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安平的《驳“不要迷信民主”》一文,向人们道出了一个集权思潮隔世再现的问题。其实,这样的问题已非始于今日,前几年围绕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所泛起的浊浪,同样也反照出此类光怪陆离的现象——当五四以来为国人所信奉的民主不得不以“东西”这一妥协委屈状示人时,却屡遭围攻,以至于其可否称好,也成了问题。
自上个世纪末叶以来,在中国思想界,的确有一股崇尚集权(按新的时髦说法叫做“威权”)的思想在搅动,且还闹腾出不大不小的响声,其动辄以民族国家利益附体的方式,又获得一些涉世不深,习惯以泛道德化方式来思维的青年追捧,并被誉之为有国情意识。这言下之意,好像就是说谈民主自由乃食洋不化,其简单粗暴口气,让人心惊。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居然出现这样一股现象,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但分析原因,却大抵又与以下几种因素相关:
一是1990年代以来功利主义盛行于世,让年轻一代对历史表现冷漠,以至于与当代生活息息相关的昨天和前天在青年们那里断了档,或者被简单幻化为一种强国的抽象图案,甚至还有人要以当下的弊端去反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折腾与人治的合理性,吁求强人再世。这样,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并经由此十年所重新积累和接续的启蒙历史,便再度中断,甚至完全消失,好像它们根本不曾进入我们的生活,并构成我们的昨天。
再有,随改革开放、中华崛起而出现的与西方国家的利益之争,被一部分知识分子简单、敌对式地凝炼为一种民粹化或国家化的民族主义思维,这种思维即由民族、爱国而至反西方,由反西方而至反普世价值,提出要追求和打造一种超越普世价值之器,并欲借此来不仅促成自身超越,且要以此拯救人类那为西方所“损毁”的现代性。
应该说,无论是政治稳定,还是民族崛起,以及中华文化复兴,都是中国在重新崛起中必然要遭遇的阶段性议题,这些议题,本来并不构成与普世价值的根本冲突,甚至可以说,如果将两者的关系处理好,可以大大增强选择的空间,但情绪化和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却将两者置于非此即彼的敌对状态,仿佛只有反其道而行之才能实现发展。
这种发展,也在付出代价,就是为人们所共同诟病的权钱合一现象和社会价值沦丧。前者越来越充分地体现在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弊端之中;后者则表现为整个社会,包括上述思潮的鼓吹者、纵容者和追随者在面对这些弊端时的无所适从,从而彻底而又无可奈何地被裹入到以对金钱和权力追逐为核心的价值沦丧之中,结果,借用一句有些偏激,却不乏真知灼见的话,在这个时代,除了对于功利的崇拜和追求,到底还剩下什么?
想起了几年前吴敬琏先生的提醒,改革正在过大关,又有经济学家说,我们仍然处在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在中国硬实力不断崛起的今天,我们将为后人,为人类奉献什么真正具有竞争和仿效能力的软实力?是以对制度、精神和文化的改造来融入发展主流,还是要重拾那早已霉烂,且屡给中华民族造成灾难的垃圾?这的确是一个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2009年6月8日刊于《长江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