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民主的扩张困境及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启示


    齐春雷 

        

        以多党竞争性选举、三权分立、议会制度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民主这20年来在全球进行了广泛的扩张,但目前在多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危机,遭遇种种挫折和困境。近年来,肯尼亚、黎巴嫩、孟加拉、菲律宾、格鲁吉亚、斯里兰卡、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危机频繁、动荡不止。为什么民主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和平与繁荣,反而成了各种危机的成因?本文试图分析西方民主出现扩张困境的根源,探讨对于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民主化建设的启示,以求为中国的政治发展作出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和建议。
        一、西方民主的扩张困境
        16年前,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在《第三波》一书中论述了上世纪70—90年代的世界民主浪潮:“民主化的运动是一项全球性的运动。在15年中,民主化的波涛席卷了南美,横贯拉丁美洲,来到了亚洲,冲垮了苏联集团的专制政权。”不久,把东德和西德隔离的柏林墙被推倒,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巨变,西方世界欣喜若狂。然而,从柏林墙倒塌到今天还不到20年的时间,西方民主面临全球性困境。
        在非洲,因西方国家实行“对非洲经济援助与民主化挂钩”的政策,经济不能独立的非洲各国被迫于90年代初仿效西方的多党制。1992年非洲“民主化”达到高潮,53国有40多个实行了多党制,到1993年底,非洲出现了1300多个政党。一个国家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政党林立,再加上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部族的存在,而且大多数党派同部族相联系。党派斗争、部族仇恨、宗教冲突、边界争端,引发了大规模的内战、内乱,很多国家成了硝烟滚滚的战场。仿效美国民主的肯尼亚在2007年底因总统大选引起种族矛盾大爆发,暴力、骚乱造成10多万人无家可归。
        世纪之交,在拉美发生了一系列社会动荡,1997年以来,拉美已有7位民选总统被迫中途退位。现在拉美地区贫困人口比例高达40%,是世界上贫富分化、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拉美的民主运动近年来逐渐演变成具有明显民粹主义特征的社会运动。
        在俄罗斯,早期的激进民主化运动导致今天的反弹,民众对激进民主化运动下形成和产生的寡头政治和寡头经济恨之入骨,这给普京政府提供了机会,普京通过民主机制造就了西方称之为“新沙皇”的权威主义政治,西方国家对此很不自在,美国国务卿赖斯指责“俄罗斯的民主进程在倒退,杜马选举不符合国际标准”。但是俄国人民接受2008年完成的俄罗斯大选就是有力的证据。
        在中东,“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雄心勃勃地要实现“大中东民主计划”,在那里建立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模式,6年来布什总统和美国政府为“大中东民主计划”可谓不遗余力,但是除了把阿富汗和伊拉克炸得满目疮痍以外,民主又在哪里?很多人相信,一旦西方军队撤离,那种外力强加的西方式选举民主也将摇摇欲坠。
        东欧一些国家在苏东剧变、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从原来的一党制迅速转向多党制,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众多政党。这些政党大多数政纲不清,立场不明,成为一些人进行政治冒险的工具。由如此繁杂的政党形成的多党制,造成了政党虽多而选民却无从判断和选择的“政党真空”局面,且因政治资源分散,常常难以形成稳定的多数政府,导致政府危机接二连三。如波兰,1989—2006的17年里,先后有12任总理组阁,每任总理的平均任期不到一年半。2007年4—5月乌克兰的政局动荡,亲西方的总统与亲俄的总理和政府之间的矛盾越演愈烈,继而演变为公开对抗,使政治危机升级。年底格鲁吉亚大选则引发政治危机。
        在亚洲,巴基斯坦自建立民主之后,很少没有危机的时候,今年因前总理贝•布托被刺,陷入深度政治危机。而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的民主运行质量也很差,选举中充满混乱和失序。贿赂、流血、暴力威胁、选民登记和计票作假时有发生。
        自1974年以来,已有90多个国家过渡为民主政体,而目前陷入困境的有50多个,包括大多数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亚洲8个民主政体中的4个、已转型为民主政体但未加入欧盟的前苏联国家,以及非洲的几乎所有国家。这些国家普遍受到治理不善的困扰,有些甚至深陷腐败和暴政模式,如果不推行重大改革很难再作为民主政体存在下去。就连许多被视为成功案例的国家,例如智利、加纳、波兰和南非,也存在严峻的治理问题。可见,西方民主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扩张中出现了不如人意的局面,在实践中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因为民主制度的软弱、不成熟,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二是这种制度在扩大民众参与的同时激化、加剧了原有的种族、族群矛盾,造成冲突升级,政治制度的变革损害了政治稳定。
        二、西方民主面临困境的原因分析
        西方民主出现扩张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的来说,可以主要归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西方民主的移植缺乏所在国的国情基础,尤其是制度基础。一种民主制度的效果如何,根本不在于其本身的架构,而在于它同这些国家特定的社会生态相契合的程度。在西方,以多党竞争的政党体制、代议制民主、三权分立等为特征的民主形式是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化及价值多元化、法治社会等相联系的,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些外在条件还不充分或者存在很大的欠缺,对“西方民主的移植”忽视了“国情土壤”的适应性。
        西方民主需要有利于民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的出现并成熟于西方世界,其产生和发展具有西方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条件。民主的发生发展和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经济发展导致中产阶级的崛起,参与政治的要求也随之而来。民主还需要制度基础,从人类历史上看,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民主国家,其基本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得以确立和巩固的,否则,民主化之后,很多制度难以产生和发展。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如果没有这些基本国家制度,国家的发展都会面临严峻挑战。西方国家的基本国家制度都是在中央集权专制时代产生的,包括基本官僚政治系统、法律制度、中央地方关系、社会保障、国防、外交等。究其原因,几乎所有国家层面的制度,都必须自上而下地建立,而只有中央集权才能克服既得利益,从国家利益出发来进行制度设计,没有中央权力,就难有近代国家。民主化之后,基本国家制度会有变化或转型,但基本架构不变。当然有些制度只有在民主化之后才能出现、发展、完善,如代议制、选举制度等。二战后,民主政治通过西方占领的方式得到推行也有成功的范例,最典型的是德国和日本。但民主之所以能够在德日发生和发展,和这两个国家的传统和社会结构有着深刻关联,德国本身就有民主经验,而日本在战前也出现过民主化运动。
        很多发展中国家既不存在有利于民主生长、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更缺乏制度基础,民主的产生或是因为政治精英追求理想的结果,或是西方输出民主的结果。然而,民主尽管可以通过输入或输出得以发生,但因为缺乏社会经济条件和制度基础的支持,伴随着初生民主而来的往往是无尽的政治危机,这些国家同时也失去了进行基本国家建设的稳定环境,往往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没有能力来维持社会政治的稳定、发展经济,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有限的资源被政治人物和社会强势群体所争夺、占据,这当然不会给广大民众带来利益。
        其二,为了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西方简单地把民主规定为多党制下的选举制度。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西方民主目前在很多国家被大大简化为选举程序,只有程序民主才是实质民主,连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法制社会、公民文化这些民主的基本要素都似乎可有可无,试图通过“一人一票”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然而,历史上由于片面强调简单的选举程序而导致违反民主初衷的事情并不鲜见。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被“公民大会表决制度”以“腐蚀青年思想罪”判处了死刑,希特勒的纳粹党则利用德国人民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各种不满,采用民族主义手段,轻而易举地在1933年获得了37.4%的选票,成为德国议会第一大党而上台执政。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因此质疑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他认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异的,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否认这些差异,预设所有人的品行不分好坏,都行使同样的权力,结果导致了暴民政治。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民众为你治病呢,还是找医术精湛的大夫?那么,治理一个国家,其责任和难度远大于一个大夫,你该找谁呢?”这个问题代表了柏拉图的精英主义政治理念,从今天的标准看,也许他的精英意识过强,民众意识过弱,但他提出的问题到今天还有现实意义。今天,这种把民主简化为选举的推广模式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劣质民主层出不穷,官员从政府中牟利,有权有势者压迫弱者,贪官污吏通过贿选当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争权夺利,以民主之名,行黑金政治、部落主义、民粹主义之实,他们的国家也因此陷入动荡甚至战乱。
        其三,民主的运行规则因缺乏法治文化的积淀、法治社会的基础不能得到有效地遵守。民主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运行,虽然具备符合民主原则的规则和程序,但实践运行的质量很差。在现代民主社会,政权享有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选举,政党只有通过选举的方式,才能光明正大地执掌权力。然而,在很多国家的多党制下,尽管也存在激烈的竞争,但由于这些竞争往往未能严格遵守既定规则,从而导致规则和程序合法性传递功能的不足或丧失,在选举中,政党的竞争规则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和证实,导致实际的权力交替、轮换缺乏人们内心坚守的道德层面的规则,操纵选举、贿选司空见惯,暴力时有发生,违规事件层出不穷,竞争性选举变成血腥的零和斗争,其成败关系一切,政治人物和机构为谋取权力和财富不惜动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打破任何可能打破的规则,这使得选举失去其应有的民意代表性以及合法性支持,最后导致政权合法性的衰落。同时,程序规则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就意味着社会中不存在关于国家权力产生和转移的程序共识,这种实际上的无规则常常诱发政治不稳定,至少是增加了政治不稳定的风险。
        其四,西方民主难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新兴民主国家必须向世人证明,它们可以解决自己的治理问题,满足公民对自由、正义、更好的生活和更公平的社会的期望。在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和国家,西方民主并没有像它的兜售者鼓吹的那样,也没有像当地的民众所期待的那样带来经济的繁荣、公民的平等自由、社会的公平正义进步乃至国家的强盛,甚至很多国家存在严峻的治理问题,出现官员从政府中牟利、有权有势者压榨弱者的掠夺性政府。原因就在于,西方民主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形势和任务而言,有些“文不对题”。一个国家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对于处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都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增强社会的活力;另一方面,其整体要具有将有限的民力、民智集中起来,实现国家跨越式发展的能力。也就是说,在保护公民权利的同时,要能够集中国家权力,这是任何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具备的双重功能。但是,西方的民主政体的重点是限制社会公共权力,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在内的个人权利,不利于集中民力、民智,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来看,西方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带来社会的进一步分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国家变得虚弱不堪。这表明西方民主政体不适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发展中国家需要探索建立一种能够同时满足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的双重需要的民主政体。
        三、西方民主困境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启示
        经过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已经造就了一个开放经济体和一个开放社会,这表明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客观经济、社会环境趋于成熟,这必然要求政治的进一步发展。目前西方民主的扩张困境,对研究正在进行的中国政治发展有着深刻的启示。
        第一,中国应坚持走自己的路。西方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和困境并不构成对民主政治本身价值的否定,相反,民主政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积累起来的共同财富。但历史是开放的,民主政治更是一个开放体。民主政治具有多种形式,发展民主政治的途径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并不是只有西方民主一种模式,所有运转有效的民主政体都是追求民主的人们在开放创新的心态下追求适合本土的政治制度的结果。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自己来实现的,外国的经验教训都要吸取,外国的模式可以参考和借鉴,但决不能照搬。民主的理念虽然具有普世价值,但如何落实为一国的实践,要根据本国的经济、历史、文化、习俗等现实情况来采取行动。因此,中国应拒绝简单地输入西方民主,但同时又要积极地根据实际情况来发展中国民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本来就有上千年精英治国的传统,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和传统出发,积极探索并逐步建立、完善既能保证德才兼备的人才脱颖而出,又能使他们的权力受到全面监督的民主制度。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把民主严格界定为一种决策程序、一种手段而不是终极价值,他认为终极价值是人的自由。不管如何评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说,他关于民主所服务的价值高于民主本身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民主建设仍有启发,我们进行的民主建设应首先考虑民主所服务的价值,这个价值应该是国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应该从这个价值出发,来设计我们的民主制度,一定要以中国人的眼光,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来研究和实践民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国运昌盛、人民幸福。
        第二,稳定压倒一切。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剧烈变化,导致各阶层、群体利益的多元化、复杂化,如果任由他们以无序、激烈、妄动的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就无法保证安定的社会环境,制定良好的政策无从落实,经济发展也无法实现。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更需要清醒、审慎地对待“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改革。因此,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这是十分明智的决策。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桑德•施耐德则认为:“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就只有一线之隔,走错一步,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保持稳定。” 
        第三,领导核心是关键。中国30年经济发展的成功有诸多要素,但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并依靠对国家社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为这些目标的实现调动了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构成受人民拥戴的、与时俱进的坚强领导核心。在现阶段,要加强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不仅关乎党内政治生活,实现领导人选的轮替、决策的科学化和遏制党内腐败等,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党内民主来强化、保证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权威。民主本身的价值需要通过制度来体现和完善,如通过权力制衡来遏制腐败,通过竞争来选择德才兼备的政治家,通过责任政治来向人民负责等等。制度建设要求中央政府具有足够的权威和权力,中央没有权威,决策就很难推行下去,各方面的制度建设也难以开展。
        第四,民主的发展应坚持目前的选举式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循序渐进地展开。学术界较为一致地认为,我国的民主改革是增量民主的渐进式改革,即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逐渐纳入合法的体制外因素,在“存量”和“增量”之间进行合作、协商,从而避免冲突的出现,以求各方共赢和政治发展的稳定有序。协商式民主正是这种渐进式改革的内在要求。在多元利益诉求膨胀的转型期,将社会力量纳入体制内合法可控的渠道,通过协商从而达到共识和认同,而不宜采取扩大竞争性的途径,以免加剧社会矛眉,引起社会动荡。协商式民主政治主要体现在人民政协制度和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
        当前的十一届全国政协由共产党、各民主党派等组成了34个界别,基本上代表了我国多阶层、多党派、多民族、多宗教、多种所有制结构以及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社会现状,代表性强,信息量大。今年在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中,中共委员39.9%,非中共委员占60.1%。各界人土在政协里就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认真坦诚地政治协商,充分反映社会各界的利益诉求。多党合作是协商式的民主,它的着重点不在于最后的表决,而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地讨论。执政党在进行重大决策之前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协商,这种反复协商的过程,也就是广泛征集群众意见、建议的过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选派代表直接参政议政,或以政党形式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监督,广泛吸纳、反映来自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群体的意见、建议,使国家的重大决策,既根据多数人的意志,又使少数人的意见得以充分表达。
        当然,一党的长期执政也存在因缺乏竞争可能导致的发展惰性。因此,目前的中国政治领域正在逐步增加竞争性因素,以激发政治领域的生机和活力,在2007年举行的中共十七大两委(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选举、今年的人大、政协委员选举中都扩大了差额选举的比例,虽“渐进”但是仍在不断“前进”。欲速则不达,中国正在做着前无古人的伟大而艰难的事业,不能搞“休克疗法”,更不能“大跃进”,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唯一途径。30年的经验证明,中国走自己的改革开放之路,虽然也有诸多问题,但总体效果要比那些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发展中国家好得多。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整个世界为之惊叹;在政治发展方面,中国也会逐步走出自己的路,并最终赢得世界的喝彩。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2期《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 责任编辑: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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