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让人高尚的职业,农村则是芳草萋萋的伊甸园。在乡村住上几日,带着轻灵闲适和心灵的满足悠然而去,这是一种优美的心绪、一种诗意的生活、一种古老价值的现代发微。但,当我们从思想降到现实,就会发现这只是浪漫主义的浅斟低吟,而乡村本身,却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厚重经典,它充满了艰辛和沉重。“现实主义即批判”,它既表现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也闪烁或温和或炙热的锋芒。只有如此,才能够真正理解农民的逻辑——传统与当前。
一、农民的逻辑
农民用新石器敲开了文明之门。从那时起,人类从非历史走向了历史。
在这漫长的时代,生存是农民的最低同时也是最高的目标,虽有“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愉悦,但更多充满了劳作的艰辛和生存的重压。由此,铸造了农民特有的品行,这些品行又根深蒂固,以致发生在最近30年的改革还无法实现对它的实质改造和重塑。
农民身上有许多与土地相联系的品质,他们质朴无华、厚重笃实,历来善良谦卑而又格外简朴;他们不长于抽象理论,也很少巧佞的辞令和一切浮虚的东西;他们大都脚踏实地,颇能茹苦耐劳,无论是大风大雨,或者炎日当头,都不会畏缩懒惰,无不尽心出力。这些都是人类最珍贵的文化品质,也是现代社会的稀缺资源。但是,小农的生产方式,也给他们打上了深刻的历史局限性,当农民步履蹒跚地走在现代经济社会体系中,留下更多的是传统的身影和足迹。
保守品行。我国传统农业发端于春秋战国,定型于秦汉,发展于隋唐,深化于明清,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的农业体系。这个体系是一种以习惯为契机的“周而复始的经济”,其本质是没有不确定性。农民事先就知道行为的结果,他们无须学会高深的统计和预测,日复一日,不变的经济机制可以教会他们所需的投入和产出量。周而复始,终会把行为转化为习惯,这是理性为自然立法的过程。传统农作中,农民已习惯于缓慢的常规运行机制,他们不需要创新,技术进步的“水珠”几乎不会在乡村的画布上留下明显扩散的痕迹。农民尽管在原则上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掌握经营方向以及资源流向和组合方式,但是,传统的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使他们几乎没有选择。无论是黄河流域的旱农,还是长江流域的泽农,皆是如此。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启动了农村的改革。30年来,新的制度、工业化的力量、现代化的技术、新型的管理,给农村带来明显可观察到的变化。但是,30年的变化相对3000年的历史传统,毕竟根底太浅。尽管广大农民被投入到持续不断的技术变化和经济变化中,同时生活在两种相互矛盾的逻辑中,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文化行为上的古老品质,还不可能脱胎换骨,源于小农经济的保守倾向也不可能完全改变。
政治冷漠。传统农耕文明中,农民基本上认识不到自己对政治体系和政府决策过程可能施加的影响或是应该承担的义务,他们会认为国家、政府是至高无上的,是自己利益的天然代表。这些缺少文化、在社会阶层结构最底层的农民,倒是可能积极参与村庄一级的决策,并在农村社区内形成平民事务,参与社区的自我运行。然而,农民在生活中只关心非政治性事务,对自己与国家政治过程的关系所知甚少,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冷漠感。从我国的农民看,他们曾经是长期的封建集权统治的基础,尽管有时他们也要起事,要揭竿而起,但那不过是冷兵器时代在没有活路情况下的极端行为。在常态的情况下,他们是政治的莫名其妙的观众和国家权力的俯首帖耳的受众,表现出的是低调的集体意识和政治意识。即使到了今天,这种历史铸造的政治淡漠意识,对权力的驯服和膜拜,在中国农民中间,仍然是普遍存在的,成为一种显着的文化形态,并从根源性质上制约着他们对政治生活的参与的利益表达。
农民异化。现代社会的结构日趋开放,为数不多的农民代表可能会得到机会,到城里参加会议。这些代表通常并不是普通的农民,而是农民中的佼佼者,他们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因此而获得代表的资格和证书。但是,荣誉的光环也正是他们精神活动的枷锁。他们离开村庄去参加代表大会,在全国性会议的各色人等中,显得很不起眼。为了显示自己不是土气十足的农民,就会模仿别人的行为方式,乡村的实际问题就会被抛在一边,或者只是轻描淡写,无关痛处,因而也就不再是农业生产者的忠实代言人,不能把农民中最迫切通常也是最尖锐敏感的问题反映出来。这些原本优秀的小农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就很可能卷入文化的冲突和权力的纷争中,不断发生异化,从而慢慢地脱离了“自己的基础”。返回村庄后,他开始按城市的规则而不再是按周围存在的问题来看待事物,他既在城市里局促不安,也不再属于村庄了。这种尴尬状态,使农民利益表达的能力大打折扣。另外,一些农家出身的人士,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业绩,甚至还成了成功人士,这些人思想深处乡村的小溪还在哗哗流淌,但他们在外在行为上却试图抹掉农村的印记,自然也就不会为农民的利益鼓呼,而是把乡村的根本和农民的疾苦抛在了一边。他们本来应该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但是也变得再也靠不住了。
二、农为邦本:国家和农民
“农者,天下之大本也”。古代中国,一则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是财政收入最大化最可靠的来源;据研究,即使到了商品经济已有所发展的明代,农民仍然提供了80%的税收。再则,小农们对封建国家有很强的约束力,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治乱、经济的衰荣,是影响统治者最重要的因素。小农们安居乐业还是“啸聚倡乱”,直接关系到封建政权的稳定性。
中国封建政治社会具有很强的修复机制,是一个超稳定系统。但这种稳定性是动态的,封建王朝处于“危机—灭亡—重建”的不断的更替之中,而导致改朝换代的原因,除了宫中事变和异族入侵外,主要是由农民起义所引起的。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既然小农们保守顺从,对政治冷漠,为什么还能“铤而走险”,起来反抗统治政权呢?究其原因,小农经济是低水平的脆弱均衡,承受灾害风险的能力很弱,遇到大一点的天灾人祸,小农就可能要流离失所,面临饿死的命运,而萨缪尔逊在《经济学》中告诉我们,“人并不总是一声不响地饿死”。另外,古时,农民与国家的武力对比也不是强弱分明的格局,官军杀“敌”五千,自伤三千,并无必胜的把握,所以农民才敢起来反抗。就因为这样的机制,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无数次农民起义,而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给封建王朝以沉重的打击,甚至使其元气大伤,走向覆灭。农民对封建政权的这种威慑力是其它阶层所远远不及的。所以,自先秦以来,中国无论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重农抑商取向,视农为天下之本。
革命、建设和改革。20世纪以来,共产党的崛起和执政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而其中的主导力量无疑是农民。广大农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都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世纪上半叶,“革命”是中国政治社会场域中最重要的关键词。然而,没有农民的支持,就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认为:“中国这个国家,离开农民休想干出什么事情来。”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成了崇高的目标。同样,没有农民的“剪刀差”贡献,国家工业化也很难取得成功。1953-1978年间,国家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民提取了8000亿左右的巨额资金(即暗税)。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年代。30年间,没有农民率先突破土地制度,没有农民工的辛勤劳动,也很难取得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1978年冬天,小岗农民冒险签订了一份契约,契约中要求分田,而同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的文件明确写的是“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因此,我们更应该说,改革源于农民的诉求和特有方式的抗争。所以,中国的改革要感谢一个人的话,就是邓小平;如果要感谢一群人,就是农民。
位势下移。在整个古代社会,国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高度依赖农民,因而要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四民中农民便可位列第二。但到了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实质性的变化。一则,农业仍然是基础性产业部门,但已不再是决定性部门。农业最原初的功能在于它为人类提供了食品,只要人类不变成不食烟火的神仙,农业的基础地位就不会改变。但是,近世以来,由于工业化的兴起和纵深发展,农业部门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急剧变化,农业的份额在持续下降,因而逐渐丧失了过去的决定性地位。
更重要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农民政治地位的式微衰落。在这个过程中,城市逐渐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塞尔索·弗塔多评述巴西的情况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只对产业工人开放的社会,对农民却不开放。事实上,我们的政治体制允许城市集团组织起来,以便在民主斗争的法规之内实现他们的要求。农业工人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因为什么权力也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提出合法的要求和具%D诺男糯?式穑煌?保?不嵊跋斓脚┟竦纳缁岜U希?绻?澄慌┟癫恍业昧舜蟛。?枰?鍪质酰??亢林竿?簧纤?某邪?睾驼??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