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的新乡村建设运动*

    客座编辑语

    -----亚历山大.戴伊与马修.哈拉

     

    《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20079月夏季号p3-9

    翻译:杨柳

    校对:狄金华

     

     

     

    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官员和民众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农村正处于危机之中。在对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进行关注长达近20年之后,中国政府再次将农村视为其政策发展的中心,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并将“三农问题”视为中国“十一五”计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目标。大量激进的知识分子、学生和农民以及公众对农民问题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对城市—农村这一关注点的转向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激进主义分子以新乡村建设之名走到了一起,共同分享经验,促进农村试点工作。

    新乡村建设得名于20世纪20年代的乡村民粹主义运动,即由晏阳初和梁漱溟先生所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个早期运动和当前的乡村建设运动一样,旨在对农村的社会关系和农村文化进行重建和改革。虽然早期的乡建运动者在当时创办了一些乡村学院,并着手设立了一些农民合作和乡村自治示范点,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环境显然不利于早期乡村建设运动工作的展开。随着20世纪30年代末日军大举入侵中国,这些实验大都被迫中止了。

    总而言之,新乡村建设的倡导者们并不赞成农村经济的完全市场化和农村社区生活趋于恶化的局面。他们创办了合作社,帮助农民采取集体合作的方式解决他们在经济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然而,鉴于毛时代的社会主义重组和随后改革时期出现的非集体化和市场化的双重压力,农村社会关系解体了,农民也被逐渐分化。因此,按照新乡村建设的倡导者们的说法,乡村社会的重建是一项覆盖文化领域、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大工程。

    农村经济学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先生,便是新乡村建设运动最著名的倡导者。他认为,生产合作社是提高农村发展水平的唯一出路。依照他的观点,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在小规模生产、精耕细作基础上的中国社区才能够形成一种健康的市场经济体系。尽管温铁军先生以及新乡村建设的其它倡导者们十分谨慎的将自己与“左派”区分开来,他们对以纯市场为基础的发展战略的批判以及他们围绕乡村学院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仍被广泛地认为是中国“新左派”批判的一部分。正如温铁军先生在他的文章《解构现代化》中所论述的,为国家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所欣然接受并采纳的西方发展模式和快速城市化建设是一种“不可重复的经验”。因为这种经验的借鉴是以西方国家有能力对世界资源和市场建立殖民控制为前提条件的。对中国来说,不仅重复这个过程完全没有可能,光是这种尝试就足以给中国带来生态灾难和社会灾难。反之,他倡导另外一种渐变的发展途径:以国家对村庄社会重建的支持和对小农经济的保护为中心。

    该运动的另一个学术中心是农村社会学。新乡村建设运动者们反对在农村问题上使用抽象的概念陈述。相反,他们提倡以深入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去了解农村社会生活。他们的大部分研究关注的都是中国的中部地区,这一点跟这场运动本身十分一致。农村社会学家、现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先生,受费孝通先生20世纪30年代末所创作的有关中国农村研究的人类学著作的影响颇深,因为正是这些著作开创了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先河。本刊便包含了贺雪峰先生最近的评论文章《阐释农村发展模式和西方模式下新乡村建设方法的区别》,与温铁军先生一样,贺雪峰先生也认为西方模式在中国不可持续,并不适合中国。同时,贺雪峰先生也同费孝通先生和温铁军先生一样,认为市场是导致社会解体的一大原因。本书还收录了贺雪峰先生和他的学生谭同学有关民族志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农村社会关系和“村治”的相互作用。“村治”这一术语来自政治社会学,然而在研究、分析和实验的过程中它被重新定义和阐释。贺雪峰和谭同学认为,农村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不断恶化的现状是当前农村问题中最重要的部分。作为回应这一问题最具建设意义的策略,他们提倡社会实验的目的在于培养村民的合作关系,加强村民之间的民主团结。

    农村社区的重建实际上就是农民自愿合作和文化圈的建设。新乡村建设运动者们已经对多种合作社进行了实验。这些实验大多以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增加收益的小组市场和购买开始,继而展开集体互助式的生产。有些农村集体生产在当地信用合作社的帮助下,降低了信用合作社给农民发放贷款的风险。还有一些建立了合作医疗基金和医疗诊所。新农村建设的倡导者们意识到经济合作社难以建立,初步起头基金难以筹措,许多运动者认为通过文化活动,尤其是创建文化圈来建立社区精神是建立合作社的十分重要的第一步。中国农业大学助教何慧丽女士在河南省兰考县展开了合作社试点工作。与贺雪峰先生的文章一样,本书也收录了她有关这些实验点的报告,在报告中,何慧丽也强调了在建立经济合作社的同时,社区文化的建设同样十分重要。

    当新乡村建设的倡导者们强调中国民族现状的特殊性时,如农民范围广、农村发展受历史局限等,他们也没有忘记去借鉴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乡建运动者及其示范点的经验。我们在温铁军先生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可以了解到,他和另外一些新乡村建设的运动者们已先后对印度、泰国、墨西哥和巴西的许多可行性发展示范点进行了访问。其中,印度卡邦的人民科学运动对中国乡建运动者的影响颇深。这项科学运动帮助印度人民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实现了社会在诸如健康、教育领域方面AWARD-WINING的发展。致力于新乡村建设运动的还有香港的学者,如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教授刘健芝,她开展了一系列的对话活动,包括组织国内外关于可行性发展的跨国会议和工作坊、出版文章和采访等,帮助中国广大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与海外运动者建立了直接联系。

     然而,只是分子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十分融洽。历史上,来自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一直与农民大众保持着这样或那样、却不对等、不融洽的关系。在当代中国,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也部分建立在知识分子对农民进行教育和改造的现代化尝试基础之上。但是有些尝试同时也在寻求缓解传统的精英—农民关系方式。尽管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乡村重建和毛运动存在差别,甚至各个运动本身内部也存在分歧,他们在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中均集中于某种张力。这种张力介于中国急于通过“现代化”来应付外部帝国主义的扩张的迫切需要和“废除的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平等主义理想。后毛时代的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们在战略上优先发展脑力劳动者、优先发展城市,均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这些观点。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重现这些早期的平等主义理想,以及这些理想与仍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本刊开篇温铁军先生的文章和结尾篇邱健生的报告都涉及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这一实验基地。后者结合晏阳初先生的原则——如知识乡村化,进一步强调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作者本身在中国新形势下新乡村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邱建生是提出知识分子—农民关系这个问题的一个极其合适的人,因为他是该运动中的一员,但却是该运动中非常重要的非学术领导人之一。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他花了大部分时间培训农民精英,并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的村庄成立合作社。如果说温铁军先生的乡村建设中心和贺雪峰先生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称得上是新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主要的“理论基地”,那么,经中国人民大学和2个海外非政府基金支持,由邱建生、温铁军和刘健芝在当年晏阳初河北(定州—译者注)乡村建设实验旧址上重建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则可以称得上是其中的一个实践中心。受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国家和政府自2004年以来,就开始重新关注农村问题,先后免除了农业税,实施了粮食种植补贴,并增加了对农村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然而,这些国家项目将如何展开,对农村现状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国家之所以增加对农村的投资,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将农村纳入到市场经济体系中来。因此,政府不仅没有贯彻新乡村建设者提倡的政策建议,相反,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续推行市场-城市化的农村发展模式。这个发展战略取决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在市场经济体系下能够吸纳包括中国广大农村人口在内的城市就业率的大幅度增长。新乡村建设的运动者们对这些关键点仍持怀疑态度。另外,虽然新乡村建设运动将其自身定义为一场“运动”,但它是否能够成为一场既能提高农村人民生活环境,又能保护农村社会不受市场奴役的广泛的社会运动,这一点仍然不十分确定。

     

     

    注释:

    1.         有关该政策转向的一个扩展讨论,见亚历山大 黛伊的《农民的回归: 中国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政治与农民阶级》,博士毕业论文,加利福利亚大学,圣克鲁斯,2007 以及《农民的终结?中国新乡村建设》附22008年夏即将出版。

    2.         如贺雪峰先生在本刊文中指出,政府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计划构思范围相当广,政治观念各异的学者们都试图影响该决策的方向。中国读者们也许会注意到这一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术语与“新乡村建设”的提法十分相似。由于政府部门号召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乡村建设的倡导者们现在越来越倾向于用“农村建设”来代替“乡村建设”这一之前沿用于20世纪早期乡村建设的提法。这样一来,这两个提法除了后者没有“社会主义”之外,基本上可以说完全一致。不过贺雪峰先生的文章有助于我们区分这两个术语。政府部门所提的“新农村”,得益于受西方教育的经济学思想大师林毅夫先生,他提议将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基石,通过这个基石将中国广大的农村人口纳入到全球市场体系,进而实现土地私有化,加速农民城市化进程等。这一定义显然与贺雪峰先生和温铁军先生在文中所阐释的新农村建设的定义截然相反。但是,政府部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运动并不是单纯照搬林毅夫先生的方针。相反,政府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运动将各种不同建议(包括新乡村建设运动倡导者的建议)抽象成一个概念更为模糊的发展设想。也正是因为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化,使得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一运动建立起了自己资助的新乡村建设项目(见本刊何慧丽文)。最后,建设在此被翻译为RECONSTRUCTION,而不是CONSTRUCTION,也是遵从了晏阳初先生的当年的译法,所有相关部分对应的英语单词,乡建运动的倡导者们均与晏阳初先生的保持一致。但是,政府所指“建设却来自于列宁主义本身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传统思想。因此,我们将国家的农村建设运动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林毅夫的计划译为“新农村”,将本刊介绍的运动译为“新农村建设”运动。尽管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们借用的模棱两可的词组“农村建设”,而不是“乡村建设”,我们不得不指出此处“农村建设”这一术语体现了话语政治。

    3.         最初关于乡村建设运动介绍的英文资料请见,GUY ALITTO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困境》(伯克利:加利福利亚大学出版社,1979),以及CHARLES W HAYFORD的《致人民:晏阳初与中国乡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部分新乡村建设的倡导者们均将早期的乡建运动家——如梁漱溟和晏阳初——的理念作为新乡村建设运动的指导原则,见本刊中邱健生的相关文章。但是其它部分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们则对早期乡建运动多持批判态度。他们更倾向于从海外乡建运动的模式中寻找理念,或从毛时代的集体化中借鉴某些合理的部分。但相同的是,新乡村建设的倡导者们都强调新乡村建设必须通过创造性试验点来锻造一条新的路径。

    4.         中国中部“乡土学派”的农村研究涉及对“村治”这一术语的阐释,“村治”这一术语最初是指“乡村自治”和“村民自治”,后来也指“乡村治理”和“社会秩序”层面。但这些政策及其相关发展超出了本刊的研究范围。有关“乡土中国”学派形成的基本介绍请见吴毅等著《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题——简答应星先生的批评》,(《开放时代》,4.2005P82-96.)本刊中贺雪峰先生便是这个学派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谭同学的文章便是该学派一篇典型的民族志研究。有关“乡土学派”的2本专著,一个是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1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北京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另一个是贺雪峰先生的《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另外,“乡土学派”还从曹锦清有关河南农村的经典报告中吸取思想,曹的这边报告的英文译本《黄河边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反思》在伦敦ROUTLEDGE CURZON2005 出版。

    5.         本刊中何慧丽和邱健生的两篇文章连同另外10个示范点的文章一并发表于《新农村建设实践展示》,温铁军编,北京,文津出版社2006

    6.         由于本刊空间有限,我们不得省略了有关新乡村建设有关海外可行性研究发展流派进行交流的例子。但是这也是新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关中国与运毒运动者的2个关键交流被黄平等发表。《对话-卡邦的启示》(《天涯》,42001P48-57),及汪晖等发表的《探讨另类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印度乡村建设交流会》(《博览群书》,12004P4-22.社会学家及新乡村建设同仁,黄平在一篇较长的网络版文章中曾指出卡邦运动对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大的吸引力便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没有暴力,没有留学的改良主义革命”,而这个喀喇拉模式似乎给我们在技术和社会体系方面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改良主义革命”,见黄平等《喀喇拉的启示——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喀喇拉帮》(2001,可参考www.china-village.org

    7.         事实上,“理论”和“实践”中心的区别过于简单化了。因为象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实践中心以及像邱健生先生这样的非学术运动者都产生了抽象的理论反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本刊中邱健生先生的文章有所了解。而同时,理论中心也直接参与到了乡村合作项目的创办和调查中,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教授和学生对学院的支持得以证实,更有甚者我们还看到教授和学生直接充当学院的自愿者。晏阳初乡建学院最初是在温铁军先生先前的工作单位——中国经济改革杂志社——赞助下成立的,随着温铁军先生任职中国人民大学,学院遂转而受中国人民大学的赞助。除此以外,学院还受到(英国)行动援助和(香港)中国社会服务和发展研究中心2个项目机构的支持。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们最近在北京郊区成立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同样这个中心也是由温铁军先生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赞助。



    * 译文为《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20079月夏季号《当代中国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专辑客座编辑语,文章标题为译者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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