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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农村问题再度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大家讨论的核心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这些发出声音的学者中,大部分人虽然不愿明说“私有化”,但是对农村土地更大程度地接近私有化的呼声却异常高涨,舆论一度呈现出一边倒态势。最终,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个温和得多的方案,之前的喧嚣也一下子沉寂下来。

    实际上,在此之前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学界一直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和争论。对于现阶段的土地“家庭承包制”,改还是不改,左右两方争论不休。大体上说,在这场争论中一方主要执以强大的经济学逻辑,而另一方则诉诸来自观察的草根经验。不少主流经济学家,尤其是一些海外华人学者,都认为只有通过土地私有化或者变相私有化,厘清产权,实现土地买卖,推进城市化和规模经营,减少农民,才能解决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的困境。而在大部分农村研究学者基于对农村长期的实地观察,则认为现行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兼具农民社会保障和减弱贫富过度分化的作用,农村土地私有化或准私有化意味着巨大的社会风险,会导致土地兼并集中和严重的失地农民问题,导致全社会的不稳定。

    在这看起来清晰的逻辑和显得粗浅的经验之间,孰是孰非,一时的确难以分辨。虽然在中国革命传统的认识论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地调查中的认识作为来自“实践”的知识才具有第一位的“合法性”,但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仍然具有强大的逼迫力,执此“秘技”的学者也已经开始登堂入室,逐步渗入和影响着国家的重要决策。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这场争论,在很大意义上就反映了这样一种认识论的差异。

    那么,到底哪一种观点更有合理性,评判其合理性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些不同观点的学者之间,到底是目标一致而手段不同,还是在基本的价值立场上就有差异?如果他们都是诚实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在遮蔽着不同学者的眼睛,让他们分别看到了不同的事实,或者即使对同一事实也有不同的认知和判断,形成如此不一致的认识呢?在当前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以及社会阶层利益结构的高度分化,似乎已经在刺激着思想者对某些根本的方法论问题重新思考了。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也曾有过模糊的认识,但是随着最近几年的思考和调查,我越来越认为,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现状究竟如何,以及怎样改革的问题上,来自草根的经验应该具有第一位的“合法性”,而不能以某种抽象地论证出来的“效益最大化”作为判断的标准。甚至可以认为,那些根据某种“纯粹的”经济学逻辑演绎出来的理论,要么是一种想当然的过度简化,要么就是一种刻意的误导。

    先不谈土地私有化是否可以实现所谓的“效益最大化”,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土地私有化的后果对什么人更有利,而哪些人则更可能受损。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观察,农村土地私有化,允许自由买卖,其后果更可能类似于前苏联的私有化改革,即财富会迅速集中到少数富裕阶层和寡头的手中,而不是普遍地让中低层民众增加所谓“财产性收入”。

    根据许多“三农”学者和笔者本人的实地调查,在大部分农村地区,作为人口大多数的底层农民是不支持土地私有化的。当我们问:为什么?土地成为他们自己的财产难道不好吗?这些农民朴素的回答是:如果那样,就会出现有人很多地,而有人很少地,甚至没有地的情况,没有地的人怎么活呢?

    这就是大部分中国农民在土地问题上最简单的逻辑。他们甚至还没有想到,如果土地私有化之后,资本的力量进入农村,再与权贵和乡土势力相结合,可能会造成更大程度的土地兼并和不公。实际上,在农村内部,赞成土地私有化和买卖的农民极少,除了那些城市近郊可以马上享受土地开发补偿收益的农民,在广大的农业型村落,只有少数可以完全不依赖土地的“外出打工者”和“先富者”才更多地赞成私有化。一些“外出打工者”会觉得土地已经无所谓,但对于那些农村内部的“先富者”,他们赞成私有化的目的恐怕是想有机会买入更多土地。

    在普通农户的逻辑中,某种所谓的“效益最大化”并不重要,农村能够维持一个基本的平衡和安宁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农村重新出现以前的“大户”,出现无地的“佃农”,农村的平衡和公正必然会被打破。作为祖祖辈辈世居此地的人,普通农户对村落中出现“豪强”和“势力”的忧惧是如此的明显,这一点恐怕是许多远离乡村的“理论家”无法想到的。

    这样的农民逻辑就可以简单地说是“愚昧的”吗?如果我们站在某种抽象的“最大化”立场上,当然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无视实际上已经出现的无地农户和“租地户”,无视他们的痛苦和挣扎,当然也可以这样认为。而实际上,我国家庭承包制下的小农经济,已经实现了在单位土地上极高的农业产出,说土地集中后会有比当前的分散小农有更高的土地生产率,也完全是想当然的观念。

    在农村土地制度问题上,争议也许仍然会持续下去。但是,凭空演绎,无视实际上极其复杂的现实的做法是我们必须避免的。我们固然要借鉴西方理论的成果,但来自底层的草根经验应该成为我们进行理性思考和选择价值立场的基本出发点。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写作受益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09年湖南汉寿调查项目,感谢课题组成员的思想影响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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