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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彼岸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国各地民工“返乡潮”相继涌现。与曾经一年一度的民工返乡相比,此次民工返乡有何特征?民工返乡对乡村治理有何影响?此乃当前摆在乡村治理者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总的来看,做好民工返乡“善后”工作乃当务之急。
众所周知,去年年底涌现的民工“返乡潮”是在民工毫无心理准备、“心不甘、情不愿”的情景下涌现的,是一种被动的返乡,是民工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现实,这是民工“返乡潮”的实质所在,也是看清和理解此次民工“返乡潮”的关键。民工“返乡潮”的涌现,主要是因金融风暴的冲击,致使众多中小企业难以为继,不得不从“降薪”走向“裁员”的结果。对于民工本人而言,他们既不知何谓金融风暴,亦不知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只是在无工可作的无奈下,拖着沉重的脚步踏上了回家的列车。于是乎,我们在乡村调研时不难发现,众多民工大年一过又开始踏上外出务工的列车,且不论此种流动是不是“盲流”。
此次民工“返乡潮”与先前每年重现的民工“返乡潮”本质上不同。
首先,此次民工“返乡潮”是民工们在非情愿之下的自愿,或者说是被动的自愿。之所以不情愿,是因为民工原本就不想这么早返乡,以前返乡是为了与家人团聚,是自愿地回到家乡,而此次是因为受金融风暴的影响,经济不景气,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返乡,是一种不情愿的、被动的返乡,这是此次民工“返乡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他们又是自愿的,因为正如民工自己所言:“与其呆在城里漫无目的地度日,不如回家去等,反正离过年也不远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又是自愿的返乡。因为此刻,对于民工来说,或许乡村社会才是他们的真正“好去处”。
其次,此次民工“返乡潮”是在民工毫无心理防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对于民工来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金融危机,也无必要去了解,似乎也与他们相去甚远,只是当他们没有工作、无事可作的情况下,才体验到金融危机所给自己带来的切身影响。而这种影响是突发的、没有前兆,更没有提前“打招呼”,面对如此大规模的金融风暴袭击,民工有的是迷茫、多的是无奈,不知如何是好,于此刻而言除了返乡别无选择。
民工“返乡潮”的涌现,或许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当前乡村社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给乡村社会注入新的活力。比如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儿童因此而可以得到父母的关爱,可以更多地享受夫慈母爱,可以得到较好的家庭教育,昔日四处乱跑的留守儿童将会花费更多时间呆在家里完成社会化。新农村建设也将因民工返乡而活力增加,将改变过去那种推而不动、被动式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将呈现另一番新景象:特别是一大批受到现代化熏陶的农民工加入,将改变新农村建设的建设机制和建设理念,这对新农村建设而言是再好不过的预兆。
但是,正因为民工此次返乡是被动的、不情愿的,所以民工返乡中存在巨多风险因素,对于乡村治理而言尤为如此。
首先,毫无组织、被动的返乡民工将直接挑战乡村治理理念、模式。经历了多年打工经济和民工大规模外出务工,不但民工本人习惯了不断迁徙的打工生活,基层工作人员更是习惯了空壳村庄的治理,习惯了年关民工回家团圆、年初纷纷外出的管理模式。面对如今民工返乡人员的大规模增加,他们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措施等都将接受严格考验。如何提高民工返乡后的乡村治理绩效,力改乡村治理陈腐理念、模式,成为当前乡村治理的首要议题。
其次,返乡民工的心理负担将给民工个人、家庭和社区带来挑战。多数民工习惯了出门在外务工的日子,部分民工甚至是抛弃一切以图在城市落脚、扎根,他们如今不得不面对“失败”的现实,不得不重新回到他们“厌倦了”的乡村,或许这将会给他们的心理带来极大冲击与不适:他们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现实,更无法面对乡亲父老。沉重的心理负担需要时间和劳作去消释,而众多民工回到家乡又将会感觉无所事事,只能等待遥远他乡的金融危机早点逝去,等待新一轮民工潮的到来。如何做好返乡民工的心理辅导工作,亦是当前基层工作的重要课题。
第三,返乡民工的日常生活管理将是乡村治理须面对的棘手难题。众多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习惯了城市“灯红酒绿”的生活方式,适应了按时上下班的生活节奏,养成了制度明确、规章清晰的管理,当他们重新回到乡村时,会感觉不适,一时难以适应。既不想干农活,又没有事情做,这时他们就不得不找各种方式来消遣,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难免他们会走向诸如赌博、买码这样的违法行为。稍有收敛者,估计也是“白天打牌、晚上打架”。在湘中H村调研时发现,部分返乡民工聚在家中无所事事,只好以打牌赌博来消遣。有一位40不到、房子破旧、上有老下有小的H氏,在3天之内竟输掉了1万多元,把买年货的钱基本输光。其妻发现后与其大吵,致使年都无法顺利过下去。诸如此种,并非特例。如若长此以往下去,乡村社会风气将会更加恶化、乡村管理将会异常艰难,这对于乡村治理而言莫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更是棘手的难题。如何有效地组织返乡民工进行劳作,如何有效地组织好返乡民工的文化生活,是当前民工“返乡潮”给乡村治理提出的第一个难题。
综上,金融危机下民工“返乡潮”的涌现在给乡村社会带来有利生机的同时,亦给乡村治理带来了难题。为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提高乡村治理的绩效,谨防因民工返乡恶化乡村治理,及早做好打民工“返乡潮”管理之仗的准备,以防范于未然。
(何绍辉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
史兰英系湖南省长沙市第十一中学政治教师)
- 责任编辑: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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