符号工具制造了一些名号和称谓,身份这种规范观念必须由社会化而传递,在不断的社会化的过程中,在吉登斯所谓的人的所有社会活动都需要的社会“定位过程”中,人们之间的互动过程、角色规定、社会关系建立等都在社会定位的过程中逐渐展开,而且随着社会的运行而不断变迁。

     

    参考文献:

     

    1、王毅杰、倪云鸽.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现状探析[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4953

    2、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186188

    3、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76

    4、杨宜音.“社会认同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工作坊召开研讨会[J].社会学研究,20054):240242

    5、李继宏.强弱之外——关系概念的再思考[J].社会学研究,20033):4250

    6、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6

    7、赖志凌.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伦理特质及其当代困境——梁漱溟社会结构理论研究之一[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106111

    8、Hogg, M. A.,“Social Identity, Self-categor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Small Groups.”In S-h.Ng,C.Candlin &C-y.Chiu(eds.),Language Matters:Communication,Culture,and Social Identity.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4

    9、李友梅.重塑转型期的社会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72):183-186

    10、赵志裕、温静、谭俭邦.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J].社会学研究,20055):202227

    11、王力平.身份的社会资本属性及其功能[D].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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