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韦伯的“理性化”框架不应成为解释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工具 ,因为中国的现代性研究的出发点和文化与社会背景 ,与西方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而“人性化”应成为揭示中国现代性的一种合理工具。原因在于 ,韦伯“理性化”之后的世界出现了“人性化”的潮流。而人性化高于理性化 ,因此 ,人性化应构成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
关键词:理性化;人性化;现代性;韦伯
有关现代性的研究 ,学术界盛行的是韦伯的“理性化”的解释框架 ,其内涵大致是:现代性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 ,它带来了世俗化的结果 ,产生的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与冲突。这一框架为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该学派并突出了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 ,以之作为其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要概念依据。而通过对韦伯的上述思想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引进 ,这一“理性化”的解释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国内解释现代性的流行话语乃至“经典”理论 ,不仅被用于对西方现代性的解释 ,而且也被应用于对中国现代性的解释。
在回顾思想解放与中国学术 30 年的时候 ,应当说这种借用西方理论作为一种解释框架的情况 ,在国内学界这 30 年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现代性研究上的韦伯框架问题 ,正是这种现象的一个反映。鉴于此 ,本文想另辟蹊径 ,提出有关中国现代性的另类解释 ,这种解释将完全不同于韦伯上述框架的解释。本文拟依据我国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状况 ,从“人性化”的独特角度来解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将“人性化”看作是中国现代性的特征 ,并将它视为中国现代性应有的、符合世界潮流的发展目标。
一、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出发点
我们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考虑应当以如下的事实为出发点:
第一 ,中国的现代性是后发的现代性 ,这一事实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性可以在先前国家的现代性经验的基础上取得借鉴与选择 ,可以吸取其他先行国家的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误与代价。
第二 ,中国的现代性的文化与社会背景 ,与西方的背景有着性质上的不同 ,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
1.西方的前现代社会 ,主要是以宗教文化为背景的社会 ,因此需要以“理性”来替代“神启”,作为道德与法律等社会规范的价值来源 ,作为社会批判的法庭与判定事物合理性的依据。由于有着这样的背景 ,因此 ,西方的现代性过程具有韦伯所刻画的“世俗化”的特征。世俗化是相对于宗教的“神圣化”而言的。与西方不同的是 ,由于中国不具有西方那样的宗教社会背景 ,所以 ,中国的现代性相应地也就不可能具有类似的世俗化的特征。虽然相对于皇权的“神圣性”的衰落 ,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现代性也可以说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世俗化的属性 ,即祛除对君王、统治者的迷信与膜拜 ,祛除他们头上的神秘光环 ,相信人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等。但总的来说 ,与西方的社会背景有着根本的差异。
2.在中国 ,长期的宗法封建专制社会的存在的历史与传统 ,决定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这种社会的性质使得中国曾经经历过最为极度的中央集权与最为严酷的对人性的摧残。例如 ,在明朝这样一个由于皇帝的直接控制而被看作“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的高度强化的专制体制里 ,恐怖政治的实施使得某种含糊的道德上的罪名即可致人于死地(据专家估计 ,因此而丧生的人数不下①十万人) 。皇权制度对工商业阶层及其一切财产还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距今不远的“文化大革命”的现实 ,则使我们经历了一场现代的人间灾难。这也是为什么“主体性”在文革后会迅速成为一个共通感的概念“, 伤痕文学”会成为流行的文学,人道主义会成为流行的口号 ,翻译的《人论》会成为畅销书(发行 30 多万册)的基本原因。仅因为它们直接带有一个“人”字 ,更符合人性的要求,因此能引起社会的强烈共鸣。
上述事实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特有的历史语境 ,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的焦点不可能是以理性来对抗神性 ,而应当是以人性来对抗非人性 ,尤其是以人的权利的确立与保障来建立起新的现代性文明秩序。
这里 ,我们把本文所论说的“人性化”概念的内涵加以适当的界定。“人性化”是指:其一 ,价值理念上的“以人为本”,对人的尊重与关怀。人的权益成为一切问题考虑的出发点。其二 ,对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各种权利(自由、生命、财产、教育与就业、享受应有的社会保障等)的制度性保护与保障;其三,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社会越是公正 ,不公平的现象越少 ,就意味着社会越是人性化。
二、理性化之后的“人性化”潮流
韦伯作出的有关资本主义“理性化”现代性的论断 ,是在 20 世纪初叶。时至今日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的变迁中 ,世界各方面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人的价值观念到社会的现实都是如此。韦伯所视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三个方面的表现:其一 ,经济行为上的理性化 ,它的典型表现是资本主义经营的簿记方式;其二 ,政治行为的理性化 ,表现为行政管理上的科层化、制度化;其三 ,文化行为的理性化 ,表现为世界的“祛魅”过程 ,即世俗化过程 ,都越来越不宜作为解释中国现代性的理论框架。在这三个方面的表现中 ,前面我们已指出“世俗化”的解释不适合我国的语境。而就第一方面来说 ,它们主要涉及到的是企业的经营管理。就此而言 ,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 ,管理的潮流已经转化为“人性化”的管理 ,以之作为管理水平的一个提升和现代管理的象征。韦伯所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象征的“簿记方式”,现在也已经无法再作为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的标志。在当今世界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里(它更加需要生产者的主动创新精神) ,在个人权益意识大为普及与高涨的社会中 ,取而代之的“人性化”的管理理念与模式,已成为提高效率所必须的途径“; 簿记方式”则下降为仅仅是一个必要的环节 ,而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 ,处于这种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现代性研究 ,如果还继续局限于韦伯的分析框架 ,显然是无法恰当地解释当今变化了的社会状况的。
此外 ,社会的公正问题 ,比起官僚制的专业管理的有效性问题 ,已经远远凸显为社会的突出问题。可以说在今日世界上 ,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国家 ,它要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 ,远比要求得到管理上的高效率更困难得多。另外 ,从两者的社会重要性的比较上来看 ,假如要问,当今社会到底是社会公正更重要呢 ,还是行政管理的效率更重要 ? 无疑,答案必定是社会公正更重要。并且在实际上 ,对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已成为一个社会普遍的呼声。对于我们国家而言 ,在引进市场经济制度之后 ,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有效的提高 ,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增长。然而 ,在社会财富的“蛋糕”迅速做大之后 ,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迅即集中在“社会公正”之上。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普遍发生 ,如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强势者 ,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 ,即所谓“掌勺者私分大锅饭”,乃至“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现象;而弱势者则在征地、拆迁、企业改制、医保改革等环节 ,成为被侵占、乃至剥夺的对象。这些社会现象的普遍存在 ,对于我们来说“, 社会公正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界 90 年代后期以来关注①最多的问题之一” 。最基本的社会公正意味着实现对人的一些基本权利的有效保障。因此 ,努力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同时也意味着正在实现人性化的目标。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一下 20 世纪50 年代以后的世界状况 ,就会发现 ,在理性化之后“, 人性化”已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例如 ,美国的马丁 ·路德 ·金领导的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及其取得的胜利“; 存在主义”思潮的兴起与人的生存状态成为从思想界到现实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国际间对人权问题的普遍关注 ,对社会贫困问题的关注以及社会保障事业的普遍发展;管理方面的人性化观念与模式 ,等等 ,这些都可说是“人性化”潮流的具体表现。
三、为什么人性化会成为一种社会潮流
人性化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潮流 ? 分析起来 ,作为社会潮流的人性化是如下因素所形成的合力的结果。
一是历史的合目的性进程的结果。目的是社会事物的概念根据。历史的合目的性最终在于 ,它是以人为目的的 ,以人的自由与幸福为目的的。历史虽然在表面上呈现为各种不同的目的追求与利益争夺 ,但民心之所向 ,则是制约与决定历史走向的根本。而人莫不愿自身能够得到自由与幸福 ,因而与此民心相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体现为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自由与幸福 ,亦即越来越普遍的自由与幸福。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这即为历史的规律使然。虽然中间会有曲折、反复乃至倒退 ,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和总的发展方向上来看,这一合目的性的趋势是明显的。即使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角度看 ,生产关系之所以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也是因为只有生产力发展了 ,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 ,以及以之为基础的精神需要。所以 ,即使单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看 ,人性化也是属于某种合目的性的。
二是人的权利意识的普及与深入人心。这主要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教育、特别是民主、人权教育的不断普及与进步(为越来越多的人灌输了人权、民主的理念 ,形成具有共通感的民意) 、信息传播手段的现代化(使信息难以有效封锁、从而使愚民政策难以实施) 、不断延伸的全球化的浪潮,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开放程度越来越高 ,来自国际社会关于是否人性化的舆论监督也越来越有影响等。
三是经济方面(工业、商业)的竞争 ,使得企业的增长、利润的获得已不再主要地依靠韦伯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簿记方式”,在知识经济的年代 ,转变为直接依赖于知识与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利用 ,变成主要依靠人的自身素质的提高、知识的创新和主动性精神来获得。在这种背景下 ,人性化越来越占据重要的社会位置。
四、中国现代性的人性化趋向
对于中国的现代性而言 ,无疑也需要一个培育理性精神 ,使经济、政治与社会行为理性化的过程。不过 ,就我们国家的现代性问题的症结而言,却主要不在于理性化的程度如何 ,而是在于现实中非人性化的现象太严重 ,人的自由、生命、财产等基本权利由于传统与现实的原因 ,特别是由于缺乏法制的基础而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权利的缺位容易造成社会的严重失序,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这种状况在“文革”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人的生命的权利被随便剥夺 ,私人财产被任意查抄 ,自由的权利更是谈不上被保护。而这一切的根源 ,在特定的意义上说,缘自一种非人性化的文明秩序。权利没有保障 ,一切创造财富的个人空间皆被封杀 ,现代化自然也就无法进行。
正是针对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国的经济改革由此切入 ,亦即从保障人的劳动致富的权利入手。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国的改革由此而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人性基础。众所周知 ,中国为推进现代化进程而实行的改革 ,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的 ,而这即是从农业领域开始了一个人性化的回归过程。城市中的国有企业的简政放权等改革 ,也属于相同的范畴。而后 ,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市民社会”的兴起 ,更是为个人打开了能够进行自由竞争的经济活动空间 ,人们能够正当地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 ,从而造就了“私利公益”(私有经营者的财富增加 ,同时社会的经济也得到增长)的蓬勃兴旺的社会局面。
市场经济体制由于顺应了人性 ,所以能够发挥其蓬勃的活力;计划经济体制则由于压制人性 ,尤其是封杀根源于自利本性的自由竞争 ,所以导致社会生产效率低下 ,在“文革”中最终陷入经济崩溃的边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之所以能够引发我国经济的腾飞 ,这固然有多方面的社会因素起着合力的作用,但从哲学的人性观上来说 ,是由于它回归了人性 ,从而使人们长期被压抑的创业能量像火山似地爆发出来 ,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动力。
显然 ,以上论及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是与人性化紧密相关的。反之 ,从负面影响上来看 ,在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尖锐社会问题 ,如上面论及的社会不公问题 ,也是从根本上关涉到是否人性化 ,而不是是否理性化的问题。
前面说过 ,理性化问题并不构成中国现代性的症结 ,这也是为什么“理性”与“理性化”概念(相比于“民主”与“科学”概念)在中国不曾、也不会成为主导性的观念的根本原因。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一书的《民权主义》第三讲《平等的真谛》中说“: 如果专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 ,便是离事实太远 ,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他们便没有感觉;没有感觉 ,一定不来附和。”自由平等的概念尚且如此 ,那么比自由更为远离现实的“理性”概念 ,则必定更是不会得到民众的响应。这一点也反证了中国现代性语境与西方的不同之处。
五、人性化高于理性化
从学理的层面上来看 ,就人性化与理性化两者的关系而言 ,理性化只是手段 ,不是目的 ,它只是为了达到某一目标的手段。而这样的目标,应当是社会的人性化。人性化是人类社会从古至今的一个根本发展趋势。人类从不自由的状态到自由的状态 ,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 ,也就是从非人性状态到人性化状态的转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是从关怀人性、维护人的尊严、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为目标的 ,因此 ,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人性化的目标。对理性化的进步伴随着的人的异化现象的发现 ,使得马克思以此为突破口来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性 ,并探寻建立一种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新型的现代性。这种建立在以“平等”为首选价值的基础上的现代性构想 ,可以说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人性化的现代性。
韦伯曾经揭示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但若从学理上分析 ,这一矛盾实际上还不是最根本的。如果我们深究下去 ,就会发现在其深层隐藏着的人性与人性化的矛盾。工具理性说到底 ,是人的自利本性的表现。人为追逐私利 ,讲求的是利己的效益与效率 ,而不顾或只是兼顾社会的价值目标。而价值理性则是一种人性化的诉求 ,是人为实现以自身的权利为核心的价值追求。换句话说 ,人类值得珍视与追求的价值归根结底乃是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本的。这样 ,假如我们把韦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视为一种“悖论”的话 ,莫若把这一悖论进一步认识为人性与人性化的冲突。社会的价值目标在根本上是为了人的,而人却是追求自己的私利的存在。不论我们是在吁求道德 ,还是在吁求民主与法制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是这一悖论的体现 ———为了人的整体而必须教化个人、约束个人乃至制裁个人。
因此 ,在人性化的过程中 ,人的自利自爱本性与现代性的人性化目的之间存在着一个内在的冲突与张力。这是比韦伯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更为根本性的冲突。人性化的目标是以人为目的 ,实现社会公正 ,达到对人的各种权利的保护与保障的社会目标。但人的本性却又是自利自爱的 ,它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带来“私利公益”的结果 ,但这一追求从根本上说是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存在距离的 ,甚至是构成冲突的。这样的事实使得社会加强对人的道德教化、加强法制建设成为必然 ,因为上述因素是构成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
韦伯所揭示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 ,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这即是说 ,在社会现实中 ,理性在个人身上往往表现为工具理性 ,而价值理性则表现为社会的目标。个体理性与社会公共理性之间的冲突 ,使得社会需要对个体进行道德教化 ,以正面的教育来提高人的道德感。另外 ,还需要进行规范的法制建设 ,对恶行进行惩治 ,达到去恶扬善 ,保护人的正当权益的社会效果。
与“合理性”相比“, 人性化”显然是一个更高的范畴 ,它应当包含“合理性”的概念在内。从一般的意义上看“, 人性的”必然是“合理的”,如“以人为本”是合理的 ,至少是在价值论上合理的。但“合理的”未必是“人性的”。例如 ,产出大于投入的“效益”,以工具理性的标准衡量是合理的 ,但如果这是以诸如非法延长劳动时间、损害生产者的合法利益所取得的 ,则是非人性的。
“现代性”概念与“现代化”概念之不同 ,在于前者是一种价值 ,而后者是某种现实。作为价值概念 ,现代性集中体现为某种“意义”的认同。“人性化”即是一种比“理性化”更为根本的价值。现代性应当、也必须包含作为一种手段的“理性化”在内,成为自身的一个重要环节。但作为手段 ,理性化不应当、也不能成为目的。现代性作为一种价值 ,必须超越理性化 ,达到人性化的更高层面。
在我国 ,如今“以人为本”的社会共识已大体形成 ,并且正在深入人心。对社会和谐的追求 ,正是这一共识的集中反映 ,它们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人性化趋向。由此可证 ,就中国社会当前的现实来说,对“人性化”的认同远远高于“理性化”。诚然 ,目前的中国 ,人性化还只能说是一种趋向 ,因为真正人性化的现代性的实现 ,我们还只能说是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陈嘉明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