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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美国的科学杂志《人民科学》(Science for the people)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号刊登了美国著名微生物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桑.西格纳(Ethan Signer)的文章:《中国生物科学》。这篇文章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作者对中国的生物科学曾经作过一番研究和实地考察。
(一九七一年)五月间,我和阿瑟.高尔斯顿(美国植物生理学家)在中国逗留了两个星期,参观各方面的科学建设,与中国科学家谈话和作一般性的浏览。我们是在河内的中国大使馆获得入境签证的。在河内,我们同北越的科学家交换了彼此的情况,并作了几个讲座。越南人对于外间的科学发展非常关注,以越南目前的情况来说,这是出人意表的。特别使我们感受深刻的是他们能够在漫天战火的日子里,把科学研究与其他更基本的事项如教育和公共卫生兼顾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中国正尝试以新方法来组织科学和医学——把科学研究和工农业上急切需求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扩大医疗工作范围,尽量使广大人民受益,并且打破令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材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风气。
文化大革命开始于一九六五年的后期。这不独是毛泽东主席与国家主席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而且是关系到中国发展方向的两个对抗性思想体系间的斗争。毛的哲学思想强调人民自力更生、力争上游,提出雄心勃勃的目标,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可见一斑。他更主张平等主义和倚靠一般人民群众,主张精神带动生产。相反地,刘少奇的哲学(“苏联修正主义路线”)“主张倚靠外国技术”,“洋奴哲学”按部就班(“爬行哲学”),培养特权的知识分子和专家阶层(“脱离群众”),和物质刺激生产(“走资本主义道路”)。
刘派力量在一九六七年的垮台,和其后的不同主张的亲毛派系的斗争,是非常激烈并有很多过火行为的。现时气氛已经平静下来。温和派正在掌权,他们抨击以往过激派的行动,指出是受“坏分子”所摆布,但是过激分子不过是暂时受迷惑的干部,与刘派修正主义分子是阶级敌人不能混为一谈。文革现在还进行着,不过是紧接从前的斗争和批评阶段,进入了最后的改革阶段。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就是树立毛的哲学思想,因而引起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从社会价值上去改变修正主义者的错误。就是在上述的背景下,我们参观了中山大学(广州),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上海);中国科学研究院所属的在北京的植物及微生物研究所和在上海的生物化学和植物研究所;北京医学院和其中一间附属医院;还有一些工厂、一个公社、紫禁城等等。
科学研究
一九六五年,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宣布成功地合成具有生命活力的胰岛素,使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稍为超越了西德和美国。当我问及主持研究的胡士澄(Hu Shi chuan)为何选择这个研究课题,他说:“恩格斯认为蛋白质是生命的一种形式。从简单的化学方法合成蛋白质,说明了唯物论的正确性;推翻了认为有生命的物质只能从其他有生命物体获得的唯心论。”(这个答复颇为出乎意料,但却与最近合成有生命活力的核酸分子的美国科学家的意见不谋而合。)“同时,”他继续说:“我们最终目的是用氨基酸的置换来合成胰岛素,以便研究蛋白质结构及其效能之间的关系。”他的答复既说明实际的理由,也说明思想上的理由。在我和其他人的谈话中,这样的回答是很有代表性的。
当我问及他是否仍然研究胰岛素时,他告诉我这并非目前的急务,他们现在正发展一个差不多的程序,用以大规模合成缩氨酸类激素——包括垂体后叶(催产素)和血管扩张素(Snall peptide hormones oxytocin and Angiotenic)——作为医药用途。可见他们的研究方向已从基础方面进入到应用方面去了。我们所见到的其他小组也有同样情况。研究化石和生物进化的植物学家,现在忙于研究地质对花粉颗粒的作用,用于发现新油田。生物分类学家正集中研究用于工业上的细菌和用于医药上的植物品种。本来研究纯科学的细菌遗传学家,正在发展一种新品种,具有更好的生长物性和能在工业上增加生产。昆虫学家也从正规的研究,转移去消灭植物的害虫;本来研究植物生理的植物学家,正在致力增加农作物的产量。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这种由基础研究到实用研究的转变,往往需要科学家和特定的工厂或农村公社紧密地合作。胰岛素小组便曾到一间合成激素的工厂,并一直保持接触。北京微生物研究所一些小组,也与有关工厂一同研究用生物合成法来制造麸酸用于生产麸酸钠(俗称味精)和用酵素法来使玉米的粉转化成为葡萄糖,用作静脉注剂。北京植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从菱角中提纯一种新的生长激素,他们正在一个农村公社工作,企图增加谷类的生产。中山大学的昆虫学家,研究用昆虫寄生体来对付荔枝蜂的方法,正在四十个公社中培育那种寄生体。上海植物研究所一个本来研究赤激素(Hormones gilberellin 植物激素)的作用,现已到一个市郊的公社,来发展农业用途的激素。
另方面,工人和农民则来到实验室,作数星期或数月的技术研究。在中山大学,我们碰到一个十人工厂小组的领导,他们来学习从草药中提纯有疗效物质的方法,以便回厂作大规模生产。从另一间工厂来的炼铁工人和微生物学家一块研究利用蚀硫菌从低质量的铁矿石中除去硫的成分。
工人和农民成立自己的简单实验设备,特别受到鼓励,在农村公社尤为重视。上海一个有二万七干五百人口的马桥人民公社内一间工厂,创造了从废水中培育菌类繁殖体以提取赤激素的方法。菌类在农作物的废料(加入了玉米粉的麦麸和糓糠)中培育。工厂的设备差不多都是原始的和自己动手装置的。例如,育菌的恒温室就是利用钉在房顶上每一个角落的热板来保持温度,隔壁便是一间稻草盖项的房子,房内是用石磁砖砌成的实验室,用以作微生物实验和鉴定亚硫酸钠的质量。后者是公社从外买来的碳酸钠和硫磺制成,用以出售的。在北京第三棉织厂一间医疗所贮藏药物的小室中,我们竟然发现一个巨大的用于提纯普鲁卡因麻醉剂(Aue sthetic procaine)的离子交换柱。
中国的自力更生运动可由下列事实反映出来:在所有的实验室中,我们都看见大量的中国制造的化学药品,一瓶一瓶排列在贮物架上。上海的生物化学小组在作出合成胰岛素的决定后,首先提出开设一间工厂,自己合成所需的氨基酸而不向外国购买。我们虽然看到一些外国东西(多是一九四九年前的制品),但大部分的仪器都是中国制造的,而且看来质量十分高——如氢离子度计,光度计,电子和光学显微镜,医疗和低温离心器,电泳仪器,微生物定温培育器和所有的医院手术室设备——实验室本身严格地做到齐整清洁,陈设实而不华,看来与照片中所见二三十年代的美国生物和化学实验室十分相似,甚至进行合成胰岛素的实验室也不例外。
中国的生物分类学是按自己一套的系统进行而并不是从外国整套搬来。关于具有工业用途的植物和微生物,他们都尽量用国内的品种。自文革以来,中国科学家到外国受训的很少,这可能也是自力更生的表现。在北京微生物学院的三百科学人员中,二十个曾留学外国,他们中有组长,也有一般的科学家。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一般是留美和西欧的,四九年后多是留苏的学生。在答复我们询问时,他们说也准备参加国际性的科学会议,但如果台湾也列席的话,他们就决不参加。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我们所到过的图书馆,藏书都非常全面,英文、法文、俄文的书籍很多。上海生物化学和植物学院的联合图书馆特别令人印象深刻,藏书十分丰富,我们所能想到的科学通报他们也有,而且一直收至一九七一年初的最新版本。大学图书馆也同样藏书丰富。个别的实验室也有一定数量的中国书籍和外国的近期书本。
文革初期,中国的科学通报多由脱期而至停刊,但据说短期内将再度出版。研究讲座和讨论会则从未有断绝,不过并不像文革前一样定期举行,这类的聚集通常都邀请有生产经验、的工人参加。不同的研究单位也有互相联系,像上海的和北京的植物研究所便是一个例子。
我们的专题讲座在北京饭店七楼一间接待室举行,面对的是经常举行大规模游行的天安门。我讲述关于抗生素发生学的问题,历时个半钟头。大约有七十五位科学家和学生参加,他们多数是从微生物研究所来的。卢(S. I. Lo)教授替我们作翻译,他是三十年代的留美学生,英语非常精通,更使我们惊奇的就是尽管最深奥的专有名词,如异型合子他也能用中文译名说明,这大约也是自力更生的另一表现。老一辈的科学家似乎被那个他们不大熟悉的题目所困惑,但较年青的则相当留心,而且似乎一直都明白。
经过一个短时间的休息后,主持者方行放教授(Fang Sin—Fang,译音),要求大家自由发问时说道:“毛主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表不同意见是寻求真理的唯一办法。”我回答了一些关于抗菌发生学的问题,从中发现他们之中大部分对于这门科学有广泛的认识,而且还有几位个别专门人材了解得非常深入细致。他们也问及关于癌症研究和分子生物学的一般发展情形,有关化学合成遗传因子和发现有氧核糖核酸及缺氧核糖核酸(RNA DNA)在遗传学上的诠释方法的最新进展。还有一个使我难于回答的问题——就是微生物学用于工农方面的发展情况。讨论在坦诚和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医疗照顾
毛主席曾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于是很多医生便下放到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去。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革委会主任郭法尚(Kuo Fa Shang,译音)告诉我们:“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员已经到农村安家落户,以便照顾农民和训练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一些未受过教育的农民,经过三个月的课程,懂得救伤、接骨、简单手术和传统的针灸和草药疗法。余下来三分二的人员,除了要接替剩下来的工作外,还不时组织流动医疗队到邻近区域和农村提供医疗照顾和讲授预防疾病的课程。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在北京有超过八十所医院,现由城市当局直接管理,其中一间牙科诊所和三间医院附属于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便是其中之一。医院成立于一九五八年,是一个综合治疗诊所,包括内科、外科、产科、儿科、神经科、耳鼻喉科和眼科各部门。工作人员有七百,其中医生一百六十人,护士二百六十人,病床有六百张,包括赤脚医生在内,北京全市的医疗工作者占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一。
工人农民的医疗照顾或者是免费的,或者包括在保健计划内。保健费占平均收入千分之几。但家属要付一半的医药费。医疗照顾多是由工厂或农村公社策划。在北京第三棉织厂,我们参观了一间小规模的医院,工作人员六十人(二十个医生),负责料理全厂六千工人。医院包括门诊部和病房,手术室和护送室,诊断和X光实验室,还有一个储备中西药非常丰富的配药室。
传统的医疗方法非常受到重视。农民学会辨认、种植、和使用草药。文革开始后,大学的生物系和植物学院的分类学家,出版了一些手册,帮助农民去认识草药。科学家埋头把草药的有效原理寻找出来,在中山大学,我们见到学生把从止血用的植物马鞭草中提取出来的油类作试验。西医受到鼓励去研究中医术,并且把中西医术结合起来。
几百年来用于止痛、医治失眠和其他轻微病痛的针疗法,在中国有了新的发展。利用不同长度不同数目的银针,在不同穴道使用,针疗法已经利用于大型手术上的局部麻醉。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中我们看到四次单用针麻法进行的手术——割除部分的胃、肠,切除甲状腺肿瘤和切除卵巢囊肿,其他西方人士还说看到了心脏的手术。
针疗法的另一个用途在于治疗聋哑。在北京一所聋哑学校,我们看见一班十一、二岁的孩子从黑板上尽他们所能地去阅读。另一群孩子在接受针疗,大约十天进行一次,把银针插在孩子的太阳穴和手腕背面并轻轻转动一会然后拔出来。从一九六八年开始治疗后,现在有百分之九十的孩子听觉上有所改进,但在二百三十八人中,只有六名复元程度使他们可以进入一般孩子的学校就读。
针疗法纯是临床经验,中国人正在寻找一个生理上的解释,但至今尚未成功。
在精神病方面也是传统的和最新的疗法相结合,根据不同病征,针疗和草药可能与维他命及胰岛素疗法甚至电疗法一并使用(附属医院已不再用电疗法),但主要的还是那种通过谈话来引导病人的心理疗法,根据的是辩证唯物论和毛泽东思想,而不是以佛洛伊德或其他西方的唯心理论为基础。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科学与社会结构
文化大革命期中引起的最大变化,是粉碎了把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作为一个特权的和高高在上的社会阶层。
科学家把他们的研究工作在工厂或公社进行,和工人农民在一段时间内到实验室研究的政策,实行起来有助于消除那些脱离群众的作风。知识分子正式地受到鼓励去听取一般未受训练的群众的意见。有几个科学家自动提供他们本身的体验。在北大的微生物研究所,一个到来参观的工人,正确地提出了把酵素变为非溶性,而使工业上把淀粉变为葡萄糖的效率提高。在同时,一群科学家发现工业用的细菌培育体,受到几种不同的过滤性病毒感染,他们正为寻找一种具有多方面的抵抗能力的品种而感到束手无策。一个工人提出了把几个有个别抵抗能力的培育体混合使用,他们的难题便解决了。在上海植物研究所工作的曾留学加省理工学院的卢士伟医生(Lu Shi-wei译音),他和美国科学家一样知道赤激素一般只增加植物的生长速率而不会增加产量。他最近到上海的马桥公社接受一个农民建议把赤激素在开花期使用,而不是依照常规的播种拨使用,结果他能把产量增加百分之二十。当科学家初到工厂研究生产问题时,有经验的工人都悉心地向他们解释。他们说出这些例子,并非是要表示工农的意见经常是正确的,或者是未受教育的人要比受教育的人聪明,相反地,这些例子说明意见本身应该根据它们的价值来衡量,没有受教育的人也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合乎规律的意见——与文革以前的态度刚好相反,那时专家和知识分子并不准备去听取没有学识的人的意见。
一种类似评定等级的制度据说在研究人员中进行,在北京微生物研究所,教授的名街正式被取消(老一辈的教授,多沿用他们从前的称呼),所有的科学家都同等地被认为是科学工作者。研究组的领导人仍然有的,不过从前他们决定一切,现在“年青有为的人能坚持真理,因为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故此每一个人,包括工人都可以提出研究项目来讨论,当然最后决定落在革委会或更高层之上。
在到各研究所和大学参观中,和在其间的正式交谈中,我们感觉到中国人并未有一种高傲的态度。尽管那些身任要职的人受到明显的尊敬和特别看待,但一般人并不自惭形秽,对于加入谈话和表示与他们上司不同意见并不觉得犹疑,而他们的插入也并没有被认为不适当。在很多为我们而设的官式宴会中,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觉,在那里,侍者们经常在十分自然的情况下,加入了我们的谈话。
科学教育
减少强调知识分子的政策,使高等教育的形象改观。去年秋天,大学接受了自从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开始以来的第一批学生,他们并不是经过竞争激烈的考试,从中学挑选出来的,而是曾经从事数年或更长时期生产的工人、军人和农民,受到工厂或公社推荐(或自行申请,而由工厂或公社批准),他们都是中学毕业或有同等学历。竞争性的考试制度,似乎被这种对于学生在学识上、政治上、和社会上各种资格的非正式评价所代替,每一个部门的学位由政府估定,但学生的分配工作由大学当局根据学生的意愿执行。
学校的分配组织有时也会给毕业生分派工作,但大部分的学生说,在大学两三年之后,他们将会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当问及毕业后有何打算,大部分学生都说将会服从国家的需要)。大部分的科学教育都和工业或农业生产直接联系起来。一些学生将会继续读书和研究,每一科都由政府定下一个数目的深造学额,选拔是由学生和学院根据学生的学识和政治水平来进行,而由大学革委会最后决定。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大学课程是适应生产需要的。在中山大学,生物系本来包括植物科和动物科,但文革以后已改为工业生物、农业生物和药用植物;为了结合研究、教学和生产,大学里有一所小规模试验性的工厂、制造抗生素和四环素。工厂由学生、教员和工作人员建立,并和一些外间的工厂和农村公社有共同合作的研究项目。教育范围还推广包括一些教员学生组成的在农村举行为期二至六个月的农业和工业技术讲座。至今,中山大学所组成的五十个小组已经在二十个农村训练了四百四十三人。
北京医学院的试验性课程由六年减至三年,并以合乎“少而精”的原则加以调整。最初十个月包括解剖、生理、生物化学、病理、病历、胎生`微生物、药物、寄生物、流行病和防预医学。跟着六个月至八个月到附属医院作医疗训练。之后,便跟随教师派往工厂或农村接受八个月的实际训练。最后回到医院作高级的医疗和理论训练。每个医生都要熟悉诊症、料理常见疾病、主要的一般手术、接生、医疗细菌学和寄生病学各方面。如果有需要的话,有些还会作专科的研究。
北京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可容二千八百学生,和其他地方一样,现在的七百五十人是文革后第一批学员。虽然一般上是需要有中学程度,但很多都是由赤脚医生和实际经验的学历代替。
一般评论
在如此一个简短的访问中所产生的问题,是超乎我们所可能答复的。由于没有时间作广泛的观察,我们只能从很少的例子或从第二手的材料去作一个概述。加以我们所见政策上的改变都属草创阶段,对于这些作为文革的一个方面的改变,将会持续多久和得失情况的说明,还是言之过早。尽管如此,一些大方向是很明显的。很多时候,从中国人所选择的谈话方式,我们会知道不少。
我们所看见的科学研究,大部分水平不高。这也许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国到一九四九年才刚从封建主义中解放出来,当时全国只有十二万五千人曾受大学训练(现在据说已超过二百万)。从这点看来,现在的进展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另一方面,中国也有着很突出的成就,如合成胰岛素,生产避孕丸和利用赤激素以增加生产。此外在物理方面的进展也非常可观。
文化大革命曾一度阻碍了科学研究,现在复元的程度是很难估计的,不过我们所见的实验室都充满工作人员正常地工作。中国在科学研究上显然受到短期性的损失,但从长远来看,是要从因文革而改组后的研究效果来去估计。例如,从前的基本科学研究并不显得出色,而且很多是从西方抄袭而来,现在中国把原来的人力物力用于应用研究,这种方向对中国来说更为有利。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明显地,中国的科学在未来一段时期将会着重于应用研究。他们虽然不反对理论研究,但相信工农生产是创造理论的源泉。他们说:长期的探讨性研究是容许的,但“我们仍然要正确处理研究与生产的关系”。可以假定,一些基本研究还是受到支持,但是我们所遇见的从前从事基本研究的科学家,现在都转入应用方面的研究。教育上强调向工人农民学习和直接与工农业生产联系起来,促成这种趋向应用科学的转化。另一个加强这种转化的因素,是在工厂、公社进行小规模的科学研究,和在研究所进行的大型科学研究并肩前进——这是毛泽东的“两条腿走路”政策的一部分。
同时,强调工人农民——例如医疗照顾——强调实用和普通常识,以及反对脱离群众和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努力,已经改变了科学家的态度和对事物的取舍。但一般人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相信要在很长的时间才能改变——一个给我们导游的人认为我能说法语表示科学家比一般人更聪明。同时,知识分子之中可能有不少对他们失去的特权表示反对,当然,我们是不会遇到他们的。但是,就我们所遇到的知识分子,对于平等主义似乎十分同情。四十年代期间在宾夕凡尼亚女医学院读书的沈淑秋医生(Shen Shu—Chiu,译音),一向在北京一间医院服务,文革期间到一个很远的省份去训练赤脚医生。在文革初期,她认为文革与自己无关,但是通过学习和教育,使她改变了思想,她说:“我从前认为自己是活得很有意义,但现在我看到从前的生活不过是求自我的满足,现在我更加快乐了,因为我能够直接地为人民服务。”对于美国人来说,可能听不惯,但她态度却是十分真挚和诚恳,而且正期待在与家人团聚一两个月后再回到农村去。如果这种倾向继续下去,中国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在自己和别人眼中看来,都是社会上的有用分子而不是一群高高在上的达官贵人。
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的政策对于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明显地是非常重要的。回想两个超级大国从前的狰狞面目——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美国和一九六〇年后的苏联——这些政策是非常实际。但是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依靠外国的基本科学,这似乎是很明智的,因为西方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尽管如此,中国人对外来东西缺乏兴趣的传统,似乎没有多大改变。他们会客气地问及美国人和美国的科学,曾在美国留学的间中也问及他们从前的学院和朋友,但我们绝不感觉到他们与西方脱离,也不觉得他们很渴望知道西方的情况,他们只为自己的工作而分身不暇。正如沈医生在解释她为何渐渐与从前在美国的朋友断绝通讯时说:“我们似乎没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戴学新译)
原载《今日中国》,[美]加尔布雷恩等著,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7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