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枫:耿飚在粉碎“四人帮”的那些日子 (图文)
    耿飚诞辰百周年纪念即临 曾在其身边工作过的研究人员回忆
    肖枫

          编者按:本文作者肖枫先生曾在耿飚身边工作。在耿飚将军诞辰百年之际,作者特授权本站发表此文,以作为对耿飙将军的纪念。据我们所知,本站的作者和读者中有很多在他身边工作过或者了解、熟悉他的人。我们期待大家能与我们一起分享美好的回忆,以纪念将军的百年诞辰。来稿请寄tougao@chinaelections.org

      对耿飚同志,我习惯叫他“耿部长”。他是在中联部干过大事、为我们党立过大功的人。老中联部人没有不晓得他的。他1971年来中联部,1979年离开进入中央,在中联部足足干了八个年头。他在中联部这八年里,正是我们党和国家处于最危难的时期。他光明磊落、浩然正气、坚持原则、巧于周旋,机智果断地干了许多大事,但是影响最大、最令人难忘的,要数在1976年我们党与“四人帮”的斗争进入尖锐化的关键时刻,他直接参与了我们党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我就是在那场斗争中,被抽调到他身边工作,后又随他到中央宣传口工作了一年有余。90年代他写回忆录时,再次把我找去,协助他整理进驻广播电视局、控制电台电视台的那场斗争。这样,我在他身边工作的时间虽只有一年多,但断断续续的“时间跨度”竟达十余年。在他诞辰百周年即将来临之际,追忆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难忘岁月,不仅可寄托我对他的怀念,而且对于有兴趣了解和研究那段党史和国史者,也许不乏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东西。

    (一)

    耿飚拿着华国锋的“手令”,进驻广播事业局、掌控电台电视台。

          关于这一事件,我记得和知道的以下几个问题可能是人们所关心的:

      一、耿飚为什么在90年代特别重视回忆和整理这段历史?这首先是因为这是我党历史上很有意义的大事,也是他个人历史上很值得记载的光彩一笔。据我所知,1989年4月18日他将办公室从人大搬到家里,已开始了离休生活,有时间和条件来回忆整理过去的事情了。所以90年代初,他把我找去,开始做这项工作。决定做这件事情时,他还在自己景山前街的寓所搞了个小“座谈会”,除了我和他当时的秘书蔡华同同志外,还请了有关的当事人来参加,我记得至少有张香山、邱巍高等领导同志。耿部长说,如果不抓紧,时间久了,许多事情就忘记了。此外,耿部长想尽快将这段历史的“正版”弄出来,是因为他对各种报章杂志和书籍中有关“耿飚占领电台”之类的文字很不满意。他说,许多东西是胡编瞎说的,严重违背了历史事实。譬如有文章讲,耿飚“带了”一个营的兵力去占领电台,那有这回事?守卫电台电视台的警备部队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根本不需要我带部队去进行军事占领,也不必用别的部队去替换原来的部队。守护电台电视台还是原班人马,只是加强了领导,派去了一位卫戍区的副司令员邱巍高、警备一师的副师长王甫。如果是从外面“带”兵进去,不必说一个营,就是一个排、一个班也会察觉出异常来了。再说,所谓“占领”也是不妥当的误传。当时广播事业局虽然和其他新闻单位一样被“四人帮”所控制,但是广大干部群众是听从党领导和不满意“四人帮”的。我们进驻后,广大干部群众很配合、很高兴,就很能说明问题。当然,“四人帮”在宣传舆论阵地经营了十多年,会不会有他们的余党、死党、亡命之徒要狗急跳墙呢?这是不能不防的。电台、电视台的传播速度那么快、传播范围那么广,影响非常之大。一旦出了事,就会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所以必须高度警惕,加强控制,包括要采取一些特殊的军事措施和手段,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无论如何,这同战争年代打仗是很不一样的,而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二、华国锋与耿飚是怎样相知相交、相互信任的?有人说是叶帅向华国锋推荐了耿飚,这是可能和可信的。因为在1946年北平军调处工作时期耿飚就曾是叶帅的部下,叶对耿很了解。28年后,在1974年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两人又同是“四人帮”的攻击目标。大家知道,1974年农历正月初二的“1-24”军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整叶帅,正月初三的“1-25”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通过中联部一个造反派的发言又整耿飚,这使他们的关系更亲近紧密了。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后,叶帅靠边站,去西山“养病”,4月耿飚夫妇却到西山去看望了叶剑英(附照片),这就很能说明他们间的关系。

      但是,如果说华国锋对耿飚的了解完全是因为叶帅的推荐,那也是不全面的。耿部长曾对我说过,周总理曾就他主持“1-25”大会时让造反派发言“表示歉意”,当时耿部长说,“这件事和你无关,不过这事对我还有好处”。总理听他这么说惊奇地笑问“有何好处?”,耿飚解释说:“整他”就帮他同“四人帮”划清了界线。“过去有些老战友对我有误解,不理睬我,以为我跟‘四人帮’是一伙的,那次大会后明白了真相,反而同我更亲近了”。我认为,“四人帮”整耿飚的事,华国锋也是清楚的,这对华国锋认识和了解耿飚是有帮助的。2007年3月6日华国锋看过《耿飚将军》画册之后,曾给耿飚夫人赵兰香“题词”,华国锋在题词中说:“根据我平时的了解我已内定在将‘四人帮’隔离审查后,拟派耿飚同志立即进驻新闻舆论宣传各单位”(附照片)。华国锋在这里白纸黑字亲笔书写出“根据我平时的了解我已内定”这句话,这充分证明了华国锋对耿飚的信任。

      三、华国锋与耿飚首次深谈:为什么必须删除“按既定方针办”

      国庆节过后的10月2日晚上,耿飚突然接到华国锋打来的电话,要他去国务院会议厅东厢房会议室商量事情。耿飚到那里时,外交部的韩念龙、刘振华两位副部长已经先到了。

      华国锋让他们坐下来,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都来了,好!想和你们商量解决一个问题。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临时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9月30日已去联合国,10月4日要发言,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看用什么办法把他的发言稿中‘按既定方针办’那句话去掉,时间还来不来得及?”耿飚说:“因为时差的关系,纽约比北京晚12小时,所以离发言还有两天时间,完全来得及。”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稿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耿飚就问华国锋,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4月30日晚上,毛主席会见外宾,等外宾走后,我向他汇报了各省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讲话时发音已不太清楚,他怕我听不清,就用铅笔写了几张字条给我看,其中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时的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4月底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可以利用这句抽象的“临终嘱咐”随心所欲,呼风唤雨,进可以击人,退可以护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政治资本了嘛!”

      耿飚听了这番解释,明白了“四人帮”搞这种变戏法的险恶用心:是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一个印象,似乎毛主席对他们有“临终嘱咐”,这样,他们既可以捞到政治资本,又可以把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当成尚方宝剑,今后他们不论搞什么阴谋诡计,都可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如果有谁反对他们胡作非为,阻挠他们实施阴谋,他们还可以用这把“尚方宝剑”来打击之,反诬别人反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这样,就给他们篡党夺权开了方便之门。由此可见,近一段时间“四人帮”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是居心叵测,用心险恶的。临走时,华国锋对耿飚说:“近日有事要找你,你在家里等着。”

      耿飚10月2日与华国锋交谈之后,已感觉到与“四人帮”的斗争已尖锐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提出“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走资派还在走,这个‘走’的基本内容,……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使耿飚看到形势非常严峻,“四人帮”就要借伪造的“临终嘱咐”这柄“尚方宝剑”砍人了!

      四、华国锋派车接耿飚到他的住所继续深谈:相互交心交底,加深信任。

      10月4日,华国锋派车接耿飚到他东交民巷的临时住所,接着10月2日的话题谈下去。华国锋拿出毛主席4月30日会见外宾后就他谈到国内问题时所作的指示,因怕他听不清而写给他的那些字条(“国内问题要注意”、“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等),一张张地给耿飚看,并相应作了些解释。接着,他们交换对形势的看法,分析“四人帮”近来的动向。总的看法是“他们要动手了”,在上海、在北京都有行动迹象。一闹起来,就会有单位、有人跟着他们走。于是华国锋问耿飚:“你们中联部怎么样?”耿飚说:“中联部不沾边。有人想整我,但中联部还是我说了算。”华国锋听了耿的回答欣慰地笑了。接着他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耿飚出于军人出身的习惯,不由自主地突然站了起来,立正回答:“保证完成任务!”华国锋笑着拉耿飚坐下,然后说:“别着急嘛!你知道是什么任务?我还没有说咧!”耿飚说:“我已感觉到了,什么任务都不怕。”后来华国锋说:“具体任务以后会向你交待。最近这些天你就呆在家里,哪里也不要去。要我亲自打电话才算数。”耿飚说:“我懂了!”

      耿飚被接到华国锋家里的这次交谈,是相互交心、交底的一次深谈。这次谈话之后,双方更信任了。华拿出那些字条来给耿看,进一步向耿证明自己是毛主席所信任所指定的合法接班人,耿更支持华。华向耿打听中联部的情况,耿简短的回答“不沾边”、“还是我说了算”,也让华国锋更放心地将任务交给耿飚。

      五、耿飚怀仁堂领命,驱车去广播事业局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从华国锋同志住所回来后,耿飚就呆在家里。10月6日吃完晚饭就看电视。当晚8点来钟,红机电话突然响了。他接起来听得很真切,是华国锋的声音,让他坐自己的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耿飚坐的红旗轿车直奔中南海西门。一到院里感到气氛很紧张,岗哨不少,他直奔怀仁堂。到了怀仁堂之后,他见叶剑英与吴忠(当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在谈话,华国锋和邱巍高在说话。邱巍高比耿飚早到了一会儿,看样子是在等他。

      耿飚到了之后,华国锋和叶剑英立即向他交待具体任务。华国锋说:“你和邱巍高到广播电视台去,要迅速控制住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耿飚:“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问耿飚:“你要不要带支手枪?”耿飚说:“手枪不必带了,但是须要有你的手令”。华国锋说:“好!”当即提笔在一张白纸上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月六日

      耿飚心想,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驻扎着北京卫戍区警备一师的两个连一个营部。邱巍高作为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跟他一起去,中间还隔着好几层。于是他提出增加中层干部,后决定把警备一师的副师长王甫也找来。

      耿飚领受完任务已经快9点了,然后直奔广播事业局。他让邱巍高坐他的车子一起走。到了广播大楼已近十点钟了。进了大楼就直奔邓岗的办公室。他们带了10名战士站在门外,然后叫邓岗开门。当时邓岗像是要准备睡一会的样子,因为他来开门时衣服扣子没扣好。他看这么晚了,又来了这些不速之客,显得有些紧张。为说明来意,耿飚把华国锋的手令掏出来给他看。邓岗看完手令不说话,在思索犹豫。耿飚就对他说:“你要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他似乎明白了耿飚话中之意,连忙说:“没必要了。”耿飚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来,就说有事要商量。”

      在邓岗打电话召集领导班子人员的同时,耿飚请邱巍高和王甫带着另外10名战士去掌握电台的播音室。他们立即在直播室和机房门前加强了岗哨。邓岗召集来的广播事业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耿飚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开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耿飚给华国锋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话机里传来了华国锋喜悦的声音“好!干得漂亮!”

      耿飚对邓岗说:“我们得住在这里,你也不要回家了”。当晚就在邓岗的两间办公室架了几个行军床。头三天他们睡觉不脱衣、不脱鞋,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随时出现突然情况。邱巍高当时根据上级命令,作了四项布置: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门,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三是保证进驻人员的绝对安全,要防止食物放毒,吃饭喝水都由电台后面警卫部队的营部供应,每顿饭都送到办公室来吃;四是对部队进行教育。

      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电台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由于“四人帮”太不得人心,电台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很紧张,但表面上是正常的。因此控制电台和电视台,接管“四人帮”在这一领域的领导权,总的说来比较顺利,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尽人皆知,“四人帮”最为得意的是,在夺取政权的“两杆子”当中,他们已牢牢地掌握了“笔杆子”和舆论阵地。多年来,他们就是以此为据点,到处煽风点火,以便乱中夺权。因此,接管电台控制舆论阵地,在粉碎“四人帮”的大决战中是一场极为重要的战役。这场战役就这样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二)

                中央决定临时成立“中央宣传口”,由耿飚负责,统管全国的宣传舆论工作。

      当时我跟随耿飚同志到中央宣传口,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其中有些重大问题是值得回忆追述的。

          在“四人帮”被逮的第三天,当时我还在河北固安中联部五七干校劳动,部里派去的一辆车,直接将我接到人民大会堂。耿部长见我二话没说,就直接向我布置任务。他说已经将那四个家伙“逮”起来了,你在这里的工作要特别注意。首先是防止有关“四人帮”的消息泄密出去造成混乱。送来审查的东西,原来的口号和提法一概不要动,要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实际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察觉出异常来。二是如果还有‘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等字样和提法的,一律删除。那几天耿部长的行迹不定,我和他的机要秘书高春明,吃住都在人民大会堂里,这里就是耿飚当时的工作“据点”。我们的心情和工作都较紧张,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急忙接起来。这样一直工作到10月14日公开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说明我们党已完全控制住了全国的局势,粉碎“四人帮”的“特殊时期”已经结束了,我们高兴得跳起来。

      粉碎“四人帮”十天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一次重要会议,决定临时成立中央宣传口,耿飚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据他回来说,确定由他负总责,人员编制由他挑选决定。他说,看来人员要增加些,还要有几个懂行的领导。这样,我们的工作“据点”得由人民大会堂搬到钓鱼台去了。我与耿部长的秘书高春明就迅速地由人民大会堂搬到了钓鱼台的17号楼办公。

      17号楼是钓鱼台比较大的一座楼。我们进驻前,是江青看电影、打乒乓球、看戏、开会等活动的地方。除卧室、工作室,还有大小会议室、放映室等。我们进驻时,江青用过的有些东西还在。跟她的放映员聊天,会讲到许多江青看电影与别人不同的一些苛刻要求的“故事”。譬如说,江青看电影和别人不同,看到她喜欢的地方,她叫停,就得停下来,要倒过去再看一遍,就得倒过去。有时看了一半,说累了,要休息一下,又得停下来。讲到江青,总不断有人叹息说:真难伺候!

      过了不久,又增加了几位宣传口的新领导来此办公。他们是朱穆之、华楠、王殊等同志,据说是耿部长提议中央决定的。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李鑫也是宣传口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他不来宣传口办公。宣传口除增加了这几位领导同志外,还调来了一些懂宣传业务的同志。我记得有王揖同志(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他为宣传组负责人)、沈容同志(曾当过珠江电影制片的厂长、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和李开轮和郭集耀同志,他们俩位是从国防大学调来的,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因时间长记不清名字了。中联部除了我和高春明是早就跟耿部长从人民大会堂搬过来的之外,后来又增调了一位何凤栖同志来这里工作。

      作者(中)1977年与中央宣传口同事摄于钓鱼台,左为沈容,右为郭集耀

      历史在这里拐弯:“冬天里的春天”与“观望的腊月”。记得中央宣传口成立不久,我们就把群众看厌了的样板戏停演了,同时解放了几部老的电影,如《东方红》、《洪湖赤卫队》、《海霞》等,结束了八亿人口看八部样板戏的历史。那“洪湖水浪打浪”的优美歌曲迅速在群众中重新唱了起来,给1976年这个大灾之年带来了大灾之后的大欢乐。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解放了一批电影,其中《甲午风云》这部片子,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点猜测和轰动。这种效应,与其说主要是剧中主人公邓世昌爱国爱民的凛然正气深深地打动了群众,不如说剧中“邓大人!邓大人!”的亲切崇敬的称谓,使人联想到了“邓小平同志”,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期望邓小平同志出来的感情。那年的冬天气温并不比往年温暖,但我们党粉碎了“四人帮”是顺乎党心民心的,人们从劫难之后看到了希望,心里感到特别温暖。神州大地,到处是一派“冬天里的春天”的充满希望、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是多年来人们见不到的。

      但美中不足,报纸上仍然在宣传“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又令人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及今后的走向抱观望态度。十多年后,我协助耿部长整理回忆录时,他写给我的一张纸条勾起了我对当年的回忆。90年代初我帮耿部长整理一段回忆录时,他有时想加点什么东西,就写到纸条上寄给我。其中有一张纸条是他记录当年群众关于1976年各个月份特点的一段顺口溜:“悲痛的一月,壮丽的四月,恐怖的五月,灾难的七月,忧虑的九月,狂喜的十月,观望的腊月。”这说明耿部长很重视当年这些反映群众心声的语言,尽管已过去十多年了,他仍能记得,并写出来寄给我。另一方面,这也说明耿部长特别注意到了群众说的“观望的腊月”究竟是什么含义,那就是群众在“观望盼望”着邓小平什么时候能出来嘛!这也反映出他当时对邓小平同志的态度和心情。

      照片中红箭头所指的两行文字是关于1976年各月份的“顺口溜”

      关于耿飚在宣传口的工作,我认为有两件是关系重大、非常重要的,而我对它们的印象又特别深,所以要重点追述一下。

      1、关于当时的宣传方针上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宣传口在揭批“四人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当时宣传上强调“抓纲治国”,“抓纲”就是抓阶级斗争,具体来说就是批“四人帮”。“治国”嘛,因为被文化大革命折腾了十年,到处很乱,国家是需要“治一治”。当时人们是同意这一口号的。但是对同时又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要提,就有些不太理解、想不通了。我曾向耿部长私下反映过,我说,现在人们的心思是希望邓小平早点出来,“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看《甲午风云》人们爱听叫主人公邓世昌为“邓大人”,其实是联想到邓小平同志,盼着“邓大人”早出来工作。“批邓”这个口号如果继续喊下去,邓小平怎么能出得来呢?我建议在宣传上是否要考虑逐步减少到最终停止这个口号。耿部长听后对我说:“肖枫,你还年轻,宣传上不能急,我们中国是只大船,船大了转弯要慢,快了会翻船。其实我也很希望小平同志早出来的,但有些工作还必须先做好。”近见《耿飚将军(1909——2000年》画册中的《日记摘录》有这样的记载:“1977年3月13日星期日,晚回家换衣服后回宾馆,与陈云、王震、王铮、肖劲光等谈大局。两天后,即3月15日星期二,21:00访叶帅建议邓早日出任,对四人帮早作结论,重大问题将外地人员召回一起决议。”这些史实说明,耿部长当年对我说“有些工作还必须先做好”,也许就是这些工作吧,这证明他当年确实在忙于做这类工作。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原来的一切职务,这是大快人心之事,也是包括耿飚同志在内的许多同志努力的结果。

      《耿飚日记》原件,红箭头所指的两行记载了他访叶帅所谈的事情

      2、关于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问题。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首次提出两个“凡是”。在钓鱼台办公的几位中央宣传口的领导(耿飚、朱穆之、王殊等),事前根本不知道这篇社论的事。是上面组织人写好,经汪东兴同志审定,通知中央宣传口安排发表的。当时中央宣传口归汪东兴同志管,耿飚他们能不发吗?至少是不符合组织原则。据查证,在《耿飚回忆录》的下集(1949-1992)中说到此事时,他承认当时认识上有局限,按组织原则,布置新闻单位发表了这篇社论,并承担了责任。这说明耿飚敢作敢当,没有推卸责任、为自己辩护。但是实际情况是,耿飚是不同意两个“凡是”的。我这么说,决没有要为耿飚等领导人辩护的意思,只想据实说说公道话。我清楚记得,耿飚同志曾对我说:毛主席曾说过“我们要一边倒,倒向苏联”,这句话也属于“凡是”之例?今天也要坚决执行吗?显然不能这么搞嘛!他让我找一些毛主席的相关思想或语录给他,他要在宣传口每周的碰头会上说一说。后来他确实在碰头会上说了,许多同志都可以作证的。至于对上面要求进一步宣传两个“凡是”的问题,耿飚“传达”下去了,但既无具体要求,更无检查,总的看是不积极的,有些无可奈何的样子。

    《耿飚将军》第216页《日记摘录》的一部分

     

    (三)

    耿飚任中联部长的八年间,推动中联部由“神秘封闭”走向“改革开放”。

      耿飚在1971年我们党和国家最危难的时期受命来中联部当部长。当时中联部由康生直接分管,耿飚既坚持原则,又巧于周旋,在十分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抵制康生和“四人帮”等人的干扰、破坏,维护和贯彻了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对外路线和政策,为继承和发展党的对外工作建立了不朽的业绩。他在中联部工作的8年期间里,给人印象最深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有人说,耿飚是文武双全的“将军外交家”。从他在外交部的工作来看,这一称谓是很贴切的。但如果将他在中联部这8年的工作也考虑在内,那就显得不够完全和充分了,因为这没有反映出他在中联部的工作特点。我以为,要是从中联部的角度看,耿飚是有这么“四个特点”的一位中联部老部长。

      第一,耿飚是以他掌控的中联部为“基地”,直接参与过我党粉碎‘四人帮’伟大斗争的一位中联部长。耿飚是在党和国家“最危难的年代”,在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进入“尖锐化的关键时期”,以他掌控的中联部为“据点”和“基地”,调动中联部在这场斗争中能用得上的“人马”,直接有效地参与了1976年我们党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足迹的一位“中联部部长”。据耿部长回忆,在电台要害部门控制住之后,立刻想到还要正常运转工作才行。于是耿飚对邱巍高、王甫说,“光靠我们三人是不行的,还要加人”。邱巍高就说:“要找人,我们只有武的,没有文的,还是从中联部找人吧!”耿飚立即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一些其他同志。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和电台的同志一道审查播出前的节目胶带。包括文字节目和歌曲、音乐节目。耿飚向他们布置,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出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是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总之,应当说“耿飚是直接参与我党粉碎‘四人帮’伟大斗争的一位中联部长”。这既是他的伟大历史功绩,也是中联部人的一大光荣。

      第二,耿飚是最早推动将中联部名称和办公地址公开,最早推动中联部由“神秘封闭”走向“公开透明”的一位中联部部长。人们知道,过去中联部不仅工作很神秘,就连名称、地址都是不公开的。对外叫“复兴大路十八号机关”,你要找这个机关,连警察都未必能找得到。公开报道中联部领导人的活动,都说是“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但是1971年1月耿飚任中联部长之后逐渐发生了变化。3月份“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名称正式公开,国庆前(9月25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牌子正式挂在办公大院门口。这一切当然符合周总理的思想并得到他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如果没有耿飚的积极推动,这也是不可能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哪有精力来管中联部的这些具体事?

      不能小看公开挂牌这件事情,这是“政党交往”最起码的“国际惯例”。如果什么都神神秘秘,非常封闭,谈什么“政党外交”?现在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520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和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和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朋友遍布五湖四海。党的对外工作已发展成“政党外交”,中联部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外交部”。“政党外交”已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这种全面开放的局面,当然是后来人从实际出发、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开拓进取的多年成果,然而如果追根溯源要不要提到耿飚?我看,应当说耿飚是推动中联部由“神秘封闭”走向“公开透明”的“第一人”。

      第三,耿飚思想解放,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率先在中联部拨乱反正,开始进行调整改革的一位中联部部长。耿飚长期在国外当大使,对世界现实情况相当了解,思想很解放又顶实事求是。他在李一氓等思想很解放的部领导同志的支持配合下,向中央提议力主邀请铁托于1977年8月成功访华。人们知道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发表的批“现代修正主义”的《九评》,其中的《三评》批的就是南斯拉夫的铁托,说他“复辟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粉碎“四人帮”刚半年多时间,要邀请铁托来访,特别是要建立和发展党的关系,思想等各方面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但当年中央政治局同志思想很解放,支持中联部思想解放的方案,还提高了接待铁托的规格。1978年3月李一氓为首的三人考察团访南,否定了“大论战”中的“三评”,肯定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并通报全党思想上要“转弯子”。1978年8月促成华国锋主席回访南斯拉夫,华国锋肯定南建设成就,并提出领导同志可去南斯拉夫看看,开扩眼界和思路。于是带动了全国上下近30个代表团、考察团访问南斯拉夫。这在当时对促进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是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的。

      第四,耿飚重视理论问题、国际战略策略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他敢作敢当,是勇于给中央当参谋出主意的一位中联部部长。耿飚担任中联部长后,欢迎李一氓同志这样思想解放的“学者式老革命”来中联部,他们俩可以说是志同道合,相互支持配合。当时耿飚在李一氓的配合支持下,重视和加强对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的研究。他们多次肯定赞扬王稼祥为党为国敢于直言的人品和胆识,希望中联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研究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为中央献计献策。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联部就已开始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始对世界形势、国际关系、国际共运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后来为中央决定调整我党我国的对外战略提出过积极的建议。这些研究成果是由李一氓同志主持的,并且是在李一氓同志时期出成果见成效的(请参见我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李一氓同志的理论勇气和他提出的三个新观点》,京报网www.bjd.com.cn日期:2008-11-10),但理论问题、战略策略问题的研究与探索需要长期积累,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李一氓时期的成就与耿飚同志当年的决策并不是没有关系的。

      1979年1月中央任命姬鹏飞同志任中联部长,耿飚同志正式离开中联部进入中央,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等职。因为我还在中联部工作,对他后来的情况不清楚,就不多言了。作为他在中联部的老部下,作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在他诞辰百周年之际,谨以上述文字表达我对耿飚同志的怀念和纪念。

      (作者系中联部原研究室副主任,粉碎“四人帮”期间曾在耿飚身边工作

      作者声明】网络媒体不改动原稿可相互转载,作者无异议。但平面媒体若想发表此文,必须事先征得作者同意。               肖枫  2009-6-24

      最近看到了一些史料,证明耿飚是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耿飚将军》画册第216页《日记摘录》记载“有关两个凡是”:“1977年2月7日星期一,奉命登‘两个凡是’社论,我很不赞成(成员会议上表示)1977年2月11日星期五,王震、姚依林来访。质问为什么登两个凡是,我告实情并说明反对。”2000年6月耿飚同志逝世时的《耿飚同志生平》中也明确指出:“他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呼吁尽快让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我认为这都是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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