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锦云:人力资本理论与新农村建设的农民主体重塑*

     

     

    内容摘要:人力资本理论将更多的眼光聚焦于工人人力资本研究上,而对农民人力资本的研究有着天然的漠视与偏见,造成农民长期被人力资本投资边缘化。能否完成新农村建设关键在于有没有与新农村建设要求相匹配的农民人力资本,而旧路径依赖对培育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形成了锁定效应。本文分析了农民人力资本作为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的缺陷及重塑的可行性,探索了重塑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新的路径依赖。

    关键词:人力资本理论   新农村建设   农民主体  路径依赖   重塑

     

     

    引言

    对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的盲目乐观,在学术界和实践领域中普遍存在。大多数人认为,现有的农民可以承担起建设新农村的历史任务。然而,农民与新农村建设要求相匹配的人力资本相差甚远。考察人力资本理论的演进,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古典经济学家还是现代经济学家都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较深,对推动经济增长和相关经济学科的建立作了很多开创性贡献,但这些人力资本理论也有致命的缺陷,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多经济学家热衷于对工人人力资本的研究,而对农民人力资本研究有着天然的漠视和偏见;二是未充分考虑到人力资本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同样的人力资本在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出现较大的资本效率差异;三是对于远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研究缺乏区别性研究,对于“三农”问题突出的国家如何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研究更是少之甚少。

    本文结合当前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的农民无法承担新农村建设历史重任的现实,从人力资本理论缺陷中追根寻源,论证向农民投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探索重塑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新的路径依赖。这里必须要强调:虽然学术界对人力资本有不同的划分 ,但因本文研究的需要,在国内首次根据人力资本研究对象不同将其分为工人和农民人力资本两大类。同时,本文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回顾、分析和批评主要是围绕人力资本理论在农民人力资本研究的不足和偏见而展开的,是为重塑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而服务的。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缺陷-----向农民投资的偏见与漠视

    在充分肯定人力资本理论在促进经济增长起到巨大贡献的同时,本文将着重分析人力资本理论对向农民投资的偏见和漠视。舒尔茨对农民人力资本有过专门而精彩的论述,但其研究在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农民人力资本上有着严重的缺陷,特别是没有考虑到依然处在小农社会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提升农民人力资本。

    1、斯密、马克思等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对向农民投资的漠视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首先从威廉.配第开始,他在其著作《税赋论》就有关于“劳动是财富之父,自然是财富之母”的著名论断,以及布阿吉尔贝尔“关于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论述,这些论述已经折射出人力资本早期思想的光芒。随后,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指出:“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社会上的资本。[1]144”显然,斯密已经把人的劳动能力纳入人力资本的研究范畴,但研究的范围仅限于工人人力资本,而对于农民人力资本缺乏必要的重视和研究。大卫.李嘉图把这些思想推到了那个时代西方经济学家可以达到的最高点。马克思的经济学首先是“劳动的经济学”,在继承古典经济学家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从哲学的高度上提出人是劳动的主体,从而马克思把人和劳动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作用提高前所未有的地位。

    综观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思想,不管是斯密还是马克思的人力资本理论,都有他们鲜明的时代局限性。首先,由于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热潮时期,对物质资本的研究过度狂热,集中表现为对工人人力资本的关注,对农民人力资本研究的忽视。其次,受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人力资本理论中所界定的“劳动力” 概念还很简单,仅指纯粹的劳动人时数量的总和,是一种不包含知识和技能的自然形态的劳动力。

    2、明瑟尔、舒尔茨等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缺陷

    发展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功劳首先归功于美国经济学家明瑟尔,但明瑟尔有关个人收入分配与其接受培训量之间关系的经济数学模型的研究未能广为人知。人们通常认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是舒尔茨和贝克尔,对人力资本要素作用的计量分析则首推丹尼森。丹尼森通过精细的分解计算论证1929-1982年间的美国经济增长中,有23%的份额要单独归因于美国教育的发展\。他这一最著名的研究成果也直接刺激了世界各国教育经费在随后长达十余年的激增。在现代人力资本研究中唯有舒尔茨在其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要改造传统农业必须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2]155。但舒尔茨的分析有很大局限性,他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现状提出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来改造传统农业,而对没有对发展中国家作出相关分析。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主要着眼于经济增长。事实上,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的意义不仅要着眼于"",而且更要着眼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所有理论和政策出发点和归宿,人力资本投资的目标当然也不例外。另外,这一时期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重点过于集中于论证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投资)的数量模型关系上,而没有把研究视角发散到如何提升人力资本特别是如何重塑农民人力资本等领域中。这些缺陷对于我们目前研究中国农民人力资本问题构成极大的硬伤。主要表现在:一是无法从方法和结构上解读中国农民人力资本问题;二是往往会把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直接移植到中国,导致政策水土不服而误以为农民人力资本无法重塑。

    3、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误区

    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研究起步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但有关人力资本投资的伟大实践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晏阳初的“民族再造”和梁漱溟的“民族自救”的乡村建设运动影响最大,它们集中表现为对农民进行培训和教育投资,以图挽救旧中国。建国后,我国长期处于农业补贴工业和农村支持城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对资本研究主要集中物质资本上。随着人力资本理论在西方的兴起和我国人力资本在全球化中的劣势日益凸现,人力资本理论才正式进入人们研究视野。但长期以来我国人力资本研究偏爱工人人力资本领域,而对农民人力资本研究甚少。

    目前,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研究至少存在三个误区。首先,我国学者热衷于人力资本研究与产权理论相挂钩,认为精英即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可以以他们的身份入股,企图解决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所有者缺位等问题。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学者对人力资本研究的贡献,其实不然。这一理论研究的误区直接后果是严重伤害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也导致我国人力资本研究对农民资本的漠视。如张维迎从企业产权角度认为,人力资本产权决定人力资本所有者能否拥有企业所有权,即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3]125;如魏杰认为,人力资本,既是资本,收益就不应该是工资(劳动报酬),资本的收益应该是产权,所以人力资本在企业中要拥有产权[4]3。本文认为人力资本(精英)入股是劳动力产权的重复买卖,极大地侵犯了普通劳动者利益,也把人力资本仅仅局限于社会精英,不仅是理论视野极度狭隘的表现,而且在实践领域也会极大挫伤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占人口绝大数农民的积极性。

    其次,我国人力资本研究往往走两个极端。前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主要集中物质资本研究,而缺乏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后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集中于人力资本产权研究,而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研究甚少。同时研究忽略非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事实上,单纯的人力资本投入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单独形成生产能力。人力资本的改善总是和非人力资本的改善结合在一起,才能对生产发生实际影响。特别是在研究农民人力资本问题上更要充分考虑农村、农业制度变迁和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等外在变量等影响,不联系生产关系,纯粹的生产力研究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

    最后,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工问题研究较多,但基本上把农民工看成廉价的人力资源,很少把农民作为人力资本来研究。主流学者认为,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而农民从事简单劳动不创造剩余价值,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所以农民不是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实际上,这是学术界一贯持有的偏见和误区。马克思根据劳动的复杂程度不同,把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其实,不管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有创造性活动,即使是从事最简单劳动的劳动者,他们的每次简单劳动的过程和结果都会有差异。这些差异的简单劳动就包含了创造性劳动。人类正是从简单劳动中不断量变和积累,最后形成复杂劳动。所以,从这一层面上来说,简单劳动也创造剩余价值。本文旗帜鲜明地认为农民是人力资本而非简单的人力资源。

    二、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人力资本的缺陷

    正如上文分析,由于长期深受国内外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主要集中在对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而对农民的资本投资保持着一贯的忽视和偏见。客观上造成我国农民人力资本长期处于整体质量滞后于非农民人力资本,处于无投资来源和资本效率低等困境,而能不能实现新农村建设关键在于有没有与新农村建设相匹配的农民人力资本。当前新农村建设陷入“人”与“物”的两难困境。一是 “物”的困境,即新农村建设缺乏强大的物质经济支撑;二是“人”的困境,即现有的农民难以担当新农村建设主体之大任。必须指出,解决“人”的困境是解决“物”的困境的前提,因为归根到底需要农民创造性完成新农村建设伟大任务。

        限于篇幅和侧重点的差异,本文将根据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 20字建设总目标,只对农民人力资本与新农村建设要求农民主体的差距进行针对性分析,并把农民人力资本分解成现代农业生产、专业致富、文化生产、环境保护和现代法律意识等五方面能力。本文用一个简单图表(图一)来分析这种差距,下面将逐一阐述。

    1、农民人力资本在新农村建设中缺乏现代农业生产能力

    恢复和提升农业的“生产发展” 能力是新农村建设首选目标。没有“生产发展”,就没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也就很难实现后面的四个目标。要使农业“生产发展”就必须让农民具有相应的农业生产能力。现代农业需要农民熟练地掌握现代农业生产规律和技能,而中国依是传统农业大国,农民普遍缺少现代化农业所具备的生产能力。发展艰难的中国现代农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本文认为,现代农业生产能力是现代农民人力资本构成之一,也是对农民提出的首要并有关新农村建设全局的人力资本要求。目前,新农村建设只对农民提出高要求,而没有对农民进行相应的资本投入,新农村建设“人”的困境将长期存在。

    2、农民人力资本在新农村建设中缺乏专业致富能力

    实现农民“生活富裕” 是新农村建设第二个目标。有关研究农民增收途径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研究者们为农民增收开出很多自以为高明的良方,但大多数学者们都忽略了农民致富能力不仅匮乏,而且致富能力无法实现可持续等现实。靠出卖极其廉价劳动力而获取不多的劳务收入是无法实现农民的“生活富裕”。原因很简单,没有经过相关专业和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即使能获得暂时的劳务收入,能改善一下家庭生活,但离实现“生活富裕”的目标相差甚远,两极分化加剧这一事实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另外,由于长期超负荷地工作,农民工很容易衰老,身体普遍提前透支和处于亚健康状态,直接导致“因病返贫” 困扰着目前主劳动力处于50岁左右家庭,也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陆学艺和陈光金曾提出,让农民工有机会进入中产者行列,但由于农民普遍没有掌握专业致富能力,再加上乡镇企业日渐衰落,农民要在农业或非农业领域中致富就显得异常艰难。

    3、农民人力资本在新农村建设中缺乏文化生产能力

    实现农村“乡风文明” 是新农村建设的文化目标。现代经济学普遍认为,文化也是一种生产力。文化生产力不仅可以贮备,而且可以世代传承。但它也有自身的缺陷,即文化生产力的实现需要较长时间和较大资本的投入。我国农村文化阵地长期处于无主流文化状态,缺乏文化生产能力。主要表现为:一是传统文化濒临失传,不健康文化滋长。戏剧、民歌、秧歌等传统文化,由于无人管理和发掘整理,导致传统文化后继无人,有的正濒临失传;由于基层干部文化素质有限和活动经费的限制,再加上其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基层组织领导乏力,导致农村社区组织性差,凝聚力弱,文化活动无法有效地开展,更谈不上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二是积极健康文化活动少,封建迷信盛行。我国农村大多是自然村落,聚居分散,而留守农村的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留守农民基本上延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文明。先进文化没有进入农村社区的直接导致农村封建思想流行、赌博之风盛行、低俗文化有泛滥之势。三是乡镇文化站基础十分薄弱,文化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在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大环境影响下,基层领导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展经济上,文化工作热情不高。

    4、农民人力资本在新农村建设中缺乏环境保护能力

    新农村建设针对农村环境污染和脏乱差等问题,提出要实现农村“村容整洁”,还一个田园秀美风光旖旎的新农村,给农民一个健康卫生的生活环境。但由于农民人力资本在新农村建设中缺乏环境保护能力,导致当前农村资源过度开发,特别是乡镇企业“三废”乱排和城市污染型生产项目转移农村,农村已从“平面”走向“立体”,从“水土污染”扩大到水、土、气、声的“多维框架”。

    农村环境污染不仅给农民身心健康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导致农村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农村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从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苏杨,2006)。造成这种局面至少有两个方面原因。首先,农民大多无环保概念,环保意识差。农民既是环境污染的主动制造者,也是工业化中心下移农村和城市转移污染的被动受害者。其次,过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给农村环境和农民身心健康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地提升和个人仕途的升迁,往往以牺牲农村环境来发展城市和工业。

    5、农民人力资本在新农村建设中缺乏现代法律意识能力

    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对于新农村建设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识,农民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在建设新村庄新城镇中的耕地补偿和房屋拆迁等方面权益往往被侵犯。二是农民有时也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阻力。农业税的减免使农村干群关系长期紧张局面有所缓和,但由于农民普遍对基层政府缺乏信任的惯性使然,往往在村干部选举和一事一议等涉及到农村民主问题上有意设立障碍,使农村许多政治事务的实施成本大大提高。

    2006年底,笔者在安徽农村调查就经常听到村干部这样的抱怨:农民经常非理性反对新农村建设中新村规划和建设,使新村建设进展缓慢。新农村建设要实现“管理民主”充分体现了农民依法自治的心声,但农民参与管理能力与民主法律意识和实现这一目标所具备的素质相差甚远。这就造成农民要实现村民自治但又没有足够能力自治的尴尬局面。

    总之,农民人力资本至少在上述五个方面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还远远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现实和农村未来发展需要。农民自身无力重塑自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也不愿意先培养后使用农民工,而政府必须承担起再造农民人力资本的责任。

    三、重塑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的可行性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农民一直在市场经济和话语权上处于弱势地位。重塑农民人力资本是否具备可行性,除了农民需要有强烈的主观愿望,还要取决于能否具备重塑的客观条件。目前,“三农”问题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必须逾越的一道坎,这为重塑农民提供较为有利的政策和客观环境,实施新农村建设也为重塑农民主体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1、政策支持是重塑农民主体的宏观环境

    当“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征途上最大的困难时,政府政策倾向和行政资源就已经从工业、市民与城市慢慢地转移到农业、农民和农村。改革开放后九个一号涉农文件的颁布和实施,说明了中央政府着力解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5]68”等问题的耐心和决心。特别是从2005年以来连续三个一号文件的颁布,支农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在政府政策的倾斜下,农业特别是现代农业的发展在发达省份已经初现端倪,并有大展之势;在农业税减免和各种补贴的发放等积极因素的影响下农民生活大有改善;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面貌正日异月新。

    所有惠农政策最终指向的是农民,而农民人力资本差强人意的现状使接受惠农政策时经常出现不和谐和这样或那样的偏差,所以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和着眼点都应该是农民。能否终结“三农”问题关键在于有没有一支优秀的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农民队伍。值得高兴的是各级政府已经逐渐意识到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缺失和整体素质差等问题的严重性。有各级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向农民投资力度的加大,我们有理由相信重塑农民人力资本将有一个值得期待的宏观环境。

    2、新农村建设是重塑农民主体的中观环境

    以发展现代农业来推进新农村建设作为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应该说是从生产发展角度来加快新农村建设,为新农村建设寻找经济和产业支撑。在解决好新农村建设中的“物”问题后,解决“人”的困境就成为今后农村工作的重点,从客观上就为重塑农民主体创造了难得的中观环境。

    无须质疑,新农村建设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是最为系统最为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实施方案。如果说,中央政府制定的相关三农政策是重塑农民主体的宏观环境,那么新农村建设就是重塑农民主体的中观环境。新农村建设涉及“三农”问题方方面面,但最终要靠农民这个主体创造性完成新农村建设各项任务。农民是新农村建设当仁不让的主体,要建设好新农村,首先要建设好农民。事实上, 2006年在各项优惠政策、启动资金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推动下,新农村建设开局可谓良好,但2007年以来明显感觉到其热度急剧下降。一方面是后续建设资金难以维系;另一方面目前农民素质很难高效建设新农村,农民精英继续留在城市,新农村建设中的“人”问题逐渐凸现出来,而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难以继续推进的最主要阻力。现在是到关注农民人力资本建设的时候了。唯一的途径就是加大向农民投资的力度,提升农民人力资本的质量。

    3、农民主体致富诉求是重塑农民主体的微观环境

    目前,针对农民如何分类的学术研究很多,但主要集中在农民工问题研究上,对留守农民的研究也更多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上进行研究。实际上不管从何角度解构农民,就目前中国农民现状来说,简单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留守农民和农民工。留守农民大多是由于年龄、健康和农活所系而不得不留在农村,在他们身上折射着中国农民勤劳智慧善良等优秀品质。他们内心渴望早日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盼望着庄稼能带来好收成,期待着在外务工的家人带来致富希望;农民工愿意承受背井离乡的痛苦唯一动力就是希望通过辛勤的劳动而致富。新一代大多农民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大潮中成长起来,而城乡差距继续拉大使农民群体致富诉求表现得更为强烈。

    农民致富的强烈诉求与农民人力资本偏弱形成鲜明对比。农民想要致富,也必然思考自身优势和劣势,所以我们不难理解,现在的农民非常渴望拥有知识、技能和热爱自学等现象。各种技工学校生源大多来自于农村就是很好的佐证。农民群体渴望得到培训和再教育的机会,提升自身人力资本质量,使投资农民人力资本变得更加有效率和意义,因为农民有强烈的致富愿望必然引发来自于内心的合作和积极实践。

    四、探索重塑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的新路径依赖

    仅从理论上论证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寻找重塑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新的路径依赖,并在实践领域中加以证明。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会长期坚持重视工人人力资本投资政策。难道没有人发现人力资本理论的缺陷和农民的现实困境吗,当然不是这样。道格拉斯.诺斯从制度角度考察了西方近代经济史后,发现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现象[6]256。本文认为,造成发展中国家长期坚持重视工人人力资本的投资政策是由其人力资本投资制度的路径依赖法则所致。

    (一)旧路径依赖对重塑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形成了锁定效应

    路径依赖又称路径依赖性,它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所以,路径依赖有良性路径依赖和恶性路径依赖之分。旧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和制度就是恶性的路径依赖。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如同技术演进一样,也存在着自我强化机制。旧的人力资本理论及其在该理论指导下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必然造成对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漠视和偏见,对重塑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形成锁定效应。

    旧路径依赖对重塑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的锁定效应至少有三个方面主要表现。一是农民无法从理论上获得被投资的主体地位;二是实践中往往遗忘了农民也是人力资本,在政府实施人力资本投资时农民被边缘化;三是农民人力资本投资地位的边缘化可能被长期固化。由于制度依赖法则发挥作用,旧人力资本投资路径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农民无力改变旧路径依赖,需要借助外部效应,即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府政策的强制变迁,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有效扭转。

    (二)探索重塑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新的路径依赖

    1、建立民工返乡机制,培育精英农民

    大量农民工长期滞留城市,给城市带来经济发展和繁荣,为城市与工业发展立下了赫赫功勋。根据著名学者陆学艺的测算 ,一个农民工一年创造的GDP不少于25000元,农民工一年工资约为8000元,净贡献了1.7万元。全国现在有近1.2亿的农民工,每年农民工贡献城市和工业是2万多亿元。中央财政每年补贴农民几百亿元,但和农民做的贡献相差甚远,弱势群体农民工补贴城市和工业的历史应该尽早结束。本文认为,农民工应该重回农村,尤其是回到其所在乡镇企业。农民工一般视野开阔,有技术有知识,他们是振兴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新农村建设主体素质普遍较低,需要精英农民作为火种,点燃建设新农村的希望。从短期来看,建立民工返乡机制会不利于城市和工业发展,但会诱发中国工业长期依靠压低农民工工资来获取发展模式的阵痛与变革;从长期来看,建立民工返乡机制会让中国工业有意想不到的质变,即可能实现“中国制造”的尴尬变为“中国创造”的光荣。

    建立民工返乡机制,需要相应政策配套措施来实现。一是大力鼓励优秀农民工返乡。在资金给予农民工返乡补贴,在政策上给予他们创业税收减免待遇。实际只要政策环境合适,农民工也是需要“就业”成为实现“创业”的生力军。二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历史使命远远没有结束,新农村建设赋予了它新的历史使命。现阶段发展乡镇企业就是要为返乡农民提供了就业或创业的舞台。农民工在自己熟悉的家园实现致富梦想,不仅大大减少因农民外去务工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大大激发农民工的创业激情。三是大力发展乡镇第三产业。目前,发展农村现代服务业的土壤还不够肥沃,但传统服务业完全可以生根发芽。发展服务业让返乡农民工没有陌生感,也能促进农村三产地协调发展。

    2、改造3899部队,重塑留守农民

    留守农民无法承担起建设新农村的重任,但他们也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力量。留守农民大多是妇女和老人(本文限于篇幅,不讨论留守儿童问题),他们不管是身体素质还是受教育水平都无法与农民工相比,但他们以不堪重负的双肩艰难挑起了关系国计民生的中国农业。足见留守农民的智慧和勇气,重塑他们政府义不容辞。

    首先,恢复和提升留守妇女的生产力。重塑留守妇女,让留守妇女由农业直接生产者成为农村服务业的中坚力量。目前,妇女依然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生产者,从事重体力农活。由于丈夫常年外去务工,她们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受双重折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改造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让留守妇女摆脱繁重而简单体力劳动。对留守妇女进行职业再培训,让她们成为农村第三产业的主力军。这既符合女性身体素质要求,也有利于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

    其次,建立留守老人的再学习制度,发挥留守老人的余热和智慧。目前,按照年龄和身体健康等现状,多数留守老人应该退居农业生产二线或颐养天年,但目前留守老人既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也担负培养着留守儿童的重任。农村留守老人的再学习问题,往往被社会各界包括学界忽视。城市有各种老年大学供老人们实现终身学习,而肩负着留守儿童教育重任的留守老人是最需要再学习的,但目前农村无供给路径。社会学工作者通过研究发现,多数留守儿童存在着心理健康问题。据湖南团省委2004年专项调查显示 57%的留守中学生存在轻微或轻微以上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轻度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为47.7%,中度为9.0%,重度为0.3%。能真正解决上述难题,让留守老人发挥余热而不承担本不该属于他们责任,目前有三个途径,即农民工返乡、改造传统农业和建立留守老人再学习制度。

    3、坚持义务与职业教育并举,创新农民人力资本培育模式

    理论和学术界在研究农民人力资本投资时,基本上把目光集中在对农民义务和职业教育上。这种做法虽然没有错,但一味依赖传统农民人力资本培育模式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义务教育是公平教育,起点和水平都很低,不能使农民达到与现代农业相匹配的生产技能。另一方面目前农村职业教育还是以单纯就业而非创业为导向,职业教育市场良莠不齐现象明显,人才培养质量滞后于三产对人才质量的需求。在现阶段要想追赶上工人人力资本培养质量,创新农民人力资本培育模式,必须坚持义务与职业教育并举;必须考虑到工业化、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同为中国式现代化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这一特殊国情。

    第一,由过分重视农民知识资本培育模式转变为知识、健康、技能与智慧等农民人力资本全面培养模式。过分重视农民知识资本培养即教育投资,固然能提高农民农业生产技能和劳务市场竞争力,但长期以来造成农民健康尤其身心健康成为研究者所忽略的问题。由于人力资本的特殊性,身心健康往往决定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和寿命。目前,有关农民心理健康的咨询机构在农村基本上零。必须建立农民身心保健投资机制,发展针对农民的保健事业,真正关心农民在两级分化加剧等压力下的身心健康问题。同时,必须纠正对农民智慧的怀疑和否定等错误做法。实际上农民中有大量能人,只是大多数人才被埋没,需要我们发现并进行相应人力资本投资。

    第二,由农民承担培养成本的资本培育模式转变为由政府投资为主的人力资本培养模式。目前,除义务教育由政府来承担外,其它有关农民人力资本的投入基本上靠农民自己来投入。一方面农民并不富裕是中国农村的现实,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民没有意识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即便知晓,往往也不知道如何进行有效投资,而由政府来主导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克服以上两个问题。

    第三,由把农民培养成为农民工的资本培育模式转变为把农民培养成为农业产业工人的资本培养模式。目前,针对农民的职业教育主要是为城市工业服务的,农民工充其量是劳动密集型打工者。通过前文分析可知,农民工对农村经济的贡献与其对城市工业贡献及其自身的过度资本折旧相比是微乎其微的。本文认为,把农民培养成农业产业工人才是向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真正价值所在。农民需要依靠现代农业才能实现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现代农业也需要一大批农业产业工人来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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