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左派,开始占据一席之地
文/bigblackeye
中国的左派或者说泛左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内部派系甚多,相互之间分歧之大,辩论之多不亚于他们与自由派的分歧和争论,可用一句俗话来形容:有这样的同志,还需要敌人吗?不过既然都是左派,那么一定会有一些共识的,那么共识之一就是对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批判,虽然批判的角度和理论资源可能有所不同,但批判的态度是一致的。
中国的一些左派不承认自己是左派,那么这些左派的身份是如何得来的?其实这些是由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定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有一个特点,永远是他们批评别人,永远不接受别人的批评,似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应该是永远正确的。按此逻辑,自由主义者说谁是左派,谁就一定是左派。当年甘阳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认为自己是自由派中的左翼,但是既然自由主义者已经认定了,承认不承认你都是左派。还有民族主义者也被自由派认证为左派,于是中国民族主义者也被自由派拳打脚踢地赶进了左派阵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很善于制造敌人。本文中的左派是指那些自由派认定的左派。
中国左派思想的传播在2009年以前,基本上是通过互联网来进行的。在没有互联网之前,中国的媒体主要传播的是自由主义的思想,这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制定的融入国际社会(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西方的发达国家=国际社会),与西方接轨的政策所需要的,另一方面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自由主义思想,也努力向大众传播自由主义思想,这叫启蒙。我们知道,媒体主要由知识分子来操作,因此中国的媒体普遍倾向自由主义。那些极少数传播左派思想的媒体,如《中流》、《真理的追求》都被政府停刊了。因此,在纸质媒体上以及出版的书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左派的声音,传播自由主义的报刊和书就很容易找到。按说这种状况并不符合自由主义的思想,但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并无异议。中国的思想界几乎成了自由主义一元的天下,不同的声音被压制了。
中国左派的声音得以浮出水面并影响社会,是随着互联网的的兴起而兴起的。中国的左派和自由派都以为互联网的兴起可以迎来自己的春天,现在看来主要是左派的春天。号称“中国民族主义旗手”的王小东评论说:“中国的报纸,除了少数极为商业性的报纸,稍微重要一点的,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一片讨伐声”,“在这样的封锁下面,中国的民族主义可能会永远沉默,永远无法得到传播的渠道、交流的场所。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文本,可能永远只有我和其他很少几个人通过特殊的私人关系发表的那很少几篇文章”,“一个意想不到的非常强有力的盟友突然出现了,这个盟友是一项西方人发明的新技术——互联网”。其他的左派思想的传播也同样利用了互联网的传播渠道。
到了2009年,左派思想又有了新的传播途径,那就是出书。一些左派人物突破了互联网的限制,通过书店传播自己的思想。下面我就谈谈我所知道的几本书。
今年3月份出版的《中国不高兴》,宣扬了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批判了内政。几个作者用“内忧外患”来形容今日的中国。这本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唇枪舌剑,甚至有反对者宣称大量购买以便烧掉它。很多西方媒体也来凑热闹,纷纷发表评论,增加了这本书的影响力。这本书销量不错,显示出中国民族主义虽然在思想界以及知识分子中饱受诟病,但在民间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这本书我也在书店购买了,以前我很少购买这种政治类的书籍。这本书的出版对于左派而言非常重要,它起到了示范效应,因为它显示了左派的思想还是很有市场,很有卖点的,这就为其他的左派书籍的出版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不高兴》出版后不久,作者之一的刘仰就推出了自己的书《中国没榜样》,这本书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看过刘仰先生的博客,大致可以说,这本书看其书名,就是批判中国向西方接轨的。他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应该成为中国的榜样,对西方的民主、自由等进行批判,不过刘仰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多有赞扬,这多少有点保守主义的影子。
《中国不高兴》的另一位作者黄纪苏在10月份推出了自己的书《与精英保持距离》,这本书是黄纪苏多年的文章的集合。在《中国不高兴》这本书里,我就很喜欢看黄纪苏的文章,因此这本书我也购买了,现在已经看了一半了。如果你喜欢看一本书,大概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书中的思想和你很对路,一个是书中的文字功夫。看黄纪苏的文章,谁都无法忽略他的幽默畅快的文字,我看也只有钱钟书的《围城》和黄有的一比,而和黄纪苏的文字相比,《围城》中的幽默显得过于正统。看黄纪苏的文章,你要有大量的阅读以及对时事的精通,才能顺畅地理解文章中表达的意思。黄纪苏这个人,把他扔到右派堆里,他就是个左派;把他扔到左派堆里,他又显得过右。总体而言,此人中间偏左,这很对我的胃口。黄纪苏批判的精英,主要是指那些拜倒在权、钱、洋石榴裙下的那些“精英”或者知识分子和打着“公共”旗号为自己牟利的精英,并非指所有的精英。黄纪苏本人其实就是个精英。当年他的剧作《切格瓦拉》曾受到右派的批判,后来他的剧作《我们走在大路上》受到了左派和右派的联合批判,不过这些作品本身就显示了黄本人的精英本质。
左派学者江涌也出了一本《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这是他在不同时期写的一些有关国家安全的文章的合集。江先生是一个有话语权的人,能在一些主流媒体如《求是》、《瞭望》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作者长期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并为此写下了大量文章。作者在书中反对过度的、无原则的对外开放,反对迷信外资,并且指出外资已经与国内部分精英和利益集团相互利益交织,显示出垄断与贪婪的本性。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前言中讲出一个现象:在北京的理论圈子内,主流会议一般都有很好的礼品与可观的出场费,会议往往冠盖云集,场面有时一个比一个奢华,直至令人咋舌。相比之下,那些被“贴牌”为左翼的会议不知寒酸多少倍,往往连顿饭都招呼不起,罔谈什么礼品与车马费。所谓“为穷人办事,为穷人说话”,对于当事人没有一点好处,因此是否为穷人办事、说话,是否认真为穷人办事、说话,全凭良心。正因如此,代表着长期处于弱势、未富裕的大多数的左翼,情绪化的言语日益突出,这是一个应特别给予关注的动向。作者这就为一些左派的情绪化言论找到一个理由。这本书,有论者称之为“一份国家主义的宣言”。我认为,这也是“一份经济民族主义的宣言”。
韩德强是一位左派大将,积极参与和自由主义者的论战,他也是左派中思想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他自己也不否认自己是左派。今年他新出一本《中国反思》,这本书我还没有见过,只是在网上看到。韩德强在自序中批判那些自由主义思想,反对剥削压迫,担心阶级斗争迅速回归等,不过书没看过,就不多说了。
另外王小东2008年底出的《天命所归是大国》也再版出来,洋左派恩道尔的书今年也在中国出了两本。看来,左派的话语权正在超越互联网,逐渐增大。
以上是我看到的一些左派出版的书籍,以前这种状况是比较少的,似乎显示左派思潮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中国,由于经济改革出现诸多问题而回归了。面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自由主义者的“继续深化改革”以及“进行政治改革”等解决问题的说辞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太空洞了,怀疑者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左派的观点作为一个选项被一部分人接受,这些人也就成了购买左派书籍的群众基础,当出版社发现这个市场时,为了经济利益他不管是哪些观点,这也许是左派能够扎堆出书的原因。(完)
- 进入专题:毛泽东思想万岁
- 责任编辑:sn
-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