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吃“苦”

     

    听说我又要下乡调研,朋友投来同情的目光——这意思我懂,又要到乡下去吃苦了。在城里人的想象中,“受苦”的农村生活首先是在“吃”上面,所以叫做吃“苦”。

    我村里的房东老何对这种看法很不以为然。老何早些年在成都打工,对城里的生活颇有些了解,在他看来,城里人吃的才是“苦”。

    老何说:“城里人饭桌上很多的东西都是我们不吃的。我们吃的菜都是自家种的,吃的鱼都是刚从鱼塘捞上来的。”

    我说:“比我在上海吃得好”——这是实话,老何家的饭菜太香,我每顿都撑得肚圆如鼓才依依不舍地放下碗筷。

    老何又说,就说吃肉吧,我们吃的肉是村里农户自己养的猪,绝对没问题。前些日子村里又闹猪瘟,养猪户忙不迭把病死的猪清理出去。农户们怕麻烦,死猪就扔在路边。这便宜了哪些猪贩子们,他们开车一路捡被扔掉的死猪,颜色好一点的可以马上拖到城里卖,变了色的就加工成肉制品。那些加工过、颜色好看的东西尤其受城里人青睐。

    老何家的米饭也是香软可口。岭村的大米品质特别好,曾经是“贡米”。一些公司在当地收购“贡米”后贴上商标,注明“有机食品”,在省城卖56元一斤,城里的富人才消费得起。

    我跟着老何家每天吃城里富人才吃得起的大米,乐不思蜀。

     

    二、广播找牛

     

    清晨尚在梦乡,架在屋顶的广播就“伊伊呀呀”地开唱了。翻身起来,瞄了一眼手表:7点半钟,当值的村干部上班了。村里干部轮流在村部值班,广播一响,大伙就都知道值班的干部到岗了。广播是这几年才装的,在岭村是个新事物。装上广播后,村支书老祝会经常发表一番“广播讲话”,内容涉及解释国家的政策、宣传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通知上头来放映电影等等。

    下午村民老刘急匆匆跑到村部来,说他家的牛跑丢掉了。老祝打开广播,在广播里反复讲了几遍:“有谁看到老刘家的牛赶快告诉一声!”

    吃晚饭的时候,走失的牛被村民牵回老刘家了。

    我对广播的神奇作用啧啧称奇。朱会计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现在干群关系不如从前,不装广播村民就不知道村委做了什么。”

    “现在不跟农民要钱了,干群关系应该更好才对呀?”我很疑惑地问。

    “现在的干群关系还不如90年代,那时候虽然钱难收,但别的方面村民还都听号召。95年我做生产队长时,叫大家修路,天刚朦朦亮全队的劳动力就都上工了。现在喊破嗓子也没用,人心都散了,干群没关系了。”

    “什么原因会这样呢?”

    “社会进步了呗。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搞什么首先都依靠机器”。

     

    三、异类分子

     

    提到刘伯,房东大嫂很轻蔑地说他是个“搞迷信的人,帮人看风水”。这当然是后话,起先我去拜访他只是因为村支书老祝说刘伯是村里唯一的老中专生,很知道村里的事。

    见到刘伯,我说:“你是这里的知识分子,我肯定是要来讨教的。”

    刘伯淡然一笑,很坦然地接受了“知识分子”的桂冠。

    刘伯读过两年中专,60年代因为“自然灾害”学校停办,刘伯未毕业就被派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刘伯做过小学校长、大队农科所的所长,更重要的是他还做了10多年的大队政治辅导员。在“政治挂帅”的年代,政治辅导员地位很高,不仅要在会上给干部群众讲解《毛选》,日常生活中还负责主持各项礼仪。新时代,新风俗,刘伯坚决按照毛主席“移风易俗”的指示来主持各家的红白喜事。婚礼要办得既简朴又不失庄重,既严肃又不失热烈。仪式上队里领导要祝福新人白头偕老;新人则要表决心:养老扶少、听党的话、多打粮食;父母还要当着众人保证,绝不像封建社会那样虐待儿媳。之后,少不了要新人们唱些革命歌曲,大伙“做些比较有意思的动作”(指跳“忠字舞”)。遇到有人去世了,大伙要举行个追悼会,讲讲死者的生平、对集体的贡献,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死者好的作风,继续把生产搞好。

    80年代,刘伯不再受欢迎,村里的红白喜事风格完全不同了,主旋律是“热闹、搞笑、有面子”,于是婚礼上有了“公公背媳妇”的搞怪场景;丧事上有乐队大吹大唱“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后头走”的欢快场面。

    谈起这些,刘伯显得非常激动:“太低级、太庸俗、太下流了”。

    吃晚饭时,我和房东大嫂聊起了刘伯的事。房东大嫂很不屑地说:“就他高级?他还整天搞封建迷信呢!给人看风水。”

    我很是吃惊。刘伯说他只信毛主席、只信社会主义,他怎么会是个风先生呢!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找刘伯聊天。聊天中,我故意漫不经心又小心翼翼地问:“听人说你会看风水?”——我生怕出现戳穿他伪装面孔的尴尬。

    “看风水,那是后来的事”。刘伯倒是很镇定。

    “分田到户那年,大队的学校被撤并,我原本有资格到乡里教书,但无权又没关系,结果我这个中专生反倒比不上小学、初中毕业的干部子女——他们转到乡里当老师,我被辞退回家种田。一次我到一个庙里,看到很多人看相,也上前去问。看相的人说‘你思想压力大,矛盾重重,对现状不满,原本有才能,但像韩信一样,怀才不遇,要到死为止’。说得太准了!很有科学道理!”

    岭村人都习惯抢一顶“科学”的桂冠戴在他们认为正确的事物上面。

    “后来我就归依庙里(道教),跟人学习麻衣神像和看风水,业余时间到县城法院门口给人看手相,不少打官司的人都要来问个吉凶。“

    “你又信道教,又信毛主席,不是矛盾吗?”我想击其要害。

    刘伯摆了摆手,接着说:“我实际上不信鬼神,信道教只是个心理平衡。道教超度众生,按毛主席的话是安抚人心,是开个追悼会,表达哀思。道教的神仙,关公、岳飞都在历史上做出了有益于人民的事,有丰功伟绩。人们没有什么文字表达怀念之情,就把他们都升格为神。现在过年毛主席的画像相当好卖,我看再过一百年毛主席也变成了菩萨了。”

    临别时,刘伯像是要对我总结他这一生似的:“命运不完全由个人掌握,是受大气候影响”。

     

    四、茶馆

     

    夕阳西下,我坐在门口享受太阳的最后一点余温。长根骑摩托载着妻子呼啸而过,鸣了两声笛,算是和我打过招呼了。长根在镇里的工厂打工,每天上下班都准时从门口经过——摩托车的后座上总坐着他的妻子。我以为长根妻子也在镇里上班,有一次到长根家,见到长根妈正在屋里忙前忙后,就问她:“长根两口子都在镇里上班,就你一个人忙家里的活?”

    “是呀,一个忙着在厂里上班,另一个忙着到茶馆里去上班!”长根妈没好气地说。

    到茶馆去的人并不喝茶,茶馆是麻将馆的雅称。长根妻属于是岭村新一代媳妇,嫁过门后既不下田,也不做家务,她们的栖息地是茶馆一类的地方。

    我到镇里办事时,路过一家茶馆,里面人声鼎沸,热气腾腾,一间大屋子里摆了十几张麻将桌。“茶馆”这个叫法的内涵确实比“麻将馆”更丰富,因为它不仅是打麻将的地方,还提供“生活”——这一词是老单头对我说的。

    老单头是镇里茶馆的常客。岭村关于老单头的传奇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他打麻将只输不赢,二是他可以连续作战几天几夜而不知疲倦。要知道,老单头已经72了,这个年纪的人可以保持一个姿势几天几夜不睡,一定不是常人。

    老单头独自一人过,在村里帮人看果园,我到园子找他时他很热情地摘了许多桔子塞到我怀里。讲起打麻将的事他倒有点像小孩一样不好意思:“唉,我这个人呀,就是管不住自己。到镇上时经过茶馆就忍不住进去看看,一看就被熟人叫住了。”

    “小赌怡情嘛。”我安慰他,“不过为什么一打就几天呢?”

    “茶馆里管生活呵,生活餐10多元,肉呀蛋呀都有,好得很。去年和三个老家伙连打了四整天三整夜,一直坐在那里,躺都没躺一下。那次我带了两百六,输了一百多,其它都花在生活上了。身上的钱全部搞干掉了才回来。”

    老单头帮人看园子每月的工资三百元,除去日常开销,余下的钱都花在茶馆里了。讲起茶馆里的生活,老单头眯缝的眼睛里泛出一点光来。

     

     

    作者简介:李建斌,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教师。

  • 责任编辑: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