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早期外国来华民族学家的民族志作品翻译及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国民族学的这个早期阶段对于后来以至当下的学科发展走向有不容低估的影响,回顾并正确评价这段学科史有助于民族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学科史;鸟居龙藏;史禄国;多点民族志;追踪调查
民族学作为一门起源于西方的近代社会科学,它的成长与实地调查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①]民族学在清末传入中国之初主要是介绍学术思想、译述专著。中国人结合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查,真正展开是在20世纪30年代。[②]在中国民族学史上外国人在华进行的专业调查要先于国人,其对中国民族学的发端以及嗣后的影响不容忽视。我们认为,回顾这段学科史对于当前民族研究的深入是十分有益的。
一、20世纪早期外国学者在华调查述要
19世纪末叶以来,东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派遣了大批传教士、探险家、学者、外交人员、考察团等,深入中国边疆地区作社会调查。其中,鸟居龙藏、史禄国、葛学溥、葛维汉、洛克等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
鸟居龙藏(1870~1953)自1895年的辽东半岛调查开始,一直在中国从事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调查研究。1895年至1900年间,鸟居受东京帝国大学的派遣曾4次到台湾高山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陆续出版了《红头屿土俗调查报告》、《人类学研究——台湾的原住民》等作品,“这些以实地田野工作成果所发表的科学性的民族志著作……比英国提倡以第一手材料写民族志的社会人类学大师马利诺斯基和芮克里夫布朗的田野调查及其著作,还早十几年”[1]。自1906年开始,主要田野点转向蒙古以及中国东北部,“满蒙”成为鸟居调查研究的中心,并著有《蒙古及满洲》(1915)、《有史以前的满蒙》(博士论文,1921)、《黑龙江和北桦太》(1943)等。而在鸟居的学术生涯中,介乎台湾高山族调查和满蒙研究之间的,则是1902年7月至次年3月进行的中国西南调查。该调查采用了“多点式”(multi-sites)田野调查的方法,涉及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调查民族有苗族、布依族、彝族、瑶族等,《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都是根据调查经历和成果写就的。
史禄国(S. M. Shirokogoroff,1887~1939)系俄国人类学家,著名的通古斯学者,曾在西伯利亚以及旧中国的山东、直隶、满洲等地进行体质测量,并将研究结果以《华北体质人类学》为题发表(1923年英文版)。史氏是较早开展对文明民族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之一,还著有《满族的社会组织》[③]、《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等著作。其中,《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对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所处地理环境、经济类型、氏族分布、氏族组织和职能、婚姻、家庭、财产以及社会习俗等各方面都做了全面的阐述。而且史禄国的调查是20世纪20年代前进行的,“比我们早四十年,我们调查时已经消失的社会现象,在他调查时还存在或还有其残迹”,[2]为我们了解北方通古斯人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另外,史禄国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对葛学溥、杨成志、费孝通等人都有过学术影响或直接指导。
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作为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美国教授,他于1923年到过位于今天广东潮安县归湖镇的溪口村(凤凰村),在结合由其学生戴天纵等人于1918—1919年完成的实地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于1925年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一书[3]。该书详细记录了凤凰村的经济、家庭、宗教、教育、人口、社区组织等重要的一手资料,是较早从人类学、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汉人社会的重要著作之一。此外,葛学溥还在史禄国的指导下进行了中国南方人口的体质测量。中山大学教授容观琼认为,葛学溥的研究是社会人类学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它把社会人类学从研究规模小而简单的部落社会转向研究更为复杂的农民社会。[3](“译者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费孝通《江村经济》的里程碑意义似乎被一些研究者过分拔高了。[④]
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2)从1912年到1913年间,以传教士的身份在四川宜宾等地一边传教、一边从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尤其对四川南部苗族的生活文化、“僰人悬棺”、藏、彝、羌等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仅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而言,就发表了55篇涉及人类学、宗教学、考古学等学科的重要论文。[4]1932年,葛维汉被任命为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兼文化人类学教授。在此期间,他于1933年主持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首次考古挖掘,对推动四川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贡献。葛维汉深受博厄斯(Boas)学派的影响,因此在他的著作以及华西大学博物馆的展览中都能够见到美国人类学历史学派的影子。当代中国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认为,葛氏在打造中国“华西学派”的实践中是一位重要的成员。[5]
另一个颇值一提的人物是美籍奥地利植物学家、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l884~1962)。他于1922年到达中国的西南部,在此后的27年中,洛克踏遍丽江、迪庆、西康、怒江、木里等少数民族地区,大量采集动植物标本,广泛搜集、整理当地民族文化和自然地理资料,并潜心研究纳西族的东巴文化。自1924年发表《纳西人的驱病魔仪式》(美国《地理杂志》第XLVI卷)[⑤]开始,洛克在美国、中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联邦德国等国家先后发表或出版了大量论著,把云南纳西族东巴文化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给世界,被誉为“西方纳西学研究之父”。[6]其中,基于扎实田野工作的《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1947)[7]“是一本有关滇西北民族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奇书,也是研究分布在滇、川、藏区域纳西民族的宏篇巨著,对该地区的地理地貌、动植物分布、民族关系史都有独到、精辟的见解” [8],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在后来所写的《纳西族的文化和生活》(1963)中,洛克的许多观点更加深入,对纳西族生活与文化的描述也更为集中、系统。《纳西语—英语百科词典》(上卷,1963;下卷,1972)更是研究东巴文化的重要著作。
二、20世纪早期外国人在华调查对中国民族学建设的积极影响
民族学/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形成,与殖民地的开拓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以上早期在华部分外国民族学家(社会学家)的田野调查及其研究成果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民初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相当严峻,列强的侵略是文化、经济、军事并举的,所以人类学是帝国主义帮凶的恶名终难洗清。但是从学术上看,这些调查研究对于我国相关学科的奠基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其中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留下无以替代的宝贵民族志资料。这些早期来华民族学家的一些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尽管立场观点有错误,仍为日后的研究和了解当时的历史实况存留下无以替代的宝贵资料;尽管从事调查的外国人并非全是民族学/人类学科班训练出身,而且调查的对象有不少是汉人社会,但“外国人”的异族身份使其撰写的调查报告具有跨文化的他者视角,归为人类学著作也有其合理性。
值得提及的是,因为语言的隔膜以及地理、文化等方面的疏离,外国人在华调查往往不能缺少中国人的参与。比如,鸟居、洛克都曾雇佣当地翻译,葛学溥则仅于1923年到凤凰村进行过短暂的访问,1918~1919年的调查实由其学生完成[9]。自“马林诺斯基革命”以来,民族志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在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从业者身上实现了统一,之前由探险家、传教士、游客等非专业人士收集的材料则与“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一道招致非议,“专业训练的观察者”成为正统民族志的条件之一。然而,近年来有关学科定位与民族志田野工作的反思却尝试挖掘学科中非正统的传统。雷丁(Paul Radin)的民族志《旧金山的意大利人:他们的适应与涵化》就是这种非正统实验的例子。雷丁从当地的救济名册中查找、招募了大批调查者来收集民族志资料,并辩解道:“这种局限性……实际上增强了信息的可信度,因为学术和专业上资深的观察者常常是搜集可靠社会学材料的最差人选。他们的专业训练在他们自己和他们要询问的人们之间竖起了一道藩篱,他们往往缺乏与陌生人建立联系的经历加高了这道藩篱……观察者的基本条件就是他具有一种天赋,即一种能以谦虚的行为与信息提供者建立直接而密切接触的能力。像保险代理人和房地产经纪人之类的推销员和商业律师等往往具有建立这种关系的能力。”[10]对此,古塔和弗格森提醒我们不能对雷丁的异说一笑而过,而应注意考虑从中引出的严肃问题。毕竟,大量民族志者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土著”研究助手来搜集资料,在“异文化”中真正独自地从事田野调查的“孤立的人类学家”少之又少,因此,“专业训练的观察者”所特有的自负心态实在是有待商榷的。如此说来,最关键的问题不是研究者是否受过科班训练,而是展现田野现场和驾驭民族志材料的实际能力和成果。
其二,在当时世界人类学的主流外开辟了新领域。这些调查实践本身在当时世界人类学的主流方向之外开辟了新领域,即从研究封闭的部落民社区转向文明民族。以往,这一点通常被学科史的研究者认为要到费孝通写作《江村经济》才算一个里程碑[⑥]。但我们认为,实际上鸟居龙藏、史禄国、洛克以及葛维汉等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以及20世纪20年代后期美国女人类学家米德(M. Mead,1901~1978)对萨摩亚与西方文明所做的比较研究,都已突破了民族志写作早先的类似太平洋岛民的模式。[⑦]费孝通也承认,史禄国老师“从不同体质类型在地域上分布,结合了他在其他方面的知识,对东亚民族在历史上的变动过程作出了宏观的设想,为我们当前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11](P.105)。看来,费孝通本人的创新或许突出表现在“非西方”的“本民族学者”研究本文化方面。
第三,刺激中国学者转变书斋治学传统、走向田野求知。早期的由外国人实施的中国民族调查刺激了中国学者,一改之前做学问的方式、激发他们深入田野,自己打造中国的民族学并且要力争在世界民族学中占据相称的地位。借用较早践行民族学实地调查者杨成志的话来说就是:“在学术上不长进的中国,得着外国人的教授来帮忙,这本是应该的;但是要利用他来做调查国内各民族的生活状况,希望他能够尽力致意为中国开新学术的曙光……我现在有几点疑问藏在心里头——外国人对于中国风土人情的观察,未必较中国人自己认得透辟,外国人的居处,未必能适合‘入乡随俗’的行动,外国人的忍劳耐苦,未必能较中国人为高明……”[12];“与其让外国人代庖,不如我们自己来干一干。为什么呢?因着历史的背景、社会的习惯和语言的关系,中国人在本国当然比外国人在中国减少许多隔膜。”[⑧]
另外,史禄国、葛学溥等人都曾在中国大学中供职,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人才的培养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依费孝通的回忆,史禄国是对他一生学术有深刻影响的导师之一,自己初出茅庐去大瑶山调查是史老师指导的,正是由于老师的指点、穿了坚实的长筒皮靴,才在遭受意外伤害后没有落下终身残疾;至于自己晚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更是“直接从史氏的Ethnos论里传来的”。[11](P.90)而时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事务员的杨成志在担任史禄国助手期间,加深了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认识,并搜集了大量有关罗罗的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资料,在分析资料的困难的刺激下,又留法深造,以图将来对中国民族学做出贡献。
第四,重视文献对于民族学田野作业的指导意义。中国西南调查使鸟居认识到文献对于中国境内民族学研究的重要性,“对台湾生蕃(今高山族)的研究,总觉得古文献似乎没有多大必要。至于对西南各民族的研究,自古以来在中国就有很多文献……在旅行调查中,所到之处都可寻求到那里的史籍,对有用的资料还作了笔记。特别是归国以来,又读到一些欧美国家的学者写的与之类似的旅行记、调查记等民族志方面的著述。我已经感觉到,对于中国西南各族的调查,必须伴有文献资料。从来,自己的调查只是单纯地作实地调查笔记,那是不够的。这使我的头脑发生了一个划新时代的变化”[13]。这种思想方法的转变在其民族志著作中是有明确体现的,比如,《苗族调查报告》[⑨]就十分注重文献分析。
第五,采用“多点”(multi-sites)田野调查的方式。鸟居龙藏、洛克等外国学者的调查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多点”田野调查的方式,虽与当今全球化时代主张的多点式调查[14]存在一定差别,却合乎中国的国情且对中国民族学产生了显见的影响。以鸟居龙藏为例,他于20世纪初在贵州做的《苗族调查报告》注重汉文文献分析并采用了“多点式的”田野调查,这种调查研究方法比“马林诺斯基革命”早出好多年。鸟居之所以没有采取后来被费孝通等人沿用的马氏经典方式——单一村落(田野点)的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部分原因恐怕在于中国是个民族分支众多而且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大国,与太平洋岛民部落实在悬殊很大。后来新中国民族识别时,对许多民族的识别采用的都是多点式的田野作业,如潘光旦等对土家族的识别就是一个典型。再到后来的1980、90年代,西方学者杜磊(Dru Gladney)、路易莎(Louisa Schein)对中国回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调查也均采用多点式,而且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效果。[⑩]由此看来,鸟居龙藏采用的“文献分析入手、多点式调查”的研究方法基本合乎中国国情,对中国民族学或许有筚路蓝缕之功。
三、结语
改革开放已经30年;中国民族学会于1979年重建、第一个人类学系1981年在中山大学复办,至今亦几近30年。随着时代的进步,学者们的观念也在与时俱进。早期在华外国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实地调查的成果得到重视,重新(翻译)出版了不少旧作,他们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中国民族学的积极作用得到了更为公允的评价。[11]在注意其贡献和影响的同时,中国学人还利用历史资料积累之便进行了一些“追踪调查”或“再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2]总结历史经验是学科发展的必要,对此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需要始终保持敏锐的眼光、清醒的头脑并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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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进入20世纪后,人类学已经一反古典进化论时代的模式,更加看重参与观察为特征的田野工作,而把仅做文献资料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同行嗤为“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在西太平洋初步兰群岛调查的模式后来被称为该学科领域的“革命”,这种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②] 中国民族学史的研究者一般把蔡元培认作“西方民族学传入中国的奠基者”,而把1928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成立作为一个标志性大事。参考陈永龄,王晓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A] //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一辑)[C].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1;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M].胡鸿保,周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第二章;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7: 120.
[③] 中译本参见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M].高丙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④] 后来的西方人类学家曾经有这样的评价,认为开弦弓村(江村)案例之被广为推崇,其学术含金量不只是1940年代奠定的,而且是后续的多次追踪调查所添加的。参见保罗·霍金斯.“保罗序”[A] //[美]科尼利尔斯·奥斯古德.旧中国的农村生活——对云南高峣的社区研究[M].何国强译.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2007.
[⑤] 中译文参见甘雪春主编.大洋彼岸的目光——美国学者眼中的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⑥] 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前马氏写的“序”(1939年),中译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以及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1996年),载费孝通.从实求知录[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50-384.
[⑦] 当代美国人类学家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里曾对米德1920年代的萨摩亚研究有精当的评论,他们把她《萨摩亚人的成年》的这种研究方法称为“泛文化并置法”,认为它对于萨摩亚儿童养育文化的叙述是作为一种教训被提出来与美国儿童教育实践相并置的。参见马尔库斯,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M].王铭铭,兰达居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8: 216-221.
[⑧] 此乃杨成志在《云南民族调查报告》(1930年)“绪论”中语。在“绪论”中,杨先生还谈到践行考察的重要,并感叹外国人这二三十年来在这方面走在了中国人的前面;他提出中国文人应当反省“偏重闭门读书以为便能知天下事的恶习”,“振刷精神,实行到民间去!在那里有许多奇葩异果,待我们去摘取的”。参见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 27.
[⑨] 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M].国立编译馆译.上海:国立编译馆, 1936。日文原版于1902年。最近福建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少数民族卷》(续卷)已经将此著作收编入内。
[⑩] 两人的专著分别是杜磊《中国的穆斯林》和路易莎《少数民族的准则》。
[11] 费孝通暮年撰文对他的几位启蒙老师史禄国、派克、马林诺斯基等有不同于先前的评价。此外,19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翻译整理出版了不少此类外国人的著作并有关于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
[12] 早期外国人在华做的一些著名研究,为后辈学人的所谓回访与再研究提供了学术资源。以葛学溥的凤凰村研究为例,因其研究的重要意义,凤凰村成了学术名村,吸引着后辈学人对其进行寻访和追踪研究。周大鸣在寻访到凤凰村之后,于1995-1997年间耗时几个月前往该村进行田野调查,并撰写博士论文,然后修改出版为《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该书描述了凤凰村在经济生活、人口、婚姻、家庭、宗族、信仰习俗、教育等方面的变迁,分析了变迁的原因,并对家庭与“家族主义”作了一定的反思,与葛学溥著作中的模糊和差异处进行对话,对学术传承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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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绍明.“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A] //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四辑)[C].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7: 47-48.
[6] 甘雪春.走向世界的纳西文化——20世纪纳西文化研究述评[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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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大鸣.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5-6.
[10] 转引自古塔,弗格森.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C].骆建建,袁同凯,郭立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 28-29.
[11] 费孝通. 师承·补课·治学[C].北京:三联书店, 2001.
[12] 转引自刘小云.知行两相难: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探析[J].学术探索, 2007, (4).
[13]大林太良.“《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去》中的‘解说’”[A] //黄才贵.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0.
[14]相关论述参见George E. Marcus,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4, (1995), pp. 9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