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的光辉岁月
                                  ——沟村农民工返乡之路*(节选)
    一、村庄概况
    湖北沟村是鄂东南地区一个普通的农业型村庄,距离中心城区约50公里。全村16个村民小组,总人口3100人,人均耕地2.1亩。沟村的历史很短,该村以前是一个湖区,自民国初年开始政府便不断组织围湖造田,到人民公社时期修建了大堤和大闸之后,村庄才渐渐成型。村内的居民均来自晚近以来的各地移民,其中以湖北、湖南两省居多,直到现在村内还没有统一的方言。
    沟村村民以水稻种植为传统收入来源,其他农业经济作物有棉花、油菜、芝麻等。近年来该村兴起了以淡水鱼为主导的水产品养殖业,并逐渐替代以前的水稻种植。沟村农民的大规模外出务工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村民的主要流入地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较为集中的城市。从2002年湖北省实施税费改革时开始,沟村每年都有外出的农民工回流。
    村里的总人口数从2005年开始停止了增长,每年的出生人口数与死亡人口数基本持平(在24-28人之间)。近年来村民户口迁出的情况有以下几种,除了妇女出嫁之外,主要是“做生意发了财在城区买房”,“学了手艺技术过硬在城里站稳了脚跟”,以及“小孩考上大学”。村会计特别提到近10年来村里小孩考上大学的情况越来越多,“每年都有四五个,名牌歪牌不清楚,反正都出去了,不会再回来”。在村民11组到13组这三个小组内,30年来因各种原因迁居城镇的户数为19户,而目前这三个小组的总户数为142户,迁出比例约为12%。
    在沟村,近年来搞螃蟹养殖、牛蛙养殖和鳝鱼养殖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十多年前这些价格很高的农产品现在的市场容纳能力已经饱和,价格日渐走低,而饲料、秧苗等成本也逐渐升高,但是养鱼的人却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到了年末收鱼的时候就有许多原来在外打工因而非常熟悉外部市场的农民来做鱼贩子,负责租用货车把鱼拖到城里固定的交易市场。村里的一些农户还在几年前引进了人工珍珠套养,村民们纷纷加以模仿,这个模仿的过程现在还在持续,可以说这是一个渐进的试错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引进这项技术的农民就是在浙江诸暨打工的过程中从当地老板那里学来的。
     
    二、沟村农民外出务工的总体状况
    村委会并没有详细的关于村民外出务工的记录,因为村民们外出打工的地点、工种、收入等状况时刻都在变化,要做一个精确统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村主任上报的数字是他自己根据印象估计出来的:全村外出务工人数500人,占全村总人数的16%;2008年年底回乡的有420人,占务工总人数的84%;2009年年初去城市务工的有370人,约占返乡总人数的88%。
    为了得到较为准确的数字,笔者对村民11组至村民15组进行了详细的调查[1],调查数据如下表:
    2-1 沟村5个村民组的农民工外出情况统计(单位:人)
    组别
    总人数
    08年外出
    务工人数
    占总人
    数比例
    08年底
    返乡人数
    09年初
    外出人数
    占返乡
    者比例
    滞留
    人数
    09年3月份
    返乡人数
    11
    187
    32
    17.1%
    27
    24
    88.9%
    3
    1
    12
    230
    38
    16.5%
    31
    27
    87.1%
    4
    2
    13
    210
    31
    14.8%
    26
    23
    88.8%
    3
    1
    14
    178
    27
    15.2%
    23
    20
    86.9%
    3
    0
    15
    146
    22
    15.1%
    19
    17
    89.4%
    2
    0
    数据表明,村主任估计的数字相当准确。
    从上表可以得出的一个印象是,截止3月初,沟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失业状况并不明显。不过与此同时,村庄经济对外出打工的依赖也不是很高,因为外出打工人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不高。沟村经济的一个特点是,人均土地面积相对较多。近年来沟村发展起来的淡水养殖业使得在家务农的村民收入较为可观。一个典型的四口之家,拥有的土地面积接近8.5亩,改成鱼塘养鱼,每年毛收入的正常水平是1.2-1.3万,除去投资之外的纯收入为6千至7千。
    沟村农民的户均毛收入在2万至3万之间,这其中只有不到1万元的收入来自外出打工,其它的收入来源则是本地的一些农闲时的兼业。除了外出务工,村民们平时还可以在附近找到一些活干,比如在城镇及乡村的各种建筑工地上打零工。08年这种打零工的工价是每年50元,而09年变成了45元。
    村里的土地调整自1998年以后已经停止,因为在许多农户将农田改成鱼塘之后,土地的调整变得越发困难。除去家庭生命周期的原因,农户间的经济分化并不大。村民的家庭经济模式大致如下:1、核心家庭。如果子女未成年,则父母中会有一人外出务工,留一人在家务农并照看小孩。如果子女成年但是未婚,那么除去父母中有一人在家务农外,其它人都外出打工。2、主干家庭。父母与一个已婚儿子、儿媳及孙子女组成的家庭,这种家庭的经济模式绝大多数都是父母在家务农并照顾小孩,儿子儿媳外出务工。3、复合家庭。父母与两个及两个以上(很少见)已婚子女及孙子女组成的家庭。这种情况下,父母会帮助子女照顾小孩,但是不会帮他们看护鱼塘或管理农田。此时儿子儿媳要么一齐外出打工,把田地转包给他人,要么留一人在家务农(多半是男子),另一人外出打工。父母与儿子分开单过独自生活的情况在沟村并不常见,因为父母的劳动力对子女非常重要。但是,在孙子女已经成年的情况下,父母与儿子们的正式分家就非常普遍。[2]
    各个村民小组的村民外出务工的工种差别较大,用村民们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队有一个队的风气”。比如在11组,村民外出挖桩[3]的很多,12组村民去服装厂的很多,13组村民去电子厂的很多,14组去餐馆打工的很多,而15组跑运输的很多。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找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是凭这种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互相介绍去的。(主要的工作类型包括建筑工、厨师、木工、个体户(摆摊、开店)、理发、保安、快递员等等)
    另外,沟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工种因年龄段的变化而呈现出较大的变化,村里打工人员的年龄集中在16岁到40岁之间,超过40岁而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数量不多,而且这一部分超过40岁的村民绝大部分是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关于外出打工村民的详细工作情况可见附录1。
    2-2 沟村5个村民组外出农民工的年龄分布
    年龄段(岁)
    16-30
    30-40
    40-50
    50-60
    人数(合150人)
    99
    35
    14
    2
    常见工种
    工厂
    建筑工、个体户
    建筑工
    门卫
    一般工资水平(元/月)
    1000-1800
    1500-2200
    2000-2500
    300-700
    如上表所示,沟村外出打工村民的工作类型随着年龄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打工者的主体是16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在初中毕业之后便汇入了这股外出务工的洪流。不过典型的过程是“先由亲戚熟人带着干几年,再自己上路。年纪太小出去爱鬼搞,容易出事,过了几年醒事了就好些。”(YCL)
    农民工WWC说,“一般过了30岁工厂就不太愿意要你,除非你技术过硬。我老表38岁了还能在厂里干,那是他的车床技术好,还可以带徒弟。像我这种学得不太好的就想出来做生意。厂里是计件算钱的,做慢了没什么钱赚,加班又太累,不如出来混。”
    30岁以上的农民工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那些从小农活干得比较多的,就可以到建筑工地上做事,这样虽然比较辛苦,但是工资较高,而且消费偏低。但“如果从小没有做惯的,就像现在的小伢,出去做建筑就吃不消”(LGM)。吃不消的这部分人一般年纪相对要轻,大约在35岁以下(分田到户以后成长起来的),他们一般是在城市做些小生意,或者做一些劳动强度较小,体力消耗不大的服务性工作。
    40岁以上的这批村民经历过大集体时代,“年轻时做得很苦,现在还是受苦的命”。他们能够承受建筑工地上的劳动强度,而且因为家庭负担比年轻人重,也不得不去找这种体力消耗大,而且危险系数比较高的工作。
    50岁以上的外出打工者很少,他们一般是在城市里经过亲戚介绍,做一些看店守门的工作。出于这个年龄段的农民都会回家带孙子,照看田地和鱼塘。
    从性别上来看,40以上的外出务工人员中妇女数量很少,而30岁到40岁之间的妇女人数也明显偏低。但在16岁到30岁之间,妇女的就业人数比男子要高。“现在年轻的女伢好找工作,等生了小孩就不容易找工资高的,到了30多岁人也累不得了。”(LSX)
    至于工资水平,则是一个难以统计的项目,因为一方面,外出打工者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报出自己的详细收入状况(有的人认为自己工资太低,说出来不好意思,有的人稍微高些,但是他说那是自己加班加出来的,不是一般的水平),他们只能提供一个不太精确的概数,另一方面,因为每个人的能力、机遇差别,从事工作的差别,收入水平呈现出很强的个人化特征。不过,从年龄上看,随着年龄的增长,继续留在城里打工的人收入会有所增加,但是人数越来越少,50岁以后继续留城打工的人收入水平会出现一个明显的降低。但这与不同年龄段的打工者从事的行业有莫大的关系。
     
    三、农民工返乡的常规历程
    1、“返乡农民工”概念的长时段审视
    对于返乡农民工,必须有一个含义更为宽泛的明确定义,而不能只用来指称由于金融危机失业而返乡务农的农民,而是应该用来指称所有经历过打工生涯,又重新回到村庄的农民。不管这部分农民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返乡,也不管这些人将来是否会再次外出务工,只要他此刻是在本乡本土觅取生存资料。
    当下的媒体大量报告的农民工返乡只是与金融危机相连的一种事件,但这个事件其实是整个农民工群体日常生活之流的一部分。农民工本来就是在不断的返乡-进城-再返乡-再进城……的反复过程中谱写自己生命的。因金融危机而起的返乡只是农民工生命历程中的一次波折和起伏,因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而返乡的农民工只是众多返乡农民工中的一部分,我们只有把这一小部分返乡农民工放到更大的返乡农民工群体中才可以看清他们的位置,观察他们的行动,分析他们的未来。
    至少到3月份为止,金融危机对沟村经济的实际影响还不明显。但笔者并不想通过沟村的数字来表明金融危机之于村庄的影响,而是想通过金融危机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相对短暂的但却富有浓缩意味的事件来考察返乡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
    单从表2-1中村民12组的数字上来看,该组230人中在2008年只有38人外出务工,而到了2009年的3月,这38人中有32人外出就业。根据这些打工者的家人反映的情况,他们都在外面找到了工作,但是工资比去年偏低。而在这6个回家而没有再次外出的6人当中,有4人的年龄超过了40岁。另外2人一个是因为生病,一个是想回来考驾照,他们不久之后又要外出打工,当然,不久之后,又会有人陆续从外面回来。不过,这与每年的情况都是类似的。
    然而实际上,该组230人当中有107人都有过外出打工的经历,区别只在于外出时间的长短,是否连续,经济收入的重心是在村庄还是在城市等等。他们的年龄在18岁至50岁之间,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如今都成了城市的过客,但农闲的时候他们仍会到城市或者是附近的城镇去找临时工作,而在农忙的时候又回到村里务农,这种间断性的打工在统计数字上都被算成兼业行为,而不是外出打工,因为他们的收入来源是半工半农,家里的田地仍在耕种。于是,我们把当下是否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当成了农民工与农民的区别,却忽略了在当前的中西部农村,“农民工”与“农民”,以及“农民”与“返乡农民工”这些称谓之间其实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在本文中,笔者将把所有那些有过打工经历现在又回到村庄中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统称为返乡农民工,而把那些“当下”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而户籍仍是农民的人称之为农民工,尽管从具体细微的时间点上来说,这个“当下”每刻都在流动,而“返乡农民工”与“农民工”的称谓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都变化不居。
    当用这种长时段的生活之流来审视返乡农民工群体时,我们就会发现,“返乡”之于他们,其实是一个以时间为自变量的函数,农民在以自己的生命历程来描画函数的轨迹,当这条生命曲线不能在一个叫做“城市”的区间继续延伸时,其函数值便是返乡。
    2、“进城”与“返乡”之间
    笔者在村民12组随机选取了10名有过城市打工经历的村民,并通过他们的父母或者本人获取了他们的职业历程。他们现在有的已经回家务农,有的仍然在城市打工。
    出生年份
    职业
    经历1
    职业
    经历2
    职业
    经历3
    职业
    经历4
    职业
    经历5
    1
    1975
    1991-1993
    学做厨师,当学徒
    1994-2001
    餐馆打工
    2002-2005 自己
    开餐馆,亏本
    2006
    回家务农
    2007-2008
    在县城开了一家快餐店
    2
    1982
    1999-2002修车厂打工
    2003回家待业
    2004-2008 在汽车配件商店给老板送货
     
     
    3
    1986
    2001-2004 服装厂打工
    2004-2006
    酒店服务员
    2007 回家结婚
    2007-2008 酒店打工
     
    4
    1978
    1996-1997 学理发,当学徒
    1998-1999
    理发店打工,出了事故
    2000-2001 回家务农
    2002-2004
    在城里摆地摊
    2005 回家务农
    5
    1970
    1984-1988 在家务农,卖黄鳝、龙虾等
    1989-1995
    做建筑工
    1996-1999 搞承包,遭遇三角债,亏本
    2000-2003
    回家务农,兼业挖桩
    2004-2008
    养鱼,并做兼职鱼贩子
    6
    1988
    2005-2006 蛋糕店打工
    2006年上半年  回家
    2007-2008 电子厂打工
     
     
    7
    1990
    2006-2007 足疗服务员
    2008 超市营业员
     
     
     
    8
    1981
    1998-2005 塑料厂、纺织厂打工
    2006
    回家生小孩
    2007-2008 帮丈夫做服装生意
     
     
    9
    1972
    1990-1993 保安
    1994 单位被盗,辞退回家
    1994-2000 跑运输
    2001-2003
    做水果生意
    2004 回家,在
    镇上开水果店,兼职养鱼
    10
    1979
    1994-1999 玩具厂、服装厂打工
    2000 生病回家休息
    2001-2004 化妆品直销员
    2005-2006宾馆服务员
    2007-2008酒店领班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沟村农民工流动的一些特点。
    首先是外出打工村民的职业变动频繁,具有很高的不稳定性。他们从事一项职业的时间都不会维持很长,最长的有6年,最短的只有几个月。不少人的职业在农业与非农业之间来回变动,当他们实在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时就回家呆上一段时间,而在家呆不住了以后又会出去继续找,就这样来回摆动,直到最后年龄渐增,回乡务农。
    频繁流动的流动与农民工和企业、单位之间即时性的用工制度有关。因为这种简单的临时劳动性质的人事关系可以使企业少去很多负担,降低了生产和经营成本,提高了它们的竞争力。当然,这必须以劳动力接近无限的供给为前提。以上的十个样本在他们的打工经历中都没有与企业签订过劳动合同,当我问起他们这方面的有关事项时,他们都觉得很惊讶:“跟老板讲条件,你是冇吃得亏吧?”一般来讲,他们只与管理自己的工头认识,由工头计件发钱,如果没有按照他们事先宣布的规章制度行事,就会被罚工资。他们有时会碰到拖欠工资的情况,但很少遇到恶性克扣工资的行为。如果不想继续干了,在跟工头口头协议之后,就可以马上确定离开的时间。农民工WWB说道:“老板都不喜欢讲条件的人,是你的钱就是你的,没钱赚他就不会招你来做事,人老实一点才能在厂里混得开”。
    这种高度的流动性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常态,这种不稳定性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做一个事情时间长了之后心里会烦,我以前在服装厂做,天天就是那个事,每天都加班,一个月只有两天休息。我眼睛现在都近视得很厉害,300多度。不换个工作调整一下子,人会受不了的”。除了长期重复劳动产生的厌倦感之外,他们更换工作的一个原因当然也是想找到“更好”的岗位,这个“更好”是一个很综合的说法,工资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它的还包括劳动强度,劳动环境,休息时间,是否自由等等。“只要不是逼得没办法,都会多余找一找”,“没办法”的意思是生活的压力,比如急着攒钱结婚,或者银行卡里的钱即将告罄。
    其次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工种变化,一方面,体力劳动的含量加重,另一方面,是工作类型对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要求随着年龄的增高而逐渐降低。这两个方面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解答了后一个现象前一个现象也就得到了解释。
    村民给出的说法有以下几类,一是说眼睛受不了,“眼睛一花,手脚就慢,天天加班也搞不到几个钱”;二是“人变懒了,不想每天早上6点钟就爬起来,做到晚上十一二点”,而变懒的原因则是人越来越容易犯困,越来越容易疲倦,一上班就想睡觉;三是因为直接的健康原因,身体出现了病变,“忍了又忍,还是吃不消,得了场大病,回家治病以后再也不想回厂里去上班”。还有一些比较个别化的原因,比如理发时间长了之后,皮肤遇到染发剂就过敏,比如当保安时不幸遇上单位被盗,比如在车间干活时遇到事故等等。这些特殊的原因其实与他们所从事职业本身具有风险而他们自己又缺乏权益保护有关。
    也就是说,随着人的身体机能特别是大脑机能因年龄而出现的退化,农民工只有辞去那些劳动环境相对舒适,劳动地点更加靠近商业地域的工作,去承受那些要求付出更多体力的工作,以便满足渐增的生活需求,或者说维持之前的生活水平。当他们的体力付出越多,他们也就越接近父辈的角色,尽管这是一个被生活逼迫的相当无奈的过程。
    最后,是流动农民工职业变动的频率本身呈现出一个大致的规律,即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开始时调整比较频繁,而中期比较稳定,后期又有一个频繁的调整。这其中的原因是,当他们开始外出打工时,还面临着一系列的选择余地,他们频繁换工的过程也是一个选择未来职业的过程。年龄渐增之后,他们背负的生活压力也加大,结婚生子的一系列人生任务等着他们去完成,他们只好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技能来获得比较高的工资。而等到结婚生子之后,由于无法承担起在城市定居的高昂费用,他们不得不作出抉择。这段时间内,他们一般都会有创业的冲动,但鉴于自身的资金、技术水平,他们一般只会去尝试一些小买卖。农民工最大可能的向上流动渠道就是成为生意上颇为成功的个体工商户,经过多年的务工,他们会有所积蓄,也积累了一些市场经验,他们会在城市开店摆摊,并努力扩大经营规模,然而竞争是残酷的,他们奋争的过程最后却往往面临失败的命运,只有少数的幸运者可以成功地开展自己的生意,成为市场的宠儿。
    在村民12组的55户人家中,有三户成功地在城市落脚(户口未迁),一户是在城区搞装潢赚了很多钱,还有两户亲兄弟,他们全家除了在武汉经营花店之外,还开了一个制作广告牌的小型作坊,据说家产有好几百万,已经在武汉买了四套房子。不过,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仍然较小。相对在大城市创业而言,农民工回到家乡附近的小城镇开店摆摊一般都可以获得成功,而且这不仅降低了生活成本,还方便于照顾家庭成员。从上表中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回到家乡的农民工,他们的收入渠道很少单纯局限于农业,他们会有形式多样的兼业活动,与父辈紧紧依附于土地的状况相比,他们的生存模式有了很大的变化。
    沟村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最后归宿都会是家乡这片故土,但是他们归来的过程却注定会充满波折。毕竟,城市是让人向往的,城市生活是值得留恋的,各种豪华现代的公共设施,各式琳琅满目的新潮商品,各色极尽奢华的享乐之地,都让这些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充满了纯真梦想,只有当这种高昂的梦想之棱被现实的艰辛与磨难彻底挫平之后,他们才不得不向命运低头,带着汗水与泪水重返家园。
     
    四、返乡心路历程:深度个案
    笔者在沟村调查期间以偶遇抽样的方式访谈了31位返乡的农民工,以下6个案例是笔者选取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个案,尽管他们返乡的时间不一,返乡的原因各异,而且也并不一定与经济形势的起伏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他们返乡历程中的内心活动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案例1】李龙飞(化名),男,1981年生。
    “我读到初二就没读了,成绩一般,不是个读书的料,读下去也是浪费屋里的钱。我没领到初中毕业证,后来出去打工才发现要这个东西,回来跑去找校长要,还送了一条烟。我老头子倒是要我读个技校的,我觉得没意思,技校学不到东西的,学生都不是在玩?不过我提前走人,是看到隔壁的熊哥在外面理发搞得不错,每年过年回来都穿得很时髦,衣服鞋子手表都有牌子,我就让他带我出去。我妈倒是想我早点出去赚钱,第二年我一开年我就走了。那个时候应该是九七年吧。”
    李龙飞小时候在家里是个老实巴交的孩子,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父母长期务农。但是出去打工三年回来的时候,他却成了村民眼里的“油子哥”[4],因为他把头发染得一半是黄色,一半是咖啡色,而且发型很奇怪,“就像《射雕英雄传》里的欧阳锋”。不仅如此,他右边的耳朵上戴了耳环,左侧的鼻子上还装了一颗钉。2000年腊月他回家的时候,父母不要他进门,说他们的儿子不是这个人。
    “刚开始出去的时候觉得很过瘾啊,对什么东西都很好奇,蛮好玩的。跟你说,有一次我还吃过k粉,不过后来就不敢试了,我还是怕出事……其实呢,干我们这一行,染个头发再正常不过了,那就是招牌,就是广告,老板娘都叫我们搞得洋气些,不要土里土气,要不然有钱的客人都不进来的。开始那几年我都没回去,一个是自己没攒到钱,还欠了别人一屁股账,二个是回去蛮难,过年的时候广州这边票难买,人又多,平时回去吧老板娘不高兴,再说回去做什么呢?
    那年我回去被我爸打了一顿,他们开始真不要我进屋的,我妹妹看到我就一直笑,说一点都不好看。嗨,我又没想过要好看,你不知道在街上走的时候,会有好多女孩子回过头来瞄我哟。不过那次之后我就晓得了,要回家就先把头发弄好。我爸他们观念太传统,我事先也没有想到,他打我是应该的,打也打得不重的,我姐在旁边扯。
    有些事情不好说的,人出去了总会变,他们也晓得,不过呢也怪我自己,在外面花钱狠了点,没想着给家里留点。我那时候多的话一个月也搞两三千啊,就是朋友太多了,出去一玩就是好几百,吃啊喝啊唱歌啊,还要抽烟,钱用得太快,再一个房租钱也多,开始是和两个兄弟租一间,后来他们有了老婆,搬出去了,我本来想再去找的,后来也没去,懒得烦。”
    李龙飞说“懒得烦”的意思是,他不久就换了其它地方做,因为他觉得老板对他不公平,工资没怎么涨,而且他和店里的两个洗头妹卷入了三角恋,再在那里呆下去会惹很多麻烦。带他去广州的熊哥一年之前就和老板产生矛盾离开了那里,他也觉得自己应该离开。后面的两年,他辗转了几个地方,后来在武汉找了一家发廊打工。
    2005年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的父亲在鱼塘里抽水的时候触电身亡,当时正值盛夏,他的父亲在触电之后翻滚进水沟里,深夜时尸体被找到的时候,身上满是蚊虫和水藻。
    “我总也忘不了我爸死的样子,太惨了,一想起来我就想哭。他的腿是弯的,棺材合都合不上去,我做梦的时候总是想到这个……要是我懂事些就好了,他做得太苦。我妈那年哭得太狠,现在身体差多了,总是去看病。我那个时候要是攒点钱多好。”
    李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李的姐姐已经出嫁了,妹妹还在读高中,家庭的重担忽然提前降到了他的身上,让他猝不及防。
    “本来还想玩几年的,那个时候在武汉也谈了一个,江西的,现在已经吹了。其实我也知道打工不能打一生,但是之前很少去想这样的事。人没到年纪总是不知道打算以后的事情,我爸常说‘没到30岁就不醒事’,我觉得他说得蛮对。”
    2005年冬,李龙飞辞去武汉的工作回家和母亲一起养鱼,并供妹妹继续念书。
    “养鱼一年的纯收入也就八九千块钱,我打工一年辛苦点也能够存这么多,问题是我妈一个人在家照顾不来鱼塘,她现在又经常要去看病,我只有回来。
    回来的头一年,心里蛮难受的,我现在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反正蛮难受。鱼塘里的事情有我大伯和我姐夫带着教我,平时也应付得过来,过年起鱼的时候可以请人来帮忙,鱼贩子自己来拖,这些都还好说,吃苦倒不算什么,主要的还是觉得心里慌……空荡荡的。(抽烟,长时间的抽烟)你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本来是可以自己开家发廊的,其实干这一行关键是要会跟人打交道,熟客多了钱是蛮好赚的。我以前那个老板他妈的有什么能耐,现在不是房子、车子都有了。我爸要是不去世,家里出一点,我到处借一点,说不定能够搞得起来。武汉的门面太贵,我到江夏、新洲这样的地方肯定能搞。我朋友多的是,一叫都会过来的,和他们合伙也可以。
    现在不行了,每天到处转,日子过得很慢。以前觉得一天一下子就过去了,现在就觉得时间慢多了,早上起来把草一割,把鱼一喂,就不知道应该干什么。想出去闯闯,家里又脱不开身。去年我在附近到处做小工,赚了大几千块钱,但是人身体受不了,以前没做惯的,身上到处痛。我还是打算这个月去买辆麻木,到街上去找点生意做,搞个钱是个钱,屋里房子是盖了(父亲盖的),我自己婚还没结,要弄点钱到手才行。”
     
    【案例2】江林(化名),男,1976年生。家中四口人,还有一个哥哥。
    “我读过两年“水货”中专,没学什么东西,瞎玩,后来学校把我们整个年级全部安排到深圳一家电子厂做事。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妈天天打电话到宿舍问我拿了多少钱,要我把钱都存起来,不准我用。她不知道我在那里花不了几个钱的,每天从早到晚,下班回寝室就睡觉了,比在学校紧张多了。就是每个月月底的时候可以出去逛逛商场,再不花钱放松放松,活着还有什么味呢?人那么辛苦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跟厂里都是一年一签的,但是好多人干不了多长时间就走了,我寝室里的人就经常换,还没混熟就走了,以后也没联系。以前我下铺有个湖南的蛮好玩,我们两个人谈得来,关系很铁,他为了我跟别人打架后来被公司开除了,我一直想找他都找不到,手机总是打不通。
    我经常换厂子,有时这个厂没订单了我就走人,去找另外一个,再有时我听朋友介绍,说他们那边工资高些,我就过去了。我们不像正式工,换个工作有好多手续,我说要走,好,你再做几天,手上的事情做完,把这个月的账一结,就可以走人。
    我老婆是别人介绍认识的,是我们这里的人,比我小3岁。她原来在福建打工,她姨妈做的媒,我们俩见了面,觉得合适,就定了亲,然后跟我一起去打工,在一个地方,不在一个厂里面。02年的时候她有了小孩,我就让她回去了,厂里有辐射,对她身体不好。我们02年年底结的婚,第二年我又出去了,她要生的时候我才回家。
    结了婚之后就跟以前不同了,身上担子重,小孩奶粉好贵,便宜的不敢买。反正总是感觉钱不够用,我一个月两千多块钱,要养老婆孩子好难,幸亏家里还经常补贴一下。但是有时又怕我大嫂说,她养小孩是自己养的,没要我妈带,说她自己带的小孩聪明些,现在我妈给我带小孩,她又说我妈偏心。我老婆生完小孩又出来打工了,主要是她一个人在家住不惯,买东西不方便,也没地方玩,但是自己出来把小孩丢在家里她又舍不得,不过后来她还是出来了。
    这几年感觉人不太顺,总是打工也不是办法,年纪大了去厂里找工作人家还要问来问去的,不过焊电路板这个事情也是蛮磨人,规定的时间内那些事情必须要做完,要不然流水线上的其它人就也要慢下来,人思想上的压力很大。以前不觉得,后来压力越来越大,有时晚上睡不着觉。”
    2006年,江林的姑父准备与人合作经营一个鱼苗养殖基地,但是缺乏资金。他打电话向江林借钱的时候,江林萌发了入伙的念头。现在,他的主要工作是和姑父一起做鱼苗生意,并且他和父亲一起把家里的田地也改成了精养鱼池。而他的妻子现在仍在广东一家相机厂打工,但她准备在2010年回来帮丈夫记账。
    “我总是觉得,在么样的地方就是么样的人。以前我在厂里做事,性格蛮内向,总是做事,不怎么说话,现在干这一行,专门就是靠嘴巴。我起先觉得好难受,我姑父总是骂我是个不中用的东西。我觉得他骂得很对啊,人确实就是个贱东西,没人骂,不吃苦,就总是想还像以前一样,这叫做惰性,人要克服惰性就要被人骂,不骂不行。你看我现在就好多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老婆过年回来都说我变了一个人。”
     
    【案例3】陈小丽(化名),女,1983年生。
    陈小丽的脸长得非常标致,眉宇间透着一股清秀,她的身高有166厘米,身型偏瘦。陈小丽是家中的老大,她下面还有两个妹妹。
    “我初中毕业之后去学的裁缝,之后到宁波那边去打工,在服装厂做。我不想像别人那样加班,太累,眼睛每天都是肿的,好痛。反正我也不急着要钱用,我爸也不会管我们。家里没有弟弟,他就有一个钱用一个钱,也不想着盖房子,他巴不得我们几个早点嫁出去。我寄钱回去还不是给他拿打牌?以前我过年回去会塞一些给妈,没想到我妈把钱都拿出来给他用了,我说也没用,反倒弄得我回去灰头土脸的,被我爸说七说八。我两个妹妹从来不给家里寄钱的,她们宁可自己过得舒服一点。”
    陈小丽做缝纫工人不到两年就决定换个行当,她坦言自己不想吃苦,想做一点清爽的事情。2002年,经过以前的工友介绍,陈小丽到上海一家美容店打工。
    “当时很流行香薰疗法,我去的那家店子是上海老板开的一个连锁店,店子的主管(女性)是老板在苏州的亲戚,以前也是农村人,就是福气好,她舅舅读书出来,在上海发了财,她也跟着走运,养得胖胖的,像头猪一样。
    我平生最不喜欢被别人呼来唤去的,说你这没做好,那也不是这样。拿到秤上去称,谁不是一百多斤?凭什么你就可以骂这个骂那个,我就非要受气?”
    陈小丽没做多久就因为和人吵架离开了上海。回家呆了几个月之后,她决定重新出去找工作。陈以前做美容时认识的一个客人是杭州一家酒店的经理,留过名片给她。陈打电话与她联系,后来就到杭州市区的这家酒店当服务员。
    “当服务员不累,我们是换班的,我在包房里值晚班。其它还好,就是觉得自己有点那个,怎么说呢,说不好听点就是有点下贱……经常有客人说上菜慢,说菜不好吃,再有人说一些轻薄的话,自己心里很难受,脸上还要对着他们笑。有几次客人还对我做下流动作,我都不敢跟别人说。旁边的人都不熟,你跟她们说了她们还说你故意卖骚。保安?保安才不会管这样的事,这是影响生意的事情,经理跟我们说以后注意就是,不要和客人起冲突。我能够怎么样?我只能夜里睡觉时把被子蒙上了哭……有时我真恨不得拿烟头在自己脸上烫个疤子……
    以前过年回去,别人问我做什么,我都说在厂里做事。后来我跟弯里的人说,我在酒店上夜班,啊哈,那风言风语一下子就传开了,一些男的见到我都色迷迷的,还跟我开黄色玩笑。妈的个贱东西,都是狗娘养的!…… 我爸拿着扁担要打我,我跟他怎么解释都没用,我妈就知道哭……一说到这事我就有气,不想说了……”。
    陈小丽后来又换过很多工作,比如在商场做促销,在内衣店当营业员,在超市卖化妆品等等,但是这些工作都不稳定,而且收入偏低。2007年,她和妹妹合伙在武汉租了一家门面卖衣服,但到2008年年初的时候,她的积蓄差不多都赔了进去。
    “主要是门面太贵,我本来想着那个地段人流量大,生意应该好做的,但是看的人很多,买的人很少。好多人试了又试,就是不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按理说我的店子装修还可以,进的货也都是很好的面料,我以前做这一行,自己知道的。现在这些顾客啊,衣服便宜了反而不买,你干脆在后面加个零,他还要说,‘嗯,贵衣服就是好’。其实什么牌子不牌子啊,衣服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想贴什么牌子就是什么牌子,真是见鬼……”
    在谈到未来的打算时,陈小丽一脸茫然。她问我,“没有打算算不算是一种打算?”我一下子顿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现在好想有个好男人过来帮一下我啊!以前有好多男的追过我,但是他们太赖了,我不想把自己随便找个男人给嫁了,真的不想这样……怎么说我以后都应该不会回农村吧,在村里呆几天还可以,时间长了怎么受得了?……哎,实在不行也只能找个地方将就一下了。以后的事情怎么说得死呢?”
    08年冬,陈小丽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天天跟人打牌。09年春节刚过,她又和村里的几个姐妹外出打工了,这一次,她的目的地是大连,具体工作未知。
     
    【案例4】柯红(化名),女,1989年生。
    很难把柯红跟返乡农民工这个词汇联系起来,她还有些稚气未脱,对未来满是憧憬。如果以是否从事农业生产为界定农民的标准的话,她只能算是一个住在农村的工人。柯红初中没毕业就跟舅妈一起到中山一家食品厂去做饼干,之后是在一家私人老板开的蛋糕店打工。
    “没味,一点味都没有,天天爬起来就是那个事,一天到黑像个木偶,老板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钱都被他赚了,我只得那么一点。我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休息的时候给家里打电话,有时候手机打得发热了还不想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话要说,其实回家了跟爸妈在一起又没什么好说的,你说怪不怪?
    城里比家里好玩多了,我的手机里下载了好多歌曲,我的彩铃是网上最新的,保证你没听过,很好玩的。到大商场去逛的时候觉得很舒服,什么东西都有,就是逛了老半天觉得也没什么东西要买的,最后拿回来的都是方便面。
    我好羡慕那些白领啊,他们经常来我店里买东西,他们工资好高,穿得很正式,戴着眼镜,看着就跟别人不同。我认识一个搞设计的人,我跟他说自己不想打工,问他学什么东西最快,不需要读过蛮多的书,他建议我去学PS(指photoshop,一种图像处理软件),他还留了QQ给我。”
    2008年,柯红跟父母说,自己想回来学电脑。她的父母极力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她不仅不能给家里寄钱,还要继续花钱,最重要的是,她初二也只读了半年,却嚷嚷着要去学习电脑软件课程,父母认为她是异想天开,“不知天高地厚”。
    不管怎样,柯红把工作辞了,又让城区的表哥给她找了一家电脑培训班,学费是她用自己银行卡上的存款支付的。
    “PS就是画画,跟在蛋糕上画花是一样的,上面的字都是汉字,我又不是不认得。电脑有个什么难的,我弟弟没上初中还不是一样上网聊天,玩游戏,是个人都会用。我妈以为只要是跟电脑有关的就是很难的东西,他们没摸过才会这么说。”
    2008年下半年,柯红学完了课程之后,一个难题出现了。上课的老师告诉她们学好了之后可以到广告公司就业,还给她们发了证书,但是她拿着这个证书去应聘的时候,对方的要求却是要她拿出代表作品来,她愣住了。柯红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负责招聘的人事经理建议她先找地方实习两年再说。可是,她去哪里实习呢?
    “有时我对自己说,要怪就怪自己投错了胎,要是我父母在城里,(或者)要是我亲戚朋友有干这一行的,我就会有办法,不像现在,只能天天呆在家里练习,找不到地方试验。” 
                         
    【案例5】 万杰(化名),男,1974年生。
        万杰看起来与他的真实年龄有些距离,他今年只有35岁,但是看起来像53岁。谢顶、皱纹,络腮胡子,还有脸上的一道伤疤,这使他看起来有点饱经沧桑的江湖气息。
    “我父亲是残疾,以前做大堤的时候把手炸伤了,我很小就在家里干农活,割谷割麦,挑粪施肥,样样都做,我弟弟是做不来的,他一直在读书,读完书就出去打工,以后回来还要够学。我出去做事很早,第一次出去是1992年,那时是从大冶搞矿出去卖,蛮危险。结果路上碰到有人拦车,我跳得快,跑了,车上一起去的其它几个人都被抓住了。我再搭车回去叫村里人过来拿钱取人。
    第二次是我一个人出去,到广东去打工,运气不好,碰上黑中介,钱被他们骗了,东西也被他们扣了。我连夜逃出来,到处找吃的。后来在路边找了一个修车补胎的地方,求老板给东西我吃,老板说要我给他做事。我在那里给他补胎补了三个多月,攒了钱之后我做汽车回来,在湖南的时候又碰到车匪路霸,身上的钱都被抢光,我真想跟他们干一场,砍死一个算一个。说实在话,我那个时候真的连想死的心都有了。后来报了警,警察把我们一车子拖到火车站,下了火车以后我是沿路讨饭一样讨回来的。
    后来就几年没出去,只在镇上搞建筑,我脾气不好,碰到(油子哥)来找茬子就喜欢上去搞它两搞,有一次跟他们打起来,拿酒瓶砸,我一个人放倒了四个,我自己的肚子也被划开了。那次差点把命送掉,在家里养里半年。我脸上的疤倒不是那一次打的,那是再后来的事情。”
    万杰的父亲很担心儿子出事,坚决要他禁酒,并让自己的堂弟,也就是万杰的叔叔带他去温州的鞋厂做鞋子。
    “我这种人哪里受得了厂里那些七七八八的规矩,起床、睡觉时间都给你规定死,出去玩还要请假,喝了酒不要你上班,我*%¥#……,我给二叔面子耐住性子搞了一个月,后来把工作辞了。”
    但是万杰并不是马上回家,而是继续呆在城里找工作。他想快点发财,又不想太受管制,几番反复,他找了一份推销日用品的工作,利润很高,但让万杰觉得奇怪的是,他们好像并不是急于寻找顾客来买货,而是想多介绍一些人来卖东西。
    “我开始根本不知道那叫传销,以前听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只是觉得那里面人很多,对人也很好,讲义气,有人情味,哪知道都是他妈一群骗子。我叫我二叔也来卖东西的时候,他觉得世上没那么好的事,叫我早点退出来。我在那边也没熟人,找不到人来买东西,到街上去卖人家都说太贵,东西很假。我就提出来说不想干了,想把货退回去,结果他们脸色都变了,后来还要找人来打我。妈的,老子最不怕打架了,谁怕谁啊,老子的命本来就是捡回来的。”
        万杰又打了一次架,被拘留了一个多星期,他已经买下的“货”也无法退回,于是回家的时候当作人情送给了亲戚。
    “我爸害怕我进黑社会,我心里很清楚,什么样的人能够做朋友,什么样的人不行。我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知道人被欺负的感觉是什么。我就是不想受人欺负才打架的,哪个还会无缘无故去打别人?”
    万杰最近一次出去打工是2005年,他在广州的一家汽车美容店做装配工。
    “就是把人家撞坏的车子弄得像新的一样,蛮来钱的一个事情。我做了一年也不想做了,倒不是不喜欢做这个事情,就是自己良心上有些过不去。赚钱不是那样个赚法,心太狠了要遭报应的,小时候我妈经常这样说。这些家伙故意说车子坏得很厉害,经常坏了一个零件要别人整个部件都换,有时还把别人的好零件偷下来安个差的。我看着那些车主付钱的时候心里就很不舒服,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又不是有钱人,都是给人家老板送货的,弄坏了车子急得要死,又被别人这样玩。要是那些开小车的有钱人来修那要好一些,不过人家有钱的人怎么会来我们那种地方修车子呢?”
        万杰2007年才结婚,他的妻子只有26岁,但是已经离过一次婚。我没有见到他的妻子,因为她一过年就外出打工了。万杰现在的生活很简单,种田,养鱼,在附近的建筑工地找活干,他对自己的打工经历没什么太多的看法。“还好啦,就是刚回来的时候有点灰心,觉得自己没能耐,现在好些了。我就是个种田的命,将来我老婆生了儿子,我肯定让他多读点书,他不用心读我就用力打,看他怕不怕!”
     
    【案例6】 龙国涛(化名),男,1961年生。
    龙国涛已经当了爷爷,他的孙子今年有两岁了。不过按照返乡农民工的定义,他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份子。龙国涛有一个儿子叫龙山,在武汉做小生意,他想在城里买房,然后把户口迁出去,这样他的儿子将来念书就不用交借读费。但是买房对他而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尽管是二手房,尽管他们全家已经攒足了十万,但是,不够。
    2008年,龙国涛经过表侄介绍,到河北廊坊市的一家工厂去管理仓库,一年有2万元收入,包吃住。
    “年轻的时候出去搞过,到处做工程,大冶、阳新、九江,哪里都去,这些年都在家里做农活,没出去过。前年那个机会蛮好,就想出去搞点钱。
    别人都说我看不开,屋也做了,任务也完成了,还出去搞么斯呢?隔壁姓杨的那一家,什么事都不做,专门在家带孙子,儿子媳妇在外面打工,日子不是过得蛮安逸?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想法。我兄弟三个,加上一个妹妹。哥哥当兵出去了,二哥的两个儿子做生意发财,出去了,妹妹的儿子考大学,就我的儿子现在还在打工。跟外面说是做生意,其实就是在夜市里卖烧烤,总归不是个长久之计。我现在还做得动,不出来搞一搞么办呢?”
    但是,龙国涛离开的过程却不是那么轻松。他自己回忆说:
    “我要走,我儿子也要我老婆去照顾孙子,家里鱼塘就给别人做。走的那天我好舍不得,那天是年初三,早上我还到鱼塘去割了一把草,放了挂鞭炮。我跟接手的妹夫说,我明后年就要回来的,你到时候要还给我。我老婆舍不得我走,一个人躲在灶台下面哭。我说你个么斯呢?我又不是不回,你也是去跟儿子一起,又不是出去卖工。我说也没用,她就是止不住。”
    龙国涛的妻子反驳道:“你以为我是舍不得你哭啊,老夫老妻的,有什么舍不得?我那个时候是看着家不像个家了。我们两个一走,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我把被子、棉絮全部晒干,叠好,塞进柜子里,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搬到二哥家里去,免得被人家偷。你说,过年那几天一家人吃年饭的时候,团团圆圆,多好。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家都空了,彩电、摩托、箱子全部都没得了,我看着心里么样会好受呢?”
    龙国涛去了河北一个月,就在电话里天天喊着要回来。
    “划不来啊,真的是划不来。一个人真没味,旁边打工的人都不是湖北人,噶里噶大的(母鸡的声音,形容语言难懂),他们说话我在旁边像个勺一样。你要我憋个普通话说,还真的是难受。我就想跟人说土话,(但是)用手机打电话蛮贵,我一个星期只能给家里打一次电话,我在电话里面听到孙子喊我爷爷,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啊。
    在城里总归是不习惯,没什么玩的,找个人打牌也找不到。在家里早上一打开后门,就是自家的菜园,麦地,油菜花,在那个地方开了门还是门,都是窄巷子,看不到光,对门的前门贴着我的后门(他租住了城中村里),一天到晚把自己闷在屋里,心里真是不好过。
    清明节的时候,我不能回去,我儿子要忙赚钱也不想回去上坟。我只好交待老婆多买点炮竹和纸钱到祖宗的坟上去烧。我父亲生前对我最好,他的纸钱是一定要去烧的。我老婆觉得这个事情她受了气,打电话的时候还要埋怨我。”
    龙国涛的妻子:“我一个妇道人家你要我去上坟,那天下过雨,路滑,我爬到山脚下摔了一跤,身上糊成了泥巴狗。跑到坟山上,几根香也点不着,都回潮了。我想着自己委屈啊,屋里屋外都是我一个人,看不好小孩还要被媳妇怪声怪气地搞,我么样不哭撒?”
    ……
    2009年,龙国涛说什么也不出去了。他说:“你就是给我十万块钱一年我都不出去,在村口一下车我心里就好过了,这边泥巴的味道也要好闻一些。”
     
    五、返乡过程的心理分析:以年龄为分层标准
    对于19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们基本上还应被称之为农民,因为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全部在乡村度过,这段关键的社会化时期使得他们生活的意义世界就在村庄之中,这种价值指向或曰归属感使得他们内心并不愿意到城市的陌生环境中重新适应生活,他们之外出务工大多属于迫不得已,只是想获取一笔钱财拿来急用。1970年代的农民处于二者之间,他们的一个特点是在外出打工之前曾经经历过农村的体力劳动,但却又在自己的归属感尚未定型时外出闯荡。他们中的一些较为成功佼佼者已在城市立足,而那些机会、运气或能力稍差的人不得不慢慢地退守家园。由于与同龄人相比显得落后一步,没有抓住时代的机遇,他们显然有些不太情愿,不太甘心,但是岁月的打磨能够让他们渐渐服从命运的安排。而且,由于早年的经历中颇多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成分,他们能够较快地重新转入农业生产。不仅如此,重新转入农业的他们往往能够引入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品种,或从事形式多样的兼业活动。
    而对于那些80后,90后的农民工而言,他们在出学之后马上就进入了工厂的生产线,他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也是农民。刚出学校时,他们还少不更事,对世界充满想象,以为铺天盖地的广告中描绘的生活也会属于自己。在城市的打工生涯中完成的社会化的他们,可以说全盘接受了商业消费主义赋予他们的生活模式。因为,除了这个渠道之外,几乎再没有任何能与之抗衡的主体性力量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行引导。义务教育阶段短期的政治教育因其抽象与宏大超出了少年儿童的理解范围,这种基础不甚牢固的世界观教育在周遭密布的大众文化面前不堪一击。赚钱-消费-享受-再赚钱-再消费…的无限循环取代了父辈传承下的子孙之链。这样的一批人在遭遇人生挫折时的抗打击能力异常脆弱,容易走向自我封闭的极端。他们所处的高度流动的人际关系网络不能给他们相对脆弱的心灵以足够的支持,以至于他们只能靠手机、电话、网络等信息通讯手段不断与亲人进行重复的沟通。这种沟通并不在于信息的交流,而是在于情感的慰藉。
    部分出生较早的80后已经开始面临或城或乡的人生抉择,这个抉择过程辗转反复,需要在一系列的摧折与磨难中历练而成。或许,他们足够强悍,足够坚韧,可以在风雨中屹立不倒,百折不挠,最后获得成功,完成自我的脱胎换骨,但更多的可能是,他们求学、经商、创业的努力被现实折回,使他们在不断的失败中反思和把握人生。无论留城的成功与否,在这段过程中,如果他们能够剥去纷乱扰攘的幻象,辨认出属于自己的生存模式,他们的继续社会化才算完成。否则,如果抑制自己的物欲,控制自己的情欲,有效地把持各种贪念,就容易误入歧途,坠入深渊。各式各样的越轨行动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极大收益,只是需要承受一些精神和肉体上的损失,或者一些人身和财产上的凶险。对于女子而言,一般是进入涉黄行业,而对于男性而言,则容易与黑字相连,这股越轨的冲动直到他们结婚生子之后才会面临较强的抑制,因为此时他或她所冒的风险已经扩散到了更大的范围,危及到了最亲密的情感共同体的生存。
    因此,在农村青少年刚外出打工到他们步入成年组建的家庭的这段时期内,对他们的引导与关怀就显得非常之重要。在沟村的几个深度个案中,这种引导绝大部分是通过农民工的家庭关系网来完成的,但却完成得相当惊险。倘若他们的家庭残缺,或者父母对子女的成长之路漠不关心,不以为意,又或者稀薄的亲情网络不能对他们实施有效地牵引以至于渴望新奇自由的他们挣脱了网络的束缚,那么他们的人生之路无疑会有更多的曲折和坎坷,而作为整体的社会则会呈现出更多失序与不安。
     
     
     
    后记
     
    行笔至此,心头一阵苍凉。
    沟村调查算不上是一种严肃的调查,至少我在从事一个个的访谈时,心里并没有做学术研究的企图。这使得最终形成的报告不像一篇社会调查,而是类似于一篇报告文学。但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失败,尽管这意味着我会因此而难以加工出几篇像样的所谓论文。
    沟村是我的家乡,报告中的许多故事,特别是深度个案中涉及到的个人几乎都是我儿时要好的朋友,或是与我有着紧密关系的亲人,他们都是这个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中再也平凡不过的凡人。我假借了研究的名义,采来他们人生的片段,叙成这样一篇文章,颇有些贩卖他们感情的味道。毕竟,我暴露了他们光鲜生活下不愿启齿的辛酸,却丝毫不能对他们这个群体有任何的裨益。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角色模糊之后,我竟然在清醒的一霎那卑劣地暗自得意:幸亏自己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想到这一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农民工的人生就像一叶浮萍,漂泊的轨迹凌乱,却要落叶归根。纵使万般无奈,也难以抗拒地心的引力,最终重回故土。我描述他们的坎坷奋争,记下了他们的曲折心路,但充其量这也不过是一种苦难美学,并没有在关怀的基础上做学理的阐发,进而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但我要争辩的是,这不是我不想,而是我不能。
    我深知自己对他们的侧面了解不足以把握整个群体的位置,找到解救他们苦楚的药方。我不想做那种大而无当的口号学术,空喊一些万灵的宣言:“加强某某建设,重视某某工作,打造某某力量,实现某某目标……”这样的口号太多了,以至于让人在口号的强大与现实的铁墙之间迷惑、焦虑、甚至于愤懑。
    作为庞大社会的一个部分,作为漫长历史中的一段进程,这些农民工兄弟注定了无法完全摆脱这种心灵的异化与情感的疏离,他们的困顿、压抑和迷茫也许根本不可能找不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物质已然丰富,精神却异常贫乏,尽管与他人比,心中甚为失落,但与之前的自我相比,仍然值得庆幸。无论长远的未来如何,当下的生活仍要继续。
    其实,他们迫切需要的根本不是慈善救助,而是心灵的疗救,心底的温暖。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处于商业消费主义和政治集权主义的两个极端,让人们找不到可以栖身的港湾,外表喧嚣,本质狰狞的消费文化会把人推向无尽的物化,找不到初始的自我;而外表恳切,本质冷酷的政治宣传却在抽象模棱的美妙辞令与现实的底层关注之间首鼠两端。公开的先进典型只是某些部门和机构装点门面的政治筹码,实质的进程却是那些普遍需要心灵关照的众生像布朗运动的分子一样到处碰撞自己的命运。
    他们太需要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社群,自己的文化,但是他们无力或者说无法来进行自我生产,只能靠无意识地截取流行元素中的些许片段来润湿自己内心深处的干涸。
    我曾经在火车上看着对面的一个农民工兄弟听着手机中的《光辉岁月》而泪流满面,但是,beyond乐队的这首歌曲却是他们为黑人总统曼德拉所做的赞歌,与这位农民工兄弟有何干系?然而,这样的提问又是何等肤浅!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这首歌的来历,背景,和目的,只要音乐悲壮的节奏中有歌手用肺腑缓缓发出的这样真诚的语句,他就足以泪流。歌曲用粤语唱道:“……年月把拥有变成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2009年3月16日午夜
     
     


    * 应被访村民要求,本文所有姓名一律采用技术手段加以处理,特此说明。
    [1] 调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一次是在2009年年初,一次是在2009年的3月上旬。
    [2] 沟村的孝道整体上仍保持完好,这与自然村内部同姓的小亲族之间的内部联系仍然比较紧密有关。这些同姓的小亲族多从同一个地方迁居而来,有着较强的认同感。在沟村,父母与独子分家的情况几乎没有,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儿子一般会在65岁左右正式分家(即当孙子女都成年可以外出打工的情况下)。
    [3] 就是在高层建筑开始建地基之前用人工挖井,然后往井中灌水泥,这样就可以保证高层建筑的稳固。由于用人工挖成本低廉,许多包工头就不用机械挖桩而改用人工,尽管这对于工人来讲十分危险。
      挖桩有“对手班”和“夫妻班”的区别。因为挖桩需要一个人在井下挖土,而另一个人在地上用辘轳把泥土摇出,井下挖土的人劳动量更大,而地上摇土的人相对轻松,对手班就是几个劳力合作,互相轮换,而夫妻班就是丈夫在下面挖,妻子在上面摇。大家都愿意“夫妻班”而不愿“对手班”,即使这样意味着自己更加辛苦,一方面这是因为赚钱更多,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夫妻在一起生活有人照顾,“衣服有人洗,伙食比较好,晚上不孤单”。
    [4] 沟村方言,小混混的意思。
  • 进入专题:农民工返乡调查专题
  • 责任编辑:y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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