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桥村的集市与农民生活*

    袁 松

     

    与传统农耕社会中相似,桥村村民所参与的是定期而非连续的集会型的市场。笔者将对集市的特征进行描述,并试图解释其存在的时空背景及当下变迁,然后讲述这种集市之于村庄社会的影响。

     

    一、桥村日常生活中的“赶场”

    桥村位于成都平原的边界,地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农户居住形态较为分散。桥村共有9个村民小组,1400多人,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各个小组在地理上大致形成一个自然村,有20-40户人家。村庄的宗族认同已趋没落,尽管村中随处可见晚清民国时的墓碑,但人们的祭祀行为已经个体化,宗族组织在建国后的革命运动中解体。

     

    2008年桥村的人均年收入在3500元左右,村民以种植水稻、水果和养猪为主要收入来源。桥村的打工潮出现在2000年前后,但村民外出务工的收入水平偏低(平均月工资在600-1200),工种偏重于体力劳动,且务工范围多在县城与成都市区。人们很少建楼房,最多只是将旧房屋粉刷装修。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村民们购买的建材价格要比市场均价高出很多。[1]与此同时,他们出售的生猪价格要比市场低出0.4-0.6/斤。

     

    桥村的主体分布在山上,山脚下的一条公路将村子与邻近的集镇连接起来。村子里没有小卖部,靠近公路的村民小组有几家农户腾出一间屋子作为商店,但是货物的数量很少,种类也很单一,主要是吸引路上的乘客来购买烟酒副食。村民们的主要的购物行为主要都集中在附近的两个定期举行的集市上,人们称之为“赶场”。

     

    “赶场”在桥村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在回答自己的闲暇时间如何安排时都会说:“去赶场啊!”村民们对邻近两个集市举行的日期非常熟悉:“2-5-8赶水口,3-6-9赶火井”,这句话的意思是,阴历每一旬的258号去东面的水口镇赶集,369号则去西面的火井镇赶集。

     

    除了每旬定期举行的集市外,村民们“赶场”的时间点还有在附近定期举行的庙会活动。笔者在村中调查的十二天内就经历了两次庙会,一次是在公路边的一棵老榕树下举行的,另一次则是在40里外的一座寺庙旁举行的“放生会”[2]。据桥村村民讲,该村是以四座寺庙作为边界,而附近的寺庙举行的类似的活动频率甚高。每次举行庙会,也就意味着一次颇具规模的临时的集市。

     

    村民赶集除了购买日常用品,出售禽类、蛋类以及自家栽种的水果之外,主要的还是出于一种娱乐,用村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好耍”:“心情不好了,婆媳吵架了,在家无聊了,就去集市上耍一耍”。笔者在村中调查时,一个家庭贫困疾病缠身的妇女在长时间的诉苦之后禁不住涕泪交加,但是当我们问到她平时有空赶场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时,她居然破涕为笑,因为这让她回忆起许多在赶场时经历的“好耍”的事。比如在路上和村里的妇女开玩笑,集市上卖狗皮膏药的人如何骗钱等等。

     

    二、空间距离与定期市场

        桥村村民们现在经常去的集镇(即水口和火井)[3]都距离村庄较远(8-10公里,坐客运班车需20-30分钟)。据村民讲述,以前这里赶场的地方有三个,除了前述的两个较大的集镇之外,还有一个被称之为油榨桶的小型市场,而且这个小型的市场离村民的居住地更近(约2-4公里),但近年来这个市场已经去定期化,也即是由定期的集市改成了常规的市场,出售商品的人由行商改成了坐贾。村民自己的解释是,反正去火井的时候要经过油榨,“顺便就把油榨给逛了”。

     

        水口和火井这两个集镇在交易日时的人流量很大。从集镇本身的状况来看,主要的3-5条街道上都已是固定的商店(以家用电器、手机、超市为主),但街道两旁仍保留了大量的临时性的摊位,经营的种类更为传统,如小吃、鞋袜、服装、饰品、农产品(水果、蔬菜、茶叶)、农具、香烛、膏药、算命等。集镇上主要的顾客群体是中老年农民,尤以妇女居多。

     

    对于这种周期性出现的集市,可以有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从农民需求的角度着眼。因为农民的消费水平有限,而日常所需的大量生活用品又可以实现自给自足,这使得在经济水平偏低的农村要吸引足够多的顾客以维持一个每天都进行交易的市场,就必须使这个市场的辐射范围足够大。而在传统时代交通条件与基础设施都非常落后的状态下,农民的外出购物又只能以步行为主,特别是在居住分散的山区,空间的距离就更是对市场辐射范围的限制,因为处于市场边缘的农民甚至无法在一天之内往返。解决这种矛盾的一个有效办法便是举行间隔的定期的集市,将农民长时段的需求压缩到少数的集日中来。

     

    其二是从集市上商品供给者的角度着眼。集市上的商贩具有流动性,他们在不同的定期集市上流动,以便吸引足够多的需求以产生必要的利润来维持生存。[4]也即是说,尽管农民是隔几天才参加一次集市,但这些流动商贩则是每天都在往“热闹”的地方聚集。假如这些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商贩全部聚集在一个固定的地点,那么当地的大多数当地农民所要跨越的空间距离就非常之大,但通过隔期进行的集市和常年流动的少数商贩的共同作用,作为消费者的农民要跨越的总体距离就可以被极大的减少。这也可以解释另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为什么集市上的那些摊点基本上都是由车辆改装而成。这些车辆稍经改装,就可以成为一个流动的店铺,在城乡之间四处聚集人气。

     

    近年来,随着山道的修缮,公路的硬化,农村客运班车的管理日渐完善,以及摩托车(包括三轮摩托车)在农村的普及,传统时代需要花费较多时间才能跨越的空间距离被大大降低,这种时空压缩在市场交易方面所产生的可能效果是,一方面,它使得消费能力上升的农民赶场的频率增加,“逢场比赶”。另一方面,是辐射范围扩大了的集市彼此竞争,那些以前的规模较小的集市(如“油榨桶”)渐趋没落,转而成为少数“坐贾”常规经营的冷落之地。

     

    桥村所处的地域因为处于山区,交通仍然不便,因而这种定期的集市仍然保持完好,倘若是处于平原,并且交通又日益发达的话,商业集镇的辐射范围将更为扩大,从而形成一个每天都有的“集”,也就是说,以前的隔期集市将随着市场容量的扩大而逐渐转变成常规的市场。

     

    三、市场圈与村民的交往范围

        在空间上,桥村所处的油榨乡刚好位于火井和水口两个集市辐射范围的交界处,因而村民两个集市都有参加。而与桥村东面相邻的石村,村民们则多去水口而很少赴火井赶集。从目前的辐射范围来看,火井和水口覆盖的都是四到五个乡,而每个乡都有十几个行政村。桥村所属的油榨乡的集市(“油榨桶”)覆盖的基本范围是本乡的十几个行政村。

     

        如果套用施坚雅的术语,桥村村民所说的“油榨桶”应该是一个基层集镇(对应的是基层市场),而火井和水口则是中间集镇(对应的是中间市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交通水平的提高使得之前的基层市场圈由“乡”一级慢慢扩展到了“区”(尽管这个“区”的行政建制已经被撤销),与此相对应的是,普通农民的日常交往范围也由此扩散开来。

     

    “赶场要趁早”,意思是说,早市上东西多,热闹,而且如果农民是去出售自己的农产品的话,去得早就可以卖出比较理想的价格。一个去集市上卖东西的妇女说,她早上起床的时间是凌晨五点,由于村里通往集市的大路只有一条,在去集市的路上她会碰到许多村里的人。在这个居住形态分散的山村,规模庞大的红白喜事[5]与平时赶场时的密集交通是村里人日常交往的惯常方式。这个在村中已经居住了30年的妇女声称,村里9个小组的每户人家的户主她都可以叫得出名字。

     

        人们在集市上也会碰到许多不同村的陌生人,他们攀谈的方式首先是拉关系,如:“我的某某亲戚朋友也在你村上住,你认识不?”通过这种在社会交往网络中寻找交结点的方式来拉近距离,然后双方再来交谈。不过,这些在集市上认识的人通常只是点头之交,虽然下次他们在集市上碰到时还会打招呼,但也仅限于此,他们不会因此而产生人情往来,除非他们在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做媒成为儿女亲家。(传统时代的通婚圈与基层市场圈是大致重叠的)

     

    如上文所述,近年来农村的基层市场圈渐渐扩大,人们不可能有精力和能量对这个中间集镇辐射范围内生活的所有村民有足够的熟识。换句话说,他们主要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认识之后才到集市上交谈,会聚,而对于之前就不认识的大量陌生人,集市不会成为他们从此熟悉并建立交往关系的时空点。尽管他们因为各种生活需要会在集市上认识一些相关的人士,但这些数量较少的在集市上认识的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交往圈中并不占据重要的位置。

     

    村民大规模外出打工也对此前的市场圈规制的交往范围有所冲击,他们生活的范围因为打工早已超出村庄,也超出了集市的辐射半径。村民们购买大宗电器以及建材等物资都会到县城,平时有闲暇的时候,他们会骑摩托到五六十里外的县城去“耍”。打工时认识的附近的朋友,只要一打手机,就可以从各个村庄聚拢过来。虽然已经返乡回家,但是打工时的那份情谊仍是他们今后保持交往的基础。

     

    四、内生市场与村庄秩序

        桥村村民参与的这种定期集市中仍有相当的交换内容是传统社会中十分常见的物物交换:农民在农业之余从事一定的手工业劳动,并将农业及手工业的劳动剩余拿到市场上去交换。这种内生市场在桥村所属的地域仍然能够有部分的保持与地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直接相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山上的村民建房的用的砖石水泥等物资只能靠人用背篓一筐一筐地背上山,这样的交通条件使得外部市场进入山村的成本相当之高,与内生市场中农民自己提供的商品相比失去了竞争力。

     

        这里所谓的外部市场,是指由城市工业生产的标准化、批量式的商品销售所形成的市场。诚然,外部市场提供的小件商品与山村手工业自身提供的商品相比可能优势并不明显,但是对于现代生活所需的大宗商品如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而言,内部市场是无法提供的。我们在集市上看到的打铁铺与手机店相邻的格局正是这种混杂型市场的表征。

     

        虽然外部市场提供的大件商品正在桥村普及[6],但与日常生活所需的小件商品相比,其购买频率却要低出许多,这就使得外部市场在山区进入的程度远不及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区。尽管2000年前后桥村外出打工人员的增加对人们的消费观念、婚姻观念有所冲击,但程度仍然较轻,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里的互助伦理依然保持完好,自然村(村民小组)内的人们在建房、红白喜事等事务中的互相帮忙在村民心目中是一种理所当然。8组的赵姓村民说:“我家建房的时候,砖一运到,大家都放下手中的活过来帮忙搬,我叫都没叫他们”。

     

    内生市场与村庄的互助伦理有着天然的契合性,内生市场中人们既是商品的消费者也生产者,他们的消费行为是一种互通有无,与此对应,他们的互助行为则是基于长远生活预期的工时交换。引入了货币的日常消费是基于基本生活的自给自足,消费过程(赶场)主要是一种娱乐。但是,外部市场却与此有别,它引入的是一种带有竞争性的消费,村民们都是消费者,他们能够为这个外部市场提供的唯一产品就是自己的体能。为了得到更多的货币以享有更多的基本需求的满足,他们必须珍惜自己的体能,将劳动按时计价。于是,互助不再是基于人情,而是基于货币算计。

     

    内生市场中的人们追求的是一种“有闲”的生活,他们获得情绪正反馈的惯常方式是“凑热闹”、“赶场”,也即是要在自己有限的闲暇时间内通过密集互动获取更多的正面情感。而外生市场中人们追求的是一种“有钱”的生活,他们活得情绪正反馈的途径是消费,即通过拥有更多的物质和服务来获得正面的情绪体验,而在这种体验消失以后又需要通过制造新的需求从而购买新的物资以便再次获得正面情感。

     

    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其实也很发达,但它并不导致人们在物质拥有上的面子竞争于社会关系的离散,但现代社会中的市场经济在农村的深入却可以使得人们面子竞争的载体变成货币,继而引发村庄中人际关系的疏离,这其中的原因,也许可以通过上述的分析看出某些端倪。

     

     



    * 文章源自422-55日在四川邛崃调查时的集体讨论,同组调查并参与讨论的同仁有狄金华、王会和董鹏飞,西南交通大学王习明教授为此次调查付出了诸多辛劳,特此致谢。

    [1] 一户农民2007年将自己的平房翻新并装修花了6万多。

    [2] 佛教节日之一,相传为佛祖诞辰,又为佛祖沐浴日。这一天会有许多农民在寺庙前的小河边将小动物放生(如鱼、黄鳝、泥鳅、乌龟等),以祈求福祉。

    [3] 这两个集镇以前在行政建制上都是“区”政府所在地,分田到户后不久被撤销了。

    [4] 笔者在两个不同的集市和一次庙会上曾经看到过同一个算命先生。

    [5] 整个村民小组都要参加,加上要好的村民和亲戚朋友,一个中等规模的婚礼要摆上接近100桌(流水席)。

    [6] 经济相对充裕的农户虽然建不起房,但却购置了洗衣机、电冰箱、音响、供放等“奢侈型”电器,因为这些电器类商品的运输成本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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