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则成是一个有报国热情的爱国青年,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爱国青年一样,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被裹挟进了救国的热潮中。一个有报国热情、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在那样的时代,大体也只能有两种选择:一是献身救国,进入国家机器,同时在个人的操守上又洁身自好。另一种当然是“寻找光明”,“投奔延安”。前者是一个矛盾的选择,因为“在黑夜中梦想着光”的人,很难不将民族的危亡嫁接到对内政腐败的“愤懑和失望”中,并进而转化为继续“梦想着光”的动力。因此在历史的展示中,前一种选择常常最后会通往后一种选择。当然,后一种选择也并不是终结,这是后话。
这是一代优秀中国青年用“坚守”刻写出来的人生之路,是在危机和腐败的时代,一代中国人所探索的像“深海”一样宽广的信仰之路。是信仰支托着人生,是人生滋养着信仰,引领着中国寻找一个光明的前途。
在黑夜里梦想着光,心中覆盖悲伤,在悲伤里忍受孤独,空守一丝温暖。
我的泪水是无底深海,对你的爱已无言,相信无尽的力量,那是真爱永在。
我的信仰是无底的深海,澎湃着心中火焰,燃烧无尽的力量,那是忠诚永在。
从故事结构上来看,这样一条信仰之路的萌发、形成及其挑战和考验,也是《潜伏》的基本叙事动力。
转化在前两集已基本完成。爱国青年余则成在民族危亡关头的1937年投身抗战,接受军统训练并加入军统,“以为军统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抗日”。不可否认,在抗战时期,军统也是一支颇为活跃的抗日力量,曾在敌占区尤其是在“孤岛上海”等地开展了激烈血腥的“锄奸运动”。但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反动和腐败性质,军统很快就堕落为主要针对国内进步运动的“特务”机构。余则成身处其中,很快从怀疑走向彻底的失望。具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在那样的时代,由于厌弃腐败、反动的政治而转向寻求另一种相对清明、积极和健康的政治,这是很自然的,也不是事后的“幡悟者”或自以为“清醒”的“批判者”所无法预防和抵制的。
危机及因危机而生的心理反应是信仰萌发的基本激发机制——基督教的基础是人性的危机和上帝的拯救;佛教的基础的今世的危机和来世的拯救。现代中国历史上,民族的危机和国内政治的危机,使得许多原本相信“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政治”,“信仰生活”、“信仰爱情”的爱国正义之士最终投身政治、献身信仰。对于危机的敏感及其反应必然联系着一种更大的政治结构,而就政治信仰来说,反过来,对于这一政治结构的认知及个人与其构成的关系,又是支撑和检验其信仰纯度和深度的标准。以剧中的正方两角余则成和李崖为例。余从一个同情中共,继而发展成为一个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人,固然与其个人情感和生活经验有关,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其当时的政治判断。左蓝牺牲后,他反复吟诵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等篇章,表明他的信仰中,个人感情的部分正消融在关于一个大的政治框架的理解中,他的政治信仰也达到了坚定的高峰。与此相对照,李崖也算一个忠于职守,忠诚于“党国事业”的人。他多年来以“办公室为家”,工作上兢兢业业,面临国民党政府的溃败,还力主“黄雀计划”,奋不顾身,从职业伦理来说,不可谓不优秀。但也仅止于此,他的这种敬业和忠诚缺乏因危机而生的信仰,更重要的,在重要的政治问题上,他缺乏判断。面对战局的危机,他的上司吴站长问他有何想法时,他的回答是,这等政治大事非我辈所能关心的。这反映了他的一种境界,这一境界决定了他不能从职业伦理中上升出一种信仰,他可以是一名“好员工”,而不能成为危机时代的一名“英勇的战士”。面对攸关“党国利益”的生死搏杀,决定其冲冠一怒的恰恰可能是其个人的一己之利。反过来,如果将李崖处理为另一种信仰者的代表,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时代对信仰的理解的肤浅。
对于信仰者余则成来说,那个时代的腐败是他通往信仰之路的发酵剂。日本投降前夕,戴笠等人表现出来的体制性营私舞弊行为使他对国民党政府体制彻底丧失了信心,从而促使他开始转向寻求与这种腐败体制绝缘的另一种政治信仰。军统天津站吴站长及其下属的贪腐行为,如清洗剂一般,进一步纯洁和坚定着他的政治选择和信仰。老军统吴敬中站长透露心声:“‘敬爱领袖,精忠报国’——我琢磨了20年,看透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一个腐败时代垂死的哀叹。党通局特务谢若林的逻辑是:“两根金条放在一起,分不出哪根高尚,哪根龌龊。”他为此拼命追求金钱,要在金钱中体会“成就感”。这种赤裸裸的金钱逻辑透着那个腐败时代的衰亡气息,导演在处理谢的每次出场时,都显得极为压抑、阴鸷,透着金钱和物质的冰冷冷的绝望的气息。吴站长的路表明了当政治信仰崩溃时,个人利益成为个人选择的唯一的动力。这条路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他本应效忠的“党国事业”土崩瓦解,苦心经营的个人“私利”也只能退居海外孤岛。而谢若林的路则是吴站长那条路的极端化,信仰崩溃,个人利益成为个人行动的唯一动力后,金钱和物质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最后的指归。这是一条死亡的道路,而铺就这条死亡之路的恰恰是金钱和物质那残酷的逻辑:金钱的脱缰之马,必然奔向疯狂和死亡。“死忠”的军统特务李崖曾作过这一宣判,最终执行的是共产党人余则成。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在众人之外”又“在众人之中”的工作方式,余则成的信仰之路是宽广而包容的,它不是对某些固定信条的死守,更不以戒律的方式体现,它扎根在信仰者的生活中,是吸引更多善良的生命的向上之路。晚秋是在罪恶的家庭和腐败的社会的窒息中寻求呼吸的柔弱的生命,她被余则成吸引,并无意中获知了余和翠平假夫妻的真相,按工作纪律,余应该除去晚秋。但余却将晚秋解救到了解放区,让晚秋这样一个在阴暗和腐败中日渐枯萎下去的生命终于得到阳光和露水的抚慰和滋润,也壮大了革命队伍。
剧中展现了“爱情和信仰”的多重关系,用编导者的话说,是为了要体现“革命者的爱情可以是浪漫的”。“革命加恋爱”是多少年来文艺创作者乐此不疲的主题,问题不在于这一主题是否可以或值得处理,从现实经验来看,它们也确实是众多革命青年生活中曾经经历过的事实,关键在于革命和恋爱这两张皮如何贴合在一起。在“爱情和信仰”的关系上,剧中展现了三种模式:左蓝与余则成是一种理想的模式,他们因恋爱而结合,也终因相恋而有了“一样的生活目标,一样的信仰”,也许是因为太过完美和浪漫,编导又将他们拆散,并终于让左蓝牺牲。如果将爱情和信仰分别作为一个坐标系中的横纵坐标,左蓝和余则成的关系从爱情一侧出发,终于归于信仰一侧,左蓝化为余精神信仰的象征符号。翠平与余则成因革命的关系住到一起,朝夕相处,日久生情,是一种从信仰走向恋爱的模式,但两人也终因革命(信仰)的关系而分离。就整部电视剧的结构来看,余翠两人日常生活中的磨合摩擦占的戏份不少,笑料不断,有人戏称此剧可命名为“训妻记”,在一定程度上,这讨好了观众,也冲淡了全剧较为严肃紧张的气氛。从爱情和信仰构成的坐标系上看,余翠两人从信仰一侧出发,逐渐向爱情一侧靠拢,最后翠平怀抱新生的孩子,在群山之中的小山村向远方眺望,两人的关系终于定格在了靠近爱情一侧,也因此,余翠的关系也可以称为一种现实的模式。晚秋与余则成的关系则从头到尾是一种想象的关系。从最早晚秋暗恋余,到中间两人巧成邻居,余将晚秋解救到解放区,到最后余秋两人又巧成“夫妻”,从头到尾,两人的关系充满了巧合和想象的成分,如果要将两人的关系置入爱情和信仰构成的坐标系中,则须另建一“想象”的坐标,余秋两人的关系才可妥善归入其位。全剧结尾最后一个镜头是余则成面对他与晚秋的结婚照,心中怀念翠平(也许还有左蓝),泪水长流……现实的爱情和理想的爱情都不可能在革命的事业中实现,我们的故事只能终结在“革命和恋爱”的想象性关系中,不知这是否表明编导者对革命和恋爱的一种解构性理解:革命和恋爱的关系只能终结在一种想象性的关系中?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在另一个信仰成为禁锢和迫害的理由的时代,这也许可以成为反抗的理由。但眺望天空中死者弯曲的倒影,信仰的痕迹却仍然无法抹去。在一个普遍腐败的时代,腐败是腐败者的毒药,信仰却是信仰者的解毒剂。墓志铭没有倒下,碑铭赫然刻进了人心,而通行证上的字迹却已多次变换。回望来者的道路,信仰之路何其曲折!
“在黑夜里梦想着光”。如浮游于深海中的鱼儿,如汪洋中挺立的孤岛,支持“潜伏者”坚持独立工作的是其坚强的意志力,而这种意志力后面的支柱是其信仰。这种信仰与烤火者依赖炉火、呐喊者依赖同声合唱般的信仰不同,“火焰澎湃在心中”,呐喊回响在心底,在个人意志支持下的独立工作中,工作方式“可以灵活应变,但信仰不能变”。这是一种何其深刻而痛苦的信仰!
在一个危机和腐败的时代,是否存在一条通往信仰的道路?这条路又包含着怎样的内容?这是《潜伏》提出的问题。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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