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流经济学家厉以宁在2008年提出要让土地承包权可以抵押、转包、租凭和入股。他说,计划经济有两大支柱,一是国有企业,二是城乡二元体制,如今企业改制基本完成,二元体制却长期搁置,再不打破这个体制,计划经济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见2008年《三联·竞争力》杂志第二期)。
        时下主流经济学家的话语很快就能进入决策,试验就在同一年进行。今年5月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21世纪经济报道》道出了试验的情况。4月份,辽宁省法库县长岗子辣椒专业合作社900多亩地经过金融部门的评估,最终确定一年期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60万元,随后,合作社办理了农村土地使用权证私土地他项权利证书,从农村信用社取得了一年期30万元的贷款。。。。。。
        陈锡文反对这样低价去非农用地。2007年就已经有出台通过信用担保,农村小额贷款最高额30万元的规定了,现在30万元的贷款却是要以大量土地作抵押,实质上是加大了农民失地的风险。作为三农专家,陈锡文连年来一直呼吁要守住14亿亩耕地的这条底线,然而土地抵押却在悄然进行,中央的声音挡不住学者的声音,使人捉摸到宏观调控的背后犹有一股难以控制的神奇力量在起作用。
         现在就来研究这股神奇的力量。
        必须指出,城市对农用土地的无止境吞食原自在二元经济结构尚未解除的状态下对城市私有化观念的释放。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或者说社会责任感如何总是依他所处的经济地位而定的。
        计划经济是公有制的产物,市场经济则是私有制在现代社会的生产消费方式。改革开放以前实施计划经济是确立这样的理念的:继中国农民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之后,又一次让农民支撑着国家对社会主义工业框架的建设,在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一定要以公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前期,在1984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忘不了加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银行、土地、矿山不是商品”这句话。虽然决议这样写,但在实际运行中却走了样,把农村承包的经验转移到城市之后,公有体制很快瓦解,几乎是一夜之间,有着几千万甚至数以亿计资产的企业实际上都由少数人操控着,在城市,说以公有制为主已名存而实亡,现在来说二元体制被搁置是兔死狐悲的话语,私有制的现代经济形态就是以兼并土地和奴役农民去搞资本积累的。在农业生产未能走上产业化轨道的情形下去让城市演变为私有制,实质上是把二元经济结构固定下来,在一国之内导演了以牺牲三农去搞原始积累的旧把戏。中央深知在这种情形下土地问题的敏感性,所以才牢牢抓住土地公有的主动权,而厉以宁所主张让承包权可以抵押、实际上是在“土地承包100年不变”这个框架里去偷梁换柱,说白了让土地变成私有就是了。当前中国农民的处境地球人都知道,概括起来是劳无所得,居无宅基,病无所医,老无所养,抵押价再低,人们都会一小块一小块地卖以解燃眉之急,卖完了就去城里混日子,虽然富不了,但也可以摆脱那个古老而艰苦的农业劳动,如果安照厉以宁的主张去推行,则农村走向破产,因为在私有化的背景里,占有人类文明成果的市民对物质的需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有了房子,还要第二套第三套,有了轿车,还要第二辆第三辆,在有可能的条件还要二奶、三奶。等等。
        世界上任何事和物都是相互作用和时刻发生变化的,尤其是对于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不能说先解决一个方面之后再来解决另一个方面,而是要引导相互作用着的双方沿着本质去运动,以城乡二元体制去支撑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存在的矛盾内涵,怎么说成是两支各自独立的支柱呢?
        还有。在城市走向私有化(即厉先生所指的企业股份制)的状态下,中国农村要走上产业化轨道必须具备这样的前提:企业的技术和产品能不断创新,像欧美国家的一样,在国际竞争中能够赢来经济反哺国内农业。然而我们从来就是模范别人的工业化模式和产品模式去生产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我们只有输亏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份儿。若想要在国际竞争中胜出,就得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要想创新,还是要先来一个内部结构转换,要把经济建设的重心转向农村,让各地农村充分发展特色产品,包括适合于各种地理特点的现代化农业劳动工具,饲养小型野生动物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人工修复,这些事情有去做,正是从实际出发去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一旦走向产业化,技术和产品创新都是水到渠成的事,这于国际竞争胜出才是希望之所在。
        困难的是,在主流经济学的作用下,国家政治已淡化了这个历史使命,整套机器陷入了全靠税费去运转而不能自拔。别以为免了农业税就说征税与农民无关,在城市与乡村形成不平等交换的前提下,绝大部分税费最终还是由三农埋单!随便举个身边的例子。市一中旁边有一家农民开办的快餐店,虽然近年来没有增交税收,卫生、质检等部门也不曾有过苛求,可是政府对其它上规模企业的多征收也会推起这里成本的提高,店主先是对于每份菜逐渐减少一两片肉,当减到最低价3元钱一份不可再减肉的时候,也是毗邻理发店的单价由5元上升至7元的时候,这里的价目表就被刷新了,与原来每份3元钱一样的现在是4元钱。在许多商品都涨价的情况下,城市学生的父母们总能通过政治渠道向国家反映生活有困难,因此就有了工资一提再提的现实。因提高税收而遭受损失的是农民,他们的大米、肉猪、菜类都没提价,甚至有的还下跌,而到快餐店用餐却比以前要多花1元钱。有位老农说,在家做这样4元钱的饭菜,包括人工算起来,顶多也只有1.50元。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近几年来中央财政收入年年占GDP的30%,而农业生产却是愈来愈萎缩,财政部前不久还表示,“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提高财政对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保障水平”。(5月7日《上海证劵报》)。要知道,这是在加大对三农的盘剥力度啊!
        吃财政饭的人收入多寡与农业发展与否脱钩,惰政由此而形成,单靠执法机关把钱收上来调度自然比官员下基层艰苦奋斗来得轻松,可人们没有想到,在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化的状况下,每时每刻都有农民流入城市靠货币过日子,加上庞大的吃财政饭队伍本身也在繁衍靠货币过日子的后代,这些都在迫使国家财政政策向房地产、城市设施和机场铁路等利税大户倾斜,从而加速了农业和农村的凋蔽。
        主流经济学家可不管这些,因为主流经济学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理性出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泊特。福格尔就是成功地论证当年美国南方奴隶种植园经济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是高效率的,因此而获此殊荣。马克思则是以人的解放为圭臬,指出剥削和奴役才是资本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并以此去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那末,为什么以马克思主义起家的我们还会把对三农的剥夺当作成就来谈呢?举今日中国每个市民都可以捉摸到的事为例。有个来自乡下的贤妻良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人介绍去卖淫,几番得利之后开始讨厌在家之时那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时间稍长就会埋怨丈夫的管束和无视公婆的苦口婆心,她已经认定这样赚钱效率最佳,在丈夫闹得凶的情况下她还会提出离婚,人要上进有如逆水行舟,要变坏犹如顺水漂流。当极端个人主义渗透了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时候,该社会无疑是推崇丛林法则的社会,丛林法则的社会则是以弱势群体的血汗当作盛宴的。
        二元体制没打破,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格局就没有改变,经济危机当头,中国城市阶层出奇地平静,那些经济实体的竞争都是有赢无输,正如几年前一个房地产商所说的那句话:关键在于如何从银行拿到钱,在二元政治的袒护下,竞争失败者最终都能把损失推到农民的肩膀上,从林法则集中表现在城市对农村的奴役。
        对于这个政权堆积体即中国城市而言,没有竞争压力的私有化是人心所向的,这就是本文前面所点出的神气力量。不过,这绝对不是免费的午餐,它会以环境的恶化来偿还。
  • 责任编辑:朱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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