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本,它一开始出现就是以牺牲农村去积累自己的,最容易使人想起的就是十八世纪出现在英国的“羊吃人”现象,随着资本的跨境运作,这种牺牲也就跟着向地球上所有的农业转移,借此得以把自己国内的农业拉上现代化的轨道,成了凌驾于后发展国家之上的一个又一个资本帝国。后来,资本在海外饕餮式的掠夺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原子武器的出现大大减少大战的可能性,但是富国对穷国的掠夺没有放缓脚步,即侵略战争由资本输出所代替,为了尽量减少争端,西方资本寡头们于己于1944年在美国布雷顿协商了一套游戏规则,名曰布雷顿森林通则,统一以美元为敲门砖去盘剥那些后进的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和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使资本主义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计那样走向衰亡而是走向发达。
     
        在放弃苦行僧一样的大局观念的今天,自外而入的资金确实是诱人的,它来在局部经济体面前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所到之处,项目上马了,就业渠道变宽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技术进步了。我国的改革和开放是同时进行的,由谷牧率团的高层考察团出访西欧五国,其中德国与日本知道来意,开门见山地谈贷款问题,回来后邓小平对他说:引进这件事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需要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但质量要选好,要先进的。一席话的要领在于质量两个字,假如大家能从大局出发,不要各顾各争取引资,有选择地引进则是可以赚来国外的钱的。问题在于农村改革成功的经验被多数人所误读了,人们心照不宣地认为私有化就是好,因此外资的进入一发不可收拾,有话语权的城市到处都需要投资,而且再多也不够。当时国家计委是计划“8年引进外资65亿美元”的,而实际8年一共引进了180———200亿美元。现在呢,若不是发生金融危机,每年都有几百亿美元,而且都不顾质量,大抵都是用来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让城市无止境地扩大化,科学技术却是原地踏步,很少出现创新,加上在出口拉动经济的口号下,整个城市系统起到了资本掠夺农村在中国代理层的作用,农村劳动力资源和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包括珍稀物种、古董等)迅速地经由城市,积聚一部分之后再流往国外,难怪美国有一个中国问题专家这样坦言:“中国正在补贴全球,尤其是美国”。
     
        越来越多的引进和相应的财政扩张改变了计划经济那种大一统的发展格局,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来分析无可厚非,问题出在没能把资金的大部分用于改变小农生产方式上,这样自然是顺从了对农村进行剥夺的旧套路。在虚假的城市繁荣的吸引下,农村主要劳动力都背景离乡去出卖廉价劳动力,走不了的人就只得去滥砍滥伐乱采乱挖(包括盗墓)乱捕捞才能过着一般化水平的生活。2008年,有位外国专家在谈他的中国印象时只有一句话:“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国内有位专家感慨万千地说:坐在飞机上从北向南掠影,俄罗斯一片葱绿,东南亚也郁郁葱葱,唯独中国赤色一片。。。。。。目前,金融危机的危害进入非常时期,中国城市却比欧洲城市有“福气——有了城乡不平等交换这把剪刀对农村进行掠夺,人们照常吃喝玩乐;农村人呢,有着幅员辽阔的大自然可以搜刮,日子也不见得比改革前不好过;对于从城市败退下来的农民工的影响就比较深,土地转包出去了,家乡资源枯竭了,使他们有有家归不得之感,再把人心不古,食品添加剂超量的人文环境走向恶化,中国社会精英早已把财产向国外转移,一朝若大中国成为不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他们便溜之大吉。
     
        事前只不过如此简单,金融危机来自资本主义为了剥夺日见短缺的农业资源而超前消费和滥制金融产品,连年盯住美元汇率的中国城市阶层本来就与美国一样出现脱离生产现实的虚拟经济了,危机当头,还说什么要启动4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消费资金,如果全部用于农业,那么功德无量,但是按照目前的趋势看来,依然是用于城市阶层,加大对农村剥夺的力度。前不久我们高层次的经济学家还开了一个什么研讨会,说什么在这场经济危机中,我国将最先实现复苏。法律大概也是由这些人参与和修订的,要不然,我建议增加一些“祸国骗官罪”之类的条款,对这些攀附在决策层的佞医治以拘役罪,押送至宁夏中卫县做固沙绿化劳动。
     
        我国阶段重中之重的工作是化解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是容不得照搬资本主义的资本运作方式的,生搬硬套不单把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作为生活目标,而且学来了城市对农村的歧视和奴役,有良知的三农专家的声音几乎没有人理睬。2006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兰考县挂职县长何慧丽曾经指导农民生产一批无公害大米,还成立一个“卖米领导小组,”按高于一般市场价格3角钱的价格去在北京街头叫卖,结果不但卖不出去,而且因为交了昂贵的仓储费用而陪本。有专家分析,农民卖米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行为,这只是说对了表象,本质在于2006年的中国城市已经完成了对农村剥夺的资本运作,包括引进的国外资本在内,有赖于对农村形成剥夺关系才能生存,如果让农村产品的价格与城市工商业产品的价格体现同种劳动价值的话,那末资本运作不可能存在。2007年下半年,中国证劵交易所正式开张,资本运作在中国正了名。同年年底,何慧丽教授与华北第一有机农安金磊发出警世危言:农业不能资本运作,对于商业化社会,农业只有死路一条!大环境已是这样,学者型的官员的呼吁显然已无回天之力,正如厉以宁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市场化走势已不可逆转。为什么不可逆转?作为自1978年开始就一直为推行股份制而活动于决策部门中的厉以宁没有说出其中的奥妙,从这个人的一系列话语我倒能猜出几分。中国小农生产方式的存在,是集权政治的顽固基础,因此厉先生懂得只须说通决策部门。既然现在权贵者们已经吃到了商业运作的甜头,还有谁下基层去办实事?在中国当下,官心所向,便是前途了。
     
        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面,所谓向商业社会转型实质上是特权向产权转型,各级地方官员都趋之若骛,即使中央政府在坚持意识形态,但也身不由己地被商业运作浪潮所卷入,在主流经济学家的作用下,1994年实行分税制,意味着中央只须轻松地抓主财政收入这根鱼网绳子,让各方财富集中起来再按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去分配便可确保稳定。主流经济学家的这种设计属于鸵鸟思维,他们只看到税收是从市民阶层收上来的,没有承认我国的出口由于没有原创产品的缘故一直在亏本,除了跨境工程队和国内打工者的劳动报酬能赚到一点之外,其余大部分是通过城市商品对农村产品的不平等交换从农村搜刮上来的。为什么城市的各个领域投资饥渴症愈来愈严重?为什么年年必须实行财政扩张?为什么不怕超常规放发货币?一句话:用更多的货币去对付能源日趋枯竭和农业生产日见萎缩的趋势!危机当头,非农阶层的货币量不但不缺,反而在增加,因此有了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这句话。三农问题是沉积在底层的沉重之物,在它的钳制之下,我们这张商业运作之网似乎还在拉长,但是,社会精英把财产向海外转移已经说明,使劲拉鱼网绳子已经导致网破鱼走了。
     
        为了避免误会,最后有必要来个说明。如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所言,资本既然存在,就不能消灭,它还是推动技术和社会进步的能量,关键在于如何驾驭资本。我同意驾驭资本一说。至于如何驾驭资本去把中国农业推向现代化,看起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有望三农学者们不畏艰险,努力攀登。
  • 责任编辑:朱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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