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处于社会体制深刻变革时期的中国农村,正如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所说:“农村给社会学家提供了一种实验室,那是收集了很多可供进行多种不同分析的自发性实验,地方情况的多样性和诸种个体条件的统一性使我们可以进行系统的比较,就像在真正的实验中那样,每个变量都可以被分离出来,快速的演变使得那些在一般演变中由于缓慢和错综复杂的情况而常常被掩盖了的运行机制与变化机制显露得一览无余。”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度中,农村社会的每一步变革都会对广大农民的社会行动理性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农民社会冲突行动理性的变化,也对农村社会的变革产生潜在或显在的影响。
在几十年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背景下,农村社会先后经历了国家集体主义意识控制下的“捆绑式社会”、“现代市场要素与传统因素二元对立并存”的社会、整体深刻转型的“裂变自致性社会“三种不同的社会阶段。不同的社会形态铸就了不同的农民社会行动理性。在经历几十年不同的命运洗礼中,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看似波澜不惊的社会转型前后的各种社会冲突,可以看作是农民持续追求生活理性的复杂社会行动。
然而.实际考察和分析有关农村社会冲突的材料会逐渐被这样一个谜团所困扰:在把社会冲突作为一种理性行动的前提下,从纵向的变迁的视角,通过农村那些看似零星孤立的社会冲突比较,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冲突行动的理性是沿着怎样的路径发生变迁的呢?
对这些迷惑的逐步考察、理解、澄清,直至能够搭建一个学术对话平台的重要突破口便是:对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的理解和把握,是了解农村不同的社会阶段下农村社会结构特征的一种视角和方式,获得对农村社会结构变化规律和必然性的认识,其最终目的应该是化解农村冲突、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通过这种对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以及变迁背景的自觉把握和理解,并通过对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路径的认识进入到对农村社会关系结构变化的认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新农村建设中所面临的现实而迫切的问题。研究的过程中,深入农村内部,洞察村庄社会关系结构所发生的变化规律,动态地把握农村社会冲突理性的变迁在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实际运作逻辑和作用,能对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处理起到一定理论阐释和现实指导作用。
把握和理解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的路径,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几十年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结构特征做历史的、动态的全方位梳理,进而考察不同社会阶段和形态下农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规律,这也正是沿着普通社会学“行为——关系——制度的一般研究路线来探索中国农村社会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行动理性。用这样一种方式,使人们对农村社会的“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
二、研究方法与个案的选取
(一)微观个案延展分析方法。
农村社会冲突理性的变迁并非农村社会冲突真实表现的摹写,但它仍来自于农村社会冲突事实本身,是通过变形的社会冲突事实,即通过一种合适的方法,把具有典型特征和意义的那些个体的却能反映整体事实的因素予以加强、突出。这样将有助于在农村社会冲突的研究中增长推断和把握的技巧,它不是对农村社会冲突现象的表面实在描述,但却为描述农村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表达手段。
而从纯粹的概念而言,研究不能出于主观的策略和对策需要来构建“对象”,也不能直接通过经验现实就能发现一种想要得到的分析架构,而是从那些历史实在材料中抽取出来的个案构成为独一无二的整体,组成参照对象,为分析农村的社会冲突提供比较分析的框架和模型,这正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方法论基础。
对于农村社会冲突理性的研究一方面要在一个比较小的切实可以把握的研究单元(可以说成是一个“小的社区”上把握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的路径;另一方面,又需要站在动态的历史的角度,在一个当代的场景中考察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的、糅合和并存的现状。因此在研究中,本研究试图将研究方法定位为“微型个案延展”的方法,也就是在把自己的研究视野框定在一个小小的自己可以切实把握的研究单元的基础上,收集和整理研究单元内部的个案资料,再将个案产生的社会脉络或情景也纳入考察的历史范围,特别是个案的“前历史”以及个案的后果,从而来说明在当代中国不同社会形态下,农村社会冲突理性的形态及其变迁的路径和历史条件。
而这个小的、确实可以把握的研究单元便是“村庄”这个行动单位。因为村庄是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和结构变迁的重要实际行动单位,在这个行动单位内,村民们围绕着各种社会关联展开各种社会行动、架构各种农村社会关系和固化各种农村社会制度,与这些农村社会事实中所伴生的个案社会冲突,往往是特定时空背景下农村社会行为——关系——制度变化的“浓缩镜头”。这样,以村庄为微观的分析单位,延展分析行动单位内个案的“前历史”及后果,来把握和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为观察农村社会冲突变迁的规律提供了合理的现实解释空间。
(二)个案村庄的背景介绍。
本研究中的个案诞生在湖北省S市的自然村庄D村内,D村是一个典型的丘陵村庄,是在20世纪50年代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下形成的一个农业合作组织村社,改革开放以前村庄内的农民一直以农业经济为生,村庄内部2000多人口中主要以柏氏和万氏家族的人为主,各姓氏内部的人在传统力量和制度安排下团结互助、平静相处,但宗姓之间界限分明。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村庄内部在当地小城镇化进程的拉动下,逐步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小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时,乡镇企业逐步因失去活力而“塌陷”,而一些个体私营经济效益日益显著。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方面村庄内部个体经济逐步成为了当地经济生活的主角,另一方面村庄里的剩余劳动力每年周期性地大量外流,农业经济进一步被“边缘化”,村庄内同一宗姓内部和不同宗姓之间的社会冲突也日益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在D村的东边流淌着一条狭长的河流,河道两边的河床是村民社会行动的微观集中场所。几十年以来,村民在河道的两边围绕着不同的“资源”展开了具体的社会行动。围绕着“河床”两边不同时期有限的资源,村民之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冲突行为。本研究中的几个具体个案,均来自对三种不同历史时期村庄内的农民在同一河床上所经历的社会冲突行动的观察和理解,通过延伸考察和分析这些个案中的条件,以逐步来把握和理解所需澄清的问题。
三、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路径的分析
(一)价值型理性的维存。
20世纪80年代以前,河道的两边是荒草连片,在夕阳的映照下,柔软的沙滩也随处可见,村民们集体耕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柏氏宗姓内的村民也是团结互助,当柏氏家族内部有谁出现经济困难或受到外姓人的“欺负”,柏氏内部人都会鼎力相助。从建国开始到改革开放一段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农村社会是处在国家集体主义意识控制下的一种“捆绑式社会”。这一时期,村民的社会行动对伦理关系有着一种自觉,遵循着“礼”的规定,吼在国家强意识形态的制约下,农村社会在国家强有力的权力制约下进行着集体性团结的生产和交往;低水平的劳动生产力所客观需求的“农民公社”使农业劳动者之间相互依赖性水平较高,以及对非农业社会资源的依赖度较低,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村民之间被国家和集体的力量捆绑团结在一起。但是,这一时期村庄内部的冲突并不是不存在,通过与村庄内一些老人一起回忆和交流,发现在“捆绑式社会”形态下,村庄内的冲突多数是与村庄日常生活中传统的有关礼的规定密切相关。这一时期,在村庄有限的生活空间范围之内,村庄的社会冲突理性有着怎样的特征呢?这样的特征存在又有怎样的背景呢?请看下面这个个案。
个案1(根据村庄内的一位老人陈述后整理而成)
柏某在20世纪70年代初D村集体修建水库的过程中不小心受伤,落下了一支腿残疾,行动不是很便。70年代中期,柏某在经过河道边的小路回家的途中,在河边玩耍的万某家小孩嘲笑柏某叫“歪娃儿”,柏某听到后异常气愤,随即骂万某的孩子没有教养,并说是万家的“遗传”和“根痕”,万某听后亦很不解,便与柏某争吵起来。村庄内柏姓村民见柏某受到了“欺负”,就聚集起来骂万某太没有教养。随后,村庄内两宗姓中间的多数人都卷入了口角之争,万家的人与柏家的人也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互相指责对方不懂事,并持续了几年时间。
分析个案可以看出:在“捆绑式社会”形态下,在因万某家小孩对柏某的嘲笑而引发的村庄内部冲突,是两个不同姓氏人群之间的冲突,通过个案中的材料发现,不同姓氏人群之间的冲突并没有显著的利益目的,只是互相指责对方没有“教养”,“口角之争”的最终目的是让对方有“教养”或“不忌童言”,不能看别人的“笑神儿”(D村的俚语,就是“笑话”的意思),从目的上看,村民之间的冲突的终极目的是利用冲突发泄对“没有教养”的人的不满,以维护村庄的传统价值以及村庄特有的礼的秩序规定。这些冲突理性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至于最终有没有使“万家人”变得有“教养”或使“柏家人”做到“童言不忌”,或从对方那里得到其他的“报酬”,则没有纳入到他们的冲突形式和卷入程度、激烈程度的考虑范围之内。通过这个个案,可以进一步发现:这种在“捆绑式社会”形态下的农村社会冲突理性更多地是一种价值理性取向,它是村民基于对村庄传统秩序维护的一种自觉理性的选择。
考察这一时期农村的社会冲突行动,会发现“捆绑式社会”形态下的农村社会冲突是通过有意识地把一特定社会冲突作为对某种传统与习俗的自觉维护或抗争,并坚定不移地有计划地把达到对产生社会某种传统价值的维护作为冲突的取向。也就是说,村民们这种形式的社会冲突理性是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它并不考虑彼此之间的“指责”和“争吵”有无现实的成效。
(二)价值型理性与工具型理性的对立并存。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集体主义经济的结束,村庄内的农民逐步在河道两边开荒种地,连片荒草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平整的有严格地标界限划割成条状的沙滩地,村民们在属于自己的那块沙地上耕种粮食作物,由于沙地靠近河道,土地湿润又平坦肥沃,基本不受天灾的影响,庄稼收成稳定,村庄内的每家每户都“企图”在沙滩上开垦更多的属于自己的土地,为争抢沙滩地,村民之间逐渐出现了一些冲突事件,甚至以前比较团结的柏氏宗姓内部的人也出现了小范围的冲突行为,这一时期村庄的社会冲突与以前相比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请看下面这个个案。
个案2(根据访谈资料整理而成)
柏某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河床边上开垦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沙滩地,以稳定自家的庄稼收成。与柏某沙滩地临近的是柏某一个侄子的沙地。他们都在自己的属地上种植了苞谷(玉米),但柏某因为腿脚不方便,每年向自己地里盘运农家肥以及在收割的时候都显得“艰难”,于是柏某就和侄子协商,让其侄子每年帮他盘运农家肥和收割苞谷。柏某每年给其侄子300斤苞谷或150元钱。柏某的侄子在起初一两年里倒还是按“协商”行动,但两年后柏某的侄子认为柏某的收成越来越好,应该给他提高“报酬”,否则来年不再帮柏某的忙,但柏某认为侄子的要求是没有根据的,随即柏某和侄子发生强烈争吵,柏某甚至动手打其侄子的儿子,柏某的侄子异常气愤,要求柏某重新给自己算前两年的“报酬”并从此不再帮柏某的忙。自此以后,柏某与其侄子虽然经常一起在相邻的沙滩地上耕作,但好似行同陌路,柏某的侄子有时出于“礼节”叫一下柏某。在我们谈及此事时,柏某的侄子还是笑着说:“咋搞哈,那时哪个不想自己多得点银子毛,我柏叔身子不便,我自个家经济也紧张,我帮或不帮他,咋样都难搞。”
延伸分析上面的个案可以看出,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使村民们逐渐从集体化的经济和思维模式下解放出来,随着市场因素不断地向农村渗透,农村随即进入市场要素与传统因素二元对立并存的社会。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一方面农村社会总体性资源和组织逐渐解体,个人对资源配置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农村社会集体活动的能力逐步下降,利益的驱动逐渐占据着村民越来越多的思维空间,于是村民们各自在河床上开垦属于自己的“沙地”以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柏某虽然和侄子在传统上是一家人,但各自为了稳定或提高自家的收成,达成了某种“契约”,柏某和其侄子的“契约”是融合了“给自家人帮忙”的属于传统的价值和“稳定或提高自个儿收入”的目的性要求。
村民们在使物质生活理性化的进程中,却导致了生活意义的失落和合理价值的疏远,造成了诸如市场等非人格的力量以及对人的新的全面的控制,村民陷入了与社会、历史的冲突,即人自身内两极(手段合理取向与价值合理取向)的冲突,由于传统的习俗、观念还未完全退出村民的思维空间,于是农村的社会冲突出现价值理性取向与目的理性取向交错的状况,就是在冲突的目的和结果上虽然表现为价值合理的行动,但村民们在冲突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和所进行的步骤则可能是目的理性取向的,或者是冲突行动的目的和结果上虽表现为目的合理的行动,但冲突所采取的手段和所进行的步骤则可能是价值理性取向的。从柏某侄子的话语中不难发现:柏某的侄子和柏某在这场冲突中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是坚持价值理性还是坚持目的理性成了两难的选择。价值理性取向与工具理性取向融合的农村社会冲突理性,是农村社会现代要素与传统因素二元对立并存的社会形态和结构在行动上的具体体现,也是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冲突理性的现实表现。
(三)工具型理性的扩张。
自20世纪末开始。随着D村附近的乡镇建设和交通建设发展需要,D村河流两边的“沙子”逐渐成为重要的“建筑材料”,其价值逐步上升,成为村民们“开发”的重要资源。村民们在河床上展开了疯狂的“圈沙”运动,严格地划分属于自己的“属地”采沙。村民们每天都蹲在自己的“属地”旁边吃饭边等待远方开来的卡车,甚至在年关的时候,村民们都没有放弃任何可以增加自己收入的“机会”。在访谈中发现,只要一听到汽车的响声,村民们都纷纷拿起自己的铁铲,热情“迎接”顾主到自己的“采沙区”来装沙。没有招揽到顾主的村民,便会用他们的眼神告诉你他们内心多少有些气愤不平。在调查过程中,你会听到河床上经常出现村民们相互为争夺“顾主”而发生争吵和打架事件,一些村民甚至会故意在采沙区附近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或故意在道路上挖坑来“报复”那些没有到自己“属地”来的顾主。在调查的过程中就有几起因抢夺沙子而发生的激烈冲突。细心观察会发现这些冲突,与前面所描述的冲突相比又有了可以轻微感受到的但却很深刻的变化,请看下面的个案。
个案3(根据访谈资料整理而成)
2006年10月,村民柏某购买了一艘采沙船,实现机械化采沙,效率大大提高,柏某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很多顾主都主动到柏某那里“买账”,使得柏某周围村民的“采沙区”生意El益冷淡。多数村民抱怨柏某误了自己的生意,对柏某的不满El渐增多。一天,另一村民万某,组织了村庄内包括柏姓在内的30多户村民,一起来到柏某的“采沙区”,他们对柏某说:“你买个采沙船有个啥了不起的,河边的沙是整个村的公共资源,光你一个人大量开采发财,对其他的老百姓来说太不公平了,总得让我们吃饭吧。”并要求柏某要么把采沙船挪走,要么把所得收入平摊给村民。可柏某认为大家伙都在开采,谁有本事多开采就多得。最后,一位姓柏的村民大声说:“你这是放狗屁,不行了我们自己来。”在他的号召下,十几个村民一起气愤地把柏某的采沙船给砸坏并掀翻了。柏某异常气愤,拿起铁铲向那位姓柏的村民扔了过去,最后双方爆发了更激烈的冲突,柏某的采沙船被毁坏不能再采沙,柏某的胳膊和脸被打成轻伤,最后在村干部的协商下,柏某拿出了部分钱,该村庄内的每户人家分了两百多元。河床上的采沙活动又“轰轰烈烈”地继续开始了。
延伸考察上述个案材料会发现,发生在新世纪里的D村庄内部的社会冲突,与前两个个案中所描述的冲突相比,在程度上更激烈,规模上更庞大,冲突的目的性更加暴露无疑。结合村庄当前的经济、社会背景考察会发现,这次社会冲突更多地是受村民们经济工具理性的指导,冲突的原因和结果都带有很强的目的性。表面上看,村民发动冲突是为了追求资源的平等共享,但其真正目的是每个村民都直接想在采沙活动中获利,而且是柏某自己“家里”的人发动了直接的冲突,发动冲突的人是想把这种冲突作为获得各自利益的手段或条件。价值理性的影子似乎离这次冲突更远,工具型理性作为冲突的指挥棒直接发生着显著的作用。
从个案3中能真实地感受到:当农村社会进入到整体深刻转型的“裂变自致性社会”后,农村社会冲突的工具理性加大扩张的步伐,竞争失去了伦理目标,而去追寻外在的价值,只追求手段而不追求结果。剧烈的社会变迁则可以由这些人来解释,他们失去了往日价值观的基础,在社会冲突的过程中逐步通过和利用外界事物(利益)与其他人互动,将冲突作为条件或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冲突结果的目的。这种取向的冲突的基本特征就是村民会对冲突行为的手段、过程与结果进行比较深入的理性的预测和理智的权衡,以得到或实现自己想得到的现实利益和目的。
四、逻辑分析与小结
在D村的“河床”这样一个小小的可以切实把握的研究单元的基础上,通过延展分析个案资料,将个案产生的社会脉络或情景也纳入考察的历史范围,所得到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的路径,正是当代中国不同历史时空下个别社会冲突理陛的独一无二的特征的整体串联体现。
通过“微型个案延展”的方法,对鄂西北S市D村庄的几个具体个案的延伸考察,当代中国农村社会不同时空背景下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的路径方向再次清晰地呈现出来。当代中国社会冲突理性从价值理性主导到价值性和工具型理性的对立混存、再到工具型理性的扩张,这条变迁的路径,可以通过下面的图表更清晰地展现出来。
这条一、问题的提出
处于社会体制深刻变革时期的中国农村,正如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所说:“农村给社会学家提供了一种实验室,那是收集了很多可供进行多种不同分析的自发性实验,地方情况的多样性和诸种个体条件的统一性使我们可以进行系统的比较,就像在真正的实验中那样,每个变量都可以被分离出来,快速的演变使得那些在一般演变中由于缓慢和错综复杂的情况而常常被掩盖了的运行机制与变化机制显露得一览无余。”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度中,农村社会的每一步变革都会对广大农民的社会行动理性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农民社会冲突行动理性的变化,也对农村社会的变革产生潜在或显在的影响。
在几十年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背景下,农村社会先后经历了国家集体主义意识控制下的“捆绑式社会”、“现代市场要素与传统因素二元对立并存”的社会、整体深刻转型的“裂变自致性社会“三种不同的社会阶段。不同的社会形态铸就了不同的农民社会行动理性。在经历几十年不同的命运洗礼中,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看似波澜不惊的社会转型前后的各种社会冲突,可以看作是农民持续追求生活理性的复杂社会行动。
然而.实际考察和分析有关农村社会冲突的材料会逐渐被这样一个谜团所困扰:在把社会冲突作为一种理性行动的前提下,从纵向的变迁的视角,通过农村那些看似零星孤立的社会冲突比较,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冲突行动的理性是沿着怎样的路径发生变迁的呢?
对这些迷惑的逐步考察、理解、澄清,直至能够搭建一个学术对话平台的重要突破口便是:对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的理解和把握,是了解农村不同的社会阶段下农村社会结构特征的一种视角和方式,获得对农村社会结构变化规律和必然性的认识,其最终目的应该是化解农村冲突、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通过这种对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以及变迁背景的自觉把握和理解,并通过对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路径的认识进入到对农村社会关系结构变化的认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新农村建设中所面临的现实而迫切的问题。研究的过程中,深入农村内部,洞察村庄社会关系结构所发生的变化规律,动态地把握农村社会冲突理性的变迁在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实际运作逻辑和作用,能对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处理起到一定理论阐释和现实指导作用。
把握和理解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的路径,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几十年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结构特征做历史的、动态的全方位梳理,进而考察不同社会阶段和形态下农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规律,这也正是沿着普通社会学“行为——关系——制度的一般研究路线来探索中国农村社会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行动理性。用这样一种方式,使人们对农村社会的“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
二、研究方法与个案的选取
(一)微观个案延展分析方法。
农村社会冲突理性的变迁并非农村社会冲突真实表现的摹写,但它仍来自于农村社会冲突事实本身,是通过变形的社会冲突事实,即通过一种合适的方法,把具有典型特征和意义的那些个体的却能反映整体事实的因素予以加强、突出。这样将有助于在农村社会冲突的研究中增长推断和把握的技巧,它不是对农村社会冲突现象的表面实在描述,但却为描述农村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表达手段。
而从纯粹的概念而言,研究不能出于主观的策略和对策需要来构建“对象”,也不能直接通过经验现实就能发现一种想要得到的分析架构,而是从那些历史实在材料中抽取出来的个案构成为独一无二的整体,组成参照对象,为分析农村的社会冲突提供比较分析的框架和模型,这正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方法论基础。
对于农村社会冲突理性的研究一方面要在一个比较小的切实可以把握的研究单元(可以说成是一个“小的社区”上把握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的路径;另一方面,又需要站在动态的历史的角度,在一个当代的场景中考察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的、糅合和并存的现状。因此在研究中,本研究试图将研究方法定位为“微型个案延展”的方法,也就是在把自己的研究视野框定在一个小小的自己可以切实把握的研究单元的基础上,收集和整理研究单元内部的个案资料,再将个案产生的社会脉络或情景也纳入考察的历史范围,特别是个案的“前历史”以及个案的后果,从而来说明在当代中国不同社会形态下,农村社会冲突理性的形态及其变迁的路径和历史条件。
而这个小的、确实可以把握的研究单元便是“村庄”这个行动单位。因为村庄是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和结构变迁的重要实际行动单位,在这个行动单位内,村民们围绕着各种社会关联展开各种社会行动、架构各种农村社会关系和固化各种农村社会制度,与这些农村社会事实中所伴生的个案社会冲突,往往是特定时空背景下农村社会行为——关系——制度变化的“浓缩镜头”。这样,以村庄为微观的分析单位,延展分析行动单位内个案的“前历史”及后果,来把握和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为观察农村社会冲突变迁的规律提供了合理的现实解释空间。
(二)个案村庄的背景介绍。
本研究中的个案诞生在湖北省S市的自然村庄D村内,D村是一个典型的丘陵村庄,是在20世纪50年代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下形成的一个农业合作组织村社,改革开放以前村庄内的农民一直以农业经济为生,村庄内部2000多人口中主要以柏氏和万氏家族的人为主,各姓氏内部的人在传统力量和制度安排下团结互助、平静相处,但宗姓之间界限分明。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村庄内部在当地小城镇化进程的拉动下,逐步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小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时,乡镇企业逐步因失去活力而“塌陷”,而一些个体私营经济效益日益显著。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方面村庄内部个体经济逐步成为了当地经济生活的主角,另一方面村庄里的剩余劳动力每年周期性地大量外流,农业经济进一步被“边缘化”,村庄内同一宗姓内部和不同宗姓之间的社会冲突也日益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在D村的东边流淌着一条狭长的河流,河道两边的河床是村民社会行动的微观集中场所。几十年以来,村民在河道的两边围绕着不同的“资源”展开了具体的社会行动。围绕着“河床”两边不同时期有限的资源,村民之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冲突行为。本研究中的几个具体个案,均来自对三种不同历史时期村庄内的农民在同一河床上所经历的社会冲突行动的观察和理解,通过延伸考察和分析这些个案中的条件,以逐步来把握和理解所需澄清的问题。
三、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路径的分析
(一)价值型理性的维存。
20世纪80年代以前,河道的两边是荒草连片,在夕阳的映照下,柔软的沙滩也随处可见,村民们集体耕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柏氏宗姓内的村民也是团结互助,当柏氏家族内部有谁出现经济困难或受到外姓人的“欺负”,柏氏内部人都会鼎力相助。从建国开始到改革开放一段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农村社会是处在国家集体主义意识控制下的一种“捆绑式社会”。这一时期,村民的社会行动对伦理关系有着一种自觉,遵循着“礼”的规定,吼在国家强意识形态的制约下,农村社会在国家强有力的权力制约下进行着集体性团结的生产和交往;低水平的劳动生产力所客观需求的“农民公社”使农业劳动者之间相互依赖性水平较高,以及对非农业社会资源的依赖度较低,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村民之间被国家和集体的力量捆绑团结在一起。但是,这一时期村庄内部的冲突并不是不存在,通过与村庄内一些老人一起回忆和交流,发现在“捆绑式社会”形态下,村庄内的冲突多数是与村庄日常生活中传统的有关礼的规定密切相关。这一时期,在村庄有限的生活空间范围之内,村庄的社会冲突理性有着怎样的特征呢?这样的特征存在又有怎样的背景呢?请看下面这个个案。
个案1(根据村庄内的一位老人陈述后整理而成)
柏某在20世纪70年代初D村集体修建水库的过程中不小心受伤,落下了一支腿残疾,行动不是很便。70年代中期,柏某在经过河道边的小路回家的途中,在河边玩耍的万某家小孩嘲笑柏某叫“歪娃儿”,柏某听到后异常气愤,随即骂万某的孩子没有教养,并说是万家的“遗传”和“根痕”,万某听后亦很不解,便与柏某争吵起来。村庄内柏姓村民见柏某受到了“欺负”,就聚集起来骂万某太没有教养。随后,村庄内两宗姓中间的多数人都卷入了口角之争,万家的人与柏家的人也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互相指责对方不懂事,并持续了几年时间。
分析个案可以看出:在“捆绑式社会”形态下,在因万某家小孩对柏某的嘲笑而引发的村庄内部冲突,是两个不同姓氏人群之间的冲突,通过个案中的材料发现,不同姓氏人群之间的冲突并没有显著的利益目的,只是互相指责对方没有“教养”,“口角之争”的最终目的是让对方有“教养”或“不忌童言”,不能看别人的“笑神儿”(D村的俚语,就是“笑话”的意思),从目的上看,村民之间的冲突的终极目的是利用冲突发泄对“没有教养”的人的不满,以维护村庄的传统价值以及村庄特有的礼的秩序规定。这些冲突理性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至于最终有没有使“万家人”变得有“教养”或使“柏家人”做到“童言不忌”,或从对方那里得到其他的“报酬”,则没有纳入到他们的冲突形式和卷入程度、激烈程度的考虑范围之内。通过这个个案,可以进一步发现:这种在“捆绑式社会”形态下的农村社会冲突理性更多地是一种价值理性取向,它是村民基于对村庄传统秩序维护的一种自觉理性的选择。
考察这一时期农村的社会冲突行动,会发现“捆绑式社会”形态下的农村社会冲突是通过有意识地把一特定社会冲突作为对某种传统与习俗的自觉维护或抗争,并坚定不移地有计划地把达到对产生社会某种传统价值的维护作为冲突的取向。也就是说,村民们这种形式的社会冲突理性是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它并不考虑彼此之间的“指责”和“争吵”有无现实的成效。
(二)价值型理性与工具型理性的对立并存。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集体主义经济的结束,村庄内的农民逐步在河道两边开荒种地,连片荒草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平整的有严格地标界限划割成条状的沙滩地,村民们在属于自己的那块沙地上耕种粮食作物,由于沙地靠近河道,土地湿润又平坦肥沃,基本不受天灾的影响,庄稼收成稳定,村庄内的每家每户都“企图”在沙滩上开垦更多的属于自己的土地,为争抢沙滩地,村民之间逐渐出现了一些冲突事件,甚至以前比较团结的柏氏宗姓内部的人也出现了小范围的冲突行为,这一时期村庄的社会冲突与以前相比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请看下面这个个案。
个案2(根据访谈资料整理而成)
柏某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河床边上开垦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沙滩地,以稳定自家的庄稼收成。与柏某沙滩地临近的是柏某一个侄子的沙地。他们都在自己的属地上种植了苞谷(玉米),但柏某因为腿脚不方便,每年向自己地里盘运农家肥以及在收割的时候都显得“艰难”,于是柏某就和侄子协商,让其侄子每年帮他盘运农家肥和收割苞谷。柏某每年给其侄子300斤苞谷或150元钱。柏某的侄子在起初一两年里倒还是按“协商”行动,但两年后柏某的侄子认为柏某的收成越来越好,应该给他提高“报酬”,否则来年不再帮柏某的忙,但柏某认为侄子的要求是没有根据的,随即柏某和侄子发生强烈争吵,柏某甚至动手打其侄子的儿子,柏某的侄子异常气愤,要求柏某重新给自己算前两年的“报酬”并从此不再帮柏某的忙。自此以后,柏某与其侄子虽然经常一起在相邻的沙滩地上耕作,但好似行同陌路,柏某的侄子有时出于“礼节”叫一下柏某。在我们谈及此事时,柏某的侄子还是笑着说:“咋搞哈,那时哪个不想自己多得点银子毛,我柏叔身子不便,我自个家经济也紧张,我帮或不帮他,咋样都难搞。”
延伸分析上面的个案可以看出,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使村民们逐渐从集体化的经济和思维模式下解放出来,随着市场因素不断地向农村渗透,农村随即进入市场要素与传统因素二元对立并存的社会。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一方面农村社会总体性资源和组织逐渐解体,个人对资源配置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农村社会集体活动的能力逐步下降,利益的驱动逐渐占据着村民越来越多的思维空间,于是村民们各自在河床上开垦属于自己的“沙地”以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柏某虽然和侄子在传统上是一家人,但各自为了稳定或提高自家的收成,达成了某种“契约”,柏某和其侄子的“契约”是融合了“给自家人帮忙”的属于传统的价值和“稳定或提高自个儿收入”的目的性要求。
村民们在使物质生活理性化的进程中,却导致了生活意义的失落和合理价值的疏远,造成了诸如市场等非人格的力量以及对人的新的全面的控制,村民陷入了与社会、历史的冲突,即人自身内两极(手段合理取向与价值合理取向)的冲突,由于传统的习俗、观念还未完全退出村民的思维空间,于是农村的社会冲突出现价值理性取向与目的理性取向交错的状况,就是在冲突的目的和结果上虽然表现为价值合理的行动,但村民们在冲突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和所进行的步骤则可能是目的理性取向的,或者是冲突行动的目的和结果上虽表现为目的合理的行动,但冲突所采取的手段和所进行的步骤则可能是价值理性取向的。从柏某侄子的话语中不难发现:柏某的侄子和柏某在这场冲突中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是坚持价值理性还是坚持目的理性成了两难的选择。价值理性取向与工具理性取向融合的农村社会冲突理性,是农村社会现代要素与传统因素二元对立并存的社会形态和结构在行动上的具体体现,也是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冲突理性的现实表现。
(三)工具型理性的扩张。
自20世纪末开始。随着D村附近的乡镇建设和交通建设发展需要,D村河流两边的“沙子”逐渐成为重要的“建筑材料”,其价值逐步上升,成为村民们“开发”的重要资源。村民们在河床上展开了疯狂的“圈沙”运动,严格地划分属于自己的“属地”采沙。村民们每天都蹲在自己的“属地”旁边吃饭边等待远方开来的卡车,甚至在年关的时候,村民们都没有放弃任何可以增加自己收入的“机会”。在访谈中发现,只要一听到汽车的响声,村民们都纷纷拿起自己的铁铲,热情“迎接”顾主到自己的“采沙区”来装沙。没有招揽到顾主的村民,便会用他们的眼神告诉你他们内心多少有些气愤不平。在调查过程中,你会听到河床上经常出现村民们相互为争夺“顾主”而发生争吵和打架事件,一些村民甚至会故意在采沙区附近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或故意在道路上挖坑来“报复”那些没有到自己“属地”来的顾主。在调查的过程中就有几起因抢夺沙子而发生的激烈冲突。细心观察会发现这些冲突,与前面所描述的冲突相比又有了可以轻微感受到的但却很深刻的变化,请看下面的个案。
个案3(根据访谈资料整理而成)
2006年10月,村民柏某购买了一艘采沙船,实现机械化采沙,效率大大提高,柏某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很多顾主都主动到柏某那里“买账”,使得柏某周围村民的“采沙区”生意El益冷淡。多数村民抱怨柏某误了自己的生意,对柏某的不满El渐增多。一天,另一村民万某,组织了村庄内包括柏姓在内的30多户村民,一起来到柏某的“采沙区”,他们对柏某说:“你买个采沙船有个啥了不起的,河边的沙是整个村的公共资源,光你一个人大量开采发财,对其他的老百姓来说太不公平了,总得让我们吃饭吧。”并要求柏某要么把采沙船挪走,要么把所得收入平摊给村民。可柏某认为大家伙都在开采,谁有本事多开采就多得。最后,一位姓柏的村民大声说:“你这是放狗屁,不行了我们自己来。”在他的号召下,十几个村民一起气愤地把柏某的采沙船给砸坏并掀翻了。柏某异常气愤,拿起铁铲向那位姓柏的村民扔了过去,最后双方爆发了更激烈的冲突,柏某的采沙船被毁坏不能再采沙,柏某的胳膊和脸被打成轻伤,最后在村干部的协商下,柏某拿出了部分钱,该村庄内的每户人家分了两百多元。河床上的采沙活动又“轰轰烈烈”地继续开始了。
延伸考察上述个案材料会发现,发生在新世纪里的D村庄内部的社会冲突,与前两个个案中所描述的冲突相比,在程度上更激烈,规模上更庞大,冲突的目的性更加暴露无疑。结合村庄当前的经济、社会背景考察会发现,这次社会冲突更多地是受村民们经济工具理性的指导,冲突的原因和结果都带有很强的目的性。表面上看,村民发动冲突是为了追求资源的平等共享,但其真正目的是每个村民都直接想在采沙活动中获利,而且是柏某自己“家里”的人发动了直接的冲突,发动冲突的人是想把这种冲突作为获得各自利益的手段或条件。价值理性的影子似乎离这次冲突更远,工具型理性作为冲突的指挥棒直接发生着显著的作用。
从个案3中能真实地感受到:当农村社会进入到整体深刻转型的“裂变自致性社会”后,农村社会冲突的工具理性加大扩张的步伐,竞争失去了伦理目标,而去追寻外在的价值,只追求手段而不追求结果。剧烈的社会变迁则可以由这些人来解释,他们失去了往日价值观的基础,在社会冲突的过程中逐步通过和利用外界事物(利益)与其他人互动,将冲突作为条件或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冲突结果的目的。这种取向的冲突的基本特征就是村民会对冲突行为的手段、过程与结果进行比较深入的理性的预测和理智的权衡,以得到或实现自己想得到的现实利益和目的。
四、逻辑分析与小结
在D村的“河床”这样一个小小的可以切实把握的研究单元的基础上,通过延展分析个案资料,将个案产生的社会脉络或情景也纳入考察的历史范围,所得到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的路径,正是当代中国不同历史时空下个别社会冲突理陛的独一无二的特征的整体串联体现。
通过“微型个案延展”的方法,对鄂西北S市D村庄的几个具体个案的延伸考察,当代中国农村社会不同时空背景下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的路径方向再次清晰地呈现出来。当代中国社会冲突理性从价值理性主导到价值性和工具型理性的对立混存、再到工具型理性的扩张,这条变迁的路径,可以通过下面的图表更清晰地展现出来。
这条通过个案延展分析所得出的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的路径,是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和历史形态变迁的“浓缩反映”,显示了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农村历史发展道路中,农民追求社会生活理性的持续的不断变化着的努力,而且这种变迁也许会朝着可以有限预测着的方向继续发生,它反映了中国乡土社会在“农业社会逐步边缘萎缩或终结”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解救。这种自我解救的过程本身,是农村社会冲突理性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厘清这条变迁的路线,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新视野,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行为——关系——制度”的变迁逻辑。
结合个案延展分析的结果,进一步地思考可发现:如果把农村社会经济、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看作是一种可以直接体验到的“公开的文本”或者称为农村社会关系舞台的“前台”,那么隐藏在这种“公开的文本”或“前台”背后的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就是一种“隐藏的文本”或叫“后台”。通过图表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形态(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决定了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的路径。而“公开的文本”有时候像是一种表演,用其来把握当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逻辑的可靠性也许值得商榷,但若从“隐藏的文本”来把握,或许可以找到推动农村社会历史形态不断变迁的主体一农村冲突理性的思维依据,利用这些理性思维依据,不仅可以阐明和解释农村社会冲突行为的目的和意义,还有助于去化解这些冲突行为。
参考文献:
[l]【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 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透视农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J].天府新论,2005,(4).
[3] 庞树奇,范明林.普通社会学理论【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o2.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Redfield,Robert.TheLitHeCommunity andPeas-antSociety and Culture ChicagoM】The University ofChicagoPress,1956.
[6] 臻·琴.试论中国人的“关系理性”[DB/OL].中国社会学网,www.sociology.cass.cn,2006.
[7] 于海.社会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8] Maciver,R.M.The Ramparts We Guard【M】.NewYork:Macmillan press,1950.
通过个案延展分析所得出的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的路径,是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和历史形态变迁的“浓缩反映”,显示了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农村历史发展道路中,农民追求社会生活理性的持续的不断变化着的努力,而且这种变迁也许会朝着可以有限预测着的方向继续发生,它反映了中国乡土社会在“农业社会逐步边缘萎缩或终结”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解救。这种自我解救的过程本身,是农村社会冲突理性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厘清这条变迁的路线,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新视野,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行为——关系——制度”的变迁逻辑。
结合个案延展分析的结果,进一步地思考可发现:如果把农村社会经济、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看作是一种可以直接体验到的“公开的文本”或者称为农村社会关系舞台的“前台”,那么隐藏在这种“公开的文本”或“前台”背后的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就是一种“隐藏的文本”或叫“后台”。通过图表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形态(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决定了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的路径。而“公开的文本”有时候像是一种表演,用其来把握当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逻辑的可靠性也许值得商榷,但若从“隐藏的文本”来把握,或许可以找到推动农村社会历史形态不断变迁的主体一农村冲突理性的思维依据,利用这些理性思维依据,不仅可以阐明和解释农村社会冲突行为的目的和意义,还有助于去化解这些冲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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