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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六十有感

    张五常(经济学家)


          不少读者期望我写这篇文章,应该写。不易写,但应该写。中国是个古国,其历史复杂无比,文化的演进没有欧洲十五世纪之后的闪闪生光,但纯而厚,是好于学问的人的一个好去处,我是着了迷的。历史说,解放立国到今天是六十周年了。北京要大事庆祝,显然因为六十年是一个甲子。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十个天干,十二个地支,能拼出六十个不同的组合,六十年是一个循环。为何有这样组合的安排我可没有考究,但中国的传统是以六十为大寿。不管你同不同意,或是否反对一个国家久不久应该发一下神经,你不能不承认中国要做大事可以做得非常大。去年的北京奥运是一例,明年上海的世界博览会是一例,今天是二○○九年十月一日,打开电视看看吧。

      建国六十年,刚好有三十、三十之分。前三十解放共享,不妥不妥;后三十开放改革,很好很好。后者,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结语中,有所感慨而挥笔直下:

      「这些年北京做出来的大可引以为傲。你可以详尽地批评执掌政权的人,但他们减少了那么多的贫困,工程之庞大与迅速,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认为这样的成就不会再重复——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时。」 

      我是个生存在上述的整个甲子的人。六十年前的 十月一日 ,我快十四岁,懂事的。不断地跟进中国的发展,对历史有研究。在美国读本科第二年时,我写了一篇关于鸦片战争的前前后后的长文,当时的经济 历史 教授Warren Scoville给予高评价。今天我想,如果没有上文提到的不妥的前三十年,中国会有很好的后三十年吗?如果六十年前解放之初就动工三十年后的改革,中国今天会更有成就吗?前三十的不妥是要付代价的,这代价高,值得吗?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我只能说,从历史规划下来的局限看,中国能达到今天的成就,是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的艰巨工程带来的奇迹。这样的成就当然要付代价,很大的代价,至于这代价是否值得,见仁见智,是主观的判断了。比较客观地问,如果中国选走另一条路,这大代价会否低一点?今天的人恐怕没有答案;将来的历史学者总要提出这个问题。

      让我从乾隆皇帝说起吧。此公是二百五十年前的人。记不起正确年份,当时英国的皇帝派一个钦差大臣访中国,要求发展贸易。乾隆接待了他,写了一封历史有名的信给他带回英国皇帝。该信的大意是说:「我们中国什么都有,对西洋鬼子的产品毫无兴趣,而作为中国皇帝,我的责任是搞好中国的民生,番邦要求的外交事宜,与我何干哉?」这是当时中国闭关自守的意识,百多年后,八国联军的年代还是差不多,但八国联军之际,中国已经远远地落后于西方了。

      我们当然不怀疑古时的丝绸之路打通了一点与欧洲的联系,也不怀疑明初的郑和下西洋是比哥伦布早上大半个世纪的伟大探索。然而,无论怎样看,中国曾经有数千年的闭关自守的日子。康熙谢世前三年(一七二○)在广州设立公行,容许行商与老外贸易,只是为了应酬一下,说不上有发展外贸的意图。康熙是个好皇帝,但他对西方科学的兴趣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圆明园的故事与后来的悲剧是清代皇帝的好奇心奢侈化的结果。中国打开门户是鬼子佬用枪炮攻开的。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与英国商人催促政府出兵的文件,我读过。他们要中国的丝茶,但中国只要他们的银两,银两不够,他们在印度找到中国人爱吸的鸦片。
      
      一个聪明的民族,关起门来发展自己的文化,大有可观,但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很不相同。中国的文化既深且厚,可惜到今天西 方的众 君子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体会,称得上是及格的寥寥无几。中国的学子没有几个不知道有莎士比亚这个人,但西方的学子没有几个听过苏东坡。今天,在钢琴上弹莫扎特弹得象样的中国孩子数以十万计,但我赌你找不到几个西方的孩子懂得唱京曲。是一面倒的西方影响中国,只是近几年西方的孩子们抢着学起中文来了。后者是大好形势,反映着西 方的众 君子终于察觉到地球上还有另一个重要文化存在,是值得尊重的。这是我对国家六十有感中的一个很好的感受。

      一面倒的中学西,有贬意说是崇洋媚外,但其实是清末民初以还,早一点说是乾隆皇帝之后,西方的科学与工业产出比中国的先进得太多,把炎黄子孙吓破了胆。读得出几个英文字的夸夸其谈,把西方的一切捧到天上去。一九五七年我离港赴北美时,护照是五千四百多号,即是说从盘古初开到一九五七,从香港正规外出的只有五千多个。急起直追,进入洛杉矶加大的第二年被邀请作西方艺术史的助理教员。好奇地跑到图书馆去研读一下中国的艺术文化,客观地衡量,知道那所谓落后的中国,其文化了不起,自成一家,影响了梵高、高庚、毕加索等西方天才大师,可惜深入的影响却说不上。我对中西双方的文化一视同仁地重视,是从那时开始的。东归东,西归西,二者混合不来,是老生常谈,但不对。  

      今天看,中国走现代化的路是成功了的。虽然还有好一段要走,但回头看,我们的确走过了千山万水。乾隆之后炎黄子孙的经历满是血泪。抄袭西方不容易抄得有好效果。西方有的不是一般皆可取。近几年凡是抄袭西方的经济政策,差不多一律不妥。说真的,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成,主要是靠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千山万水,炎黄子孙今天大可披襟岸帻。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既然那么聪明,那么吃得苦、有干劲,为什么要花上两百年的时间才走出那漫长的黑洞呢?我找到的答案,是在闭关自守的日子里,中国的传统是以风俗伦理管治,高举儒家学说,重视三从四德。学而优则仕,苏东坡等天才都做官去了,其中不少以伦理判案。没有司法制度,传统上中国没有律师这门专业。也因为读书的人材都求做官,中国没有出现过一个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七至二一二),或一个伽利略(一五六四至一六四二),或一个牛顿(一六四二至一七二七)。不是智商有所不及,但学而优则仕,好学的读古书,谈诗词,习书画,腾不出一个科学发展的空间。  

      不要贬低以道德伦理治国,不要嘲笑三从四德。从一个以农业及手工艺为主的经济社会看,这种管治制度可取。无可置疑,中国的传统农业与手工艺了不起。就是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大名鼎鼎的农业经济专家卜赛(赛珍珠的丈夫)跑到燕京大学研究中国的农业几年,拍案叫绝,认为比西方的高明得多了。  

      我说不要贬低以道德伦理治国,因为这种治法成本低,远低于司法制度。从一个不论科学、不靠科技产出的社会看,以一个靠家庭的农作与手工艺而为生计的社会而言,高成本的司法制度不可取。然而,以道德伦理治国的一个大麻烦,最头痛的,是没有弹性,修改不易。今天我们知道,法律是可以修改的,但道德伦理修改极难,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经济的需要转变了,但管治的制度改不了,可以带来灾难。四十年前在芝加哥我与戴维德(Aaron Director)研讨过,得到的结论,是管治成本愈低的制度,愈是没有修改的弹性。我们当时比较的是英国的普通法与欧洲的大陆法,认为普通法的施行成本较高,但比大陆法容易修改。再相比,要放弃道德伦理的准则而以司法制度代之,更是难上加难。

      三从四德的家庭传统,跟道德治国合得来,在重视农业、手工艺甚至商业而言,这样的管治制度因为成本低,可取。困难的出现,是人口上升,不靠工业的发展不足以糊口。欧洲在十八世纪初期的经济学有重农主义,也有重商主义,但没有重工主义。然而,一七七六史密斯发表他的《国富论》,以专业分工合作的制针工厂起笔,明显地是重视工业发展的思维。说来凑巧,一七七六是乾隆皇帝的时代。想当时,中国以家庭为产出单位,但欧洲的工厂运作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了。

      工业的发展要让家庭产出转到工厂去,欧洲早就跑过了这一程。中国呢?要到清末民初才见到工厂形式的出现。这发展需要年轻人离乡别井,跑进没有亲属同事的工厂操作。这样,以家庭产出的传统开始瓦解,成本较低的伦理管治逼着要转到司法或法治那方面去。谈何容易,就是今天,好些中国的家族传统的意识还在神州存在。我是个保守的人,不认为中国的家族观念或礼教没有可取之处。是的,我不认为西方的子女要向父母借钱求学是好品味的风俗。但我希望读者明白,从以家族为基础的道德伦理的管治制度,转到近于六亲不认的管治制度,是多么困难的一回事。

      像香港那样的一个小地方,或像日本那样的一个小国,上述的转变远为容易,或冲击比较小,但中国地大人多,民族这里不同那里,口音不一,就是连吃,地区之间也大异其趣,需要的转变难于登天。二战期间,我在广西某农村住了一年,知道村与村之间不论婚嫁,口音不同,更谈不上搞什么合作产出了。那只不过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今天呢?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万,其中一千三百万是外来的。

      上文提及,国家六十年,前三十不妥,炎黄子孙付出了大代价。代价不论,我的直觉是没有这前三十中国不会有今天。代价是成本,但经济原则说,历史成本不是成本,我们要多向前看,不要频频为以往的代价惋惜。另一方面,单看今天北京要庆祝的六十年,我们会低估了中国人的成就,或夸张了昔日的代价。为写此文,我决定向历史多走几步,细说从前,用上的解释是自己的以社会费用的转变为基础的制度理论。这理论是三十年前我为推断中国会走的路而想出来,今天是多了三十年的观察而改进了。

      不堪回首的日子二百年,大可回首的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其中好些值得探讨,值得欣赏。中国的青年呢?昔日的代价他们没有付出,但新的机会就在眼前。他们要学我当年,见到有争取知识的机会就站起来大博一手。争取将来当然是今天中国青年应走的路,而在走这路的同时,他们也要学我当年,不断地探讨中国的旧文化,与西方的比较一下,从而体会到学问这回事是没有中、西之分的。一面倒的中学西曾经是悲剧,但上苍有眼,昔日的悲剧今天变为喜剧了。是的,在地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孩子们占了先机,因为中西兼通,将来的天下他们会是主角。这也是我对国家六十有感中的一个很好的感受。

          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三十年前的开放改革,无疑是「立」。今天六十,「耳顺」要怎样解才对呢?郑康成云:「耳顺,闻其言,知其微旨也。」皇《疏》云:「闻其言,即解微旨,是所闻不逆于耳,故曰耳顺也。」翻过来,我的解释,是耳顺指懂得分辨是非,知所适从,可以作出大智大慧的判断。谨以此为北京的朋友贺。


     

    六十年国庆:中国历史的坐标意义

    ——凤凰卫视8月26日《时事开讲》

    任韧(主持人):今年的10月1号是六十周年的国庆日,对于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来说,六十年是太短的一瞬间了,但是就在这短短的六十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们站在今天这样一个历史的坐标之下,回望这六十年的历史,其实更希望看清楚中国未来的发展,今天的《时事开讲》请到 邱震海 先生来解读。

          邱先生,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这六十年的历史,对于中国来说,有什么样的历史坐标意义?

     

    六十年国庆:中国历史的坐标意义

    邱震海: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来尝试回答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当然是一个国号,我们这一代的人从小受到政治教育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推翻了帝国主义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当然一切都是对的,但是我想这个或多或少是大家过多的用政治的符号、用政治的角度来观察。我今天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中国历史,尤其中国近代历史、中国当代史以及整个的把中国当代历史放在世界整个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坐标底下,同时借助一定的文化的视角来看一下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之前建国,以及等一下我们可能要讲到,这六十年整个的进程对中国历史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么如果我们用一种通俗的话来说,六十年前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刚才说在整个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是一个许多次改朝换代当中的一个,中国历史上有过太多的改朝换代。但是这次改朝换代为什么要改掉原来这个朝代,要用一个新的政权来替代之,我认为这跟中国最近150年整个受外敌的奴役,中国整体的衰败,以及在衰败的过程当中中国的一些仁人志士们希望遵循现代化的足迹是中国国富民强,换句话说救国,这么一种努力是分不开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看上个世纪中国发生了什么,上个世纪如果说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我们知道中国发生了两场革命,一场是辛亥革命,一场是领导的人民革命。中国建立了两个政权,也就是用两个国号来代替,一个是当时1911年中华民国,然后1949年中华民国就消亡了。另外一个就是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国号,两场革命。无论是哪一个国号,无论是哪一场革命,其实背后都是折射了刚才我说的,它不是普遍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从1840年代开始以后整体衰败,我们这个国家在1840年以后就衰败的完全不像样子了。那个时候有一批的仁人志士从洋务运动开始,然后从清末一直到孙中山、一直到后来的共产党。不断的在寻找各种的救国之路,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理解其实这个六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整体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它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改朝换代,而是意味着中国整体的一个救亡或者救国的道路。

          既然这样的话,最近我们大家知道其实国共和解都在进行,是吧。那么两岸关系也都在进行,这边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边中华民国,所以当我们现在站在二十一世纪整个人类的角度,尤其中国中华民族整体在崛起的历史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个世纪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之前的中华民国其实是大家都是为了用不同的模式、用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意识形态、用不同的国号来拯救苦难深重的民族。

    任韧:1949年之后,这六十年的历史改革开放前后都是三十年,您是怎么看这前后的三十年?

    邱震海:这个三十年正好是一半一半,前三十年我们大家知道是完全用革命的方式,用意识形态的方式,也是在救国。因为我们知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一代共产党人,确实为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首先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知道1949年以后,一个非常直观的现实就是再没有外国人,外国军队敢侵入到中国的国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但是必须承认在那一代共产党人身上,他有浓重的革命的情结,他有着一种非常急迫的救国的情怀。

          那么这种浓重的革命情结,非常急迫的救国的心情就导致了前三十年,基本上是由建立政权的一种革命的手段来维护政权,以及来建设这个国家来救国。这当然必须承认,在后面1979年之前被证明是不太成功的。就是革命是可以改朝换代,虽然我们可能未来我们也不在希望中华民族继续延用这么一个逻辑用革命来改朝换代,但是至少1949年到1979年用了革命的手法,但是1979年之后,其实用改良,用改革的手法,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改革从来没有成功过。从以前的王安石商鞅变法到戊戌变法,很少有成功的,但是这一次的改革必须说到现在为止,历经三十年,到目前基本上初步成功,至少在经济、在社会领域,当然在政治领域我们未来还抱有很多的期待。

          所以我们看过去六十年,如果我们把它分析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其实是看如何中共用来救国两个不同的模式,前三十年用革命的模式,被证明不太成功;后三十年用中国历史上几乎很少成功的改良和改革的模式,现在已经被认为是初步成功,而且我认为其实未来我们大家还可以把它放到中华民族,如果说150年之前是衰败了,那么现在我们在慢慢的崛起过程当中,放在中国整体我们苦难深重的民族现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这个六十年,以及这六十年当中的后三十年,我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

    任韧:对,我们延伸一下您的话题,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来说具体有什么样的意义?

    邱震海:好,这三十年改革开放我认为对中国的意义太大了,刚才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华民国1911年当时是不同的仁人志士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模式来救国是吧,完成同一个目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共争斗我认为现在我们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国共和解是非常重要的,这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

          讲到三十年改革开放,我认为放在中国过去150年历史上,其实是中国第二次现代化的尝试,第一次现代化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现代化就1860年开始了当时的洋务运动,就李鸿章他们那一代。首先从洋务运动,首先从江南制造局,从北洋海军开始的试图要追赶西方,当时在我们的邻国日本同样开启了另外一个也可以称之为日本现代化就是明治维新。非常遗憾的是明治维新三十年成功,中国的洋务运动三十年全盘失败。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这次是失败了.

          过了111年,到了1978年邓小平开启了第二次中国现代化的运动,而这次现代化运动跟洋务运动其实它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而且是要使中国开放,而且是要追赶西方,这些你看目标它不是用革命的方法,不是用改朝换代,是用改革改良的方法,所有的这些手段目标,第二次的现代化改革开放跟第一次的洋务运动是非常类似的,完成同样一个目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既然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就要审视第一次洋务运动它失败,失败在哪里?那是为了保证我们第二次现代化的这个改革开放,未来能够取得完全的成功。

    任韧:这一节我们继续请 邱震海 先生来解读新中国在过去六十年,是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 邱 先生您如何看待这六十年,中国崛起过程当中所伴随的探索以至一些经验和教训。


    如何看中国未来的发展?

    邱震海:对,讲到这六十年,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成前后各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刚才我已经讲了,其实我们是用革命的方式,来建立这个政权、来巩固这个政权,来救这个国家。用革命方式应该说是二十世纪整个中国的仁人志士、救国志士、知识分子的一种情怀,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迷思,用革命的手段来救国,但是到了现在其实我们大家要思考一下,这个革命的手段可能某种程度上已经至少在未来一个现代化进程当中,不再那么适合了。所以前三十年我认为这个探索是有益的,但是这个探索必须承认不是那么成功,但是前三十年有一个巨大的成功,就刚才我说了,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即使中国在五六十年代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即使在中国文革国民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都没有一个外国敢侵略中国,我认为这不是逻辑的悖论,而是中国实实在在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真的站起来了,这是前三十年一个巨大的成就,是毋庸否认的。

          第二个三十年,我们动用了救国的手段,跟前三十年不同,我们不再用革命的手段,而是用改良的手段,而这种改良改革的手段就能够跨越时空110年,承接到110年之前曾经失败了的那个洋务运动。因为刚才我说,手段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用改革改良的手段,我们的目标也是一样的,都是要对西方、对世界开放,我们都是要追寻已经比我们更发达的西方国家,西方已经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所以我认为这第二个现代化,就是第二次的后三十年意义更为重大。但是在后三十年当中,也有巨大的成功,也有一些探索过程中的弯路和一些失误。巨大的成功不用说了,三十年之前我们开启改革开放道路的时候,中国是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一个国家,现在每个国家都在强调中国崛起,每个国家都在强调Gtwo,中美共管世界秩序,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点。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已经真正成为世界比较强大的一个国家。但是与此同时这三十年还面临着许许多多,走过了很多的弯路,那么这种弯路当然有很多,但是这种弯路当中走过的弯路其实,部分已经在我们目前有的问题当中折射出来了,这是我们现在大家在承认巨大成就的同时,每个人心目当中还依然有许多的不满,这种不满包括贫富不均、这种不满包括社会不稳定、这种不满包括腐败,而且腐败在日益的加剧等等,包括政治体制还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政治体制。

          所以我说,所有的这些都是过去三十年的成功与失误。

    任韧:那么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您是否有一个清晰的图景呢?

    邱震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发展未来一定是会走向一个更加好的未来,但是我们必须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就是中国在目前这种情况发展,未来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所谓的不确定性就是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为现代化它一定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另外一个就是政治层面的现代化。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千万不要以为一定是多党制,而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架构,能够保证你未来二十、三十、五十年之后不管你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怎么样,但是你的国家差不多还是那个样子。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目前必须承认中国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且从过去走过的道路上来看,应该说存在着一定人为的因素,就是比较多的取决于某一个领导人,或者某一代领导人,他的一些想法。这个当然是在过去三代领导人当中,我认为都是非常英明的,都是非常前瞻性的。但是未来是不是一定要继续延续这么一种人为的因素占比较主导模式的,主导地位的这么一种模式也是大家可以思考的。

          还有一种必须承认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偶然性、人为性和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我想这可能是未来中国发展当中,不但是西方的人们,也是我们自己也在思考。

          当然我们跟西方的一些学者,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就在于我们不但是中国人,而且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些精髓。也就是说中国这五千年过程当中,虽然我们历经艰难,我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但是中国是一个四大文明古国当中唯一目前依然完整,而且保持强有力、生命力的一个国家,这很难用西方现在完全的政治体制架构来解释,中国文化它有自身发展的逻辑,有自身的生命力和定数。

          同样过去二三十年中国一路问题都很多,但是问题就在于中国在一路问题很多的过程当中磕磕碰碰发展起来的、崛起起来的,包括腐败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用一句极而言之的话来说,[中国是在腐败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崛起的]。

          按理说腐败是不可能导致崛起的,但是中国恰恰是在腐败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正在不断的崛起,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以后不要解决腐败问题,也不是说我们难以解决腐败问题,而是我是向观众提供一个比较多元的角度。不要光是看到我们的问题,而是要看到其实中华文明背后,它有一种,也许我们自己作为中国人,自己从学术层面还难以解释清楚的那些内在的定数和自身的逻辑。

    任韧:那您是如何看中国目前所面对的问题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所可能造成的障碍?

    邱震海:这是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当然中国现在问题很多,我们要看这些问题到底哪些是本质性的问题,未来会阻碍中国的崛起。以我个人的眼光来看,或者许多观众包括知识分子,大家都会认为可能有三个问题。

          第一是腐败问题,腐败,刚才我说了中国是在腐败当中不断崛起的,是吧。这是一个悖论,现在腐败又在不断的加剧,腐败导致的原因就后面监督不够,监督不够就是后面的政商勾结,就是后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自然要问这个问题背后,在目前的腐败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中国未来能不能继续保持像现在这样的发展速度?到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中国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在腐败不断加剧的情况之下。

    任韧:对,您刚才说到腐败的问题,事实上也是几乎所有老百姓都关心的问题,我们今天凤凰网做了一个调查,我们的题目叫做[如何看待腐败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作用],我们请导播出一下图,腐败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制约作用认为将会严重制约中国的发展,以及腐败不除崛起无望,大多数占到94.9%;认为随着中国的发展,腐败将会逐渐被消化的是占到5.1%。 邱 先生您怎么看这样一个大多数人的意见?

    邱震海:对,这个是我们大家的一种共同的心声[腐败不除,崛起无望]没有一个正义的民众希望在国家整个体制当中存在一个巨大的,不可容忍的腐败现象,但是我是想从另外一个比较务实、比较清晰、比较理性的眼光来看一看,有两个:第一个是中国的腐败继续这样延续下去到底是真的会阻碍中国的崛起,还是如果我们处理的好的话,中国内在在崛起发展过程当中能够产生一种再生的机制,逐步的消化,通过自然的发展逻辑,以及通过我们的努力,来逐步消化导致腐败产生的根本的原因。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可能有一个迷思,包括腐败不除崛起无望就是认为,这个腐败,贪官一定是通过抓出来的,一定通过监督出来的。当然监督和抓是有用的,一个通过外在的监督的手段。但是在过去几年当中,必须承认另外一个悖论,就是贪官反腐反腐,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越反越腐;贪官贪官某种程度是越抓越多。那么这个可能是很多老百姓感到一头雾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我提出一个命题,不一定我完全认同这个命题,可能是我们过多把焦点放在监督和抓贪官这个层面上,而忽视了导致贪官以及腐败产生的原始的土壤,那个原始的土壤是什么呢?说白了就四个字[政商勾结];[政商勾结]说出来很容易,[政商勾结]原因是什么?与其说是由于商人的道德败坏,官员自己的不检点,道德水准不够,或者我们的监督措施不到位。还不如更多的是官员手里的权利过大,以至于你本身就给他造成了一种贪的自然的土壤。那么这里面就涉及一个什么问题,如果假如说我们在未来二十年,三十年,继续改革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通过我们改革的方法,自然能够产生一种再生的机制,能够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消灭这种土壤产生的根源,换句话说就是官员手中的权利不在那么大。

          因为现在中国官员的权利之大已经连外企,最近很多人都说外国企业,外企都在贿赂中国官员。因为外企它可能在它自己的国家是很廉洁的,但它跑到中国它就发现中国最大的老板不是企业主,而是中国的政府官员。

          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政府的职能不到位,或者严重的缺失,不该有的有了,不该有的权利过大了,而有的它规范社会的一个规范,规范市场的一个规范,这些东西做的不到位。所以未来如果继续在政府职能改革,或者包括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继续加强产生**的原始的土壤,逐步消化的话,我想相当程度上有助于腐败的解决。因为过去我们另外一个迷思就是认为高薪养廉能够反腐。但是高薪养廉当然是对人的具体道德要求,但如果不从腐败产生的根本的原因上去改革的话,还是没有用的。

          所以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有一个观点我是提出来供大家思考,从世界一些先进的国家和地区情况来看,反腐它一般如果认为腐败是100%的话,那么未来通过一段时间的改革之后,其实里面有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可能70%到80%,通过消除腐败产生的自然的土壤,慢慢的消除腐败的根源。然后另外有5%到10%,可能是一些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自由的架构下是可以被容纳的,一种所谓的腐败现象,一定程度合法化。那就是比如像西方那样的一些国会议员,他也会受到一些利益团体的游说,等等一些lobby。第三部分然后才是通过监督、才是通过我们的抓、才是通过官员的自身的道德水准的提高和监督,能够被逐步解决的。

          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么一种情况的话,我认为对腐败的问题,我们大家一方面要予以痛恨,但另一方面也不要光是站在某一个道德制高点上,非常情绪化的看待这个问题,而是看到其实,如果我们努力的话,而且我们的努力足够的话,在未来中国的发展当中是可以通过一种[造血机制]来逐渐解决这个问题的。

    任韧:继续请 邱震海 先生来解读。 邱 先生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您怎么看?

    政治体制改革[碎步走]不能停止

    邱震海: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鞋子和一个脚的关系,一个脚在不断的长大,当你还没有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原来那个旧的鞋子自然可以匹配,但当那个鞋子已经长的非常的丰满,非常得强壮的时候,原来那个脚自然就无法匹配了,自然无法匹配就会使这个脚,鞋子不能匹配,这个脚不但产生很痛,而且在走路过程当中可能完全是会跌跌碰碰---我认为这是非常自然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过去三十年之前,包括二十年之前,当时我们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就已经明确得看到了,他已经看到了经济体制如果改革下去,政治体制不改革是完全不能匹配的。但关键问题由于我们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所以造成我们在最近二十年,可能在经济维持社会稳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可能在政治体制步子是相对缓慢了一点。包括甚至说有一些停止,那么这个停止当然说缓慢也好,停止也好,暂时维持社会稳定,是有益的,要不然可能在过去二十年,我们称之为中国崛起的事物就不会那么明显的发生,不会那么明显的得以维持。

          但是到了现在,尤其现在我们看建国六十年正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那么未来我们可能还有无数个三十年,乃至六十年,所以未来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想肯定是重新提到我们面前的时候。这里面肯定要破除两大误区,思维误区和迷思。第一个就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可以暂时等一等的,我的观念是等不了的,因为过去二十年,其实我们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积攒了许多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现在以各种方式在不但显现出来,而且在不断的加剧。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腐败问题,如果说它是有一个前提的,我们给它发展过程当中内在机制的一个完善,消除腐败的土壤,它是要我们去做什么,做一些东西的,而不是说等待,以及下意识它就自然解决的,所以这是第一个迷思,就政治体制改革是不能继续等下去的问题。

          第二个迷思就是可能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引起动乱,因为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担忧。当然我认为其实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不是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改的问题。

          前苏联一个教训它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方法不到位是吧,方法不到位所以导致了后来前苏联的垮台,但这不等于说政治体制改革不要改,所以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如何改,如何改的问题?如何改的过程当中恰恰我认为有许多,不但是适合目前中国国情,而且有适合许多东方文化特色的一些东西,可以供我们一起来参考。

    任韧:对,您也提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碎步走]具体应该怎么来实现?

    邱震海:对,这个[碎步走]是我和另外的一些其实很多的学者,[小步走],[碎步走]都已经提出来,基于两个考虑,第一个就是当然我们目前要中国由于过去已经承受了很多的社会不稳定的代价,所以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定是要在维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如果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在中短期内会引起动乱,那就宁可暂时缓一缓,我想这是一个社会从上到下的共识。

          那关键在维持稳定的情况下如何走?这就涉及到我要说的第二个元素,就是我们可以在结合东方文化的土壤上,设想出一种,或者发展出一种中国特色,有东方文化特色的一个东西。

          现在很多人讲,政治体制改革马上就会想到西方的多党制,讲到西方的民主制,这个必须承认西方现代化的成功,包括它的政治现代化的成功,有它的文化土壤的特色,但是放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可能会“水土不服”,水土不适应。东方文化它本来是一种协商文化,就是我们如果仔细说的话是一种母性文化,它不是一种法制文化,不是冷冰冰,硬对硬的,更多的是一种协商文化,这在我们东方的文化里面看的很多了。而恰恰过去六十年,我们现在讲的过去60年我们已经有了很多。

          我们的[两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就在一党之下,然后多党协商,人民代表的大会,其实每年都举行,每年的三月份我们大家都会感到非常忙,就是两会。我们能不能在每年的[两会]当中,每年都增加一些这样的元素,比如说我们能不能每年在[两会]当中,先不动人大和政协代表,先就财政预算案进行辩论,如果说适当的某些地方或者中央的媒体能够进行直播转播,我们能不能就官员的问责、官员的聆讯、官员的弹劾进行辩论,包括未来的[两会]代表能不能进行直接选举。所有这些我想三五年积起来就是一大步,而回过头来看,正是我们由于[碎步走]的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舒展了民怨,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民怨得到抒发的同时,就社会稳定得以维持,恰恰同时也是跟整个执政党的合法地位,同时跟着社会的长治久安,其实大家都是整个一个整体。

     

     



    建国60周年,当为孔子“政治平反”

    作者:邵建(作者系南京晓 庄学院 教授) 

          【编者按】据推算,今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60周年,恰逢中共建政60周年大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二者多次狭路相逢,而期间多为以“民主”之名批驳孔子,批判儒家思想。而今,思想解放程度,较之以前大幅提高。似该为孔子及儒家思想平反了。 邵建 教授专门撰文指出,可以申张民主,但不必炮打传统文化;就像它可以反专制,但不必和儒文化过不去。

          据推算,9月28日是孔子的生日,两千多年来孔子以国师的身份为历代景仰。但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诞生,孔子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不但成了政治上否定的对象,甚至还要担当中国不能推行民主政治的责任。今天,借孔子诞辰,应为他老人家作一次“政治平反”。民主与科学是1919年《新青年》推出的两大口号,这两大口号的推出,却是在一个奇怪的语境下:“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如果这里不谈科学,为什么申张民主就一定要反对孔教呢?这两者关系是二元对立抑或势不两立的吗?但《新青年》以反儒的方式推进它所称道的民主,直接把整个传统文化视为民主的对立面。一个世纪以来,《新青年》以高蹈的姿态成其为一体两面之化身:一个化身是民主,另一化身就是反传统。这两面同时构成了世纪中国的百年错局。 

      质言之,《新青年》所追求的民主是有问题的,问题更在于它简单化地把传统儒家推到了民主的对立面,从而造成一个世纪的反儒潮流。退而言,即使一个世纪的反儒潮流未能简单归因于它,至少也是它开了一个世纪先例。 

      在《新青年》看来,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中国两千多年是君主专制,因而它成为现代民主的大敌。又由于历代专制者都披上了孔儒的外衣,所以“为了倡导民主,我们必须反对儒学”(陈独秀)。其实,根据现代政治学,民主与专制不是一个范畴。《新青年》之前的梁启超说得很清楚,民主是国体问题,专制是政体问题,两者“本不相蒙”;而且民主本身就可以表现为专制,比如“民主的专制”。但,对此类政治问题,号为启蒙的《新青年》自身就未豁蒙。用今天眼光看,以其反专制的方式推进民主,是为一误;把儒家和专制绑在一起批,是为再误。就后者言,反专制即使可以拿传统下刀,首先也轮不上儒文化。和儒家相比,法家才是更重要的批判对象。法家给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时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充其量也只是“儒表法里”;何况儒家形成于皇权之前的先秦,先秦时代不是大一统的专制时代,反倒是政治多元性质的封建自治时代。孔孟儒家先后奔走于各诸侯之间,恰恰是要用自己的礼治观念说服诸侯,从而推行其仁政。儒家仁政无论有多少问题,但专制问题非但不是其主要,相反,在先秦诸子中,它反而最有可能成为现代民主的古典资源。 

      从刻下知识界的认知主流看,视儒家为民本主义当无问题,所谓“国以民为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都体现了儒家政治仁民爱物的一面。但进一步,认为儒家政治具有民主主义倾向,不能不说,这还是一个有待证实并需要阐释的问题。毕竟民主与民本不是一回事。就统治者来说,民本问题是必须把民放在一个根本的地位来考量,比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统治者何以成为统治者,亦即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从何而来,这就不是民本问题而是民主问题了。那么,儒家能够经得起这个问题的考量吗? 

      我个人的回答是肯定的。我曾行文专门提及《史记·周本纪》中周人先祖古公亶父的“有民立君,将以利之”,这是指“君为民所立”。我是这样评价:“君权并非受命于天,而是获之于民。由民立君,这是民主政治思想的古典表述。这一难能的思想何其古远,远在夏后之世,又在雅典之前,复与迩来的欧风美雨曲径暗通。”自古公亶父而下,这里可以再添一条书证,《论语·尧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其中“信则民任焉”是指统治者取信于民,民才会对其任用。从“民立君”到“民任焉”,其义一也,都是指统治者的权力取决于民。它和现代政治中的民主原则若合符契。如果不是一味求其书证,而是重在把握精神,则更不难发现儒家政治中的民主基因。比如传统政治无不强调天命,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其命”即天命。但儒家的天命看似在天,其实在人,天人合一,天表人里,最终是以民的意志为转移。《尚书·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之所见既然来自民之所闻,按此逻辑推衍:天立自我民立,天任自我民任,天选自我民选。于是,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看起来以天为上,追根究底,却是民为至上。如果不否认这就是儒家的政治思想,那么,它与现代选举民主纵有距离,但却无以构成《新青年》所认为的那种反对关系。 

      当然,我无意在儒家的先贤民主与现代民主之间打等号,两者的差别依然不容忽视。儒家民主是断片的,充其量它只构成现代民主的一种资源。另外,更重要的是,现代民主是制度形态,古典民主还只是一种话语精神。为何我们传统中的民主话语不能在制度层面上落实,以至于有话语而无制度,这才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追究的问题。 

      《新青年》可以申张民主,但不必炮打传统文化;就像它可以反专制,但不必和儒文化过不去。这两件事《新青年》都搞错了方向,这是它在政治学上的缺陷,庶几致命。《新青年》的民主带有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性格,它反对间接形态的代议民主,主张全民运动式的直接民主。由此可见,无论张民主,还是反专制,《新青年》都以误打孔子的方式误导了那个时代,而且误导了一个世纪。(原题:《为孔子“政治平反”》)

     

    朱云汉: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


      我相信以后的历史学家回顾二○○八年,会把它看成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有四个我们过去习以为常,或者视为当然的历史趋势、现存历史结构,在这一年都出现了转折,或者是结构松动。

      这四个历史趋势,第一个是从后“冷战”时期开始到现在,二十年的所谓以美国为轴心的单极体系,里面包含着它对全球的安全结构、生产和贸易、金融和货币,还有意识形态的一元化的支配地位。现在这个支配地位出现了严重的松动,甚至是一个崩解的过程。这种崩解一个最清楚的表现,是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三十六国元首的第一届高峰会,没有美国参加。所以美国评论家说,如果蒙罗总统有知,在九泉之下一定会哭泣。这是美国后院的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还有很多其他领域,包括美元霸权,正逐步走向崩解的过程。最近中国和韩国的换汇、日本和韩国的换汇,中国香港和内地很多的贸易以后用人民币结算,这些都意味着未来形势演变的可能性。

      第二个历史趋势,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退潮。这不是一个全新的历史周期,事实上,用亨廷顿的讲法,有第一波的民主化,然后退潮,有第二波的民主化,然后退潮,现在我们看到第三波民主化的倒退。这意味着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四十年的历史趋势开始反转。尤其在东亚,新兴民主化国家都已经出现明显的倒退。我并不是说民主本身的倒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民主的理念还将是指导人类去思考政治秩序和公共权力建构的一个很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核心理念。但是对它的内涵、它的程序,将来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争论。

      第三个历史趋势,我把它称为整个战后六十年的一个周期,现在出现了转折。这个转折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或者说是自由经济秩序的全球化,这个秩序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是不是一个崩解性的危机,现在还不能断言。但是未来即使美国可以从金融危机中慢慢复苏,它整个的指导国内经济制度的思想模式也会做出巨大调整。全世界会重新看待所谓美国式资本主义的问题,所谓金融资本主义的问题。

      第四个历史趋势,我觉得是最深刻、最深层的,就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个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不仅是在物质条件上,而且是在所谓全球的权力结构上,主要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将和西方世界平起平坐,而且有能力来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掌握话语权。这也意味着,过去的那种所谓一元的现代性的思维框架,一定会被多元现代性或者多元现代化的思维框架取代。

      我所讲的四个大趋势,多少都跟中国的崛起有关,可以说,中国的崛起加速了这四个结构的弱化和颓势。举个例子,当中国参与全世界的生产和贸易分工,就不可避免地注定了工业化国家跟以农业、天然资源为主导的南方国家之间的交换模式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也代表整个财富的分配,在最大范围之内进行重组,过去那种必须用高昂的代价去换取所谓稀有的、只有西方国家才能生产的工业产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不管是普京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或是拉丁美洲正在兴起的一种摆脱美国霸权宰制的结构,甚至法国的萨科齐总统强调要迈向多极的世界体系,其实后面都有中国崛起的影子。

      不过,中国模式还需要不断地调试、学习,只有既经济增长,又能照顾到大多数人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且不断改善、协调局部利益之间的各种矛盾,中国才能在世界上不断提高自己的地位与影响。

      西方政制是将民治摆在第一位,而且基本假定,只要一个政治体制提供公民参与政治的程序,就自然会导致民享的实质结果,甚至不必再去追究民享的目标是否真正落实了。西方观察家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很难理解一个政治体制不具备西方国家典型的民治程序,却可能达成民享的实质结果。但是面对中国改革三十年所取得的具体成果,他们确实无法否认这一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举办北京奥运会、处理四川地震、应付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挑战时,展现出的统筹兼顾的能力,令西方国家的政府难以望其项背。因此,最近几年也有西方观察家开始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有局部的优越性。

      未来值得中国学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根据自己的理论蓝图以及实际运作经验逐步改良,是否有可能成为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之外,有一定合理性与吸引力的替代模式?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进一步开展的命题。


    温铁军: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两次重大战略转变


      这里我讲一个观点,两个解释。

      一个观点:中国六十年的发展过程,无外乎是一个产业资本形成和产业资本扩张的过程。

      两个解释是,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出现的两次重大战略转变做出解释——第一次是一九五三年,我们为什么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二次是一九五八年,我们为什么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人民公社和自力更生路线。迄今为止,这两次转变在海内外都没有很完整地被解释过,使得大家比较容易从西方意识形态出发,将其定义为“左”和“右”。我认为,中国的理论界如果真要讨论六十年,就得对这两次重大转变进行解释。

      中国六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是一个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如何在农业人口大国的基础上,艰苦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并开始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的过程。

      我们知道,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入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世界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缘战略尚不稳定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所经历的工业化过程,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走的工业化路径是相似的,也就是宗主国投资,后发国家承接投资。如果我们撇开意识形态来看当时苏联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宗主国的作用。我们当然也知道,宗主国的投资一定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宗主国的条件,投资就会停止。也就是说,宗主国的大规模投资并不会轻易得来,而中国得到苏联投资,是因为发生了朝鲜战争。所以说,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也就是苏联投资的军事重化工类型的工业化建设,是一九五○年朝鲜战争启动的,并非一九五二年开始的。所以我们一上来就发展重化工业。

      重化工业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型的,而这种具有内涵性质的资本增密和技术增密机制,必然排斥劳动。所以在初期阶段,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动员两千多万青年农民进城工作。这些人是来挖土方、修马路的,他们文化素质不高,不能进入资本增密、技术增密的重化企业去当工人,因此在第一轮的基本建设遭遇投资中辍带来的危机之后,就只能返回农村。这就是一九五九年以后的两千万人大返乡。这个过程是早期国家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其内生的机制决定的。这和九十年代初期第二次产业资本扩张是一样的——因为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来搞“三通一平”,所以在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当年就有四千六百万农民工进城打工。后期则因沿海外向型经济形成的工业大致属于轻纺和一般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导致劳动力需求不同。

      这里面就有一个转型的问题。一九四九年确立“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时,共产党领导人说得很清楚,中国现在还不能搞社会主义。当时毛泽东告诫全党,如果一定要搞社会主义,充其量只能搞农民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民粹主义。所以他说,所谓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这一点,在一九四九年的文献里可以看到。

      一九五○年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在城市发展私人工商业,在农村发展中农富农经济。在土改时还规定,地主设在城镇的所有加工业都不能动,连作坊都不能动。当时中国是明确要搞资本主义的。

      到一九五三年,因为已经有苏联投资三年形成的国家重化工业,因此必然转向另外一种经济类型。于是我们在短期内就告别了以轻纺、食品加工带动农业剩余转化为积累,形成工业资产的这样一个一般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而演化为直接接受苏联投资进入重化工业。于是国家必然调整发展战略,这就是一九五三年中共党内明确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朝鲜战争结束前,李维汉在东北调研后告诉毛泽东,中国在东北搞的工业基地就是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党内上层经过严肃讨论,都认同了这个已经客观存在的发展模式,中国才顺利地转制成了国家资本主义。

      毛泽东跟大型企业的资本家们讲,就是“要用我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你的私人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有关历史资料,现在也已经披露出来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还在一九五三年宣布,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呢?我觉得,只能理解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动员的意识形态需求。无论后来者主观意愿如何,当年的这个国民动员的意识形态手段,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以大规模集中的劳动投入,替代极度奇缺的资本的作用。

      这是我的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为什么中国会在一九五八年以后又出现一个新的战略调整,转变为人民公社和人民公社以后的自力更生路线?

      那是因为,根据一九四九年费尽周折才达成的、有利于中国维护主权相对完整的《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必须在一九五六年交回中长铁路和旅大特区的控制权,同时交回旅顺口军港。一九五七年这个交接过程完成之后,苏联提出,中国没有现代海军和空军的管理能力,得跟苏联共建共管,要求与中国分享最现代化的军事部门的指挥权。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你把中国拿去,我上井冈山!

      被拒绝之后,宗主国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停止投资。按照“二五”计划,一九五七年中国得到苏联投资必须维持增长40%以上。苏联突然提出不再投资,就意味着后续投入资本趋零。这样一来,中国只好以有限的国家财政的70%支撑国家工业化的后续投资。然而,维持了不到两年就出现了高额赤字!生产三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在资本趋零的情况下,很难再有合理配置。于是乎,中国的“二五”计划就停止了。

      很多人说,中国在改革之前的贫困,都是计划经济惹的祸。其实,中国在五十年代只有“一五”,在六十年代只有“四五”——改革之前,中国可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

      我认为,大家需要知道,“二五”停了以后,中国在经济危机酝酿爆发之际转向了什么。

      一九五八年一月郑州会议,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调动地方积极性。党内高层也认同,要发动地方建设工业化的积极性。这样就有了一次新的地方政府进入工业化的学习过程。但这个学习过程的成本很高,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高指标等等。

      显然,用这种方式来进入工业化是不可能的。中国人试图维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府投资方式,继续搞由各地政府主办的工业化,虽然只有短短两三年,但大家都是进城“游击队”和进城农民工,这不是一般的素质低下的问题,而主要是缺乏搞工业的基本经验。

      最后我想说,由于中国改革前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进程,难以被其他后发国家复制,因此中国经验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是否用西方意识形态来评价中国经验,是否用西方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来研究中国经验,这是“中国学派”能不能真正建立的前提条件。

     

    张静:中国跨阶级的利益组织化结构


      什么是“利益组织化结构:非同质性内聚”。“同质内聚”是一个社会学词语,它指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相似社会结构特征的人会聚在一起,通过一定的社会单位团结起来,形成组织化的利益群体。这些不同的组织化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是政治社会学观察社会冲突和秩序问题的常见视角。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历,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事实值得注意。一是改革触及利益分配,但是改革到今天,没有形成巨大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二是改革引起了利益分化和竞争加剧,但是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大致稳定。

      为什么在很多国家和社会,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分化和竞争加剧,导致执政党的瓦解,但是在中国却没有?——我认为,中国社会利益组织化的特别结构有助于解释这两个问题。

      在政治社会学里,解释一个社会怎么解决从冲突转向秩序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认为有五个最为重要的因素:一是有共享的意义和价值,二是有社会规范,三是有权力或者权威存在,四是社会组织,五是社会互动的网络。根据学者的研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这五个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弱化。为什么?政治学往往从管制的角度去分析,而政治社会学,则要观察中国特别的利益组织化的结构。

      在西方社会,一般认为,利益组织化的基本单位是阶级和政党。因为阶级和政党可以组织具有共同利益、共同社会结构特征以及共同价值观的人。因而利益竞争通常发生在组织化的群体之间,即政党之间、阶级之间。但是在中国,大量的研究发现,历史上,中国虽然一直存在着层级和等级的现象,但是这些层级和等级却没有形成一个边界清楚的、有明确内涵的利益组织化结构。换句话说,阶级没有成为一个组织共同利益的基本单位。社会学关于三十年来社会分层的研究,显示中国的社会分层增加了,不同人群的收入、生活方式、社会声望、居住地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差异。但是,来自社会不同方面的利益,是不是也通过这些分层而得到了组织化?要使这个问题清晰化,有两点是可以观察的:一是观察那些具有共同利益、共享价值的群体,是不是存在一些较为同质性的社会结构特征,如出身、地位、收入、职业、种族、教育,甚至性别等等。二是观察利益和价值的内聚或者冲突、竞争,主要是沿着什么样的边界群体展开,它的稳定性和重复性如何。

      观察这两个方面我们发现,中国的利益组织化结构是跨阶级的。就是说,有共同利益、付诸行动并展开冲突的人群内部,并没有显现非常明确的共性——阶级地位的属性,这些人不具有同质的社会结构属性。社会学最近有大量的研究发现,人们对制度环境的偏好差异,和他们当前的地位属性关联较弱,但是和他们过去的历史、他们对未来的想法,以及他们工作单位的所有制关联较强。李培林教授的研究发现,在利益诉求方面,同样是劳工阶层,其内部的差别高于劳工阶层作为整体和其他阶层之间的差别。华盛顿佩尔研究中心二○○八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对中国国家发展方向的认同程度,不同阶层群体之间并不存在重大差别。哈佛大学马丁·怀特教授最近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指出,从调查数据可以得出,人们当前的地位高低,并不是理解他们对分配体系所持态度的关键。人们对贫富、公正等问题看法上的差别,与他们现在的收入和地位差异关联不大,但是与他们个人过去的经历,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则有强相关。
      从网络论战也可以得知,人们的冲突,与其说和他们的收入、地位、身份有关,不如说和具体事件、他们的价值,以及生活、工作单位的具体利益有关。具有共同社会结构属性的人群中间,常常存在严重的分歧。

      这些表明共同利益的内聚并没有显现一个阶级组成的稳定边界,参与共同内聚的人,其成分也不是定型于某一种阶级或阶层分类的。所以,虽然中国的社会阶级似乎正在形成,阶级分化也非常明显,但是它所带来的主要是人的生活方式、消费能力、居住群等这样一些经济社会特征的变化,还不具有政治社会学意义的变化,也就是利益内聚方面的分化。这种社会结构现实,难以形成组织化的阶级利益群体去反对社会变革。比如义乌工会,已经是一个工会的典型,当它帮助工人打官司的时候,所代理的并不仅仅是工人,经常还有业主和企业家。

      中国为什么会形成一个跨阶级、异质性的利益组织化结构?其中有两个因素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上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重组进程,另一个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社会连接网,也就是人际关系传统。

      先看第一个因素。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社会再组织化的形成,改变了原来的社会选择和流动的分类结构。通过就业结构的行政化和集中化,使得一个人职位上升、流动的渠道和他原来的出身关系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个人必须要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才能有比较多的上升机会,个人利益和所在的单位关系密切。还比如,我们并不是在原有的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相反,是土地改革以及工商改造,造就了一个农民阶级,或者是一个工人阶级。这表明,当时发生的社会再组织化进程,改变了自然选择和流动的社会类别,“阶级”自然分化的过程中断,新的组织化利益单位产生。

      第二个因素是传统的社会网络。林南先生最近的研究发现,中国人运用朋友、亲属等社会关系网,获得社会资本的两个指标——其高度(接触更高社会地位的人士)和广泛度(接触多样职业和角色的人士),都相当显著。这说明,传统社会联结网络的扩展,是有利于跨阶级往来的。

      这两个关键因素,在中和阶级和阶层利益组织化的作用方面,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在利益组织化方面,它们促进了“非同质性内聚”结构的形成,组织化的利益内聚主要以单位和部门为特点。

      应该注意,在这样一个利益组织化结构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角色的变化。因为,这种特有的利益组织化结构以行政单位的面目出现,社会冲突往往变成单位和单位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竞争。适应这种社会结构,执政党的角色就变成了在不同的单位利益之间协调和平衡,游离在它们之间,而不是代表其中的一个利益集团。这种跨阶级的协调角色,使得执政党和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建立了一种特别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执政党今天能够保持稳定性,以及扩展它的利益代表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上述利益组织化结构的缺陷是,没有办法组合那些分散的、体制外人群的利益。

     

    潘维:需要总结中国模式了


      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成功以后,我们总结出了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这样一些基本经验,称之为“法宝”。那么从一九四九年到今天,我们走过了六十年,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在经济上,我看到不少总结三十年经济成就的文章,基本上是说,我们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市场机制,打破了国有垄断,一定程度上实行了私有化,所以我们成功了。这样一种浅薄的解释,就是受“市场与计划两分”的影响。我认为,我们必须摒弃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来总结中国模式。

      我把中国模式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独特的社会模式、独特的政治模式、独特的经济模式。我把这三个子模式分别称为社稷体制、民本政治和国民经济,“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

      首先是社会模式,我称为“社稷体制”。“社稷”最初是指“民以食为天”,拜五谷神的庙堂,也泛指官民在利益和意识上的统一体,介乎“民”与“君”之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熹解释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不同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两分,社稷系于物质福祉,也系于伦理精神,是中国官民互动的共同体。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共同体。

      社会模式一般包含四类内容:一、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二、社会分层的形态;三、社会伦理的准则;四、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模式已经初露端倪,概括地说,由四大支柱构成:第一个支柱,以分散流动的家庭为单元组成社区和工作单位;第二个,社区和单位与行政的条条、块块重合而成有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第三,家庭伦理观念主导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第四,官民彼此嵌入形成相互依存的“社稷”。我想,这最后一点,已经打破国家与社会两分了。

      第二个是政治模式,我称为“民本政治”。政治模式的基础是社会模式,反过来也保障社会模式。中国独特的政治模式,为六十年的成功提供了保障。总结中国政治模式,是为了延续适合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政治文明。

      政治模式不是少数学人和政治家拍脑袋的结果,而是从历史的曲折中磨合而来,是以社会模式为基础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是制度化了的政府权力产生、构成、行使、纠错的方式。政治模式一般包含四类基本要素:一、关于政府与人民关系的政治理念;二、依照上述理念选拔和更换官员的方式;三、依照上述理念组织政府、行使政府权力的方式;四、依照上述理念修正行政错误的方式。具体到中国,当代中国的政治模式也是由四个支柱构成:一是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二是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三是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什么时候这个执政集团不先进、不无私、不团结了,这个执政集团就垮了;第四是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第三个是经济模式,我称为“国民经济”。经济模式的理论基础相当简单。经济教科书从讨论经济生活的“三要素”开始——土地、劳力、货币,概括经济模式也从“三要素”出发,以求共识。然而,经济三要素还应该补充一个要素,就是企业,因为把生产资料、劳力、货币三要素连接在一起的是企业。造成经济四要素——劳力、土地、货币、企业——变异和差异的深层基础是社会模式,直接原因是政治模式。正因如此,几乎所有解释经济生活的经济学家都会离开本行,溯源到政治。

      从经济四要素出发进行概括,中国经济模式也由四大支柱构成:第一,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第二,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第三,(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第四,(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的商品—资本市场。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国”,一部分是“民”。国与民两部分互为支撑,故称“国民”经济模式。

      把这三个子模式整合到一起抽象出来的中国模式,我称之为“鲲鹏模式”。我对这个模式有三点评价:

      第一,中国模式由社会、政治、经济三个子模式的十二个支柱组成。三个子模式的关系是,“社稷”塑造“民本”的政府,“民本”的政府保障“社稷”体制,也塑造“国民”经济。换个比较形象的说法,政治模式是首脑,社会模式是躯干,经济模式提供翅膀。中华因为这样一个模式而腾飞。

      “鲲鹏模式”的名称从《庄子·逍遥游》而来。鲲是一条巨大的鱼,嬗变为一只巨大的鸟,腾空而起,即鲲鹏。鲲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抟”字音及义皆同“团”。“扶摇”和“羊角”为两种旋风,使我想到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的力量。中国模式体量巨大,好似鲲鹏,前三十年迎风破浪“水击三千里”,后三十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两股“旋风”冲天而上,所以共和国六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第二,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代价明显小于美欧模式和苏联模式形成的历史代价,也小于日本模式形成的历史代价。中国成功的基础不包括侵略性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机器,不包括通过武力向全球殖民建国,实行种族压迫甚至种族灭绝,也不包括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和不断的区域战争。

      第三,中国模式的弱点极为明显。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国法治尚不健全,执政集团可能趋于退化。先进统一的执政集团是中华政体的核心,政体功能最强大的部分来自执政集团,最脆弱之处也在执政集团。当这个集团先进、无私、团结,整个中华民族就势不可当。当这个集团丧失理念,涣散分裂,官员谋私,就会脱离人民,使行政网格脱离社会网格,致使“群龙无首”,国衰民穷。而今,人民共和国走过了六十年,来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厉行法治、制止腐败,并且避免落入台湾式的选举陷阱,中国模式就能得以完善,得以持久。

  • 责任编辑: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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