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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中国季刊》)
          摘要 近年来,中国对其户口制度进行了种种改革。中国的户口制度拥有限制人口流动的权力,并且掌握着中国大多数农村人口获得由国家资助的福利的途径。2005年底掀起的一股新闻报导浪潮将最新一轮的改革举措理解为:户口即将被废除,而农村居民很快将被“赋予城里人的权利”。本文将就最近的改革对户口制度基本运作的影响进行说明,从而检验这些改革声明的有效性。我们将指出,对户口制度功能运作与户口用语微妙变化的混淆导致了对改革举措夸大的阐释。这些改革累积的效应并不是废除户口,而是将户口政策的责任下放给地方政府,在很多情况下,这实际上使农民向城市的永久性迁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困难。从更广泛的层面上说,作为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之间一条主要的鸿沟,户口制度仍然具有强大的影9民的‘隔离制度’”。[11]第一家报导这一消息的“境外媒体”似乎是10月27日香港《南华早报》,这条新闻有着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移居者获得城市居民地位;户口制度被彻底修改以缩小农村与非农村地区间的差距”。[12]

      这些国际知名媒体的密集报导表明这一新的举措等同于废除声名狼藉的户口制度,这可能会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对中国的1亿或更多的民工以及其余的农村人口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新闻报导意味着事实上户口制度很快就会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毫无联系。例如,《纽约时报》写道:“该计划将会消除由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所创立的人口控制政策的基石”。《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报导也假设“改革将在理论上终止不平等待遇模式,这一模式包括经常性的拒付农民工(农民工通过为城市的工厂和蓬勃发展的建筑业提供劳动力而推动这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工资”。BBC的记者在这一点上走的更远,声称“人们提议的废除户口制度……有望通过鼓励来自更为贫困的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的新一轮涌入来促进进一步的增长”。他更进一步论述道:“更为值得注意的是,领导层在面对来自那些主管社会保障的人的反对时,推动这些变化的明确决心”。[13]媒体对这个问题的狂热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是一个有着平等的农村与城市权利以及允许自由迁徙的时代,这是几亿中国农民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一个梦想。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这些报导的话,那么中国似乎是在仅仅用颁布法令废除户口制度的方式来解决其最为棘手和根本性的一个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事实上,这种解释已经开始深入西方大多数更为严肃的学术研究之中。[14]

      这些描述同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所提供的分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本文作者之一在2004年提出只有当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时,户口制度才会被废除,[15]而且我们认为在过去的三年中并没有这样的转变。同样地,王飞凌最近的一篇对户口制度的调查分析也得出结论,认为“尽管户口制度被改造和调整,这一无所不在且强有力的制度仍然存在并且发展良好”。[16]事实上,在《纽约时报》的报导出现仅仅几周之前,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发布了一则有关中国户口改革进展的报告,报告得出结论认为改革对于改善从农村的到城市的移居者的境遇作用不大,需要有更为全面的改革。[17]这些密集的新闻报导究竟仅仅是一场恶作剧,还是没有经验的观察者对中国做出的又一次看似漫不经心的解读?尽管有着学术上的怀疑者,但是事实上究竟有没有一个正在形成的奇迹?这些问题促使我们更为仔细地探查户口改革这个主题。

      公安部11月份的报告发布之后,在中国的一些媒体、网站和博客中确实有一段充满希望的日子。[18]然而,当我们抛开那些有关户口制度即将死亡的报导时,我们会为这些事情感到困惑:很多同样古老的,有关农民工困境的故事,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不幸的,是他们在户口制度下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19]我们发现,在2005、2006或是2007年,农民工争取平等与城市权利的斗争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20]我们发现的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新闻——或许是最明显的对最近一轮户口改革的预测的讽刺——是由深圳,中国最大和最有名的移民城市,所发布的一项公告,这项公告在《纽约时报》那篇吸引眼球的、有关废除户口的新闻发布的同一天,要求限制农民工子女进入地方公立学校。[21]

      由2005年末的媒体报导引发而来的,本篇文章的首要关切就是这一问题:中国正在废除户口制度吗?答案非常重要,因为废除户口制度肯定是中国通往现代开放与平等社会之路的一个主要标志。以Cheng and Selden, Solinger, Chan and Zhang, Mallee, Yu, and Wang的丰富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22],下一部分将扼要概述在最近的改革环境之下户口操作的一些重要具体细节,并且详细阐述有关“户口”的词汇的细微差别,尤其是与农转非(农转非是中国在至少三十年中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的核心过程)改革相联系起来。随后我们详细阐述户口制度最近的变化,主要依据从主要的数据库以及相关的网站(包括很多有良好声缨校体系为移居者子女提供九年义务教育的责任。[79]这在北京等少数城市已经取得了进展。根据一份报告,2006年,北京市的37万移居者子女中有62%在公立学校上学,25%在不合法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80]但是,许多严峻的问题仍然存在:打工子弟经常要交比当地居民高出几倍的学费,大量打工子弟在不合格的学校上学或者根本就没有上学。[81]其实,很少有地方政府实际执行了这项接收打工子弟在公立学校上学的政策,至少截至到2006年末是这样。[82]一个生动的例子是上海于2007年强行关闭一所“不合法”的打工子弟学校,这所学校为大约2000名没有上海市户口的学生提供教育。[83]

      在许多其他方面也存在类似的喜忧参半的情况。新世纪初,一些省份和城市,比如广东、北京、上海和厦门开始建立涵盖农民工的有限社会保障计划。在国家统计局2006年的一项大型调研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有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障。[84]总体上,这些计划的参与率较低,覆盖率也非常有限,远远少于城市职工的类似计划。[85]截止到2005年底,在超过1亿的农民工中大约有1400万人也参加了某种形式的养老保险计划。[86]不过,向移居者销售养老保险也存在有效性或者甚至是道德上的严重问题,因为所有的计划都要求工人缴纳相当大的部分,而且是不可以携带的:在获得养老金之前,参保者必须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工作15年以上。[87]因为民工就业的流动性很高,人们不由怀疑有多少民工在晚年能够符合获益的条件。

      从2006年开始,中央政府取消了对新招聘公务员的户口要求;推测起来,新的岗位现在已经向所有公民开放,包括农村居民,不论户口类别如何。[88]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变化,但是这仅仅适用于那些接受了更高教育的人。国务院于2006年1月颁布了一个四十点的文件——《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这有可能对影响农民工权利的长期政策变化更为重要。[89]这项文件要求地方政府适当放宽农民工落户条件,包括优先准予农民工中的劳动模范和高级技工落户。另一方面,文件也承认民工是一种在中国城市持续存在的现象,进一步表明创造这种社会类别的户口制度首先会在未来许多年里得到维持。虽然如此,文件在总体上为民工说话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举动,更加肯定了要为民工创造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举动。不过,考虑到今天城市的户口管理已经基本实现地方化,这些“善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执行还有待观察。

      最近,在2007年6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要求对工人提供一系列保护的法律(包括政府支持的工会在工资谈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及需要书面合同的保证),这部法律可能增强工人获得更长期、稳定的工作的能力。法律于2008年生效,据说通过这部法律是为了应对流动性劳动力对欠薪和不安全的工作环境日益上升的不满。[90]法律也要求雇主同等对待外出打工人员与其他职工。当然,法律的效力取决于它的强制执行,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地方官员手中。[91]在这一点上最具有象征性的是,三名农民工首次作为人大代表参加了2008年2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92]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地方层次上的户口改革的步伐也有很大的差异。河北省省会城市石家庄于2001年采取了所有大城市中最彻底的户口改革,一举登上了全国新闻媒体的头版,石家庄户口政策改革可能在未来成为其他瓮饨纾ㄓ绕涫俏鞣剑┟教宓贸隽嘶Э谥贫日?诒环铣?那G拷崧勰兀课颐欠⑾衷谡飧鎏厥馇榭隼铮?

  • 责任编辑:朱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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