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靖:有恒产者,必有恒心吗?

     

    在不少涉及农业政策和产权理论的文献中,常见到这样的提法“有恒产者必有恒心”。其道理是鼓励产权必须是私有的、长久的,如此,所有者必然有恒心去经营“恒产”,达至帕累托效果。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但什么事情如果走向极端,“放之四海”,就往往成为谬误。在农业领域,恰恰印证了这个道理。有恒产者,未必有恒心。

    “非对称核算理论”认为,农业存在根深蒂固的产业缺陷。其生产周期与劳动周期严重不一致,导致农民的专业劳动机会非常有限。由此限制了农业的产出水平。因此,农业总是存在巨大的不能被市场核算的机会成本。从而使得贫困成为农民的普遍特征,也决定了农民的“逃逸心理”。笔者的这类理论在网络上发布以后,有网民责备对农民毫无同情心。令笔者惊讶之余诚惶诚恐。其实,这完全不是感情问题,而是事实。否则,干吗那么多的青壮年农民会不管不顾地“跳出龙门”呢?在广州的调查中,笔者和学生发现,甚至不少70岁以上的老人也来广州捡破烂,流浪街头。是他们在家里没有土地吗?应该不是。在1982年完成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第一次改革以后,他们都获得了稳定的承包经营权。不会因为没有农地而背井离乡。

    那是什么原因让农民没有经营农业的“恒心”呢?农业及其产业缺陷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把“有恒产者必有恒心”当成指导农业“改革”的尚方宝剑,难免“刻舟求剑”。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牢房是你的,你就会天天关在里面、住在里面吗?沙漠送给你一万年的产权,你的“恒心”除了跑,又能是什么呢?农业虽然不是牢房,不是沙漠,但的确让农民穷怕了、伤透了心。千百年的教训告诉他们,务农者,必是穷人也!对于农民,明白这个道理并不需要理论家去赐教,也不需要什么“逻辑”。农业致贫的痛苦已经渗透进了农民的每一个细胞。因此,一旦农民有了迁徙权利,打工权利,就会千方百计逃离农业。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本着“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教义,一再强调农民的承包经营权“15年不变”、“30年不变”、“长久不变。”以为农民是因为担心政策朝令夕改,而不安心务农。故通过承包权的延长来给农民“吃定心丸”。以后的政策,包括今天林权改革都是这个思路。但有什么效果呢?应该说刚开始的几年,确实让农民产生了短暂的“恒心”,农业由此大发展。但在1984年粮食产量突破4亿吨的历史高峰以后。“定心丸”的效力就慢慢消失了。弃农者如“过江之鲫。”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其实,农业政策制定的方法和农业理论梳理的方法稍微仿效一下孔老夫子的教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可以避免一箩筐的错误。比如在给农民吃“定心丸”以前,先假设一下给自己吃“定心丸”,看看自己是否会产生经营农业的“恒心”?如果政策制定者自己吃了“定心丸”后,没有产生“恒心”,又有何理由相信农民会有“恒心”呢?不能蔑视农民的智商吧?不少学者以“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视角和方法来解读农民的行为,但均不成功。因为这类理论根本解释不了在稀缺的耕地资源背景下,为何撂荒严重的问题,也解释不了农村普遍的“老人农业”问题。目前的情况是,从偏远的云贵川,到中部地区的鄂豫皖,农村中的青壮年农民几乎见不到。全都出去打工去了。哪里有什么“剩余”与“非剩余”的区分呢?因此笔者在几年前就断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一个伪问题”,至少在中国如此。由于农民的离家出走,农业的“劳动投入”越来越少。导致中央政府担心的粮食安全问题频频。故在2003年以后,政府不得不采取反市场的“补贴”的办法以遏制粮食产量的下降趋势。效果自然立竿见影。农民在收入预期增加以后,增加了对农业的“劳动投入”,致粮食产量连续增长。严峻的粮食安全问题现在才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这就证明什么呢?证明单靠“恒产”是不会让农民产生务农的“恒心”的。证明农业发展,尤其是粮食安全的关键是要补贴农民的机会成本。否则,农民就是一个字,逃。

    只有政府有“恒心”去补贴农民的机会成本,农民才会有“恒心”去经营农业。反之,政府没有“补贴”的“恒心”,农民自然就没有经营农业的“恒心”。沿革中国农业曲折的增长过程,道理正是如此。其实,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早就如此。

    遗憾的是,我国农业非要在试验20年后,撞到墙上,才被迫地与世界“接轨”。

     

    ( 作者单位: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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