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说,《江泽民传》史无前例,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写还活着的领导人的传记。“中国的媒体人士和官员对我说书中的很多细节中他们一无所知。” 库恩还说,他的书之所以在中国畅销并不是因为受到中国政府的青睐,而是因为书的内容精彩。他能在中国高层畅行无阻是因为他曾无偿为中国提供金融和企业战略咨询十个年头。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江泽民传》2005年在中国出版后成为畅销书,销售量达一百万之多。在美国,他的书引起争议。当美国著名杂志《外交季刊》2005年第4期发表了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布鲁斯·吉利的书评后,库恩曾著文反驳。
库恩在他的文章说,“江泽民并没有选我;是我选了他。为他写书是我主意,我的策划,我出的钱。我写此书是为了记录中国近代80年的创伤和变革。在写书过程中有人提供了帮助,他们是翻译,研究助理和编辑。但是,该书的一切编辑权在我手中,所有编辑决定都是我做出的。在中国没有一个人对此有其他想法。”

在回答他何以可以采访那么多中国的高官问题时,库恩说,我在写书之前在中国有良好的纪录。“我无偿向中国政府提供咨询十个年头,咨询范围包括科技发展、媒体工作、企业兼并和购买。”库恩还说,“中国领导人中重视科技和生意,而我的博士学位是人体解剖和大脑构造。我之前的工作和写作都与金融和企业战略有关。”(库恩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赠书)
库恩还说,他的书之所以在中国畅销并不是因为受到中国政府的青睐,而是因为书的内容精彩。该书中文版出版后中国的中央媒体并没有任何报道,是他和他的助手策划了草根宣传战略,宣传战同时在中国的32个城市打响。在推介自己的大作的过程中,他谈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胡锦涛主席面临的挑战,并荣幸成为第一位讨论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的外国人。
库恩说,他的《江泽民传》可谓史无前例,“是中国第一本写活着的领导人的传记。书中的很多的细节中国的媒体工作人员和官员都告诉我们他们一无所知。”
在问到江泽民如何评价他的传记,库恩说,“江泽民抱怨我把他结婚的日子搞错了。”
今年65岁,1964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生物学学士,1968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解剖学博士,1980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管理学硕士。(乔桥)
在昨天(17日)下午接受羊城晚报专访的时候,库恩博士似乎迫不及待地要与我们分享他的故事。正如他在新书《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封面上所提的,他有着一个又一个“美国人眼中改革开放的真实故事”。
在库恩上百次拜访中国行程中,广东属于甚少到达的地方,他坦言:“现在,正是广东开展产业升级、实行胡锦涛主席科学发展观、应对金融危机三种趋势交汇的时刻,选择这个时刻来到改革开放的先锋之地广东,有助于我更深入彻底地了解中国的发展。”
中国,是它选择了我
新作的分量,从正文后附的致谢名单中就能看出来
“真实”,是库恩说得最多的词。眼前这个戴着哈利·波特式眼镜、清瘦而文质彬彬的美国犹太人,总是会让人想起他那一堆头衔:科学家、慈善家、私人投资家、学者等等。(图片说明:我发现世界并不了解中国,而我了解得越多,便有越来越多的故事想要告诉世界。”———库恩)
而这其中,又以“作家”头衔最具光环———四年前,一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技惊四座;重新走入中国大众视野,是因为他的又一部新作品《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这本书的分量从正文后附的致谢名单中就能看出来: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李源潮、张高丽、王沪宁……逾300人,光省部级官员就有100位以上。
说起中国30年来的历史变迁,库恩如数家珍。这个不一定能说清“筷子”、“饺子”的美国人,却能用普通话流利地说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
“我是一个对事物充满好奇心的人,我最大的热情在于了解事情和它们的运行规律。”库恩的职业是投资银行,他打趣地说,政治和经济对于他而言,都是要了解其中的规律和内在关系,“科学与投资银行是我的选择,但是,中国,是它选择了我。”
20年前一次因缘际会,库恩在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邀请下来到了中国,“我被这里的人们吸引了”,在他的眼中,这里是一个充满着活力、创造性的地方,这里的人们正以巨大的热情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我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而就在了解的过程中,通往一个全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库恩记忆依然清晰,“我发现世界并不了解中国,而我了解得越多,便有越来越多的故事想要告诉世界。”
被比成斯诺,我很吃惊
要把中国的领导人还原成鲜活的、真实的领导者
库恩的全名叫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当《江泽民传》出来之后,很多媒体都称呼他为“当代斯诺”。每每谈到这里,他总是很认真地解释:“一开始人们把我比喻成斯诺,我很吃惊。因为,斯诺在中国和美国有不同的含义。”
库恩很直率地说,斯诺在美国是挨批评的,大家觉得他被利用了,而在中国,却是赞扬的意思。“在我看来,美国人对他的看法是有失偏颇的,我认为他是一个有贡献的人,”他强调,“我不会把自己比作斯诺或者其他的名人,我就是我,我写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我要把发生在中国的一切,介绍到西方国家去,我喜欢充当中西交流的桥梁。”他微笑地补充:“当然,当我的努力得到别人的肯定和赞扬的时候,我会感到很满足。”
库恩的采访,跟西方不少记者、媒体的采访方向似乎有些不一样。“我早期向社会介绍中国的项目,也是关注老百姓、基层人民的,包括农民、进城务工妇女、学生等等,但是后来我发现,西方的媒体一直只写百姓,对中国的领导人根本不了解,甚至非常怀疑。这时候,我意识到,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写一些独特的故事,描绘真实的领导者和他们真实的形象。”这也就是库恩着手写《江泽民传》的原因之一,这本书成功之后,他却表示:“我不仅要了解江泽民,还有新一代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以及下一代领导人的思想、观点。我要把这些人还原成鲜活的、真实的、而不是僵化的领导,这样将有助于消除西方人的中国威胁论。”(图片说明: “我见过不少中国领导人……其实真正接触后,他们是很好沟通的,也是很好的聆听者。”)
是第一站 也是最长一站
称赞广东变得有序、成熟以及具有战略眼光
从前天抵达广州,库恩的行程表就排得满满的:昨天一大早,便接触了粤电、广汽有关负责人,匆匆午饭之后赶去南沙港、龙穴造船基地,还抽空参观了南沙的湿地公园。“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锋,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先行者,”已经对北京、上海很熟悉的库恩特意将本次调研的第一站放在了广东,“我将花一周的时间在这里,除了广州之外,还将去东莞、深圳、珠海等地方,是这次调研时间最长的一站。”
对于广东的印象,库恩坦言:“我大概在1994年、1995年第一次来,那时候,广东是一个充满活力、能量,但是有些混乱的地方,因为那还是广东的改革开放初期;现在变化非常大,这里变得有序、成熟以及具有战略眼光了。”在库恩的眼里,广东是他了解中国改革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页。他分析指出:“第一代广东人是建造者,第二代,就是现在的人们,已经充满着战略规划考虑,而将来的广东,将会更成熟、发展水平更高。”
-对话库恩
中国对世界真的很重要!
美国仍有许多人误会中国
羊城晚报:作为一个美国人,中国的真相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库恩:是的,中国的真相真的非常重要。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是,中国对世界真的很重要。在美国,依然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是制造问题的国家,例如贸易摩擦、廉价产品等等,这是一种扭曲的认识。我在中国做了很多项目,不是为了说教,而是带领着西方读者去了解中国的各个领域,包括军事、文化、电影等等,告诉他们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想的,这是最好的反击方式。我不是要告诉他们:你们错了,而是想说,中国是世界繁荣和和平最好的伙伴。
中国领导人的才干是顶尖的
羊城晚报:与诸多中国领导人接触,你有什么感觉?
库恩:我见过不少中国领导人,例如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等等,明天还要拜见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其实真正接触后,他们是很好沟通的,也是很好的聆听者。他们曾经咨询我对奥巴马、金融危机的看法,他们想了解新鲜事物。可以这么说,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无论在智力、教育还是才干上,都是世界顶尖的、最好的、数一数二的。
羊城晚报:那能分享一下其中的小故事吗?
库恩:我在2005年去浙江省调研的时候,拜见了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举了“盲人摸象”这个成语来比喻,例如象的背部,相当于中国的西部,很大,却还没有开发;象腿,相当于沿海城市,发展得有力。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比喻是新颖而有用的。习近平建议我,要全面了解中国,就要跨地区横向了解,也要纵向了解中国的上下五千年。我现在依然记得这个说法。
不同口号反映不同时代特色
羊城晚报:你往往会关注到一些其他西方作家不太注意的角度,比如标语的变化,为什么会这样?
库恩:很多人以为,中国式的口号是空洞无物的。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2002年,我曾经采访过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他是一位见解非常深刻的思想研究者,他向我介绍了中国领导人执政思想的变化,我就发现了这些口号当中有着有趣的、具有多元化丰富内涵的内容,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于我而言,在调研中,这样的口号,相当于化学中的试纸,通过口号可以了解中国政府的理念,再从口号深入了解政府运作状况。例如,科学发展观,它具有丰富内容,可以解决复杂的内容、协调优化不同意见。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不同口号,能够反映不同时代的特色。
金融危机有危也有机
羊城晚报:眼下蔓延的金融危机在你看来,对广东的影响大吗?如何化解?
库恩:影响肯定是有的。金融危机来了之后,我们应该看到新的机会,世界的经济格局发生了改变,我们需要创新思维,保持和加速广东的发展。在不同时期,日本、韩国等制造业基地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通过产业升级最终占据了价值链的上游。广东正在进行产业升级,我认为,广东可以利用产业升级加速经济发展。目前,对外贸易已经受到影响,广东要学会拉动自己的内需,而不能单靠开发中东等小市场。
这一代的广东人也需要面临多元化融合、城乡发展、经济问题等,是面临问题最多最难的时刻,但是,我始终认为,有危,就有机。
记者手记
有关库恩
相比起北京和上海,库恩对广东的了解不深。他不知道“食在广东”、也不懂一丁点儿粤语。但是,这个头发已经花白的外国人,却在争分夺秒地了解这个地方———广州、东莞、深圳、珠海……每天从8点起床开始忙到晚上接受完媒体的采访,库恩还说,我一会约了教练打网球。在他的字典里,似乎没有“累”这个词。
库恩说他已经64岁了,还没有考虑过“退休”,因为,一天到晚的工作、一年到头在各个城市之间的游走,对于他而言,是件有趣的事情。尽管来了中国20年,库恩能说的中文却十分有限,他悄悄地告诉我,有时候,他要象征性地接一些电话,但他只听懂了开头的“昨天、今天、明天”,内容却一概不了解。但有限的中文,却并不影响他了解社会、了解中国。
采访结束,库恩依然兴致勃勃,于是我教了一句地道的“中国英语”“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库恩十分感兴趣,努力地叨念着。 (文/记者 李晓莉 图/本报记者 林桂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