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一个教育古国的大学之道和文明之光,其实不过是一个常识问题。杨东平先生就是一个为回归现代教育常识而奔走呼喊的学者,他将社会责任深植于内心,从教育到环境、从农民到城市贫民,始终独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力图为这个渴望教育腾飞的民族提供一些有益的反思。629,本报记者就农村教育问题采访了杨东平。

      难在国家不愿花钱

    记: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2007年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要实现两免一补,很多媒体对此产生误读,你觉得误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杨:很多媒体将温总理的讲话理解为2007年中国农村将全面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这确实是一种误读,但这种误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对政府的期待。

      记:期待离现实有多远?

    杨:北京、上海等少数城市早就有能力让辖区内的农村孩子享受免费义务教育,但这些城市在全国不具有代表性,因此,国家决定从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等贫困地区开始推行免费义务教育计划。这也是教育部的既定政策。

    记:全国贫困县的贫困学生大概有多少?

    杨:全国有592个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至于这些县总共有多少贫困生,我还没看到统计数据。值得强调的是,非贫困县也有大量贫困生,这些学生也应该受到照顾。
      记:对一个学生进行两免一补大概需要多少钱?

    杨:我不太清楚具体的计算标准。如果按一费制计算,小学100多块,初中200多块。

    记:如果全国都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一年需要多少钱?

    杨:各地的算法都不一样。如果统一按一费制标准计算,得出的总额会比按其他标准计算得出的总额低一些,但也达到七、八百亿元。

    记:这不是个小数目。

    杨:怎么说呢,其实也就相当于几个大型工程的投资总和。我认为,关键问题不在于钱多钱少,而在于国家愿不愿花这笔钱。从中国的现状来看,要达到全面普及免费义务教育这一目标,将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记:这与我们对义务教育的认识有关?

    杨:中国对义务教育的认识确实比较落后。美国、日本刚开始办义务教育时都没有钱,拿日本来说,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为了普及义务教育,将责任层层下压,促使基础教育地方化。现在回过头来看,日本的义务教育在起步时期虽然给日本政府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但它为日本科技、经济的腾飞积蓄了无穷力量。就是说,义务教育不是非得等到有钱之后才去推行,相反,在科技、经济还不发达的时候,普及义务教育更显得刻不容缓。

      记:我们周边国家的义务教育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杨:对。老挝、尼泊尔、缅甸都是,朝鲜也是。他们的人均GDP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左右。 

      建立投入保障机制

      记:现在有没有更为现实的目标?

      杨:现在大家呼吁的是两件事情,一是尽快推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二是尽快建立义务教育的投入保障体系。现行义务教育法的修改焦点在后者,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是,是否把地方政府每年给教育拨款4GDP变成法律条款。

      记:贫困地区的贫困学生两免一补是否属于4GDP投入?

    杨:这是专款。教育部老讲,已经加大农村教育投入,花了多少钱改善农村校舍,投了多少钱补贴教师工资、福利等。但这些东西今年有明年却不一定有,当然,许多问题不是教育部门的问题,因为政府不投资,4GDP的投入一直没有到位。如果建立法制化的保障体系,政府必须依法每年按一定比例给教育领域拨款,不再需要向财政部门要钱。

      记:是不是应该明确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出资比例?

      杨:从1985年起,义务教育的管理权下放到省,但在实际操作中,乡镇政府承担了大头。关于出资比例问题,很多人都在研究,但还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特别是在中央和省级政府应该承担多少的问题上。

      不过,解决问题的原则是确定的,即,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事权应该划分清楚,而财权与事权必须一致。最简单的出资方法就是与税收挂钩,各级政府按各自收取国税的比例来拨款。这是一个很粗浅的说法,但趋势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将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记:而现在的政策是以县为主。

      杨:对。2003年义务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以县为主的方针,严格地说,是指教师的工资由县发给。但中国70%的县财政入不敷出,因此有很多研究者提出是不是要以省为主,把财权、事权的重心上升一点。

      记:重心上升也就是加大上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责任,有具体的方案吗?

      杨:现在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划定一个百分比,譬如中央负担40%,省负担20%,县乡负担多少。中央和省两级政府负担50%以上,县乡的负担则大大减少。还有一种按教育经费的使用方向来分,比如省级政府主要管教师工资,中央主要管基建,县乡管什么什么。这比百分比更清晰一些,而且事权与财权对应。

      记:这个精神会不会在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中体现?

      杨:修订方案已经送到国务院法制办,马上送到全国人大,据我所知,里面好像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规定。

    教育应该因地制宜

    记: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是什么?

    杨:2000年国家基本实现普九目标,普九率为85%,这是个标志性的成就。2002年以后,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农村教育费附加被取消,而上面的拨款又没有增加,农村基础教育一下子就变成无米之炊了,义务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前几天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初中生的辍学率达40%,而普九基本达标时这个数字是2%,反弹多么大啊。

    记:普九加重了基层和农民的负担,因而受到不少批评,对此您怎样看?

      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基本普及了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少年文盲,教育的培养能力还是增强了,这些都是重大的成就,值得肯定。但这个基本目标的实现,确实是建立在农民集资建校、农民教育农民办的基础上,是农民自己埋的单。因此,义务教育法修订要从制度上建立公共教育财政体制。

      记:现在有些地方把普九时新建的不少麻雀学校撤掉,造成很大的浪费,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杨:撤并麻雀学校的原因是学龄人口减少、生源不足、教学质量难以提高。这样做有其合理之处,但很多地方执行起来力度过大,5平方公里内只有一所小学,并且一般设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农村孩子上学很困难,此外,农村孩子还须承担食宿费用,这是双重的不合理。中国教育政策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很成问题,教育本来应该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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